摘要：日本明治时期展开的“言文一致”运动包含了众多复杂的侧面， 二叶亭四迷等日本近代作家所进行的文体实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日本近代文学与“言文一致”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会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二叶亭四迷等近代作家的文体实验的实质。
关键词：日本近代文学； “言文一致”运动； 二叶亭四迷；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Genbunitchi Movement
Abstract:Genbunitchi movement, which flourished in Meiji era, includes various complicated aspects.The stylistic experiment practiced by modern Japanese writers, like Futabatei Shimei, is only one composite of the movement.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Genbunitchi movement is of great help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movement and stylistic experiments tried by the modern writers, like Futabatei Shimei.
Keyword: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Genbunitchi movement;Futabatei Shimei;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框架发生重大改变之后， 先前的许多研究模式都自然而然地在受到批判之后遭到摈弃， 比如以“自我的建立”为基本标准来寻找日本近代文学的起点这一思维方式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 而这一事实本身标志着“西方的绝对幻想”在日本的破灭。但即使是在这一背景下， 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对“言文一致”这一课题的探讨不仅予以了保留， 而且， 在与之相关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当然， 前后两种研究， 无论是在研究视角、研究框架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综观日本学者对明治时期所展开的“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 它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视角主要来自于文学的内部， 它的主要内容体现在近代文学的文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一侧面；第二阶段是从“国民国家”的角度出发， 把“言文一致”运动和日本“国语”的形成相联系而进行考察。第一阶段的研究与其说是从近代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言文一致”运动还不如说是标榜了日本近代文学对“言文一致”运动所做出的贡献， 由于日本学者对二叶亭四迷以及山田美妙等人的功绩赋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因此便容易造成“言文一致”运动以二叶亭四迷等近代作家为中心来进行并最终加以完成的印象， 这用长志珠绘的话来讲就是：在日本， 最初开始提到“言文一致”运动首先会想起明治20年代新的文学潮流--《浮云》、《夏木立》为代表的口语文体的改革运动[1]109.第二阶段研究的根本思维方式来自于在以西方为标准的共同幻想破灭后对“近代”以及“近代国家”等一些自明的前提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它的基本思路来自班纳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 其内容简单的说就是近代国家在建立以后需要在其政治疆域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使其成员拥有归属感， 为此近代国家要在打破在此之前的众多林立的次生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统合， 而语言方面的统合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此种语言被建立的基本前提是所有共同体成员都能理解并运用。而在日本建立满足这一要求的语言进程被称为是“言文一致”运动， 而被建立起来的语言被称为“国语”.但第二阶段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与第一阶段有很大不同， 他们主要是前岛密、森有礼以及标榜假名和罗马字的各种国字改革团体等等， 二叶亭四迷及山田美妙等近代作家虽然也被提及但却已不占主流位置。
上述两个阶段在研究对象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禁会使人产生如下疑问∶为何两个研究阶段所关注的对象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如果说对二叶亭四迷和山田美妙等近代作家所进行的文体实验所做出的先前的评价被降低的话， 那其中的理由是什么随之而来的是， 在此种变化产生之后又该如何看待日本近代文学与“言文一致”运动之间所存在的关联为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做如下工作：首先是在对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发展脉络进行分段性地梳理的基础上对日本近代文学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定位；其次是对二叶亭四迷在小说《浮云》中所实施的文体实验的实质予以说明；最后是对日本近代文学和“言文一致”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一、日本“言文一致”运动概观
众所周知， “言文一致”运动之所以产生的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在于明治初期的日本由于身份、性别或者是体裁的差异而导致的众多文体林立的局面。为了改变此种状态， 建立一个谁都能够阅读和写作的共通而又简单的文体便成为了当时的首要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 在当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口语为基础来书写文章。而在今天对其考察的结果用柄谷行人的话来说就是：言文一致既不是使言和文一致， 也不是使文和言一致， 而是新的言=文的创出[2]42.
对于“言文一致”运动所得出的上述基本性结论现在业已达成共识， 应该不会有错。但这毕竟是后人在综合考察“言文一致”运动之后所做出的结论， 而“言文一致”运动本身的发展却并非像结论所说的那么轻松， 它的发展历程简单地说是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
第一是起源阶段。所有对日本“言文一致”运动进行研究的人都会承认，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思想的最初起源来自于前岛密在1866年向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上奏的《汉字废止之议》， 在这份文书中， 前岛密提出为与西方列强相比肩， 应该废除不具实用性的汉字以及说话和书写之间的形态应该相一致的主张。前岛密所指的语言是当时武士阶层的礼貌语， 它与当时公用文书的文体--“候文”在实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如果把文章中的“候”字去掉就和当时的会话语言基本一致， 而把当时会话中所使用的语言加上“候”字便成为文章。这也就是说， 至少在当时的武士阶层中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类似于“言文一致”的状态。而此种状态在进入明治时代后便被打破， 而其原因是来自明治政府的高官、官僚以及协助他们的启蒙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文章基础是年轻时代所受的汉学教育， 他们在夺取政权之后用汉文的改写体来书写政府的方针和主张， 而这样的文章使不仅是一般民众， 而且即便是非常习惯候文的人也难以理解， 因此， 当时的官僚和启蒙知识分子一边自己破坏了先前的类似于“言文一致”的状况， 一边因一般民众以及年青一代识字率的不足而痛感应该重视文字学习的经济性。
第二是“国字”阶段。正是因为深感文字学习经济性的重要， 因此明治时期的官僚和启蒙知识分子首先在对以汉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对西方的表音文字给予关注， 其原因是表音文字在学习的过程中无需像学习汉字那样花费众多时间。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森有礼和各种假名使用、论罗马字使用论。森有礼非常着名的“日本语废止论·英语采用论”曾遭受到后人强烈的批判及嘲笑， 但李妍淑在《“国语”的思想》一书中为森有礼进行辩护道∶那种嘲笑与攻击未必是在正确理解森的言论之上而发出的[3]3.李妍淑在考察了森有礼的言论之后做出如下结论：森有礼的确强烈主张“向日本帝国导入英语”, 但那和“日本语废止”根本不属于同一层次的问题。那是因为森有礼只是主张了作为所谓的“通商语”的英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森还主张改变完全以汉文为基础的此前的教育方法， 寻求确立日本语的教育方法， 为此， 应该使日本语罗马字化[3]7.事实上， 森有礼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至今以来的日本的所有学校经过了数世纪之多却一直在使用中国语。非常奇妙的事情是我们在实现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却不曾拥有使用我们自身语言的学校和读物[3]7.正如李妍淑所言， 这句话首先反映了森有礼对以汉文为基础的日本语教育方法的批判。但森有礼的这一言论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的话就是， 既然日本的学校教育和读物都是使用“中国语”, 那么从“文”的层面上来看， 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个“日本语”.如果这样， 那么如何来进行“日本语废止”的行动呢但是当时的官僚和启蒙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 他们认为只要把当时使用的“文”用表音文字来进行表记， 那文字学习的经济性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因此， 这一阶段“言文一致”运动主要集中在了“国字”问题上， 而作为其现象就是假名论和罗马字论的盛行。但是伴随着“言文一致”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无论是假名使用论还是罗马字使用论事实上都是表面性的东西， 根本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因为即便是用表音文字来书写文章， 由于使用的文体没有做任何改变， 其结果便是如果对汉字的复合词没有理解能力的话， 文章的内容不仅依旧苦涩难懂， 而且文字学习的经济性也根本无法实现。
第三是“文体”阶段。由于“国字”所拥有的极限被清楚地认识， 因此， “文体”改革便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但即便是从当时的文体状况来看， 由于汉文训读体、候文以及和文混杂在一起， 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文体， 这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文”, 因此创建一个统一的文体就成为了当时“言文一致”运动的首要任务， 并且此种文体还要必须照顾到一般民众和年青一代。在此种要求下， 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在欧洲和美国， 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章之间基本上没有距离， 因此使说话的语言直接变为文章便成为了“言文一致”运动的主要原则。而在这一原则指导下， 俗语， 也就是日常会话时所使用的语言的价值开始被认识。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汉文不能够充分地表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世间风俗， 而俗语却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俗语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首先是当时日本的俗语比较粗野， 不够温雅；其次是地域性的差异太大。而这又说明了另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那就是当时的日本也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言”.既没有一个统一的“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言”, 那么“言文一致”运动本身已经失去其基本前提， 根本就无法成立。可就是在此时， “国语”制定运动开始展开， “言文一致”运动又迎来了新的契机。
第四个是“国语”制定阶段。考察“国语”的制定和“言文一致”运动之间的关系， 龟井秀雄曾做出如下结论：所说的“国语”制定运动就是克服了使言文一致的实验受到挫折的标准共通语不存在的现实， 并创造在日本任何地方都可以流通的均质的“言”的运动[4]75-76.龟井秀雄这段话所表露的信息是：“国语”的制定和“言文一致”运动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从二者的关系上来看， 并非是“言文一致”运动促成了“国语”的形成， 正相反， 是“国语”的制定使“言文一致”运动得以延续。“国语”的制定及推广是以政府为中心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 “国语”是为国家支配而设置的政治装置， 它是语言和国家意识相结合之后的产物。这也就像李妍淑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国语”并非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 它是在为求得适合近代国家语言规范的意志下而创出的价值对象[3]93.而这种语言的政治思想化在体制上的具体实施主要体现在1900年受文部省委托而设立的国语调查会、作为初等教育中的一个科目而设置的“国语科”以及留意口语表现的教科书的作成。而这一系列行为的背景， 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的国家意识的高扬。
通过对日本“言文一致”运动进行粗略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言文一致”运动最终还是以“文”为中心而进行的一场在语言层面的改革， 虽然它的原则是力图使说话的语言原封不动地成为文章。二是从“国语”制定的角度来看， “言文一致”运动仅仅是其重要的基础， 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性的概括， 因为在“言文一致”运动的前三个阶段， 明治政府并未参与进来， “国语”的思想当然也并未导入。三是从“言文一致”运动的整体过程来看， 二叶亭四迷等人所做的工作应该属于第三阶段。从这一角度来讲， 日本近代作家所进行的文体改革很显然也不能完全概括“言文一致”运动， 它仅仅是“言文一致”运动的一个侧面。但结论三到此处还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在考察“言文一致”运动第三阶段的时候既然得出了“言文一致”运动已经到了一种无路可走的地步， 那么， 二叶亭四迷和山田美妙等人所做出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二、小说《浮云》中“言文一致体”的真相
二叶亭四迷之所以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他在“言文一致”运动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处在第一个研究阶段的人都一致认为：二叶亭四迷是最初在小说《浮云》中实现言文一致体的人。而在第二个研究阶段中， 二叶亭四迷小说《浮云》中的文体所起的作用开始被淡化， 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说：最初的对言文一致的尝试是宪法颁布议会开始的明治20年代初期。其最有名的例子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但《浮云》在同时代基本上并未产生影响力， 二叶亭四迷自身也停止了创作。而二叶亭四迷对“言文一致”的尝试真正产生影响力的是其翻译， （中略） 像欧外、透谷等那一时期的“内向性”作家转向了文语体， “言文一致”运动之火已经基本熄灭。而其开始再度燃烧的时候是独步写《武藏野》的时期， 也就是20年代末。而独步所受的影响并非来自二叶亭的《浮云》， （中略） 而是来自于其翻译[2]42-43.
柄谷行人的这段话基本上推翻了第一阶段研究者对二叶亭四迷的评价。那为何不是《浮云》呢众所周知， 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常识， 二叶亭四迷是模仿圆朝的速记文体而在小说《浮云》中创出言文一致体是被众人皆知的。速记是一种与通常的文字体系不同的符号系统， 它是把说话人的语言用符号记录下来然后再翻译成文字的过程。日本明治时期， 速记法最初在1880年前后开始被用于议会的议事记录、政党论战及演说等等， 但后来又被用于记录圆朝的落语， 即把圆朝的落语变成了文字读物， 并成功地成为大众娱乐的活字商品。由于速记是把圆朝所说的语言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 因此在当时被认为是“言文一致”得以实现。然而圆朝的落语讲述的是幕府末期的人情本， 速记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原封不动地记录了圆朝的声音， 但事实上却是记录了通过圆朝的口而变成声音的人情本这一书写体裁的文体， 这也就是说， 速记记录的最终还是“文”, 而不是“言”.另外， 对速记者把速记符号翻译成的文章加以考察可以发现， 速记者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解释， 因而这也绝对不能称为是“言”的忠实再现。所以受到圆朝速记文体的影响而写成的小说《浮云》也并非是真正的言文一致体。柄谷行人在对《舞姬》和《浮云》第一篇的文体进行对比之后得出如下结论：《舞姬》虽是雅文， 但其骨格完全是欧文的翻译体， 而《浮云》有一半是用人情本和滑稽本的文体书写而成的。当然， 在第二篇当中的文体产生了变化， 但据说那是二叶亭首先用俄语书写然后再翻译过去的。他由此放弃了《浮云》， 从那以后20余年没有写过小说[2]56.通过这段话可以明白， 二叶亭四迷通过圆朝的速记文体而进行的文体创出活动完全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读过二叶亭四迷小说《浮云》的人都十分清楚， 作为现在的人在阅读过程中会存在着相当的障碍， 而且小说《浮云》与后来的芥川等作家的作品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现象似乎可以多少说明了， 所说的在《浮云》中被二叶亭四迷创出的近代文体和后来作家所使用的文体是有差别的。
日本近代文学在其初始阶段之所以进行“言文一致”的实验， 其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书面语言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内心世界， 这也就是当时被坪内逍遥等人称之为“表现苦时代”.二叶亭四迷在其《我的言文一致的由来》一文中提到自己进行“言文一致”实验的根本原因时非常明确地说到：因为无法写文章， 所以开始了[5]337.而其使用圆朝的文体主要是接受了坪内逍遥的建议。虽然二叶亭四迷也认为圆朝的文体当然是言文一致体， 但他同时也认为这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二叶亭四迷作为其“言文一致”体的规则是：所有没有成为日语的汉语都不予以使用， 而且由于相信俗语的价值， 因此在用词过程中多参考式亭三马的语言。虽然坪内逍遥曾建议他加入一些美文的要素， 但二叶亭四迷本身却认为排斥美文要素是更确切的选择。但这一切实验用二叶亭四迷自己的话来说是：“最后以失败告终， 我想无论谁来做都不会取得成功吧”[5]339.而在《我的言文一致的由来》的最后二叶亭四迷写到：“现在现在嘛， 我赞成坪内先生的想法， 留学在和文与汉文之中。”[5]339
《我的言文一致的由来》一文发表于明治39年， 而小说《浮云》第一篇的发表时间是明治20年， 中间相隔了19年。在19年后， 二叶亭四迷不仅承认了当时自己“言文一致”实验的不成功， 而且即便是在19年后依旧在和文与汉文中留学， 这一切都可以证明， 二叶亭四迷并没有在其小说《浮云》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体。
那么为何后来的研究者们产生了二叶亭四迷通过《浮云》而实现言文一致体的错觉呢小森阳一进行了如下考察：所说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国语”, 完全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且必须是同时代“国民”能够共通使用的语言。 （中略） 所谓的“言文一致”运动就是切断和江户的关系， 要把明治的支配阶层所居住的东京山手这一极其局限的地域的语言， 也就是说在特权领域内被使用的局部语言发展成“国语”的运动。 （中略） 从不具备通过文体而进行统合“国民”的意图这一点上来看， 式亭三马的 （中略） 文体不可能成为作为“国语”的“言文一致”体， 同样， 三游亭圆朝的讲说也不可能成为“国语”的基础。 （中略） 二叶亭四迷的极为个别而且是个人的文体之所以被倒错性地视为仿佛是“言文一致”体的起源仅仅是由于在其小说中创造出了与使用山手地区语言的登场人物的台词样式好像并不矛盾的而且具有一定抽象性和均质性的记述文。 （中略） 而其“记述文”创出的契机是来自于翻译工作[6]23-24.
这段很长的引用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二叶亭四迷在小说《浮云》中的“言文一致”实验是不成功的， 尤其是通过圆朝的速记体的部分可以说是失败的。二是二叶亭四迷显得成功的部分不是来自于圆朝的速记体而是来自于二叶亭四迷自己的翻译。而正是有了这一部分才会让处在“言文一致”第一阶段研究的人们产生错觉并对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做出高度评价。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明白， 二叶亭四迷等近代作家在整个“言文一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第一阶段研究所评价的那样伟大。二叶亭四迷的文体实验以失败告终， 而作为另外一个曾被高度评价的作家山田美妙虽然使用的是东京地区的语言， 但由于其语言属于江户时代地位低微的人群， 其实验受到读者们品味低下的责难而遭遇挫折。因此， 从这一角度来看， 二叶亭四迷和山田美妙等近代作家的实验虽属于“言文一致”运动的组成部分， 但却并未对“言文一致”的形成和推广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三、日本近代文学与“言文一致”运动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明白， 对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时首先必须清楚的一点是， 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运动事实上是指“起源”到“文体”这三个阶段， 而第四阶段的“国语”的制定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属于民间运动。从这个分类方法来看， “言文一致”运动本身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而且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其中的道理便是：要想在全国范围内， 规定“国民语言”这一行动规模巨大， 而能完成这项任务的机构也只能是国家， 其它机构或个人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虽然“言文一致”的必要性最初是由某些个人或团体意识到的。
另外， 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也有需要阐明之处。众所周知， 在日本， 真正意义上的对日本近代文学开始进行研究的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这是因为在二战之前， 日本的“国文学”学者认为明治之后产生的文学不能很好地反映“日本”的“国民性”.而在二战以后出现的有关对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与判断， 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一些想当然的成分， 而且后人在评价先前的文学作品时所持有的立场与观点的背后必定存在着相应的政治装置。
通过前面的引用业已明白， 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这也就是说， 即便二叶亭四迷的“言文一致”实验是成功的， 那它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但是， 由于在国家机器运行的过程中， 文学批评必须承担教育机能和教给世人所谓的“正确”的读书方法及人生的责任， 因此， 一些所谓的“典范”作品便被建立， 而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由于符合了相应的条件， 所以便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因此， 先前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所被肯定的文学作品在其产生的当时仅仅是一个侧面的存在。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往往有可能被后来的评论者片面地夸大。
“言文一致”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家为单位才能够得以完成。而近代国家在进行“言文一致”的过程中， 首先是以初等教育为中心并辅之新闻报纸等媒体通过启蒙的形式加以制度化的。但是笔者想在此强调的一点是， 虽然单纯从“言文一致”运动本身来看可以得出被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规定为是正统文学的作品， 也就是所说的“纯文学”的作品， 虽然是“言文一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不仅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且也并未起到后来对其所评价的巨大作用， 但是， 从日本“国语”的创出及推广的角度来看， 日本近代文学还是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这最少是从两个方面加以体现的。
首先是新闻报纸。小森阳一曾说到：日清战争， 对于这个国家 （指日本、笔者注） 来说最初的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大幅度地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叫做报纸的这一活字媒体。 （中略） 对于把亲人送到战场上的家庭来说， 即使说只有报纸才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骨肉是否安泰的唯一情报源也绝不过分。由于战争， 报纸的发行量迅猛扩大， 与此同时， “大报纸”与“小报纸”的差异也开始消亡[6]56-57.而就在这被广大日本国民所阅读的报纸上， 正冈子规、国木田独步等人不断地在发表文章， 而在战争结束后， 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便成为了提高报纸的商品价值的重要手段， 二叶亭四迷和夏目漱石等人都为报纸写连载小说， 他们所使用的言语一定会给日本国民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其影响之巨大从夏目漱石辞去大学教师的职位而进入朝日新闻社这一举动中便可以推测出来。
其次是“一元小说”.在关东大地震之后， 针对活字读物少的状态， 改造社以《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为首， 以一册书一元钱的价格出售给日本国民， 这一出版形式掀起了日本国民的购书热潮， 日本近代文学以此种形式迅速进入日本国民的普通家庭， 而且作为购买全集的礼物， 改造社还赠送给读者可以收纳全集的书架。小森阳一对购书者进行了如下推断：最初仅向改造社预约订书的人数为35万， 后来由于春阳堂和新潮社等大型出版社继续进行了此项工作， 因此， 购买“一元小说”全集的家庭应该超过一百万[6]82.如果小森阳一的推断是正确的话， 那这一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日本国民在日本近代文学身上所受到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明白， 如果整理日本近代文学和“言文一致”运动之间的关系， 那么至少首先要充分把握“日本近代文学”和“言文一致运动”这两个词所具备的内涵。本文所说的“日本近代文学”主要指的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所涉及的那部分作品。而至于“言文一致运动”一词， 它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指在日本“国语”创出之前的那段时期；第二个是再加上日本“国语”的创出及推广。如果是考察日本近代文学与第一个层面的关系， 那所得出的结论便是：日本近代文学虽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却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实质性的作用。如果是考察日本近代文学与第二个层面的关系， 那所得出的结论便是：日本近代文学在“国语”的创出和推广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这一工作却是由二叶亭四迷和山田美妙以后的作家完成的[7].
另外， 笔者在此想再次强调的一点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虽然在研究框架发生重大改变后继续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关注， 但此种研究已经不是对先前研究的继承和发扬， 其目的是为了对“日本”这一近代国家进行再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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