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人小说的类型与文学史意义

　　摘    要：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小说数量不多,其原因十分复杂,而最为主要的是作家们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但是,为数不多的工人题材作品依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宣扬实业救国、呼吁培养现代工人的社会改造小说;记录工人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小说;反映工人罢工抗争的政治小说;描写工人“幸福”生活以及揭示工人劣根性的文化批判小说。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部分作家在题材上的敏感性,与后来革命文学中的工人小说连成一线,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人小说的一脉传统。

　　关键词：　中国近代小说; 工人题材; 工人运动; 阶级斗争;

　　Abstract：　The number of novels written about industrial workers in modern China is not many, and the reasons are very complicate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 writers have failed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social changes. However, the small number of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workers still has sh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the novel with the theme of social reforms advocating industrial salvation and calling for the training of modern workers; the novel of suffering which describes the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of workers; the political novel of workers' strikes and struggles; the cultural critical novel which depicts the “happy” life of workers and reveals their deep-rooted bad habits. These four types of works have fully reflected the sensitivity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som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coupling with the workers-themed novels in the lat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y constitute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workers-themed novels.

　　Keyword：　Chinese modern novels; the theme of workers; workers' movement; class struggle;

　　一、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题材小说的匮乏及其成因

　　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1,民间或官办的手工工场在明清之际具有一定规模,但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则始于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之后又与美国、法国等列强签订了多项屈辱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外国资本率先进入的是广州、上海等地,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中国陆续兴建了100多家工厂,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机器开始在这块封建王朝的国土上轰鸣。在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清政府为了图强自救,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兴建军工企业,30年间创办了十几个新式兵工厂和造船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又开始经营采矿、炼铁与纺织工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发轫2,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动大量社会化。”3工业化进程一旦启动,就会以不可阻挡之势,给中国长期以来的手工工场经济以致命打击。特别是1914年至1919年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交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所谓‘黄金时期’;同时,日、美帝国主义也乘机扩大了在中国的经济势力,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队伍开始壮大起来”4。大致估算下来,1919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有190万人,也有人说有260万人。5由于近代中国国弊民穷,所以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官办或民办企业,都是建立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的。据《衡报》报道,1908年“上海附近各丝厂工人,昔日所给工金约每日四角,嗣因作工者多,减至三角,近则减至二角,以是工人贫困殊常”6。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7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必然会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汤普森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诞生时就强调:“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方式的解体。”8而中国的情况更甚于英国。面对着长工时、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再加上资本家的打骂、羞辱和盘剥,中国工人的反抗运动也就在所难免。

　　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可分为两类:一是积极参与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都有工人的身影。9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二次革命及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工人阶级都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仅以黄花岗起义而言,在有名字的86位遇难者中,明确工人身份的有16人。10二是积极开展经济斗争。由于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没有停止过为改善待遇或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近代产业工人共计罢工143次”11,从1914年到1918年,“有人数记载的罢工斗争共计92次”,有些罢工人数多、影响大,并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手段与资本家及其帮凶展开斗争。如1914年10月初,上海浦东群生、福成等20余家织布工厂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反对各厂主借口欧战影响销路削减工人工资;1915年1月16日,上海招商、太古、怡和等17个轮船公司的码头货栈堆装工人600余人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等等。12
 

　　文学历来被看作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那么在中国工人阶级诞生、崛起和工人运动不断爆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是否关注到这一新的社会群体,是否为这个时代的工人阶级留下了清晰的画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并没有引起太多文人的关注。在这一时代,尽管小说数量多,但以产业工人为题材的小说并不多,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的小说也很罕见。其原因甚为复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在题材的选择上形成了固定的套路,往往以文场、官场、风月场或家族为中心,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极少进入作家视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以《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学的种种弊病,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强调:“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3在创作方面,鲁迅及《新潮》社作家叶绍钧、汪敬熙、罗家伦等人,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纳入笔端,为新文学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中国文学的这种“平民”性尚未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所以清末民初的小说在题材上依然延续着传统习惯,其目光主要盯着文人、官僚、政客、富商和娼妓,导致“政治小说”“谴责小说”“黑幕小说”“狭邪小说”“言情小说”等极度泛滥。当然,晚清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在“严译名着”和“林译小说”的引领下,出现了翻译外国着作的热潮,其中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更多。这种翻译热,也引发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变革,像进化论、民约论、男女平等、爱情自由、民主科学等,都在晚清小说中得到体现。所以,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的过渡时代,它承接着原来的传统思维定势,也孕育着新的生命。但在这新生命还没有落地之前,文学依然承轨于传统节奏,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还没有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

　　二是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尚处于自发阶段,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尽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不断增强,但当时的文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阶层在救国图存中的作用。他们讨论更多的还是“改良”“革命”等政治问题,而大量涌现的政治小说,都像是高头讲章,宣讲革命道理。工人和农民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被文人看成是拯救中国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工人还没有自觉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阶级,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自觉的联系,已经出现的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和长远的行动规划,都没有能够维持多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阶级的斗争才有了自己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是当时工人大多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自身没有文化,不能阅读写作。“大多数工人来自本省纯农业地区的县”“上海纱厂的工人也是农民,他们来自江苏的农村。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对无锡缫丝厂女工的调查,女工中有50%来自太湖周围的农村,30%来自长江北岸贫困地区(当地叫江北或苏北)”14。这些农民进城后变成了工人,在贫困和超负荷的劳动中挣扎,根本没有能力更无闲暇将自己的生活变成文字。在清末民初,几乎没有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作者。

　　四是当时的作家文人不了解工人生活。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作家文人基本上以办刊物、开书店或卖文为生。他们生活在城市繁华地段,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而工人则往往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文人极少到这些地方,自然也无从了解这里的生活。所以对文人来说,产业工人是一个十分陌生的群体,基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民初工人题材小说匮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中国近代工人小说类型研究

　　这一时期工人题材的小说虽然匮乏,但并非没有。仔细检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部分作家极为敏锐地发现了工人阶层的存在,并及时地将他们的生活注入笔端,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工人生活的记录。概括起来看,这一时期涉及工人题材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以下4种类型,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工人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第一,部分社会改造小说,虽然不是以工人生活为题材,但在理念上宣传实业救国、强调工人在未来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此类作品在意识上具有前瞻性,反映了当时作家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认识,对倡导中国工业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虚构了一个“立宪期成同盟党”,这是一个使中国成为强国并引领世界进入大同的政党。在这一政党的“治事条略”中就有“振兴工商”一项,其意思是:“今拟开一大商会。附属于本党,开办种种大商务。如银行、邮船、铁路、开矿等类;兴设种种大工艺。如改良瓷器、改良丝茶、制毯、制酒、制纸等类。争外国之利权,即以增本国之实力。”(原文为句读,引用时改为新式标点——引者注)15振兴工商业自然就需要大量的工人来承担具体工作,所以在“子目二”“教育国民”中,他提出了“实业教育”“专教农工商等实业,以殖国力”,反映了工商业人才的培养在梁启超的救国方案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陈天华的《狮子吼》虚构了一个“民权村”,堪称“世外的桃源,文明的范本”。该民权村的进步就表现在“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原文为句读,引用时改为新式标点——引者注)16。在对未来的想象与规划中,“工艺学堂”“工厂”“公司”等都是必备的元素,这说明当时那些积极的救国者,无论是主张立宪还是主张革命,发展工业都是他们的共识。在《市声》这部提倡“实业救国”的小说中,这一主张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小说中主张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的工商业要跟西方列强竞争,必须办工艺学堂,培养有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工人。小说开篇写宁波商人华兴,带着百万资产到上海经商,结果赔了90多万,赶紧收拾残局退回宁波。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破产是由于缺乏商务人才,所以退回宁波以后决定创办商务学堂;同样,中国的产业工人由于没有文化和技术,制约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所以曾经留过洋的浩三说:“凡事都要在原(源)头上做起。我们要开工厂,便须先开工艺学堂。但是等得这些学生,学到成功,必非三年两载的事。那时再开什么工厂,已落他人之后了。如今一面开工厂,一面开学堂,把新造就的工人,换那旧的。不到十年,工人有了学问,那学成专门的,便能悟出新法;那学成普通的,也能得心应手,凑拢来办事,自然工业发达。”(原文为句读,引用时改为新式标点——引者注)17通过提高工人素质来振兴民族工商业,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在工艺学校招生问题上,浩三认为:“这工艺的事,第一要能耐苦,那文弱的身体,是收不得的;第二普通的中国文合(和)浅近的科学,要懂得些,外国文也要粗通,省得我们又要教他这些学问。总而言之,要认定这个学堂是专门研究工艺的,才好求速效哩!报考的学生须牺牲他的功名思想、英雄豪杰思想,捺低了自己的身分(份),一意求习工艺,方有成就!其实做工的人,并不算低微,只为中国几千年习惯,把工人看得轻了,以致富贵家的子弟都怕做工,弄成一国中的百姓,脑筋里只有个做读书人的思想。读了书又只有做官的思想,因此把事情闹坏了!”(原文为句读,引用时改为新式标点——引者注)18此番论述不仅反思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读书做官,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把工人看得轻了”,正如有论者指出:“对技术工人的重视,是《市声》这部小说难能可贵之处。从中可看出,正是经受外国思想的熏染才使得作者思考有关民族工业落后的问题。”19与《市声》一样,以提倡实业救国为目的的作品还有《苏家布》20。小说写一个姓苏的农民,一边种地,一边进城出售妻子和母亲织的布,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但在卖布的过程中,得知外国的布花色好,还便宜,便从朋友那里借了钱,改良中国布的纺织方法,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雇用村里的妇女,扩大生产规模,赚的钱越来越多,最后放弃种地,成了织布厂的大经理。虽然故事简单,情节明显虚构,但其用意是清楚的,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发展实业才有希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苦社会》《新年梦》等作品也都表达了重视工人、工艺的必要性。这说明,在晚清这样一个民族危机的时代,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开始瓦解,重视工艺、提高工人地位、发展工商业成为很多进步人士的共识。

　　第二,有少数小说作品,关注到工人被剥削被压迫的艰难处境,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这类苦难小说是近代工人小说的代表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十分珍贵,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焦木的《工人小史》21。小说主人公韩蘖人是陕西一商人之子,自幼与另一商家女子订婚。后来父亲破产而死,母亲随后去世。女方有悔婚之意,但忌惮韩蘖人本家的势力,只好隐忍。及至摽梅迨吉,匆匆成婚。婚后韩蘖人因家贫不受岳父母待见,便卖掉房子到上海工厂里做工。这一做便是十几年,在工厂和工头的双重剥削和压榨下,从事着高强度的劳动,生活却愈加贫困,只能靠借贷度日。后因一个工作失误,被工头狠狠殴打至昏迷,又被洋工程师开除出厂。他的妻子到警局控告,不但没有讨来公道,还被羞辱、驱赶。韩蘖人经过一个月的调养,治好被殴打的伤,家中已是一贫如洗,只得将两个孩子寄养到熟人处,夫妻二人到租界讨生活:妻子为佣,他成了卖报人。《工人小史》除写韩蘖人的穷困生活以外,还借韩蘖人的观察,描述了多位工人的遭遇,他们比韩孽人还要悲惨。工人李七因为操作机器时失手,“为皮带夹而飞转,头着壁上,颅骨粉碎,工头悍然谓是自己不慎,更不稍怜悯,幸总理仁慈,恤二十金”。李七的妻子来收尸时,两个孩子还在襁褓中。另一位工人李二因瞌睡导致事故死亡,没有得到一分钱抚恤。工人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如果生了病,也会陷入困境。工人王耀因为生病,从工厂里借贷。病好后回厂工作,到发工钱的时候,一分也没拿到,因为他的工钱被工厂扣下,偿还贷款。可家中妻子却还在等米下锅。王耀要干够18周,才能还清贷款,但这18周如何活过去,就成了问题。叶绍钧的《穷愁》也是一篇描写失业工人生活困苦的小说。主人公阿松原来在一家外国人开的丝厂上班,后来丝厂关门,阿松失业。随后听说丝厂又开工了,阿松急忙毛遂自荐,工厂以工人满了为由将他拒绝,“后闻今之任工者,非巨绅所绍介,即富室所致意。盖失业之辈既众,即求职之途益艰”(原文为句读,引用时改为新式标点——引者注)22。这基本反映了当时工人失业的状况。阿松失业之后,无法奉养“聩且瞽”的母亲,也付不起房租。为了活下去,他到学校边上卖饼,勉强度日。学生周末休息时,他沿街叫卖。一日,有人让他到一个房子里去卖,说里面主顾很多。阿松进去一看,是一个赌场,那些赌博的人果然争相买阿松的饼。但在这时警吏到了,阿松被当成赌徒羁押到警察局,判刑2个月,或交2个银元的罚款方可放出。阿松的母亲将自己准备送终的一件蓝色丝绸棉袄当掉,将阿松赎出。阿松回到家后,发现母亲因拖欠房租已被房东轰出家门,在街上号哭。邻人同情,将他们母子接到家中。第二日,阿松母亲死去。小说结尾写道:“邻人为求得一棺,殡殓殊草。蓝绸袄竟未能赎也。阿松负母棺葬于郊,即弗复归,市人亦终未复遇之,而小学校学生犹日日盼阿松饼也。”(原文为句读,引用时改为新式标点——引者注)23一个失业工人陷入绝境的状况,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遭受着极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人身压迫,尤其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工厂,更是把中国人当成赚钱的工具,动辄殴打、羞辱。工人苦不堪言,但为了活命,只能忍辱负重。这两部作品对工人苦难生活的记录,反映了当时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敏感。他们当时虽然意识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但他们对工人苦难的反映,与后来的左翼文学一脉相承。

　　第三,描写工人抗争或罢工的政治小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24中国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待遇,他们一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有个别作家注意到这一社会现象,并对此进行了描写。《市声》第十一回描写了工人的抗争事件。实业家李伯正请陆桐山监督工人造厂房。陆桐山克扣了工人工钱,工人告到李伯正那里。李伯正便让陆桐山与工人当面对质,在工人的驳斥下,陆桐山无言以对。此时正值落魄的商人钱伯廉来访,李伯正便赶走了陆桐山,让钱伯廉顶替他去作监工。钱伯廉带领工人去工地的时候,路遇陆桐山,陆桐山指责钱伯廉抢了他的饭碗,结果工人把陆桐山一顿痛打,还惊动了巡捕房。这一次小规模的工人抗争活动,最后以工人的大胜而结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业家李伯正处理问题上的开明态度。短篇小说《劳动狱》是近代以来第一篇工人题材的小说,作者侠少年,乃柳亚子的笔名,发表于1905年《醒狮》第3期。小说写上海英国工厂女工不堪工厂主的盘剥,派3个代表去跟工厂主交涉,要求减少克扣。工厂主蛮横,不但不答应,还将3个女工送到警察署。在警察署,3个女工每人被打了400余鞭,“背肉狼籍”。根据作者在文后的介绍,这篇小说是根据某日报上的报道创作的,皆为实事,他写的目的是为了鼓动革命。在附言的最后,他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口号:“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25。很显然,作者的目的是写事,不是写人,是为了宣扬革命,而不是反映现实,所以情节粗疏,人物形象模糊。但这篇最早的反映现代产业工人的小说已经具备了现代工人小说的三个基本元素:剥削、抗争、镇压。同时在阶级斗争的主题之外,还包含着民族矛盾。这位英国工厂主面对着3位中国女工的恳求与抗争,竟然咆哮着说:“我受主人命来治此厂,惟知为主人省钱耳,汝等皮非皮,肉非肉,汝等实贱种,冻死饥死交谪死,何与我事?”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已经紧紧地胶合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肩负着振兴民族工业、扞卫民族尊严的使命。但有些作者似乎对工人罢工持批评态度,这也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得到广泛宣传之前,文人对工人罢工的认识存有很大分歧。小说《罢工人》发表于1917年《小说画报》,是目前能看到的第一篇描写罢工工人的小说,但它描写的重点不是工人罢工的过程,而是写工人罢工以后的闲散,视角颇为独特。小说写华商书馆的工人罢工,罢工期间由工会发生活费,所以工人悠闲自在。其中两个工人陈阿喜、俞福才相约到租界的日升楼喝茶。两个工人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老者,此人自称读过十几年外国书,在美国旧金山经商十几年,对外国的文明了然于胸。这位老者得知工人罢工是因为书馆辞退了几个工人,便开始对这两位工人提出批评。他认为因为这件小事就罢工,是得不到大家支持的。他告诉两位工人,虽然外国也有工人党、有罢工,但那是因为外国的资本家对待工人比中国的资本家还要苛刻,还要残酷,而外国的工人文化程度高,什么都懂得一些。所以老者认为,中国的工人应该学习外国工人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而不是学习他们罢工。这一番“高论”说明了作者对当时工人实际生活的困苦状况缺乏了解,对工人罢工的批评也是肤浅幼稚的。

　　第四,与描写工人遭受剥削压迫不同,还有一类小说作品描写工人的“幸福”生活,或者揭示工人自身存在的劣根性。这类作品反映了当时作家对工人问题认识的分歧以及工人小说创作的多重视角,在整个近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如前所述,《市声》虽然不是一部以描写工人为目的的小说,但由于汲汲于实业救国的观念,就难免多处写到当时工人的生活。小说开篇写春节期间工厂放假,在上海打工的宁波工人纷纷回家过年,镇上很是热闹。在上海做工头的王阿大请客,座中客人除了在上海做木工头的王大巧和另一个工头胡老刁外,还有蔡三,是在江天轮船上擦机器的,一位许阿香,在大德榨油厂里烧煤,一位费小山,在电报局里管接电线。这一桌子6人全是在上海的工人,混得好的,是工头。他们坐在一起,放量吃喝,尽欢而散。如此富有生活气息地描写工人的日常生活,这在近代小说中是十分罕见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宁波人到上海做工是一个潮流,有一些人因此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木工头王大巧回家后,向老婆炫耀自己挣了100多块洋钱,他的老婆很不屑地说:“我道你不曾见过世面,只不过一百块洋钱,就说如今洋钱多了。街头王老大,在纱厂里的,他一年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他那妻子,从头上看到脚上,那(哪)一件不是新的?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黑湖绉的面子,真是簇新的,叫人看得眼热,只怕值几十块哩!还有胡大叔,在丝厂里的,也很阔哩!你那里算得有钱!”这清楚地说明,宁波人将到上海挣钱当成了一种谋生的重要手段。自然正如王大巧所说,这些做工头的人有时挣的钱是不干净的,他们经常把工厂的棉纱一捆捆地偷出来卖钱。小说详细地描写了工头王阿大和姘头偷棉纱的过程:“(他)管的是推送棉纱,因他在内年代久了,不免和那女工姘了几个,也就靠他们勾通着时常偷些棉纱出去卖钱使用。这是瞒上不瞒下的,随你总办精明,也没奈何他们。”一次他跟姘头月娥偷工厂的棉纱,被月娥的一个旧姘头严秀轩发现,严秀轩嚷嚷着要找总办告发。二人跪下求情,“秀轩那(哪)里肯听,拉着月娥便走。阿大趁机跑脱了。秀轩的意思,只要月娥回心转意,仍旧和他要好,也肯分外容情的。那(哪)知一路用话打动她,月娥牙缝里竟不放松一丝儿,倒顶撞了几句。秀轩恼羞变怒,只得去敲总办公馆的门”。富有戏剧性的是,总管家的保姆将月娥留下,说两包棉纱是秀轩偷的。秀轩一看解释不清,就放下两包棉纱跑了。结果这两包棉纱就被保姆据为己有了。作者写出了这些人的贪婪、狡黠,包括总办家的女佣,也是十分精明、自私:她知道棉纱不是秀轩偷的,却故意讹赖他,目的就是为了侵吞那两包棉纱。这些描写充分说明,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固然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但这一阶层自身也有着复杂的一面——社会底层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但他们在道德人格上并不天生高尚。在一个没有经过启蒙的世界里,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着同样的欲望、同样的观念和近乎相同的人格结构,这也是一个不平等社会得以维持的心理基础。

　　以上4类涉及工人或者直接描写工人题材的小说,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虽非主流,却并非毫无意义。它意味着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变革中的意义已经引起了部分作家和其他文人的重视。

　　三、近代产业工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26所以考察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工人阶级状况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从文学史角度而言,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工人小说的第一阶段,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首先,这些早期小说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工人形象,虽然数量不多,但十分可贵。《工人小史》作为近代最优秀的工人题材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韩蘖人这一形象。韩蘖人是旧式读书人出身,所以“固具傲骨”,到上海做了工人后,由于在公交车上受歧视,他大怒,骂道:“汝洋狗,捧得外人饭碗,便鱼肉同胞!”因为工作失误,遭到殴打并被开除时,他同样怒斥工头:“汝亦工人,何苦假洋人势力,自残同类?吾既被殴,又被逐,是一罪两罚也。吾且诉之警署。”虽然地位卑下,但其傲骨犹存,个性十分鲜明。他与妻子虽处穷困之境,但依然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小说中一段夫妻间的对话,反映了韩蘖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妻)徐曰:‘似此终年负债,总非了局。’蘖人摇首曰:‘苦力糊口,不过如此,但君何不幸,为工人妇,吾面然须眉男子,殊愧对也。’言已置箸,辍食太息泣下,妇慰之曰:‘此胡为者,脱君忧愤成疾者,则吾家毁矣。虑细弱累人,弃如敝屣,因糟糠不厌,涕泣下堂,是固所在都有,然惟爱力薄者如是耳。君视我岂不能甘淡泊耐贫苦者?君待我又不薄,人海中如此夫妻,差可自慰,悲泣胡为?’蘖人闻言,为之雪涕。已而叹曰:‘君言自佳,吾宁暇自悲?为君设身处地,实难堪耳!”小说对工头胡某的描写也十分生动:“胡某年事五十许,肥腯如豕,高准四英尺。盖胡尝循墙行,墙有钉,高如其顶,工匠量而得之者。鬓毛鬅鬙作班(斑)白色,才数十茎,顶秃,无冬夏常戴一软毡帽,油污满坿,髣髴有光,唇紫色,齿黑色,蔬笋之屑黏附齿距,则白色。与之语,浊臭逼人。指挥工匠,呼尔蹴尔,对洋工程师柔色怡声,乃至妩媚。体臃肿不良于行,有达官贵人来厂参观,胡则趋跄喘汗,以目听以肩笑,又至灵敏也。”这一番精彩的肖像描写和行为介绍,将这位洋奴的嘴脸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这位胡某不仅形象猥琐,而且行为恶劣。他每到盛夏,就买最劣质茶叶数斤,放在4个大缸里,让工人取饮,“邀冥福且市惠也”。“厂中工匠听胡某之指挥者,可千数百人,皆畏惮胡而媚事之。值节日,争出其辛苦工作之资,购食物私致其家,虽举债所不恤,则以胡能媚事洋工程师,作威福也。又必私致之不敢令人知又必乃久贮之物,如枣栗胡桃荔支之类,否则胡不受也。于是胡家老幼,终岁甘之所需,乃不假外求,而大来小往数斤劣茶叶之外,不肯再破悭囊,然而工人之面谀者已颂盛德不置。”27这是一个贪婪而又摆出一副慷慨嘴脸的两面人。除《工人小史》外,《市声》中塑造的木工头王大巧、伙同姘头偷面纱的工头王阿大,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叶绍钧《穷愁》中失业工人阿松,勤劳简朴,事母至孝。这些工人形象在清末民初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就。

　　其次,小说生动记述了近代中国工厂的管理方式,批判了上海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大批文人的思考与批判。《工人小史》写上海是“不可思议之怪物也。彼都人士,狐裘皇皇,望之几无一非神仙中人,人流离,琐尾而至此者,虽有伍大夫之箫不许吹也”。一边是富人奢华,一边是贫人流离,小说抓住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本质特征。工厂对工人的管理十分严格,早上第一遍汽笛声,催促工人起床,6点钟开始第二次鸣笛15分钟,待笛声一停,工厂大门随即关闭,迟到者不能入内,并扣半日工资。工厂大门内有工牌处,工人的名字写在一个约三寸长的木牌上,挂在墙上。工人入厂后将木牌取走,没有取走的便是迟到,管理人员记下,以便扣除工资。下班的时候,工人再将木牌放下。中午留给工人吃饭的时间只有45分钟,扣除往返时间,工人几乎无法像常人一样吃饱。这些资本家管理工厂的方式,在小说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到周末的时候,工厂宣布加班,工人十分高兴,小说解释说:“欧洲苦力,尝以星期日不得休息同盟罢工,吾国工人则甚愿意星期日有工作命令,可多得一日工资也。”《劳动狱》开篇介绍上海郊区工厂的状况:“去上海里许,地名□□有□□之工厂在焉,资本无虑数百万,烟突矗云霄,工人比鲫鱼,厂中执事供奔走者,皆劳动社会之薄命女子。”28最后一句点出了这些女工的命运,为后来女工的悲剧做好了铺垫。这些对工厂、工人生活的详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上海工业发展的状况和工人的命运遭际,与五四以后“为人生”文学相比并不逊色,只是在写法上还保留了一些旧小说的遗调。

　　另外,由于这一时代的作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不会从阶级斗争角度反映工人的不幸命运。正如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向和活动方式。”29革命理论的缺乏,使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处于自发阶段,斗争的目的仍然停留在提高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阶段,没有进入政治斗争阶段。工人运动的初级状态,也决定了文学在反映工人运动方面的种种不足。但是,文学立足于现实,它能够通过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虽然没有“革命理论”,部分作家也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表现了中国工人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铺垫。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时期的作家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没有政治理念的规约,所以作家们写得更从容、随意,他们笔下的工人形象反而更丰富,主题更多样。与之相比,革命文学时期以政治为主题的工人小说就显得相对单调、乏味了。因此可以说,近代此类小说为我们反思革命文学时期的同类作品提供了重要参照。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工人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作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直接产物,这些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小说,为现代工业小说奠定了基础。对于当时的中国作家来说,现代工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们对它缺乏深刻的了解,但他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现代工业生产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看到了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国家振兴的重要意义,便试图改变中国人“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呼吁提高产业工人地位,并培养现代技术工人,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生产方式残暴、血腥的一面,所以在作品中对这一生产方式提出了血泪控诉。很显然,这一双重认识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中国工人小说的一脉传统。

　　注释

　　1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间的说法很多,主要有战国说、两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清说等。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4-51页。
　　2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绪论”第5页。
　　3《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5页。
　　4(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5(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112-113页。
　　6(3)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02-803页。
　　7(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4页。
　　8(5)[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22-223页。
　　9(6)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9-272页。
　　10(7)张以澧:《黄花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7-30页。
　　11(8)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9页。
　　12(9)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页。
　　13(10)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
　　14(1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15(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2回),《新小说》1902年第1期。
　　16(13)陈天华:《狮子吼》,1906年在《民报》连载,最初署名“过庭”,后署名“星台先生遗稿”,此处所引出自第3回,《民报》1906年第7号。
　　17(14)姬文:《市声》(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第145-146页。
　　18(15)姬文:《市声》(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第110页。
　　19(16)刘永丽:《晚清小说〈市声〉中的科技理念》,《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0(17)汪钊虹:《苏家布》,《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2号。
　　21(18)焦木:《工人小史》,《小说月报》1910年第4卷第7号。
　　22(19)叶匋(叶绍钧):《穷愁》,《礼拜六》1914年第7期。
　　23(20)叶匋(叶绍钧):《穷愁》,《礼拜六》1914年第7期。
　　24(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25(22)侠少年:《劳动狱》,《醒狮》1905年第3期。
　　26(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27(24)焦木:《工人小史》,《小说月报》1910年第4卷第7号。
　　28(25)侠少年:《劳动狱》,《醒狮》1905年第3期。
　　29(26)《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