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观的继承与突破

　　摘    要：　作为《月月小说》总编辑，吴趼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认为小说在启发民智方面作用斐然。本文通过论证吴趼人小说创作观与梁启超的继承关系以及吴趼人创作观指导下的短篇小说在主题和叙事方式上的创新，以此探究吴趼人在中国小说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吴趼人; 短篇小说; 小说观; 批判性; 全知叙事; 限制叙事;

　　作为晚清重要的小说家，吴趼人享有“小说界巨子”的称谓，是晚清文学的一面重要旗帜[1]。目前，学界对吴趼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单篇小说的研究和解读上，尤其以《新石头记》《恨海》《情变》《毒蛇圈》等作品为多。贾立元[2]对吴趼人创作的晚清最重要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做了深入的镜像分析，刘延玲[3]对小说中的新意识与保守的情爱观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对他短篇小说与其创作观之间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作为晚清新小说创作的重要实践者，吴趼人创办的《月月小说》是中国最早开设短篇小说专栏的杂志[4]。他的短篇小说体现出转型期小说的新质，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生路，对研究我国近代转型期的短篇小说有很高的价值。本文将从吴趼人的小说观入手，分析其与梁启超小说创作观之间的继承关系，并分析其创作观指导下短篇小说的创新和突破。

　　一、吴趼人的小说新民观

　　吴趼人关于小说“新民”“改良”等主张并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他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的理论主张，但在《月月小说·序》《说小说·杂说》《小说丛话》《历史小说总序》《两晋演义序》以及《新庵谐译序》《新庵谐译评语》等小说点评中仍然反映出吴趼人的小说新民创作观以及与梁启超之间的承继与发展关系。

　　(一)对小说浅近性、趣味性的重视

　　吴趼人对小说浅近性、趣味性的认识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小说能够承担“新民”功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在众多文学表现形式当中，小说是最通俗有趣的。“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在吴趼人看来，嗜好阅读小说是人类的天性。

　　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基础上，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提出“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吴趼人对小说趣味性的重视在《历史小说总序》中体现更为明显。针对浩如烟海的史册“藏书之家，未必卒业”[5]的原因，吴趼人特别指出“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5]，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吴趼人认为靠的是趣味性，出路在“演义”:“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义之功也。”[5]可见，小说往往能在读者在寻觅趣味的过程中获取新知识，“使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5]。

　　(二)吴趼人小说新民观的批判性

　　吴趼人的小说创作理念体现出一定的批判性，在梁启超小说观基础上进一步地探索与思考。他在《历史小说总序》《说小说·杂说》等多篇论说性文章中均展现出一种批判的姿态，以《月月小说·序》为最。吴趼人认为，中国人具有一种特别之能力，即随声附和。从“怪诞支离之着作”“佶屈聱牙之译本”来看，这些小说的创作更多的只是随声附和，远不能达到新小说的层次。在对现状提出质疑后，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阐释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即“不敢不审慎以出之”与“历史小说而外，如社会小说、家庭小说及科学冒险等，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务使导之以入于道德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吴趼人认为改变小说晦涩难读之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大众的陈旧观念才是新小说的功能和意义所在。综上，读者可以看出吴趼人清醒的立场以及准确而犀利的洞见。
 

　　二、吴趼人短篇小说对创作观的实践

　　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在内容、结构以及叙事模式各方面对“小说新民”“小说界革命”的观念均有所呼应。吴趼人的十篇短篇小说主题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揭示立宪骗局，如《庆祝立宪》《预备立宪》《大改革》《立宪万岁》《无理取闹之西游记》等;二是揭示官场黑暗，如《平步青云》《快升官》等;三是刻画市井底层“冥顽不灵”又卑微可怜小人物，如《黑籍冤魂》《义盗记》等。三类小说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吴趼人的创作观，本文参考的吴趼人发表于《月月小说》上的短篇小说如表1所示。

　　表1 吴趼人《月月小说》中发表小说

　　(一)揭示立宪骗局类

　　《庆祝立宪》借“莽夫”之口揭示清政府的骗局和谎言，反映作者对政治时局的深刻认识;《预备立宪》以一个大烟鬼的独特视角，写“我”出访名士不得，在“冷笼苏膏”馆与烟瘾者探讨，最终得出“广购彩票”以获得被选举权的结论，客观冷静地揭示出国人对于“立宪”愚昧得近乎滑稽的认识;在《大改革》中，作者以一个“浪子”对自己的“大改革”中滑稽的表现，隐喻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有名无实;《立宪万岁》以“猪八戒”比喻留学生，以“孙行者”“哪吒”“戴宗”“列子”“雷公”比喻五位去往国外学习立宪的差使，以“玉兔”“青牛”等坐骑比喻普通官员百姓，幽默地揭示出作者对清政府立宪骗局的讽刺。

　　上述短篇小说的创作呼应了作者揭示社会种种丑态以引发民众思考、启迪民智的小说创作观念，正如作者在《月月小说·序》中提出的“举社会种种丑态先表报之”以启发民智的观点。从立宪类小说表现出的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质疑和批判，反映出吴趼人对社会黑暗现实批判的深刻性。

　　(二)对官场黑暗的批判

　　吴趼人的短篇小说中对官场的批判同他的长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一脉相承。《平步青云》漫画式地描写了一位清朝官员为了“平步青云”而把上司送给他的洋瓷溺器“排到桌子上”“香花灯烛供养起来”，这样一来，一个溺器也“平步青云”走上神坛。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放大官员的丑恶嘴脸，批判官场不正之风。

　　作者对笔下这位官员的描摹显然有现实主义典型化了的处理成分，人物身上其他特点似乎全部隐藏了起来。这时，官员作为一个符号发挥他在文本中的功能，夸张展现了吴趼人对官场黑暗的有力批判。正如他在《小说丛话》(四则)中所提出的“所记之狐，多盘踞官署者，尤当做预言观矣”[10]，他希冀通过小说创作将官场的不堪展示给大众，表达他对腐败丑恶官员强烈的谴责和批判。

　　(三)对底层卑微可怜小人物的刻画

　　《黑籍冤魂》以一个洋灰色面皮、虾青色嘴唇的“路倒尸”交给“我”的自述展开。作者在作品中对“长宜子孙”的观念做了无情批判，揭示了愚昧落后思想对人的毒害。作者完全站在“路倒尸”对自己过去之追忆的立场上冷静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中没有坏人，“我”的命运似乎一开始就是被安排的。“十五岁上”，父亲教“我”吸食鸦片。随着时间的推移，烟瘾一步步加深，悲剧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面对儿子的死与妻子的自杀，“我”并没有懊恼和悔恨，甚至卖掉女儿的时候也没有内心的挣扎和矛盾，直到文章最后部分，看到女儿沦落成了小清官人而“我”再不能与她相认，“我便哭喊起来，死命要进去”[11]。小说没有一句对“我”内心的描述，可是读到这里，“我”内心的痛、悔、无助和无奈之情却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写他笔下这个烟鬼时那种恨与同情并存的情感到此就能体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中烟鬼之形象与《憩园》中杨老三之形象具有悲剧的相似性，作者同样对他们身上投去了悲悯的目光。

　　可见，新文学精英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作家尝试关注。作者通过烟鬼的身世遭遇迫使读者思考造成悲剧的原因，启发读者关注社会弊病。通过“路倒尸”的寓言，作者告诉民众吸食鸦片的坏处，即对道德伦理的破坏，读者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吴趼人对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护。

　　(四)以小说寄托希望

　　《查功课》是吴趼人短篇小说中最具特点的一篇，讲述了一个督署以“查功课”为名调查学生是否藏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而学生与督署斗智斗勇、躲过检查的故事。青年手中握着的正是当时重要的期刊《民报》。青年是民族保留希望的“种子”，《民报》则能启蒙他们的智慧。可见，这篇小说创作的目的暗合他在《月月小说·序》中提出的“挽此浇风，当自小说始”的观点，《查功课》也契合了作者认为小说有新民之功效、改良社会的作用的认识。

　　三、吴趼人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

　　除了小说的主题，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在叙事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改变了以故事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尝试从生活横截面来反映社会，实现了结构上的创新，体现出古典小说、拟话本小说向近现代小说转型过渡的特点。

　　(一)神话寓言模式的运用

　　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吴趼人的多篇短篇小说都采用神话寓言的形式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进行隐喻，赋予其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在《历史小说总序》中，吴趼人对“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人手一篇者矣”的原因做了分析，论证了“演义”对增加小说趣味性的巨大功效，短篇小说《无理取闹之西游记》最直接显现出其对此创作观的践行。吴趼人取材于《西游记》《封神榜》等神话体系，借助改写神话故事的模式，达到了现实批判的作用，调动了读者的兴趣。在小说中，吴趼人以“通臂猿”隐喻清政府，以搁浅的“鲋鱼”隐喻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以“麻鹰大王”隐喻压榨百姓的地方官，以“西游续集”的模式反写了“三代盛世不可得”“明君难再”的故事，隐喻了对清政府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批判。大众读者从熟悉的“西游故事”出发，最后抵达作者的理念，可谓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中“专注寻绎趣味中获得新知”观念的成功探索。

　　(二)突破连贯叙事

　　吴趼人在《新庵译屑·序》中评价周桂笙小说“其技则雕虫篆刻”[12]，在《月月小说·序》中也指出“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吴趼人对自己小说的形式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也在小说形式上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

　　为显示事件的全过程，中国传统小说很少采用倒叙等手法。随着西洋小说的译介，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学的艺术手法，然而“在‘新小说’家中，真正熟练并有效运用西方侦探小说倒装叙述技巧的，大概也只有吴趼人和刘鹗”[13]。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常常运用倒叙手法，有意变更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以此引发读者兴趣。《黑籍冤魂》以“将死之人”的视角叙述小说主体部分，穿插讲述“年羹尧煮佛像铸康熙通宝”的故事，点明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原因是印度罗汉为了惩罚年羹尧所欠银两，来到中国而化身罂粟花的传奇故事增加了小说的奇幻性，产生了奇特的审美效果。在《查功课》中，作者几乎完全运用对话的形式叙述，冷静旁观的立场留给读者很多想象空间。近乎零情节的叙事比一般的限制叙事更加真实可信，驾驭难度也更大，足见作者在突破小说创作结构方面做出的努力与尝试。

　　(三)超越全知叙事

　　我国古代小说多采用全知叙事的叙事方式，说话人(讲述者)作为一个旁观者，独立于故事之外。由于作者独立于故事之外，因而他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就会引起读者的怀疑。吴趼人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方法运用到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黑籍冤魂》《大改革》等都是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在《黑籍冤魂》中，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叙事相互转换的叙述方式，全篇出现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开篇“我亲眼看见一件事……”，这里的“我”是隐含作者的身份，随后小说转入第三人称，以旁观者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民间关于罂粟花、鸦片来历的故事，后又回归“隐含作者”，写被烟鬼绊了一跤并受他委托替他出版自传，之后文章转入册子上烟鬼“我”的白话自传，总结全文时，再次回到“隐含作者”的身份收述全篇。同一篇小说中多次出现视角的转换，突破了单一模式的叙事，呈现出多层次叙述的结构特点，可谓吴趼人自觉在小说结构方式上的突破。

　　11年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同样采用转换叙述者的方法，“我”与“狂人”交替叙述将读者很自然地代入小说情境，代入“我”的视角。由此可以看出，吴趼人小说创作思想的超前性和有意识突破的努力。

　　四、结语

　　在中国短篇小说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转型期，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好地吸收借鉴了西洋短篇小说的长处，融合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优长，适应了大众读者的阅读需要，为中国短篇小说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吴趼人在梁启超“小说新民”的思想基础上思考并作出补充，提出以小说辅助德育、启发民智的思想。他的创作观指导了其短篇小说创作的主题和叙事模式的突破，与“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有着明显的过渡关系和内部关联，是晚清短篇小说突破传统藩篱、进行有益的尝试和创新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孔庆荣，秦洪武．主体张扬与权力自限:论吴趼人小说的“叙事干预”[J]．江淮论坛，2019,(4):174-179.
　　[2]贾立元．镜与像:新石头记与吴趼人的观看之道[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3):119-141.
　　[3]刘延玲．从情变看吴趼人情爱观的悖论[J]．中国文化研究，2018,(1):139-147.
　　[4]刘美景．中国近代短篇小说的时间[J]．明清小说研究，1999,(2):199-211.
　　[5][6][7][8][9]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M]//吴趼人．我佛山人文集:第8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65. 65-66. 66. 65-66. 65-66.
　　[10]吴趼人．小说丛话(四则)[M]//吴趼人．我佛山人文集:第8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67.
　　[11]吴趼人．黑籍冤魂[M]//吴趼人．我佛山人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 23-34.
　　[12] 吴趼人．新庵译屑·序[M]//吴趼人．我佛山人文集:第8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77.
　　[1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