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着名的散文家、民俗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但一直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理论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尽管有国内着名学者钱理群等人对其着作和思想进行重新认识、整理和推介，但是学界对其文学地位和文艺思想的认识依然有限。随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周作人的文艺思想逐渐闪耀出他的光芒，到底应该如何重新评估、客观认识其文艺思想？本文从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自由”“宽容”的文艺思想出发，在对这三种文艺理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全方位展现周作人先生的文艺思想。
一、何谓“人的文学”
在1918年12月刊的《新青年》里面有一篇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作者是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年仅33岁的周作人。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者和青年才俊，虽然胡适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写作并被尊称为领袖级人物的人，可真正开始对新文化运动在道德和心理方面进行尝试工作的却是鲁迅的弟弟———留日学者周作人。
周作人在1917年回国后便任教于北京大学，回国后的他以散文着称，对民俗学的研究以及儿童文学的研究颇深；可在他写作《人的文学》期间，他研究的方向却是心理学和西方文艺学。采取的研究方法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沐浴到的西方实证主义思想。至今不论是从何种眼光来看待《人的文学》，这其中闪耀的思想光芒无不令人叹服。
在美国着名的文学评论家、已故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夏志清教授的专着《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中曾介绍过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一文，着作中认为人具有灵肉二重性。而我们平时所谈到的灵肉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绝不是对抗的二元，即这两个方面绝不是对立的；而在我们的古人看来，这两个二元是根本对立并且永远是冲突不可能调和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反映，正因如此，这种不可调和的、灵肉对立的思想表现在我们的文学上就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我们称之为“赞同理性的文学”，这种声称为理性、为文学的派别即是为政治集团服务的。为政治集团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特征———即压抑人的欲望和情感。与之相反，另外一个派别是赞同人的真情实感自然表露之文学，这种文学一方面是主张感情之自然流露和表达，而另外一方面这种文学由于感情和抒情真切抒发往往却充满了色欲和幻想以及容易陷入万事无一物虚无之中。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派别的文学都具有偏颇，也就是都不能够真正地反映并再现真实的文学。即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够真正地刻画出人性，更别说真正地反映和超越生活了。
周作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重新呼唤理性的时代，也就是人应该是具有理性并且具有批判力的，由此以来为我们文学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发展道路。在其作品中，他谈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文学样式，究其重点是让作家更加尊重人生、更加尊重人性。为了阐释他的文艺思想，他引用了国外着名作家如哈代和屠格涅夫等例子来阐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仅仅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而且这些普通人的人性中却无不折射和透露出了美好的人性光辉。
夏志清教授认为《人的文学》的认识虽然很独到，但是作者所鼓励的仅仅在道德上，周氏认为人类幸福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天国与地狱结婚》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灵肉统一的境界。
二、从“自由”到“宽容”
纵观周作人的文艺作品，不难发现其文艺批评上的关键字眼乃是“自由”和“宽容”。这种文艺批评思想也使得他早早地奠定了我国上世纪早期最着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的地位。
以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是走在历史潮流前列的新一代，而这种新一代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是充当引路人，并且在指引文学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还肩负着探索出一条符合新文学批评样式的发展道路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周作人之所以成为五四以来文学批评家中的翘楚，笔者认为这与他的独立自由批判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周作人对文艺批评中的“自由与宽容”下了明确的定义：“当自己求自由之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该采取忍受的态度；而当自己成为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和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1]86在这个地方，作者说的自由和宽容应该更多地指的是对旧事物的反抗和对新事物的倡导。这样一来，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品格。
其次，周作人是第一个对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以及对汪静之的作品《蕙的风》做出评论的文艺批评家。当郁达夫的作品《沉沦》发表之初，学界一片哗然，大体认为是淫秽之作且对郁达夫本人也是猛烈抨击，在此背景下，周作人也是第一个对郁达夫作品中的性苦闷进行科学解释和定义的第一人。他指出，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实际上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了《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并且反对旧时的文人从所谓的传统道德观念出发来抨击郁达夫及其作品。[2]
此外对于汪静之的《蕙的风》这部作品，在人们普遍认为汪静之的作品是不道德之作的情况下，周作人毅然站起来为后辈说话，对那些蓄意攻击汪静之情诗的人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并且预言，那些对新文学打压的分子，一定会被历史嘲笑；表面上看是占据优势，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献丑”。
还有在其兄长鲁迅的名着《阿Q正传》最初发表的时候，官僚们惴惴不安之际，周作人也是第一个对《阿Q正传》中所蕴含的反封建意义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剖析的评论家，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周作人的这些评论不仅具有强有力的震慑力，而且也彰显出评论家的慧眼识才，显现出评论家不同于一般读者的敏锐力和时代把握感。
对于晚辈的宽容和提携使得青年作家能够迅速成长，以至于后来郁达夫在《郁达夫代表作》的扉页上面特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3]111时间和历史也证明了周作人的慧眼识才，郁达夫和汪静之不负众望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三、谁能“宽容”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并不仅仅停留在打破旧文学的正统地位，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之际，他还向新文艺批评家们提出了“谁能宽容”的命题。周作人经常强调，“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而不是合并；[1]86文学究其本质是要求个性和独特性的。它天然具有“排他性”的特征，既不能够定于一尊，也不能够“以多数决的方法来下文艺的判决”，[4]55-58在一同和一统的旗帜下抹杀创作者的自我个性，而这对于文艺的发展是致命的。
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自由”“宽容”？也就是说要在文学欣赏和文学考评之前评论家得明确文艺批评的职责，仅仅是向读者提供一种你对文章的看法，任何的批评家和文艺鉴赏家没有权利以自己的意见去决定受评价者的地位，也更别说去决定作家或者及其作品的命运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作品的评价也只是一个尺度，不能够把话都说完，也就是说任何人对一件事物的评价不可能是完全客观或是绝对正确的，由于每个人都在不经意地受自身条件或者知识结构的束缚等等。
由此，周作人一再强调我们要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要争取自己发展个性的充分权利，同时我们也要真正地做到尊重他人发声的权利和机会，任何企图通过自己的打压来达到压制别人观点和意见的行为都是对自由和宽容原则的背弃。
总的来说，周作人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人的文学”“自由”和“宽容”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时间和实践也证明了这位伟大的文艺批评家思想的独到和犀利，对于“批评自由与宽容”原则的深刻的理解和阐述，不仅仅成为周作人文艺理论中的最核心部分，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取得的最宝贵的成果之一，她昭示着现代文学批评观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而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文艺工作的学者来说无疑指导意义重大。
可是我们长期以来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论思想的影响，一味地把周作人打入“冷宫”，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等等，这都是不利于我们的文学成长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的，由此，我们应该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周作人，看待周氏的文艺思想。
参考文献：
[1]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86.
[2]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N].晨报副刊,1922-11-1.
[3]阿英.夜航集·周作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11.
[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