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论文
摘 要： 地缘经济理论的传统观点强调竞争、控制、对立、遏制, 在联合、合作等方面相对弱化, 凸显国际经济关系的冲突性特征。“一带一路”是一个促进多边经济合作的平台, 秉持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互学互鉴的理念,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道路相通、经济合作、文化融合、互联互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平等、合作、包容、共赢等理念, 在丰富地缘经济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创新生成了以地缘经济新空间、要素流动新动向、合作共赢新框架、国际关系理念新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为内涵的新地缘经济观。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地缘经济; 新地缘经济观;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of geo-economic theory emphasizes competition, control, opposition, containment, while weakens cooperation and coalition, and therefore has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Being a platform promot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upholds the ideas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peace and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mutual learning,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achieving shared benefits through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joint contribution, and buil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traffic connectivity,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enriched geo-economic theory, the concepts of equality, cooperation, inclusiveness and win-win advoca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combined to create a new geo-economic space, a new trend of element flows, a new framework for win-win cooperation, new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s, and new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ttern.
Keyword： the Belt and Road; geo-economics; new geo-economic views;
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强劲发展, 国家之间实力的角逐逐渐从军事上转移到经济上, 综合国力的较量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博弈, 地缘经济由此逐渐成为各国争夺国际主导权、话语权的主要战场。在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 地缘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地缘经济理论主要是研究通过经济手段获得国家利益、影响国际关系的理论。但是, 在两极争霸格局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地缘经济理论, 由于受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影响较大, 且自身或明或暗地携带着冷战时代的基因, 强调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还是竞争与对立, 这种竞争与对立主要通过经济领域的科技、金融、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与对立来体现, [1]15-16并以之作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工具。
“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互学互鉴为理念,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以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为基础, 致力于打造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平等、合作、包容、共赢理念与地缘经济理论所强调的竞争、争夺、控制的传统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对传统地缘经济理论的革新和超越, 触发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地缘经济观。
一、 地缘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 地缘经济理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苏联解体, 世界格局发生巨变, 国际政治的主旋律由“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 经济、科技领域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2]2各国间的实力竞争逐步演变为经济实力上的较量, 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使得地缘经济理论的诞生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 大国主导下的地缘经济蓬勃发展, 地缘经济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自20世纪90年代卢特沃克 (Edward N.Luttwak) 首次提出“地缘经济”一词以来,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地缘经济学的定义做出了界定,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研究地缘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巴鲁 (Sanjaya Baru) 将地缘经济学定义为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经济发展 (如特定国家经济实力的下降) 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 地缘政治变化 (如领土征服) 影响经济。[3]布莱克威尔 (Blackwill) 与哈里斯 (Harris) 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 并在《换一种方式战斗》一书中将地缘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手段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的理论。[4]波兰学者托马斯 (Tomasz Grzegorz Grosse) 将地缘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的继承者, 认为地缘经济学表述的是地缘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地缘经济使用现有经济政策工具, 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外关系的收益。[5]第二, 从战略的角度出发, 认为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手段。卢特沃克认为, 冷战后国家间的这种竞争手段已经变成通过国家调控、参与等方式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占有率, 这样的国家间竞争模式就是所谓“地缘经济学”。[6]地缘经济所改变的将不仅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的理念, 而是冲突逻辑本身。[7]17具体来说, 私营企业每天都在为纯粹的商业利益而做同样的事, 如投资、市场调研和产品开发、市场开拓, 但是, 当国家出面支持或指导这些相同的经济行为时, 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 而是地缘经济。[8]威格尔 (Mikael Wigell) 和魏玛 (Antto Vihma) 认为, 地缘经济学不是发展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 而是将经济力量运用在地缘战略中, 推进地缘战略目标的实现。[9]第三,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 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斯考恩 (S?ren Scholvin) 等将地缘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对外政策策略及分析框架, 该框架研究国家如何通过经济权力来实现战略目标, 重点关注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对外策略中的关键角色。[10]73-80此外, 奥哈拉 (O’Hara) 和赫弗南 (Heffernan) 从地理的角度出发, 将地缘经济学理解为一个地区所包含的自然资源以及从政治上利用和控制这些自然资源的方法和路径。[11]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地缘经济学主要是借鉴地缘政治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范式。从研究内容上来看, 地缘经济学是一门跨学科、跨理论的交叉学科, 其理论来源包括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以及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理论。由于有众多学科的交叉参与, 地缘经济学研究中的“地缘”要素往往被研究者忽视, 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反而被作为地缘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从而导致其研究范围和学科边界过于宽泛。过于宽泛的概念又容易导致地缘经济学走向包罗万象的话语方向, 容易使得地缘经济与国际经济发生混淆。
鉴于此, 我们认为, 地缘经济是以地缘要素为基础, 在地缘要素变量与国家经济的相互作用下, 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处理国际关系、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经济体系, 研究该经济体系的理论就是地缘经济学。
2. 地缘经济理论的主要流派
两极争霸格局崩溃后, 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面临新变化与新走向, 传统理论遭遇了难以解释和预见新问题、新发展的困境, 地缘经济理论的提出无疑恰逢其时, 于是迅速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逐渐发展出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意大利学派三个主要学派。
美国学派首次提出“地缘经济”这一术语, 奠定了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该学派借鉴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范式和方法, 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地缘经济理论, 将对外投资、金融、高新科技、全球化分工体系等手段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 强调争夺市场和经济竞争。[7]17-23[12,13,14]
俄罗斯学派基于俄罗斯地跨欧亚的地理区位以及自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地缘经济特点, 将地理要素与国家战略融入地缘经济理论;同时, 摈弃了地缘政治传统的分析方法,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 对经济、能源、人口、地理等领域进行研究, 寻找跨文明的世界地缘经济的和谐秩序的方法与路径。[1]12-14[15,16][17]43-45
意大利学派认为, 随着第三产业逐渐超越第一、第二产业的势头, 国家边界的意义趋向虚无, 促进不同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创新, 成为地缘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 在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上, 提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学科, 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不是跨国公司、托拉斯或银行, 而是国家。[17]42-48[18,19,20]
中国学界的地缘经济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最早由萨本望、倪世雄、陆大道等一批学者将欧美地缘经济理论介绍进国内。潘忠岐、黄仁伟、段进军、陆大道、杜德斌、马亚华等学者, 结合中国发展中呈现的问题,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 对地缘经济理论从概念、内涵、战略等角度进行了研究。[21,22,23]中国学界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开始的, 这也导致了其在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上话语权的不足。当前,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比较典型的地缘经济合作项目, 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但国内很少有学者将“一带一路”实践与地缘经济理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3. 地缘经济理论主要的传统观点
地缘经济理论, 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地缘经济理论是冷战后为应对工业化国家之间长久以来熟悉的联盟和对立模式不可修复性的断裂以及军事力量逐渐让位于经济力量的情势而提出来的。地缘经济理论以地缘政治为基础, 对经济、金融和全球政治、安全进行全面、综合的考量, 逐渐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
第一, 运用地缘政治冲突性逻辑解释地缘经济, 只是将逻辑对象指向了经济领域。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认为, 地缘经济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的战争。[24]马特林 (Mattlin) 和威格尔 (Wigell) 认为, 地缘经济战略的运用在印度、中国、巴西等非西方国家是非常典型的, 因为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的软平衡来对抗美国。[25]
第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在世界格局中获取有利地位的方式从以政治手段为主逐渐转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 地缘经济因素重要性的凸显使得地缘经济逐渐替代地缘政治。当前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地相互依赖, 几乎所有国家都依赖于遍布全球的资本、数据、货物的安全流动, 使得所依赖的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权力。在国家的参与下, 这种权力成为地缘经济的有力手段, 促使地缘经济逐渐替代地缘政治, 甚至超越地缘政治。卢特沃克断言, 地缘政治已经过时, 地缘经济将取而代之。[7]17-23考恩 (Deborah Cowen) 和史密斯 (Neil Smith) 认为, 地缘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学科体系, 替代了地缘政治机制。[26]
第三, 竞争与合作是地缘经济理论中的两种主要形式。但是, 地缘经济理论受制于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更加强调竞争、控制。斯考恩提出, 理解地缘经济学的逻辑依然是国家间的竞争逻辑, 优越于其他国家仍然是其最终的目的。[10]80
第四, 一国的崛起与衰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地缘经济状况, 地缘经济活动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地缘经济为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国家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斯考恩等将地缘经济理解为一种外交策略, 国家运用经济手段, 获得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10]80同时, 由于最初的地缘经济理论是在两极格局崩溃后为维护或谋求本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利益而提出的, 很多欧美学者将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地缘经济的关键行为体, 侧重于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与战略利益的关系。[27]
综合上述观点, 众多学者从实现国家战略、作为经济权力的延伸或外交战略分析框架等角度阐述了地缘经济学观点。在这些观点中, 通过竞争、控制逻辑以取得自身优势并实现国家利益的观点占主流, 而对地缘经济中的合作特质所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 “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缘经济理论的影响
传统地缘经济理论是在如下背景下提出的:冷战后, 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自身实力衰退, 无法继续通过“高级政治”实现对世界格局的把控, 市场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力量正在赶上甚至超越军事、政治力量。[28]出于将国家利益与经济实力结合以实现未来国家战略的目的, 美国学者率先提出地缘经济理论, 主张国家通过经济竞争或合作实现对国际市场的控制权、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业地位的统治权、价值链分配的话语权等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地缘经济理论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逻辑”在经济领域的体现。[29]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以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度认同。[30]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表示, “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将有效促进欧亚大陆的合作。[31]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 通过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哈萨克斯坦将恢复其历史地位, 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和过境中心, 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独特桥梁。[32]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出席博鳌论坛时表示, “一带一路”的实施及欧亚间经贸互利合作的开展是非常现实和重要的, 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33]俄罗斯地缘经济与全球问题社会研究院院长Э.科切托夫认为, 与俄罗斯“跨欧亚发展带”计划有着共同地缘经济属性的“一带一路”, 是中国全方位开放和周边外交战略的新架构。[34]俄罗斯政治学专家尼古拉·斯塔里科夫认为, 在经济方面, 俄罗斯参与“一带一路”将为其提供并入向西方消费者运输中国货物的新经济运输通道的机会。[35]昂尼特·科卢塔科夫认为“一带一路”项目是中俄共同的项目, 在这一实行统一规则的项目里, 大家都是赢家, 且没有政治潜台词。[36]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扎玛利金·阿迪耶夫认为, “一带一路”将为塔吉克斯坦解决吸引投资问题, 认为中国有能力改善连接东、西、中亚和南亚的交通网络等跨境运输基础设施, 促进经济发展。[37]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院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教授认为, 在中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哈萨克斯坦能发挥过境运输枢纽作用, 并在非能源领域、能源领域、农业领域以及科技密集型领域开展新合作。[38]
正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新理念得到了沿线国家的高度认同, 沿线国家间在能源合作、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等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 这种注重合作的地缘经济实践是对传统地缘经济理论的超越:
第一, 它突破了地缘经济理论的传统逻辑, 由排他、控制、冲突、中心-边缘经济结构等霸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方式逐渐转向合作、包容、开放、共享。地缘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卢特沃克曾说, 地缘经济是“冲突的逻辑与商业方法的混合”, 或者说是“冲突的逻辑, 商业的语法”。[7]17-24他甚至将资本、市场、价值链分工等经济因素比喻成军队、基地、核威慑等高级政治的要素。[2]2-4 传统地缘经济理论将竞争与合作视为两个最主要的特征, 但更多强调的还是竞争、冲突、遏制。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相比, 虽然两者在国家竞争手段和领域发生了变化, 但地缘经济还是继承了地缘政治的冲突性本质, 只是此时的冲突性主要通过经济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瑟诺 (Lester C.Thurow) 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 认为三者的相互竞争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14]然而地缘经济中的竞争通常是无序的、不规范的, 是零和博弈, 一方利益的获得常常是以另一方利益的失去为前提, 严重伤害了别国的经济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 “一带一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一带一路”, 而是大家共有的, 所有国家平等, 告别了传统的大国主导地缘政治思想;其次, “一带一路”以合作为基础, 以经济项目合作为核心, 由有意愿的国家共同参与;再次, 在共商共建基础上, 所有成果各方共享。这些特征对地缘经济理论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通过排他、控制等方式实现经济扩张的传统地缘经济逻辑难以立足,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经济共享增长的新逻辑。[39]
第二, 地缘经济的行为主体由区域内的单个国家上升为一组国家。地缘经济的主体通常是一个国家, 该国家基于自身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采取一系列与经济因素相关的动作来谋求自身利益。冷战结束后, 由于领土、人口扩张等引起的军事冲突基本可以避免, 经济领域的对抗与竞争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 在美日经济战中, 《广场条约》的签署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美欧之间“空中巴士”与波音、麦道的对抗, 美日欧之间的“高清晰电视标准的战争”, 美日间贸易赤字的争端及半导体、汽车和农产品等问题的争端, 等等, [40]都是国家基于自身的经济考虑, 利用经济手段保障、获取国家利益, 其主体通常都是以单个国家为主。
“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 需要各国携手努力, 增进理解信任, 推进全方位务实合作,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30]作为“一带一路”主要载体的六大经济走廊, 除中巴经济走廊是由两个国家组成的国家组之外, 其他五个经济走廊至少由三个国家共同组成一组地缘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由此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不是靠一个国家单打独斗, 而是多个国家在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安全的驱动下共同参与世界经济活动。
第三, 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地缘经济中的主体作用更加凸显。由于在发展理念、发展需求、推动地区经济繁荣等方面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 众多国际组织纷纷签署“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如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相继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41]国际组织的高平台资源在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以项目合作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模式, 跨国公司是项目合作具体推进的主要实施者。其在国际合作项目的选择与设计、具体项目的执行与建设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跨国公司的运作, 将“一带一路”建设交给市场, 运用市场规律开展国际合作, 既避免了西方国家和相关参与国用地缘政治传统思想去衡量“一带一路”, 也有利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 “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发展为解决地缘经济中的文化、宗教等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思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有伊斯兰突厥 (波斯) 文化、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汉儒文化、印度文化、蒙藏佛教文化。[42]该区域文化与宗教交融, 有些甚至渗透到国家的政治之中, 是全球宗教问题最复杂、文化冲突最明显、民族最多样、地域最复杂的区域之一。文化冲突、宗教矛盾等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威胁。“一带一路”强调共同发展、共同获益, 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以互联互通为抓手, 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通过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使得原先贫穷、闭塞、保守的地区逐渐走向开放、交流、发展, 冲突也就失去了土壤, 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思路与方法。
三、 “一带一路”触发生成的新地缘经济观
地缘经济理论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的经济领域, [4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 使得传统地缘经济理论的逻辑、内涵和主体等都受到了冲击, 一种包含合作、包容、开放、共赢理念的新地缘经济观逐渐生成, 具体内涵如下:
第一, 地缘经济新空间。俄罗斯地缘经济与全球问题社会研究院院长Э.科切托夫认为, 世界空间被划分成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空间, 其中地缘经济空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4]地缘经济空间是指在地缘基础上, 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整合资源, 获取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45]在此基础上, 地缘经济空间成为国家拓展利益的载体。[45]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经济结构、利益诉求开拓地缘经济空间。
“一带一路”理念摈弃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心-边缘理论构建的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中心与边缘地带, 而是强调包容、平等、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以中亚国家为主要枢纽, 依托陆上大通道将地缘经济空间延伸至俄罗斯、欧盟及中东。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新加坡等国为主, 依托海上重点港口为节点, 使“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空间越过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同时, 地缘经济主体由一元主体变为多元主体, 拓展了地缘经济的空间概念, 突破了地缘经济中位置毗邻、空间相连的地域经济单元以传统经济联系为基础按比较利益来进行生产和分工的空间。[46]这进而为形成一个不是以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中心向外延伸, 而是在单个国家、国家组等地理空间流动轮转, 与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等交流互鉴的综合多维地缘经济大空间打下了基础。
第二, 地缘经济要素流动的新动向。当前经济全球化以要素的国际流动为主要特征, 要素的国际流动则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47]83-93地缘经济是在要素全球流动配置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以地缘为基础而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 “一带一路”区域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地区, 越来越多的FDI (外商直接投资) 投入到沿线国家和区域, 投资超越贸易使得地缘经济要素流动产生了新动向。
以生产要素国际合作为核心的FDI及附着其上的技术、管理、人员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国际流动配置在一起, 是从生产源头开展的国际合作, 超越了传统的以产品生产国际分工为核心的国际贸易。[47]1-3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经贸合作制度等方面的逐渐完善, 极具比较优势的“一带一路”区域成为各类高级要素青睐的投资洼地。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7》的数据, 俄罗斯2016年被美国制裁时仍吸收FDI 376.68亿美元, 相较2012年 (301.88亿美元) 增长了约25%。塔吉克斯坦2016年吸收FDI 4.34亿美元, 相较2012年 (2.62亿美元) 增长了65.6%。吉尔吉斯斯坦2016年吸收FDI 4.67亿美元, 相较2012年 (2.93亿美元) 增长了59.3%。[48]在贸易方面, 俄罗斯2016年贸易额相对于2012年下降了近50%。塔吉克斯坦2016年贸易额相对于2012年从51.38亿美元下降至40亿美元, 下降了22.1%。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从2012年的72.68亿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54.64亿美元, 下降了24.8%。1从数据来看, 俄罗斯及中亚相关国家吸收FDI的增长率远高于贸易的增长率。
各类要素由于高流动性要素向低流动性要素集聚, 从要素收益低的区域向要素收益高的区域流动的特性, [49]跨国公司通过优化配置资源, 使高流动性要素流动至拥有低流动性要素的“一带一路”区域, 与所在国的低流动性要素结合, 进而形成了地缘经济要素国际流动的新动向。
第三, 合作共赢新框架。斯巴克和罗森认为, 地缘经济是全球经济结构下斗争性更为普遍的名称。[50]米卡尔指出, 地缘经济用于推进地缘战略目标而不是互利的贸易关系, 地缘经济可以被定义为“经济力量的地缘战略运用”。[9]西方地缘经济理论虽然包含竞争与合作两大部分, 但竞争性依然是主要的。在此背景下, 西方国家构建了以注重毗邻地理区位、文化背景、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为基础的国家间地缘经济关系, 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比较典型的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APEC、OECD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此类组织主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相关游戏规则, 很多参与国并无实际话语权, 在此格局下, 传统的地缘经济框架得以构建。
“一带一路”强调以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平衡和可持续为合作原则, [51]给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理念。“一带一路”提出以互联互通为内容, 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为平台, 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经济计划、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战略等进行战略对接。而已建成或在建的中-哈-俄跨境公路、跨越俄罗斯及中亚区域“三横两纵” 高铁网络的杰兹卡兹甘-别伊涅乌铁路、土-阿-塔铁路、俄-哈-吉-塔铁路以及国际“北-南”运输走廊等, [52]为“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提供了基础保障。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引和具体地缘经济合作的实践下, 一个开放、包容、共赢、平等的地缘经济合作新框架呼之欲出。
第四, 国际关系理念的新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 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主要关注权力和利益。[53]新自由主义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问题, 在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同时, 还关注相互依赖的问题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及绝对收益的重要性。[54]建构主义认为, 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 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结构, 是非物质性的, 无政府文化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55]这三种理论是目前最为学术界认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西方国家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制定对外政策、决定自身行为, 也以之作为衡量他国对外政策和相关行为的逻辑依据。然而, 遗憾的是, 西方政治思维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并没有解决甚至导致了各种深刻的国际冲突或者文明冲突。西方政治思维往往看不到在国家之外还存在着世界公利, 所以不太可能发现国际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和解。[56]
“一带一路”处处体现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维的国际关系思想与理念。例如,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胜利的最高形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处于防御自守状态, 并且认为通过武力征服得不到世界, 德化才能使万民归心;强调治理国家应行王道而非霸道, [57]“夫丰国之谓霸, 兼正之国之谓王”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 尊重各国的多样性及各自的需求;强调“兼爱非攻”, 提倡博爱、合作、和而不同;强调“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禹治水、“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等阐述“通”的重要性的历史典故。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已经融入血液, 深刻影响着国家、民族的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费正清认为, 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 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其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58]“一带一路”倡议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智慧, 以“通”作为主要内容, 以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对外政策的基点, 以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国际合作的原则, 为新时期全球治理下的国际关系理念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
第五, 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 多边合作陷入困境, 国家倾向于以双边合作为主的地缘经济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世界经济逐步进入恢复通道, 但是速度缓慢。美国推行的再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经济逐渐复苏, 失业率逐步降低。由于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 欧洲经济仍在缓慢调整中。
与以往的区域一体化不同, “一带一路”突破了地缘经济传统的束缚, 向广域一体化发展, 形成了非毗邻巨型贸易协定。[59]它以合作共赢为理念, 以互联互通为抓手, 将优势技术、资本等要素通过市场配置到需要的沿线国家。高级要素的流入充分释放了沿线国家的劳动力、自然禀赋等生产要素的效用, 使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欠发达国家有机会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中来, 给国际产业供应链、价值链等领域带来新的合作模式, 也促进了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目前,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建立工业园区, 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鹏盛工业园区, 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比什凯克工业园区, 在孟加拉国建立中国经济工业园区, 在印度投资设立中国中小企业工业园区、古吉拉特邦电力产业园区, 在缅甸建立皎漂特区工业园区, 等等, 通过工业园区的建设, 有效地把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资源优化配置至俄罗斯及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建设项目。在交通基础设施上, 中巴经济走廊的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完成融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中吉乌铁路乌兹别克斯坦段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 塔乌公路于2014年竣工通车, 中哈铁路顺利对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启动建设。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 中国已经中标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相关项目。中蒙俄经济走廊中, 中蒙俄三国签署口岸合作框架协定, 中蒙边境乌力吉口岸对外开放。在电力工程建设上, 中法联手建设的英国核电项目、巴基斯坦恰希玛和卡拉奇核电项目、默蒂亚里-拉合尔输变电项目、卡洛特水电站、卡西姆港火电项目顺利进行。中方承建塔吉克斯坦HUZHAND燃煤电站、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热电项目等。在信息通信建设上, 中巴经济走廊的中巴跨境光缆项目于2016年5月顺利开工, 亚欧3号海缆 (SMW5) 、亚非欧1号海缆 (AAE-1) 等国际海缆项目即将建成, 作为亚非欧高容量信息通道的系列跨境光缆项目, 即将全线贯通。中吉塔阿 “丝路光缆项目”谈判也即将完成。如此众多的地缘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 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同时, 也促使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
四、 结 语
“一带一路”以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互学互鉴为理念,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以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为基础, 致力于打造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合作”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词汇之一, 以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建设等地缘经济项目合作为实施核心的“一带一路”, 逐渐改变以强调竞争、控制为主流的地缘经济传统逻辑, 使得地缘经济理论中的合作逻辑逐渐被认知、接受, 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一种新地缘经济观。当前, 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不同看法, 尤其是欧美国家, 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揣度“一带一路”。如何全面、真实地向世界讲述好“一带一路”故事, 表达中国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意愿, 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地缘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正, 陈才, 熊理然.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特征探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4 (1) .
[2] 萨本望. 新兴的“地缘经济学”[J]. 世界知识, 1995 (5) .
[3] BARU S. Geo-economics and strategy[J]. Survival, 2012, 54 (3) : 47-58.
[4] BLACKWILL H.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5] GROSSE T G. Ge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the lessons from the EU weapon embargo and from Galileo[J].Geopolitics, 2014, 19: 41-42.
[6] LUTTWAK E N.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suited state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34-39.
[7] LUTTWAK E N. From geopolitic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0 (20) .
[8] 倪世雄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401.
[9] WIGELL M, VIHMA A. Geopolitics versus geoeconomics: the case of Russia’s geostrategy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U[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92 (3) : 606.
[10] SCHOLVIN S, WIGELL M. Power politics by economic means: geoeconomics a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an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J]. Comparative Strategy, 2018, 37 (1) .
[11] O’HARA S, HEFFERNAN M. From geo-strategy to geo-economics: the “heartland”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before and after Mackinder[J]. Geopolitics, 2006 (1) : 54-73.
[12] SOLOMON R. America and Asian security in an era of geoeconomics[J].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1992, 3 (21) : 410.
[13] PUTNAM R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 (3) : 427-445.
[14] THUROW L.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2: 246.
[15] ROZOV N S.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and geoculture[J]. Russian Social Review, 2012, 53 (6) : 19.
[16] 科切托夫. 世界文明和谐与地缘经济学范式[J].李新, 译,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7 (5) :3-8.
[17] 李敦瑞, 李新. 地缘经济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 2009 (1) .
[18] JEAN C. Geopolitica economica[M].Milano: Franco Angeli, 2008.
[19] 于海洋. 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的批判与重塑[J].学术交流, 2014 (8) :114.
[20] 丁利荣, 陈明婧. 论地缘经济学的生成绩其学术流派[J].求索, 2009 (4) :6.
[21] 潘忠岐, 黄仁伟. 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5) : 116-122.
[22] 段进军, 陆大道:论大国东亚地缘经济战略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J].经济地理, 1999 (2) :22-26.
[23] 杜德斌, 马亚华.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 2012年 (1) :1-15.
[24] BELL 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330.
[25] MATTLIN M, WIGELL M. Geoeconomics in the context of restive regional powers[J]. Asia Europe Journal, 2016, 14 (2) : 25-34.
[26] COWEN D, SMITH N.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J].Antipode, 2009, 41 (1) : 39.
[27] 李红, 韦永贵, 徐全龙. 基于中国视角的地缘经济合作研究进展[J].热带地理, 2015 (5) :719.
[28] DALBY S, TUATHAIL G ?. Rethinking geopolitic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12.
[29] 黄仁伟. 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J].现代国际关系, 2010 (S1) :22.
[30]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 (2015-06-08) [2016-10-01].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6/08 /c_127890670.htm.
[31] 普京.“一带一路”是重要平台, 能促进欧亚大陆合作[EB/OL]. (2017-05-15) .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5-15/8223652.shtml.
[32] Андрей Королев. Новы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EB/OL] . (2014-07-29) . https://liter.kz/ru/articles/show/1216-novyi_shelkovyi_put.
[33] Экс-президент А.Атамбаев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круглом столе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в рамках Боаоского азиат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в Китае[EB/OL] . (2018-04-09) . http://kg.akipress.org/news:1441592.
[34] Эрнест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четов.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Е ОБУСТРОЙСТВ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МИРА [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С. Ю. Витте, 2014, 3 (9) : 53-67.
[35] Тамара Миодушевская. Политологи - о проекте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EB/OL]. ( 2017-05-15) . http://www.aif.ru/event/digital/politologi_o_proekte_odin_poyas_odin_put.
[36]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Эксперт опроекте‘Один пояс-один путь’: где есть бизнес, война ненужна[EB/OL]. (2017-05-15) . https://ria.ru/radio_brief/20170515/1494292249.html.
[37] Проект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 выгоден всем странам-участницам, - эксперты[EB/OL]. (2017-05-17) . http://avesta.tj/2017/05/17/proekt-odin-poyas-odin-put-vygoden-vsem-stranam-uchastnitsam-eksperty/.
[38] Катерина Клеменкова. Китай не хочет быть главным спонсором проекта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EB/OL]. (2017-05-13) . https://ru.sputniknews.kz/analytics/20170513/2235564/kitaj-ne-hochet-byt-glavnym-sponsorom-proekta-odin-poyas—odin-put.html.
[39] 潘忠岐, 黄仁伟. 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5) :122.
[40] 卢光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J].世界经济研究, 2004 (3) :15-16.
[41] 张贵洪.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大舞台[EB/OL]. (2017-05-19) . http://theor.gmw.cn/2017-05/19/content_24535183.htm.
[42] 潘光. 欧亚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断裂带”研究——兼论“文明冲突论”的双重性[J].俄罗斯研究, 2016 (6) :92.
[43] 弗林特, 张晓通. “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J]. 外交评论, 2016 (3) :23.
[44] 刘宗义.“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际研讨会综述[J]. 国际展望, 2009 (3) :101.
[45] 陈迎春. 论海外利益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空间[J].发展研究, 2013 (3) :19.
[46] 张丽君. 地缘经济时代[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54.
[47] 张幼文等. 要素流动——全球化经济学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48]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R/OL].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1782.
[49] 张幼文, 梁军. 要素集聚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J]. 学术月刊, 2007 (3) :75-77.
[50] CHACKO P. The new geo-economics of a “rising” Indi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casting of foreign polic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5, 45: 329.
[5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EB/OL]. (2017-05-16) .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13687.htm.
[52] 吕昱江. 中亚或将形成“三横两纵”国际通道[N/OL].中国经济导报, 2015-05-28. 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zj/2015/05/908104.shtml.
[53] 徐秀军.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08 (4) :133-134.
[54] 李德元, 董建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进[J]. 国外社会科学, 2011 (2) :120.
[55] 谭再文. 三大国际关系范式的理论构成及其与中国传统理论模式之比较[J]. 国际观察, 2009 (4) :76-77.
[56] 赵汀阳. 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 (10) :59.
[57] 孙中山.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1:407.
[58]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 [M]. 谢亮生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14-15.
[59] 汪亚青. 地缘经济新格局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塑造[J].西部论坛, 2015 (9) :56.
注释：
1根据世界银行贸易数据整理, 参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topic/%E8%B4%B8%E6%98%93?locations=KG&view=c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