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通胀主义通缩治理的思路和政策

　　长期以来，通货紧缩是困扰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学界存在着诸多的争议。经合组织（OECD）把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定义为通货紧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通货紧缩定义为持续两年以上的物价下跌。① 如果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连续两年下降视为通缩现象，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陷入了通缩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陷入了持续性的萧条，产业空心化加剧，企业市场竞争力下降，经济持续低迷。如何看待日本的持续通缩问题？以摆脱通缩为目标的安倍经济学如何在认识通缩成因的基础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本文拟就日本再通胀主义通缩治理的思路和政策，研究安倍经济学通缩治理的手法及其启示。

　　一、通缩成因的争议和再通胀主义的学理逻辑

　　从1998年开始，日本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出现负值，这种负增长状态一直持续到2005年。

　　2006年到2008年，物价水平出现短暂的回升，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物价再次出现大幅下滑。对日本持续性通缩的形成，日本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成因的分析概括大致分为四类：（1）通缩缺口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从1992年起出现供需缺口，之后一直处于需求不足状态。通缩缺口论认为通缩主因在于需求方，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总需求不足，长期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从而形成持续性萧条。通缩缺口存在的前提下，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无助于摆脱持续性的萧条。形成通缩缺口的原因在于少子老龄化，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的加剧等人口动态变化导致耐用品的有效需求萎缩，造成持续性通缩，此时货币政策已不能达到诱导通胀的目的。（2）通缩预期论。该观点指出通缩预期是造成通缩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通缩预期导致企业和消费者规避风险的经济行为固化了路径依赖的惯性，形成恶性循环。企业和消费者基于对未来收入状况的担忧而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投资和消费方式，控制支出的扩大，成为持续性通货紧缩的助推因素。（3）政策失误论。该观点基于货币主义理论，认为泡沫经济破灭初期，日本银行过度的紧缩政策造成“资产通缩”,之后日本银行虽然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但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实际利率出现上升。尤其是2006年日本银行在经济尚未完全好转的情况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被认为是对摆脱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复苏起到扼杀的作用。政策失误论延续20世纪90年代初“岩田-翁”传统争议，即认为央行未能主动调控基础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不彻底，对通缩固化负有责任。（4）结构优先论。主张结构论的观点认为日本持续性通缩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各个领域规制制约等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此时单纯依靠流动性的增加无法提髙物价，只有结构改革、放松规制，充分发挥民间活力，才能提高企业活力，成为摆脱通缩的动力。①而且潜在增长率需要在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等竞争性政策的引导下得以提升，这种竞争性政策的主体是政府，政策目的在于提高供给能力。②针对这一系列争议，日本再通胀主义主张从维护经济支付体系流动性出发，利用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需求，达到提高物价、反制通缩压力的效果。其主张主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学说的基础上，借鉴日本20世纪30年代应对萧条的经验和启示，形成新的通缩治理模式。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再通胀主义始终未能获得主导权。只是过去十年日本通缩治理成效甚微，导致再通胀派这一作为方法论、政策手段水平上的联合体不断地得到壮大。

　　再通胀主义围绕通缩治理主要致力于解决上述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1）货币政策效果。尽管保罗·克鲁格曼、根岸隆等均指出日本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滨田宏一、本田悦朗等指出若在实现通胀目标之前实施无限量货币宽松，流动性陷阱下日本仍可使货币从资本市场转向实体市场。基于再通胀主义的逻辑，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改变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引导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对持有的各种不完全替代金融资产的进行投资组合调整，进而影响不同金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和价格。货币宽松政策压低长期利率的同时，增加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引起资产价格的上升。基于公众自觉的资产结构调整，企业投资将进一步便利，投资渠道也将得到有效拓展。③ 资产配置效应的发挥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联系，指明了货币从资本市场转向实体经济进行投资的路径和实效，解决流动性陷阱下企业扩大投资的问题。（2）财政政策效果。日本国内以藤井聪为代表的公共投资推进派主张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通缩状态下的日本并不适用。尽管泡沫经济破灭后以来，日本投资乘数呈下滑趋势，实际政府支出乘数从1987年的1.16下降到2011年的1.01;名义政府支出乘数从1987年的1.35下降到2011年的1.20,单纯依靠公共事业投资对产业集聚的波及效应已经弱化，但是公共事业投资在利用和维持潜在经济资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其中包括废弃的基础设施、闲置的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人才技术等方供给约束的缓解，维持潜在经济增长率。（3）央行政策性失误。再通胀派认为一国货币政策实现物价1-3%的增长是理所当然的，换而言之，央行是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填补GDP缺口。④ 要摆脱通缩应设定长期的通胀目标，使公众产生长期通胀的预期。岩田规久男等甚至称要扭转预期的货币政策应注重5-10年中长期内范围内的实效性；针对先前日本银行未能实现期待的物价水平，再通胀派称“日本银行有义务对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理由进行说明”.⑤ （4）结构改革定位。再通胀主义对再通胀政策和结构改革的顺序进行重新定位。岩田规久男认为：实现经济复兴，再通胀政策和结构改革都不可或缺。结构改革具有长期性，很难在一到两年内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如果不采取再通胀政策而单纯在通缩状况下推行结构改革，将会进一步加剧通缩，导致失业率的上升。① 例如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即便推动规制改革促进企业扩大设备投资，但仍然无法规避部分投资向海外的逃逸。因此，短期性的刺激政策主要发挥引起市场先期反应、扭转市场预期、消除通缩缺口等作用。中长期需要依托市场预期形成后以规制放松、企业竞争力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的实施（见图1）.
　　
　　二、通缩治理思路及其政策成效分析

　　以再通胀学说为指导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日本媒体和学界对2012年重新执政的自民党安倍政府应对通缩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统称。作为医治“失去的20年”痼疾的安倍经济学，被保罗·克鲁格曼、乔治斯蒂格勒等西方学者评价为解决经济长期萧条等共性问题的“经济试验”,为经济不景气的国家摆脱萧条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基于再通胀主义学理逻辑，安倍经济学通缩治理的政策逻辑是：利用再通胀政策，提高市场流动性、扩大公共投资，形成通胀预期，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业绩改善的企业将重新调整经营战略，如增加工资、扩大雇佣，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企业也基于资产配置再平衡效应扩大设备投资。

　　在企业和消费者行为转变的双重推动下实现经济状况的扭转，经济复苏成果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扩充政府财源，成为日后日本健全财政运营、维护市场信用的经济基础（见图2）。为实现这一目标，安倍政府推出通缩治理的配套组合政策：日元贬值政策、质和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公共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以规制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政策。
　　
　　（一）日元贬值政策

　　为了阻止日本制造业的进一步萎缩，安倍政府希望率先通过日元贬值，发挥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达到推动制造业出口、改善企业经营业绩的效果。根据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的估算，若从原先的80日元汇兑1美元调整到90日元汇兑1美元，将导致实际GDP提高0.3%;若从原先的80日元汇兑1美元调整到100日元汇兑1美元，将导致实际GDP提高0.6%.② 但事实上，日元贬值的经济效果存在极限，过度贬值使进口零部件的采购价格上涨等因素逐渐开始反映到企业的成本价格上，抵消了货币贬值的部分效果。

　　从再通胀政策设定的的路径来看，图3反映了日元贬值和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迄今，日元贬值和日本企业经常性收益增加之间并不存在联动关系，不同类型企业在日元贬值中呈现完全不同的“两极化”境遇，③贬值带来福利效应主要集中于大型制造类企业，尤其是加工型产业。如日本的电气机械、运输设备行业，由于产量的40%用于出口，因此即便受到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出口价格转嫁的方式获利。但是若企业对外依存度较低，原材料价格上升部分若不能及时得以转嫁，成本增量将被企业所消化，从而压缩企业利润，成为日元贬值的主要受害者，日元过度贬值加剧企业的两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