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养方式角度分析影响ADHD儿童社会期望的原因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的主要特征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把ADHD分成三种亚型：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注意力缺陷合并多动。国内报道在学龄期患病率约为3%～5%。儿童社会期望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反映了儿童对社会认可的依赖程度，即儿童对社会认可的需要或对社会不认可的恐惧，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内在动机之一。本次研究从教养方式角度分析影响ADHD儿童社会期望的原因，以期能够提出一些有效建议，进一步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至7月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就诊的患儿纳入ADHD组。入组标准：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中ADHD的诊断标准；韦氏儿童智力评分＞90分。采用半定式诊断检查工具（Kiddie-Sads-终生版，K-SADS-PL）收集当前和既往精神疾病病史，排除其他精神障碍及测试未能完成者。诊断由两名中级职称及以上级别的儿童精神专科医生共同完成。排除其它精神障碍和具有其它共患精神疾病患者。共入组32例，其中男性22例、女性10例；年龄7～11岁，平均（9.06±1.01）岁，韦氏儿童智力评定分为（104.73±10.02）分，属于正常智力水平。服药者10例，其中5例服用托莫西汀胶囊；5例服用哌甲酯控释剂片。无药物合并使用。全部32例患儿父母婚姻状况良好，无离婚和丧偶。选择2013年1月至7月在杭州市中小学校就读的志愿者32例为对照组，入组标准：身体健康，无精神疾患；韦氏儿童智力评定智商＞90分。排除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和躯体疾病者。其中男性17例、女性15例；年龄7～10岁，平均（8.88±0.71） 岁。两组对象及家长均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儿童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身高和体重情况见表1，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儿童社会期望量表（children's socialdesirability，CSD）：量表由48个陈述句组成，以是否的形式作答，答“是”得1分、答“否”得0分。可能的得分范围是0～48，分值越大表明对不认可的惧怕。

　　家长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parenting locus ofcontrol scale，PLOC）：PLOC包含47个条目，5级评分，包括5个因子：教育成效、父母的责任、子女的控制、运气或机遇及父母的控制。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CSD与PLOC关系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DHD组与对照组CSD得分比较 ADHD组儿童的CSD得分（23.75±8.35） 分，低于对照组儿童（28.12±8.5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7，P＜0.05）。

　　2.2 ADHD组与对照组PLOC得分比较见表2

　　由表2可见，两组儿童在教育成效、父母责任、子女控制、命运机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1.61、-0.34、0.81、0.32，P均＞0.05）。两组在父母控制维度上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1，P＜0.05）。

　　由表3可见，父母控制与ADHD儿童社会期望量表得分有线性回归关系，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出，父母控制对ADHD儿童社会期望量表得分的影响最大。

　　3、讨论

　　儿童社会期望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对周围人群及其活动的认识。儿童的一些不正确看法又会反过来影响甚至阻碍到父母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受到阻碍的父母教育和学校教育又会影响儿童的进一步发展。对部分中小学生的已有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在社会期望量表上得分高者比得分低者具有适应良好、较少攻击性、友善待人等优良品质。但是这项得分并不是越高就越好，一般社会期望过高的儿童，社会掩饰性倾向也更强，他们更可能为获得社会认可而出现说谎现象。中等强度的社会期望对儿童发展是最好的，有利于提高儿童的自我效能感，使儿童保持适当水平的成就动机，进而提高儿童的自我评价。对ADHD儿童的社会期望研究发现，ADHD儿童的社会期望较正常同龄儿童低，但尚未有具体研究分析其相关原因和影响因素。本次研究结果显示，ADHD组儿童的社会期望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儿童（P＜0.05），说明相对于对照组儿童来说，ADHD儿童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与控制水平比较低，可能是因为他们获得的来自外界的奖赏少而惩罚多，容易形成自我厌弃或逆反心理，因此难以顺应社会要求与期望。

　　本次研究发现，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对比中，AD-HD儿童在父母控制维度上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儿童（P＜0.05）。父母控制维度体现了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控制，说明ADHD儿童的父母对于子女行为的控制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ADHD的“冲动/多动”症状所致。“冲动/多动”表现会得到家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这种警觉状态带来的后果是对于那些“冲动/多动行为”加以更严厉的约束和矫正。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控制与ADHD儿童社会期望量表得分有线性回归关系，且父母控制对ADHD儿童社会期望量表得分的影响最大。

　　梁亚勇等在对ADHD儿童与父母互动的观察中发现，ADHD儿童的行为问题往往对家长的教育方式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这种负面教育方式反过来也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导致负性养育方式随着儿童ADHD症状的加强得以强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不当的养育方式可能培养了ADHD儿童处事的不当反应，引起和加深了ADHD儿童与周围社会关系的建立和保持的矛盾。另外，ADHD儿童父母间对于养育方式的不一致也很容易引起孩子的无所适从，此刻父母应该把焦点放在“怎样做对孩子最好”
上，而不是相互指责对方。同时，他们对子女教育方面表现出消极对待的态度，往往不知道怎样正确应对他们的行为问题。

　　综上所述，ADHD儿童社会期望与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有关。这为家长、教师更好地了解影响ADHD儿童的社会期望的一些因素提供了依据。当然，ADHD儿童不仅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同时也与学校的诸多变量，如教学方式、教师的人格特征有关，因此，将在后期的研究中考虑纳入以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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