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论文
摘 要： 哈维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基础上,立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践,从空间维度出发,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积累运动,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化的资本积累理论。首先,基于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独特理解,针对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特性,提出“剥夺性积累”概念。其次,哈维梳理并总结出资本的三级循环形式,指明了时空修复策略在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上所发挥的作用。最后,哈维从空间维度出发,考察资本积累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哈维的理论对于我国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这要求我们要防止资本对人的“异化”、破除资本对城市化的主宰力,最终使城市化建设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 大卫.哈维;资本积累;剥夺性积累;时空修复;
自《资本论》面世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资本积累理论为我们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哈维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空间维度剖析了资本积累的新特征，即资本借助自身流动性，频繁利用时空修复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布展，通过优势地位剥夺全球财富，最终得以转嫁资本主义危机。哈维的这一理论探索是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具有启示意义。
一、资本积累的本质呈现：剥夺性积累
剥夺性积累理论是哈维在考察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后所提出的创新性表达。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一内在动力要求资本始终流向有利可图的地区。资本若要实现积累的永续性，必须要依靠外在于自身的力量。哈维指出，资本积累已然进入了全球化、弹性化的时代，其表现方式与原始积累大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笔下的原始积累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时”，而应当是现实存在的“进行时”。哈维认为，原始积累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诞生前，而且在当代一直持续着，只是相较于赤裸裸的暴力形式的原始积累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内在蕴含的剥夺性更为隐蔽，以相对平和的方式为不发达地区带来动荡与不安。鉴于此，哈维有意识地去掉了“原始积累”概念中的时间性，从而用“剥夺性积累”加以区分，如若再用“原始”或“早期”为资本主义的积累历史划分阶段，已经显得不合时宜。随着剥夺性积累的实践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下向全球范围延伸，必然会对世界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剥夺性积累作为当前资本力量向全世界布展的手段，是资本主义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的有机结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大不相同，它却从未停止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与占有。剥夺性积累揭示了资本主义长存至今的内在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逻辑要求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保持永续扩张的状态。资本主义逻辑集中体现为资本家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货币资本在广阔的全球空间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受到竞争的驱动，资本家不断地寻找具有较优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地理空间便于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剥夺性积累也需要权力的领土逻辑给予支持，这要求国家权力为资本主义活动开辟道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损害其他地区领土的利益，以满足本国资本对扩大贸易和生产的强烈要求，国家权力对内进行制度建设，为资本积累的畅通搭建舞台，对外则通过经济诱导、政治胁迫、文化渗透，将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广阔地区纳入资本积累的范围。以美国为例，二战后，为保证国内的资本积累，美国不仅动用经济力量，将美元霸权输送至全世界，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体系，还在全球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利用军事力量恫吓、威胁不发达国家，从而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
可见，剥夺性积累离不开资本逻辑和国家权力的共同作用。哈维强调，剥夺性积累既是一个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军事、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全球过程。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旧主导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话语权，剥夺性积累就是能够巩固这种话语权的重磅“武器”，描绘出独特的资本积累历史画卷。
二、资本积累的运动过程：三级循环与时空修复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经深刻变革，演变出独特的资本循环模式，哈维立足于《资本论》的研究，梳理并总结出资本的三级循环形式，指出资本只有时刻保持循环与周转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在空间上的三级循环，意味着资本在过度积累之后仍积极对外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于是时空修复策略成为资本缓解危机的重要手段。
首先，资本的第一级循环是资本积累的基础。这一阶段的资本循环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在《资本论》三卷册中，马克思分别探讨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模式中生产与消费的比例问题，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制约因素，最终无论个体资本家如何扩大销路、优化生产，大众有限的消费需求和无限的产品供应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消除，过度积累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哈维指出，资本若想要改变这一状况，只能寻求进入新一阶段的循环之中，即资本的第二级循环。
其次，资本的第二级循环是第一级循环的历时性呈现。这一过程涉及生产、消费两个领域。哈维强调了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物质基础设施建造的重要性，基于此，哈维引入了“建筑环境”的概念，这里的“建筑环境”主要是由道路、工厂、学校、医院、住宅，商店等要素构成的。对于生产领域来说，部分资本应当投入到固定资本和生产的建筑环境当中，后者主要是为生产提供物理框架功能的资本，即工厂、仓库等；对于消费领域而言，资金应当流向耐用消费品和消费的建筑环境，后者则是为消费提供物理框架功能的资本。当第一级循环中的工业资本回报率下降至无利可图时，资本就会从第一级循环进入第二级循环。在这一阶段，国家政权、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为单个资本家的投资给予帮助，以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的难题。但是资本的痼疾在这一阶段依旧难以消除，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依旧会出现在第二级循环之中，并出现新一轮的资本危机。
最后，资本的第三级循环是必要补充。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国家政权驱动资本投向科学研究、高新技术以及有助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各项社会支出。由于上述领域耗资巨大，投资回收周期过长，因而只能由国家进行投资，此外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工领域的投资也只能由政府主导。哈维指出，第一、二级循环中的过度积累资本即便进入第三级循环，最终依然会转变成过度投资倾向，资本的持续流入并不能扩大再生产，反而会促成金融危机或国家危机，最终演化成全球危机。
哈维对资本的三级循环过程的总结与分析是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之上，是对资本运动的有益探索，也是资本运动过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时间消灭空间”的冲动使资本“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2]。然而，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积累理论的空间向度长期被忽视了”[3]，鉴于此，哈维在总结资本的三级循环过程中，从空间维度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长存至今的原因，提出“时空修复”（temporal-spatial fix）这一概念。所谓“时空修复”，在哈维看来就是将特定地域中过度积累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通过某种机制得以吸收。
其一，时空修复策略与固定资本联系十分密切。固定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也在时空修复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马克思在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时似乎有意识地忽视了固定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流通、使用和周转。一方面，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有着特殊的再生产方式和周转形式，企业对固定资本的投入意味着回收周期延长，有助于暂时性地吸收过剩资本。另一方面，过剩资本往往会被投入到城市建筑中，鉴于城市建筑景观在吸收过剩资本方面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巨量资本得以投进城市空间，从而生产出大量的基础设施。
其二，时空修复策略事实上是通过危机的对外移转，从而达到延缓危机爆发的目的。危机的外部转移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地理扩张中寻找新的生产空间的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将危机和矛盾向外移转。哈维指出，时空修复策略已经很难在这些国家内部运用，只有在不发达的国家才能得到有效施展，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内部辩证法迫使其在自身之外寻求解决之道”[4]。故而，资本主义借助资本输出，将过剩资本转移到边缘国家，在这些新的地域空间往往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空间修复”被不断启动，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资本被暂时性地吸收，缓解了资本过度积累所带来的危害，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其三，利用时空修复策略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至多只是在时间上延缓了危机的爆发，无益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资本在范围内的过度积累。一方面，这一策略难以避免资本泡沫蕴含的未知风险。譬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源于次级贷款的大量违约。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经由时空修复蔓延至全球。由于资本总是希望在空间地理层面向低成本、高收益的地域流动，那么资本在城市空间的生产中——例如房地产市场——吸纳更多的剩余资本，在人为炒高土地价格的同时，必然使一部分人被排除在价格不菲的土地之外，而后以产业后备军的身份出现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
由此可见，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以新的视角解答了资本在过度积累之后的出路与解决路径，较好地阐释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仍然能够发展壮大的内在机理，同时也指出这种修复手段仍旧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时空修复策略只是其面临危机的一场自救，最终只能是一种牺牲他者利益的危机转嫁方式。
三、资本的空间化过程：现代城市建设
对城市空间演变的研究，始终是哈维的学术重点之一。在哈维看来，城市化从来都是吸收资本剩余和剩余劳动力的前沿阵地，它凭借着对空间、场所的变更和使用，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但资本始终具有“创造性毁灭”的内驱力，一旦失去有利可图的机会，城市化的积累动力匮乏必然引发城市化的危机。由此可见，资本积累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对城市化的研究即是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考察。
首先，城市空间深受资本积累逻辑的影响。哈维指出，“城市化运动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简单地凭借商品在空间上的流动而推动积累，而且还凭借不断创造和生产出的空间场所来推动积累。”[5]哈维认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体是土地所有者、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这三股力量总是试图在开发城市的过程中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最优化。首先，对于土地所有者，他们不仅能够从土地价值的飙升中获得巨大收益，也可以在土地租金上获益。其次，对房地产开发商，无止境的投机与盈利是这一群体的显着特征，他们主要将资金投向房产和商业基础设施。最后，对于政府，它是土地所有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依靠力量，后者往往会通过行贿或政治献金等手段，游说政府保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透过对影响城市空间建设的三股力量的研究，哈维揭露了资本积累逻辑在城市空间中的“足迹”，实际上资本发现营利机会，最大化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实践。
其次，资本积累动力下的城市化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多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此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态势高度一致，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平台和空间。随着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城市空间的建设之中，之后带来城市建筑景观无休止的建设与破坏，并滋生诸多社会问题。城市发展面临着城市人口激增、住房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这意味着，资本推动下的过度城市化内在包含着城市危机的风险。
最后，在资本的作用下，城市化面临“创造性毁灭”的危机。其一，资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城市空间进行“空间构建”。资本向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的流动，吸收了大量寻找有力可图的投资机会的过剩资本，带来某些地方城市的繁荣，大型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强化了资本进行“空间构建”的能力与广度。其二，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基础设施建成后，意味着新一轮资本积累空间障碍的生成。由于城市空间的有限性，建筑环境一旦形成，就固定在城市空间之中。当固定化的建筑环境成为新的生产的空间障碍时，亟需再次进行空间重组与调整，这正是资本反复进行城市“空间修复”的原因。[6]其三，城市建筑景观的矛盾辩证法是与资本积累的辩证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摧毁-再修复-再摧毁……，永无止境的城市建设实践说明城市的发展节奏本身就是根据资本积累的节奏而变化”[7]，对大城市空间的拆毁与重建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结果，也是资本积累的真实意图。基于此，哈维指出，城市在资本积累的动力面前，成为可以任意形塑的空间，任由积累的动力在城市空间中留下足迹。
哈维基本沿袭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哈维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构型的塑造、变化和面临的矛盾入手来分析资本积累问题，从而深入考察资本积累与城市化进程互动关系，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创新。
四、哈维理论的现实启示
哈维重视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运动，他对资本积累理论进行建构的同时，也对资本积累与城市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作出具体而细致的考察，哈维对城市化建设与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给予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启发和现实意义。
（一）合理引导、利用资本优势，防止资本对人的“异化”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资本的优势，防止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对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倾向，我们要加以警惕，因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1]871。在哈维看来，资本总是追求增长，而且必须是复合增长，那么资本能够始终无止境积累和扩张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资本足够善良，亦或是根据城市居民的诉求建造平等和谐的城市空间，这不利于资本的无限度积累。资本确实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其负面影响同样深远，最终不可避免呈现出哈维笔下的“剥夺性积累”、“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场景。幸运的是，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十分注重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幸福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城市空间合理有序布局，使居住在城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城市空间发展成果，从而有效防止了资本对于人的“异化”，合理引导资本的有效运行。
（二）正视大规模投资的经济价值，破除资本对城市化的主宰力
城市化建设应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而不是一味地迷信资本对于推动城市化的主宰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尤为注重城市建设，在城市中建设大量工业区、高新区、产业园区，以期充分发挥城市对资本、人才、科技的创造作用，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大规模投资对于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高度自由化的资本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哈维不厌其烦的指出，“创造性毁灭”对于城市建设的整体上来讲是弊大于利的，在一定时期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固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基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只要某个城市的盈利机会消失殆尽，资本便会毫不犹豫地撤出该地，剩下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桎梏。
基于此，我们应当充分认清资本在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要清楚倘若没有资本的空间化，历史就无法进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也要看到在资本主宰下的城市空间将不可避免的呈现出哈维笔下“创造性毁灭”的景象：一边是大规模城市建设，另一边则是对城市建筑的破坏。因此，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应当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在城市空间建设的价值，更应该警惕资本的消极因素，这也是破除城市化对资本的依赖和制衡资本的应有之义。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
城市是属于人的城市，城市建设应当服务于人，衡量城市好坏与城市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准理应是人的尺度。因此，城市建设和发展不能仅仅追求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不能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城市建设成功得失的唯一标准。“城市建设和发展更应该把公平正义因素、人文的因素、以及环境生态的因素融入其中，应当把城市建设发展当作一个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追求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扩容的过程”[9]，那么，“人化”而不是“物化”也就成为城市化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0]纵观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与发展，应充分考量公共利益，尤其是要考虑居住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孤寡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着力打造公平正义的城市价值体系，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道路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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