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一、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任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刚刚开始独立创建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既缺乏经验力量又很弱小。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党的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敌强我弱的形势异常明显。在血腥屠杀中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宣布中国共产党为“非法”，视加入共产党为最大的“犯罪”。在这种严酷环境中，许多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革命转入低潮。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发动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与此同时，还发动了文化“围剿”。在敌占区，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歪理邪说”，不但理论上受到种种非难与指责，现实中的传播还受到敌对专政机器的严厉打击，先进的文化人士受到迫害。在民众之中，普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的革命没有完全认识，加上国民党进行的大量针对共产党的负面宣传活动，如造谣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黑杀党”等等，从而影响到普通民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与态度。当时，许多地区的民众害怕共产党，不敢与之接触。他们除对革命的畏惧之外，还有对军队的害怕。而党内又发生了三次“左”倾的错误，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统治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又发生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对军队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进行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环境极为困难。面对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红军为工作对象，面对敌强我弱，围追堵截的外部打压和党内错误的严重干扰，弱小的红军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赢得广大官兵和群众的支持，依靠发动工农群众自觉参加红军和支持红军。这一时期，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承担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到红军广大官兵中去，实现官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还承担着使广大官兵向革命根据地区域和红军长征所经地区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艰辛任务。

　　二、土地革命时期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特点

　　（一）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组织传播成为党领导军队赖以实现的基础

　　人民军队是党组建的军队，党是军队中进行政治传播的唯一的合法主体。组织传播成为传播党的意志，协调广大官兵行动的神经，成为党领导军队的赖以实现党在军队中的历史任命的基础。党在军队中组织传播的进行，依赖于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的建立。在组织上，建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三湾改编在全军建立了系统的党组织,党加强了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尤其是军队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支部建在连上，是党组织的末端，也是党的方针政策在军队最直接的贯彻者，在推进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基层党组织起着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绩效，并对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队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军事实践效果反馈促使全军上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选择

　　在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中国共产党是传播主体。马克思主义经由这一主体的阐述，方才传播到达广大官兵。马克思主义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路标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具体的路，还要靠自己去探索。作为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还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还存在着生搬硬套的弊病。

　　除毛泽东同志外，还缺乏普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在领导模式上，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主义，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事一线实际工作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同志进行压制打击，扼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给党、红军和革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从三十万人减为三万人，南方的根据地几乎全部丢失，几十万党员只剩下几万人，几乎使中国革命的力量丧失殆尽。党在军事实践效果上的失败说明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会葬送党和中国革命。革命的要求和党与红军的使命，使得全党上下不得不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屡屡碰壁时，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正反两个方面的亲身感受，使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对自命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王明等人产生了怀疑，对山沟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情感和关注，认为只有中国化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党和红军取得胜利。由此开始，军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中国军事战略战术理论。

　　（三）传播角色的定位上红军既是大众化的对象又是化大众的重要力量

　　红军的主体构成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官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数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有33.2%，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而部队成分中农民数量更大。由于红四军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因而也就必然带来了思想状况的复杂化，存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很多人虽然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存在的旧军队和小私有者的烙印，一时内也不可能消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要将这样的队伍造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造就成为甘愿为民族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就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就必须将军队中的广大官兵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官兵的思想，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培养中国革命需要的政治合格、勇于牺牲的革命军人。这不得不通过对广大官兵的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来实现。在整个十年内战时期，军队的各级宣传部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以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促进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这些方式和手段包括政治教育、大会演讲、小会座谈、个别谈心。军队还印发张贴各类布告、宣言、传单、标语、口号、红色歌谣、报纸等，并通过这些方式向全体官兵阐明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动员全体官兵听从党的指挥，坚定革命的信念，发扬革命精神。

　　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成为事关红军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决定了红军战士要迅速实现角色的转换。因而，在红军中，广大官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而且还承担着化大众的重要责任。为了使官兵尽快胜任角色转变的要求,承担起化大众的角色任务,全军上下兴起识字运动。文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广大官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力和宣传力。红军每到一地，各类布告、宣言、传单即贴满通街大道或村旁路口显眼之处，标语、口号和红色歌谣写在墙壁上、树干上等处。为了增强说服力，在万分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广大官兵与群众接触时在行动上严格遵守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完全改善了我军同广大群众的关系，而且更是用身体力行向群众诠释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增强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力，强化了化大众的效果。

　　三、结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刚刚组建的军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党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先河，积累了丰富的政治传播经验，不仅有效实现了军队官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有效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区域和红军长征所经地区民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此外，军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也有效促进了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石仲泉，陈伙成，王幸生.重温古田会议对建党建军的历史性贡献[J].军事历史，2014（5）.
　　[2]王晓龙.古田会议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J].军事历史，2014（3）.
　　[3]彭玉龙.湘鄂赣苏区及其红军的历史地位和贡献[J].军事历史，2014（4）.
　　[4]钟同福.红军造的三连体手雷[J].文史博览，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