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家庭的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

　　一、引言

　　文化传承与技术革新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两个重要力量。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主导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 亲代作为教化者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生活方式传递给子代，然后一代代传递下去①。然而，从上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以来，尤其受最近三十年数字化浪潮冲击的影响，技术革新不断挑战 “父为子纲”的文化传承模式。

　　笔者选择深圳这座数字化城市，对其中 200 个家庭中 400 位成员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同一个家庭内亲子两代数据的配对比较，试图揭示出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家庭所遭遇的新挑战———数字代沟，以及所面临的新机遇———文化反哺。

　　二、文献回顾

　　1. 数字鸿沟与数字代沟

　　数字鸿沟 ( Digital Divide) 是 1990 年代开始出现在媒体报道和政府公告中的一个 “比喻”，旨在让大家关注信息技术富有者和信息技术贫穷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最初的数字鸿沟是接入 ( access) 沟，即拥有者和缺乏者之间的差距。随后，数字鸿沟延伸到使用 ( use) 层面，关注不同人群在新媒体使用技能和程度上的差异。最后，不同人群对新媒体采纳与使用的差异，必然会带来第三道数字鸿沟———知识沟( knowledge gap) ———即因接入和使用新媒体差异而导致的知识差距②。

　　在家庭层面，数字鸿沟则表现为代际鸿沟，即，父母 ( 亲代/传统世代) 和子女 ( 子代/E 世代) 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

　　这是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笔者将它称作数字代沟。针对社会大众的调查数据已经反复证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存在显着的数字鸿沟，年轻群体拥有新媒体的比率、使用新媒体的程度、借助新媒体获取的知识显着多于年长群体③。根据社会大众的数据来推算家庭，亲子两代之间必然存在显着的数字代沟。

　　2. 文化传承与文化反哺

　　文化传承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承总是从上一代传向下一代、年长者教化年轻人、父母教育子女。米德 ( Mead) 将这种文化传承方式界定为前喻文化④。在中国，数千年来 “父为子纲”的文化传承法则可谓根深蒂固。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等俗语就是用来警告晚辈不可置疑长辈的权威。然而，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们注意到，在社会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下，家庭内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和社会行为模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差异、隔阂乃至冲突。曾经天经地义的由上至下的单向文化传承方式受到了挑战，出现了由下而上的反向文化传承方式，米德将之界定为后喻文化⑤。她指出，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下，新的代际传承模式必然出现，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得以 “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从而建立了新的权威。

　　1980 年以来，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年轻人和年长者同时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新器物、新的生活方式被引入中国，年轻人迅速吸收和掌握，与父母辈的代沟不断加大，冲突日益显着。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学术界，都非常热衷于讨论两代人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但很少有人关注两代人之间的互动与妥协。

　　从 1988 年开始，周晓虹开始对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亲子传承展开以深入访谈为主的系列化考察⑥，提出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用于考察 “在急速的文化变迁世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过程”。

　　周晓虹的系列研究不但证明文化反哺现象全方位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家庭中，而且强调了文化反哺与电子媒体之间的密切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在新媒体采纳和使用方面表现最为显着; 其二，子代向亲代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部分源自他们借助新媒体获取的信息优势和知识权威; 其三，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为子代挑战亲代权威提供了可能。近年来，研究者们最热衷于考察的一个文化反哺现象，就是网络语言所代表的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哺⑦。

　　三、研究设计

　　新世纪以来，和文化反哺相关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 ( 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从 2000 年以来，标题含 “文化反哺”的期刊论文共有 117 篇，且呈逐年增加趋势) ，但绝大部分都是泛泛而谈地讨论文化反哺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影响，鲜少有社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实证调查。坦白地说，我们对文化反哺知之甚少，更没有学者将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基于文献综述，笔者决定选择深圳这座典型的中国 “移民”城市，考察在不同背景家庭中，作为子代的 E 世代 ( 80 后、90 后、00 后) 和作为亲代的传统世代 ( 50 后、60 后、70 后) ，因新媒体采纳与使用的数字代沟而促发的文化反哺现象。

　　为数不多的文化反哺实证研究几乎全部采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仅有一篇涉及到问卷调查法⑧，但问卷仅针对大学生 ( 子代) 发放，而忽视了亲代，数据存在先天的片面性。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亲子两代日常的文化反哺实践，笔者决定对 200 个家庭的亲子两代进行配对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

　　问卷共有 35 个题目，分成三部分: 1. 亲子两代新媒体采纳和使用情况; 2. 与新媒体有关的亲子互动 ( 哺育与反哺) 情况; 3. 文化反哺对家庭内亲子关系和权力分配的影响。问卷有父母版和子女版两个版本，在结构和内容上基本相同，但在许多问题上的措辞 ( 主要表现为提问立场) 有所差别。比如，问子代 “你一般教父母哪方面的新媒体知识”，问亲代则是 “您一般向孩子请教哪方面的新媒体知识”。调查以家庭为单位填写，每个家庭选取一位父母和一位子女分别填写父母版与子女版的问卷。

　　2012 年 2 月，我们通过入户调查和街坊，成功访问了 200 个家庭，组成样本的亲代中有 116 个父亲、84 个母亲、子代中有 77 个儿子、123 个女儿。表 1是受访家庭中亲代和子代的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的分布情况:【表1】

　　
　　亲子两代组成的样本数据相当丰富，但因篇幅所限，本文在这里仅围绕着以下三组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来报告最核心的发现:

　　假设 1: 子代采纳的新媒体数量显着多于亲代。

　　问题 1: 亲代和子代的哪些人口特征能对新媒体采纳方面的数字代沟产生影响?

　　假设 2: 子代对新媒体的使用显着多于亲代。

　　问题 2: 亲代和子代的哪些人口特征能对新媒体使用方面的数字代沟产生影响?

　　假设 3: 子代对亲代新媒体知识的反哺显着多于亲代对子代的哺育。

　　问题 3: 亲代和子代的哪些人口特征能对文化反哺产生影响? 文化反哺又对亲子关系以及家庭内话语权的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

　　四、研究发现

　　1. 数字代沟在新媒体采纳上的表现

　　问卷首先调查各个家庭是否拥有以下十种新媒体: 电脑、电脑上网、普通手机、智能手机、手机上网、MP3、MP4、iPod、平板电脑、itouch。调查显示，前五种新媒体几乎成了深圳家庭的必需品，采纳率分别为 99. 1% 、98. 6% 、90. 1% 、87. 8% 、80. 8% ，后五种娱乐化媒体对于部分家庭来说还是“奢侈品”，采纳率分别为 53. 1%、31. 5%、23. 9%、15% 、7. 5% 。

　　接着我们分别询问父母与子女他们各自采纳了哪些新媒体，通过配对比较同一个家庭内父母与子女所采纳的新媒体数量，我们发现了一条横亘在亲子两代之间显着的数字代沟。平均而言，父母采纳了 4. 46种新媒体，而子女采纳了 5. 73 种新媒体，两者相差1. 26，使用 paired samples t － test 进行统计检验，两者之间的差距具有统计显着性 ( t = 8. 44，p = . 000) ，假设 1 得到支持。

　　亲子两代在新媒体采纳方面的数字代沟是否与他们各自的人口特征有关 ( 问题 1) ? 笔者将新媒体采纳代沟 ( 子女采纳新媒体的数量 － 父母采纳新媒体的数量) 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父母和子女的人口特征⑨对它的影响。对于年龄这样的定类变量，用ANOVA 来比较不同组别在因变量上的差距; 对于教育和收入这样的定距变量，则考察它们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2】

　　
　　如表 2 所示，年龄、教育和收入这三个体现受访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关键指标，对新媒体采纳代沟有显着影响。ANOVA 组间比较显示年龄与新媒体采纳代沟显着相关。进一步的 post － hoc 两两比较显示，父母为 7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显着小于父母为60 后的家庭 ( 相差 1. 32，p = . 000) ，更显着小于父母为 50 后的家庭 ( 相差 1. 62，p = . 010) ，但在父母为 60 后和父母为 5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并没有显着差别; 子女为 8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显着大于子女为 90 后的家庭 ( 相差 . 77，p = . 031) ，更显着大于子女为 00 后的家庭 ( 相差 2. 60，p =. 000) ，同时子女为 9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显着大于子女为 00 后的家庭 ( 相差 1. 83，p = . 000) 。

　　总而言之，父母为 50 后、子女为 8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最大; 父母为 60 后、子女为 9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较大; 而父母为 70 后、子女为 0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采纳代沟最小。父母越年轻，学习新媒体的本领越强，落后于子女的差距越小; 而子女越长大，采纳新媒体的自主性越强，领先于父母的差距越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70 后父母与00 后孩子这个最年轻的家庭组 ( 有 21 个这样的家庭) 。从理论上来说，00 后作为 E 世代中最年轻的一辈，对新媒体接触理应最敏感最积极，但这些孩子都在读小学或初中，时间和金钱都不能自主，他们对新媒体的采纳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而他们的 70 后父母尽管不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生成长的，却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工作生活的，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知识背景，都促使他们在新媒体采纳上更为积极。此消彼长，结果，70 后父母与 00 后孩子这个家庭组中出现了负向的新媒体采纳代沟，即不是子代超越亲代，而是亲代超越子代 ( 父母平均比子女多采纳 0. 67 种新媒体，paired samples t － test 显示两代差距具有统计显着性，t =2. 25，p =. 035) 。【表3】

　　
　　教育和收入的表现相当一致。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父母，在新媒体采纳方面与孩子的差距就越小。而反过来，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儿女，在新媒体采纳方面与父母的差距就越大。如表三所示，把教育和收入与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 ( F =18. 60，p =. 000) ，能解释因变量28% 的方差 ( adjust R2 = . 28) 。子女教育程度、父母教育程度、父母收入依次为决定家庭内新媒体采纳代沟大小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2. 数字代沟在新媒体使用上的表现

　　新媒体采纳是一次性的投入，而新媒体使用则涉及到需求、动机、能力、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与出生成长于传统媒体 ( 以电视为主) 环境的亲代相比，E世代在使用新媒体方面显然会更得心应手。的确，将同一家庭内父母与子女看电视时间、读报时间、电脑上网时间和手机上网时间配对比较，通过 paired sam-ples t － test 得到的差异是显着且一致的。如表四所示，子女使用三种传统媒体的时间，显着少于父母; 而子女使用新媒体的时间，则显着多于父母。其中，子女与父母在看电视时间上的逆差，以及在手机上网时间上的顺差最为突出。的确，父母看电视、子女 ( 拿着手机) 上网已经成了很多家庭媒介生活的常态。【表4】

　　
　　考虑到受访者在时间估算上可能不够精确，我们进一步询问了亲子两代会使用哪些网上服务。参考CNNIC 的问卷，我们罗列了包括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 18 种最常见的网络服务。

　　平均而言，父母会使用 4. 74 种网络服务，而子女则会使用 8. 23 种网络服务，比父母多 3. 49 种，配对比较 ( paired samples t － test) 显示，这个差距在统计上非常显着 ( t = 9. 11，p = . 000) 。在亲代中，普及程度最高的四项技能分别是网络新闻、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和网上便民服务。而在子代中，普及程度最高的四项技能分别是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和微博。除了网上便民服务和网上炒股以外，子女对其他所有网络服务的使用都显着超过父母。

　　综合上述数据，我们在亲子两代的新媒体使用方面看到了一条明确的代沟，子女花在新媒体上的时间以及所使用的服务数量都显着多于父母。假设2 得到了支持。

　　亲子两代在新媒体使用方面的数字代沟是否与他们各自的人口特征有关 ( 问题 2) ? 笔者将新媒体使用代沟 ( 子女使用的网络服务数量 － 父母使用的网络服务数量) 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父母和子女的人口特征对它的影响 ( 表 5) 。【表5】

　　
　　ANOVA 的组间比较显示，家庭内父母的年龄以及子女的年龄会显着影响到新媒体使用代沟。进一步的 post － hoc 分析显示，父母为 7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显着小于父母为 60 后的家庭 ( 相差 4. 75，p = . 000 ) ，更显着小于父母为 50 后的家庭 ( 相差6. 16，p = . 000) ，但在父母为 60 后和父母为 5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并没有显着差别; 子女为 80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显着大于子女为 90 后的家庭 ( 相差 2. 10，p = . 01) ，更显着大于子女为 00后的家庭 ( 相差 8. 83，p = . 000) ，同时子女为 9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显着大于子女为 00 后的家庭 ( 相差 6. 73，p = . 000) 。总而言之，父母为 50后、子女为 8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最大;父母为 60 后、子女为 9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较大; 而父母为 70 后、子女为 00 后的家庭中，新媒体使用代沟最小。年龄对新媒体使用代沟的影响与它对新媒体采纳代沟的影响几乎完全一样。【表6】

　　
　　教育和收入对新媒体使用代沟的影响，也与它们对新媒体采纳代沟的影响很接近。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在新媒体使用方面与孩子的差距就越小。而反过来，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儿女，在新媒体使用方面与父母的差距就越大。将教育和收入作为自变量与新媒体使用代沟这一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如表六所示，所得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 ( F = 27. 10，p =. 000) ，能解释因变量 37% 的方差 ( adjust R2 = . 37) 。子女教育程度、父母教育程度、子女收入依次为决定家庭内新媒体使用代沟大小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3. 文化反哺及其影响因素

　　前面的数据已经清晰一致地证明子代在新媒体采纳和使用上领先于亲代 ( 新媒体代沟) 。通过频繁的接触与使用新媒体，子代所获取的新媒体知识理应多于亲代，因而他们会更多地教授父母新媒体知识 ( 反哺) ，而不是反过来向父母学习 ( 哺育) 。问卷从以下三方面来测量新媒体知识的哺育与反哺: 1. 教新媒体技能方面的知识; 2. 教新媒体内容方面的知识;3. 教新媒体应用方面的知识 ( 如何使用新媒体来完成作业、购买东西等等) 。【图1】

　　
　　如图 1 所示，在我们采访的 200 个家庭中，存在新媒体知识反哺的家庭远多于存在新媒体哺育的家庭: 70%的家庭是由子女教父母新媒体技能方面的知识，而仅有22%的家庭是由父母教子女的; 39%的家庭是由子女教父母新媒体内容方面的知识，而仅有19% 的家庭是由父母教子女的; 39% 的家庭是由子女教父母新媒体应用方面的知识，而仅有 14% 的家庭是由父母教子女的。

　　再来看潮流词汇。问卷罗列了神马、浮云、宅、萌等 20 个网络流行语。调查显示，子代中超过 90%的人都知道其中 10 个以上词汇，超过 50% 的人知道所有 20 个词汇，平均每人知道 16. 8 个潮流词汇; 而亲代中 50% 以上的人知道的词汇只有 3 个 ( 与社会事件联系最紧密的词汇 “我爸是李刚”排第一) ，平均每人知道 6. 6 个潮流词汇。配对比较显示两者之间的差别显着 ( t = 21. 00，p = . 000) 。更有趣的是，46. 9% 的父母是从子女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潮流词汇，而仅有 18. 7% 的子女是从父母那里听说最新潮的词汇。

　　综合上述数据，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家庭内新媒体知识的传承上，文化反哺显着多于文化哺育，假设 3 得到了验证。笔者将技能知识反哺、内容知识反哺、应用知识反哺合并为一个变量 ( 新媒体文化反哺) ，最高值为 3，表示这个家庭中文化反哺在三个维度上都出现了，最低值为 0，表示这个家庭在任何维度上都不存在文化反哺。结果显示，在 200 个家庭中，有 12. 5% 的家庭存在全方位的文化反哺、30% 的家庭在两个维度上存在文化反哺，50% 的家庭在一个维度上存在文化反哺，仅有 7. 5% 的家庭不存在任何文化反哺。

　　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更有可能出现文化反哺? 文化反哺又有可能对家庭内亲子关系和权力分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问题 3) ? 本文分两步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将文化反哺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父母和子女的人口特征对它的影响 ( 表 7) 。ANOVA 的组间比较显示，亲子两代的年龄对文化反哺有显着影响。进一步 post － hoc 分析表明，父母为 60 后的家庭中出现文化反哺的程度，显着高于父母为 70 后的家庭( 相差 0. 37，p =. 011) ，而在另外两组对比 ( 父母 50后 vs 父母 60 后，父母 50 后 vs 父母 70 后) 中无显着差别。子女为 80 后家庭中出现文化反哺的程度，显着高于子女为 00 后的家庭 ( 相差 0. 69，p = . 001) ，而在另外两组对比 ( 子女 80 后 vs 子女 90 后，子女90 后 vs 子女 00 后) 中无显着差别。教育和收入对文化反哺的影响，仅在子女上表现出统计显着性。即，子女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收入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出现文化反哺。【表7】

　　
　　关于文化反哺的影响，问卷调查显示，在大部分父母 ( 72. 5%) 和子女 ( 61%) 看来，亲子关系并没有显着变化; 但也有部分父母 ( 25%) 和子女( 17%) 认为亲子关系变得更好了; 只有极少数父母( 2. 5%) 和子女 ( 2%) 认为亲子关系变糟糕了。关于亲子双方在家庭中地位的转变，同样是大部分父母( 62%) 和子女 ( 77. 5%) 认为没有显着变化; 但也有部分父母 ( 36. 5%) 和子女 ( 19. 5%) 认为对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 只有极少数父母 ( 1. 5%)和子女 ( 3%) 认为对方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了。综合上述数据，我们看到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比以往更好了，子女在父母眼中地位也提升了，而父母在子女眼中的体位也有一定的提升。更有趣的是，表8 的相关分析数据显示，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关系越是朝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子女在父母眼中的地位也越高。【表8】

　　
　　最后，以新媒体购买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庭生活片段，来进一步考察亲子双方地位的变化。调查显示，购买建议大多由子女提出 ( 57. 0% ) ，其次是父亲 ( 36. 5% ) 和母亲 ( 6. 5% ) ，但是做出购买决定的主动权则掌握在父亲手中 ( 57. 1% ) ，其次是子女 ( 24. 2% ) 和母亲 ( 18. 7% ) 。可见，在文化反哺的大背景下，家庭内父亲的权威 ( 决定权) 仍然是子代无法撼动的，但在建议权上，子代的表现越来越积极。而母亲在家庭的权力结构中似乎越来越边缘化，这一方面中国家庭内男尊女卑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母亲跟不上数字化浪潮而主动退却。

　　五、结语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文化反哺，具有 “只此一地”“只此一次”的双重特征，是急剧变迁给中国人带来的独特心理体验，是学术界不能忽视的研究命题。本文首次从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量化的解答。通过对 200 个家庭亲代 ( 传统世代)和子代 ( E 世代) 共计 400 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与配对比较，本文发现: 亲子两代中不但存在显着的新媒体采纳代沟，也存在显着的新媒体使用代沟; 在此基础上，亲子两代所掌握的新媒体知识差距显着，导致家庭内的文化反哺显着多于文化哺育。年龄、教育和收入等人口特征对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媒体采纳和使用的代沟在父母为 50 后、子女为 80 后的家庭中最大，在父母为 70 后、子女为 00后的家庭中最小。或许是因为 50 后父母已经放弃学习新媒体知识，缺乏接受文化反哺、弥补数字代沟的主观意愿，数字代沟最大的家庭内文化反哺并不是最多，而是在父母为 60 后、子女为 80 后的家庭中文化反哺程度最高。子女教育程度和收入不但能影响数字代沟，而且能影响文化反哺，但父母教育程度和收入仅能影响数字代沟。总体而言，子女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不但数字代沟越大，而且出现家庭内文化反哺的可能性越大;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则数字代沟越小。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数字鸿沟其实是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新媒体领域的延伸，这一点被本文再次证实，亲子两代的教育差距是造成数字代沟的最主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学持续扩招，2012 年全国大学录取人数高达685 万 ( 录取率74. 9%) ，而在1977 年恢复 高 考 时，全 国 大 学 仅 录 取 27 万 ( 录 取 率4. 8% )。在我们调查的 200 个家庭中，由 50 后、60后和 70 后组成的亲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仅 23. 1%;而子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高达56. 0%，其他人则多在中小学阶段，将来也极有可能进入大学。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家庭内亲子两代教育程度的差距还将增大，这将继续拉大数字代沟，并诱发更多的文化反哺。

　　诚然，不断加剧的数字代沟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

　　在子代对亲代日益频繁的文化反哺过程中，施教与受教角色的互换非但没有对家庭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反而富有建设性地改造了被 “三纲五常”固化异化的亲子关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双方所感知到的亲子关系越和谐，而且父母也越能够尊重子女。如果传统世代能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场家庭内 “静悄悄的革命”，就会发现，E 世代借助新媒体所发起的挑战，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赢得本应属于他们的平等与尊重。

　　作为一项量化研究，本文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质化数据的佐证。其实，在我们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也选择了 21 个家庭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并对家庭成员进行了深入访谈，搜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因篇幅所限，将另文讨论。亲子双方对文化反哺充满温情的评价，令我们更为乐观地看待这场中国家庭内的 “革命”。在这里引用两段来自母亲和儿子的访谈作为本文的结语:“我从前不会做课件，都是女儿教我的。我真的从她那里学到很多，也为她感到骄傲。我喜欢和女儿一起学习的感觉，谁教谁都没有关系。”

　　“在新媒体时代，无论谁先向谁获取咨询都是有助于家庭和谐的。比如最近爸爸换手机就是我和弟弟提的建议。爸妈都很看重我们在这方面的建议，我们也乐于在这方面帮助爸妈给予建议，这是很愉快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