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闪婚的心理问题与引导干预

　　一、导 言

　　随着市场经济和打工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发展，农民外出打工→过年返乡的大规模候鸟式迁徙已经成为新常态。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农村的传统婚姻观念不断受到西方性自由思想的入侵和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影响，农村青年未婚同居、未婚先孕、闪婚、闪离的现象与问题日益突出。其中闪婚成为一种不受地域、文化限制的最为普遍的现象。

　　研究资料显示，无论是豫中、豫西南、皖北、赣南、黔西还是东南沿海的农村，闪婚现象都广泛地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闪婚从其出现到广为流行虽然只有几年，但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婚姻方式，还给整个农村社会固有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因而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裴斐等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审视了农民工的闪婚现象[1],施磊磊以皖北某村为个案分析了青年农民工闪婚的结构性动因[2],王会从村庄社会基础角度对闪婚现象进行了解析[3].纵观已有研究发现，现有学者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宏观叙事、个案文本的方式对农村青年闪婚现象进行学理性考察和分析，鲜有研究涉及闪婚行为的主体及农村家长对于闪婚的态度和闪婚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研究闪婚行为产生的心理基础，必须立足农村青年及其父母这两个深植于同一家庭单位，可能有着同一目标但意识与行为又相互独立的群体。

　　闪婚是男女双方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4].根据农村现有对“举行过仪式就算结婚”的朴素性界定，闪婚里的“婚”包括事实婚姻和合法婚姻。本研究以鲁西南地区两个自然村庄为样本，运用参与式观察和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对农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心理基础进行深入探究。研究者于2015年春节前后在两个自然村观察、生活二十余天，并对13名农村适婚和闪婚青年及其中6名青年的家长进行了深度访谈。参与正式访谈的10名男青年、3名女青年年龄在19~24岁，其中正在相亲中的男青年1名，已订婚男青年2名、女青年1名，订婚半年内就结婚的闪婚者9名。参与正式访谈的6名家长分别是上述相亲男青年、2名订婚青年和3名闪婚青年的父亲或母亲。由于篇幅所限，文中仅呈现结论式陈述，访谈文本等相关资料不再一一具体呈现。
　　
　　二、农村青年闪婚的心理基础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发现，农村青年闪婚行为的背后有着浓厚的社会心理基础；闪婚过程既包含了农村家长催促、干涉的成分，也离不开闪婚主体对这一行为的主观认同和主动选择 ;农村青年闪婚行为深受青年和家长双方的认知与期待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1. 农村适婚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和优势资源欠缺背景下，农村两代人对婚姻的焦虑心理

　　随着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和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欠缺带来的后续问题日渐显现，农村适婚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十八九岁的鲁西南农村青年就开始找对象继而结婚，如果二十三四岁仍然单身就被认为是“难找对象”“有问题”,或因家庭条件不好或自身条件不足等原因导致被“剩下”,而这种被“污名”后的农村青年找对象会难上加难。因此，无论是农村家长还是青年本人都普遍存在一种怕年纪大了娶不到老婆或嫁不好的担忧。“早晚都得找，早找还能挑挑，晚了就不好找、找不到好的了”（Z1,L1,农村家长）；甚至一位24岁仍没订婚的男青年的父母“愁得晚上睡不着觉”（Z2,农村家长），该男青年“也很愁，越大越难找，比我小的都有孩子了，我啥时候能找到？”处于“买方市场”的农村女青年虽然没有嫁不出去的担忧，但“长相好、人品好、有房有车或有买卖的好家庭”的农村男青年毕竟数量有限，成功找到上述条件的“优质男”成为女青年家庭两代人共同的梦想。为了抢占先机，更为了早点定下婚事，接近成年的孩子一离开学校就开始被提亲、相亲，一旦订了婚就急于让婚姻变成事实从而消除持续的焦虑感和不稳定感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娶不到媳妇、找不到好婆家”的婚姻焦虑，是在当前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物质现实主义价值导向的社会背景下整个村庄婚姻意识的集体反应，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嫁汉吃饭”等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延续。而订婚后的快速结婚（即闪婚）则是这些传统观念和农村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融合的产物，亦是农村传统婚姻愿望在当前实现受阻的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可行的实现形式，是婚姻焦虑心理的合理释放和最终的解决路径。

　　2.婚前投资持续增大的现实下，对婚姻经济投入、时间成本的担忧心理

　　在大部分农民以外出务工作为增加收入主要手段的鲁西南农村，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砸锅卖铁也得给儿子说媳妇”的观念仍然占据了农民的头脑。一般来说，儿子一出生，父母就树立了攒钱为儿子盖房子娶媳妇的奋斗目标。儿子长到十七八岁，父母就开始为儿子的婚姻焦虑。而在择偶竞争加剧导致的订婚条件水涨船高的现实下，为了儿子能顺利在适龄青年男多女少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买房、买车就成了农村父母的无奈选择。单在受访的一个拥有约1200人口的自然村，“为了让儿子好说媳妇”,2014年就新添了9辆汽车。另一个村由于人口多，“至少添了十几辆（汽车）”.一旦男孩开始“说媳妇”,就会走马灯似的被媒人带着一趟趟外出相亲。如果青年男女双方及家长都认可这门亲事的话，三五天内就要支付女方十多万的订金。这对于经济并不富裕的鲁西南农村家庭来说是笔巨大的开支，甚至意味着未来多年将与巨额债务为伴。此外，男方还要买大量礼品感谢媒人，并需立即支付几千元不等的介绍费。在说媒已演变为以挣钱为目的的今天，职业媒人以密集、轰炸式的相亲模式增加最终的成功几率，但直接导致婚配青年相亲次数极大增加，期间投入和烟酒、路费、饭费等常态化支出带来的成本投入持续增多。而失败次数的累加也让农村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焦虑情绪逐渐上升。

　　总之，为了孩子的婚事，男方家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和精力。一旦订婚，男方家长会及时地提出结婚要求以尽快结束“夜长梦多”的局面，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惨结局。加上目前农村仍存的订婚后逢年过节要去女方家隆重“走亲戚”的风俗，一次节日的礼品花费动辄两三千元。这就意味着订婚到结婚之间历时越长，投入越多，期间的风险也持续增大“.早晚都得结婚，早点娶家来就省心了”（L1,农村家长）。

　　除对经济投入的担忧外，机会成本也是农村家长不得不考量的因素。虽然女方一旦退婚，男方除中介费、礼品费等不能收回外，基本能原数拿回订金，但期间丧失的时间和机会成本难以被接受。毕竟，从订婚到退完婚期间经历一段长短不等的光阴，而这段时间里可能周围一些合适的女孩已和其他男孩订婚，这在本就男多女少的婚配市场上无论对农村青年家长还是青年本身都是巨大的心理冲击，更会无形中增加诸多婚姻焦虑情绪。而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和认知失调的状态，农村家长和青年就会以更强的动机加速订婚和闪婚的步伐。尽管女方家庭在相亲过程中无须经济投入，但“女的耽误不起”（L2,农村家长），机会成本是促成女方家长同意闪婚的重要原因。受访谈的所有农村青年和家长，无一例外地都主张或不反对“订婚后赶紧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