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技术论文
摘 要：目前, 弘扬中国文化成为典籍英译的着眼点。就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与自身底蕴之间的逆差而言, 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典籍英译为研究主体, 通过统计和例证分析的方法, 探究典籍类型与英译以及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 并深入分析李约瑟不同策略的选择意图与意义。文章认为, 这种研究不仅为典籍英译策略予以合理的解释, 同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与方法参照, 对当今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的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李约瑟; 汉语典籍英译; 文化专有项; 英译策略; 《中国科学技术史》;
汉语典籍作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物质文明的浓缩和传承, 以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得到文化工作者的重视。在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背景之下, 汉语典籍英译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 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是当下典籍英译的着眼点。至今, 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均可圈可点, 国内学者典籍英译成果丰硕, 大中华文库国家重点典籍译介工程致力于汉语典籍的传播;相关研究论文、专着以及学术会议以文化传播为导向就汉语典籍英译策略、译者研究现状、译本推介影响等进行了探讨。然而, 汉语典籍英译研究起步较晚, 英译质量亟待提高,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自身底蕴之间的逆差仍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结合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典籍文本, 进一步对文化特有表达的英译策略给予合理的解释与评价, 无论对英译实践或是文本型研究均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选取李约瑟着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为语料载体进行文本实证研究, 在归纳分析文中汉语典籍英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 这一研究所涉典籍类型广泛、英译方法多样, 不仅为不同类型文化专有项的英译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实际操作方法, 同时对深度传播中华文化具有启示作用。
1、李约瑟汉语典籍英译
1.1 汉语典籍英译统计分析
《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一册旨在展现中国两千年来的军事活动和军事科学[1], 所引典籍以兵法文献为主、其他类别为辅, 共计引用78部汉语典籍。对典籍所涉专业领域分类, 不仅是有关图书典籍之分类, 而且也是学问之分类, 更是整个知识系统之分类[2]。确定文中所引典籍类型有助于对文本内容进行宏观把握, 为其中文化信息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亦提供了清晰的研究脉络。中国汉语典籍传统分类框架为“经”“史”“子”“集”四种, 由于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引入, 中国典籍传统“四部”分类法逐渐融入十进制分类体系之中, 本文基于杜威十进法, 并稍作修改, 将文中所引典籍分为十个类别, 如表1所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历来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模糊, 由于文中所引教派学说主要源于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 与西方所信奉的宗教思想并非如出一辙, 因此将此类学说思想划分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其次, 历史类典籍主要包括正史、地方史、人物传记等, 部分根据原作者的特殊情结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并非完全符合史实依据。最后, 根据新华词典 (2017) 对工具书的定义, 字典、政书、百科全书、类书等典籍因其信息密集、资料性强、便于检索及查考等特点均可归为工具书一类。
表1
表中数据直观显示出军事典籍所占比重最高, 共计引用24部。就目前军事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状而言, 国内外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孙子兵法》, 而大量其他兵法文献的英译与研究尚有广博的探讨空间。本书中所引用的军事典籍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兵法文献之精华, 因此对于军事类典籍的英译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 除兵法文献之外, 历史、哲学等其他类别典籍引用频率相对较高, 进一步反映出本书并非完全拘泥于古代军事典籍的引用, 就典籍英译而言, 对于其他类别典籍的旁征博引有助于全面展现中国古代不同特征的文化现象, 从而为典籍英译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多种可能。另外, 典籍译文并非出自李约瑟一人之手, 而是由不同汉学家所译。一般地, 翻译发起者确定翻译目的和整个翻译过程[3], 尽管不同的译者所运用的翻译方法不尽相同, 但是其背后的翻译策略均与李约瑟的主张异曲同工。
1.2 典籍译文对比分析
上文对书中所引汉语典籍的统计与分类有助于观察典籍英译的整体特征, 下文将从内部研究入手, 选取含有重要军事文化信息的语料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英译文本的风格与特征。
1) 兵法:一曰度, 二曰量, 三曰数, 四曰称, 五曰胜。 (《孙子兵法》)
In respect of military method we have, first Measurement (tu) , secondly Estimation of Quantity (liang) , thirdly Calculation (shu) , fourthly Balancing (of Chances) (chheng) , and fifthly Victor (sheng) . (Needham, 1994:13)
上例主要采取直译并辅以音译的方法对兵法五原则进行阐释。中国古代兵法的精练之处在于用字精湛且又包含丰富的蕴意。首先, “度”指敌我土地面积的幅度, “量”指敌我物资的数量, “称”指敌我兵力的多寡, “胜”则指敌我军事实力的强弱, 五者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其次, 译文所采取的直译法于文中可进一步视为“逐字翻译”, 虽力图忠实原文, 但却没有表达出字面背后的具体所指, 可能会引起目标语读者的困惑, 使得西方读者在理解中遇到文化壁垒, 这也正是直译的局限性所在。但是, 于另一方面而言, 直译辅以音译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得译文保留异域特色, 源语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有效的文化保真。同时, 这一译法使得兵法原则的丰富内涵浅显化, 有助于保留其在军事概念上的完整性, 凸显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2) 兼形势, 包阴阳, 用技巧者也。 (《前汉书》)
Use form skillfully (decoy troop strength) and hide actual strength, observe the rules of Yin and Yang (time and terrain) , apply knowledge and cunning. (Needham, 1994:74)
上例辅以文内解释处理文化信息, 解释程度较高。首先, “形”和“势”是《孙子兵法》中重要的兵学概念, 孙子通过取譬设喻讲解它们[4]。对于“形”的意义, 原指人的形体等一切有形之物, 具体到军事上则指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势”则是将帅对客主观条件的综合运用和充分发挥所造成的态势、气势和冲击力[5]。文中将“形”和“势”依次译为“form”与“actual strength”, 均译出了基本含义。前者以字面意义辅以文内解释“deploy troop strength”, 恰好与后文“势”的英译形成对照, 并以寥寥几字译出兵法谋略中的阐释难点, 有助于降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难度。其次, “阴阳”作为中国古代简朴而又博大精神的哲学思想, 代表一切事物最基本的对立关系, 因此含有高度源语文化特征的词汇几乎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对等词”[6]。译文以音译的形式译出, 并加以“rules”限定其为兵法原则, 同时辅以“time and terrain”进一步阐释说明。音译策略下源语发音的保留使得汉语文化现象得以凸显, 给西方读者带来新鲜感。另一方面, 通过文内解释对文化空白进行适当的补充说明, 可以提高译文的读者接受度。最后, 就句式结构而言, 译文与原文相契合, 句式精练且不冗余, 单字动词的对应使用确保了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2、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
2.1 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统计
本书共统计出724个文化专有项, 结合奈达[7]提出的次文化分类以及本书的实际语境, 本文将文化专有项进一步分成以下8个类别:人名、地名、典籍题名、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军事思想、军事建筑、作战人员及装备。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带有鲜明的宗教和哲学特征, 且本书所引用的各教派典籍均旨在为军事服务, 因此宗教类和哲学类文化专有项均归为军事思想一类;其次, 由于多数文化专有项晦涩难懂, 且多精练于形, 往往在其识别上多有困难且拿捏不定, 因此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界限很难进行严格的定义。本文所总结的8种分类虽囊括所有文化专有项,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文化专有项不能准确地归为某一类的情况。
本文在艾克西拉针对文化术语翻译总结出的11种翻译策略[8]基础上略作修改, 总结出以下9种翻译方法: (1) 音译; (2) 直译; (3) 文内解释; (4) 移植; (5) 绝对泛化; (6) 使用同义词; (7) 删除; (8) 定译; (9) 其他。需要指出的是, 艾克西拉的策略是基于英法翻译文本的观察, 每个类别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 因此在汉语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的识别上存在重叠之处。其次, 由于李约瑟主张所有可以音译的中国文化特色词汇都尽可能音译, 文中几乎所有文化专有项都附有其音译。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 每一文化专有项仅对应一个占有主导地位的英译方法。统计结果如表2:
表2
统计中, 除音译、文内解释、删除、使用同义词等相对容易确定外, 其他几类多有重叠或难以确定之处。定译指英文中通用译文, 其他类别英译主要指译文中的漏译、误译等情况, 非本文关注重点。由于不同典籍文本所包含的文化专有项类型理应有所区别, 上表纵列比例并无实际意义。然而, 上表横行比例显示, 译者在翻译方法的选取上显然倾向于“音译”和“直译”, 同时也在较高程度上使用“文内解释”和“移植”。分类比例进一步显示文化专有项英译主要采取异化策略, 占77.62%强, 有助于充分地保留汉语文化的异域特征。除去定译和其他英译情况, 归化策略仅占20.58%弱, 在减弱一定的外来语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增强了目标语文本的可读性, “较好地满足目标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9]。尽管统计结果只是基于单册书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 并没有一定的普适性, 但是可以帮助阐述一些整体趋势, 为今后典籍英译策略的选择提供数据支撑。
2.2 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例释
例1:人名:
人名以音译为主, 取自威妥玛拼音。中国古代命名系统复杂, 除了名以外, 还有表字以及各种号[10], 译者在翻译时若是照搬原文, 则会造成译语读者人名识别混乱。因此李约瑟在处理时尽量秉持音译一致的原则, 如“刘玄德”译为“Liu Pei”。其次, 针对不同朝代皇帝的尊称会出现重合的情况, 为了避免混淆, 李约瑟在原文音译的基础上附加朝代及皇帝本名, 如“高皇帝”译为“ (Ming) Kao Huang Ti (Chu Yvan-Chang) ”。
例2:地名:
地名依旧以音译为主, 保留了中国特有城市文化面貌。但是, 地名完全予以音译可能会引起读者困惑。首先, 带有行政级别限制的地名若完全采取音译则无法向读者传递直观感受, 如“太原府” (Thai-Yüan fu) , “府”作为中国古代比“县”高一级别的行政区划名, 音译可以使得这一特殊文化得以保真, 但若不附加解释, 对译语读者来说则毫无意义, 甚至可能引起判断错误。其次, 由于古今地名不完全一致, 多数古代地名的音译之后应加注今地名, 以便读者对中国古今文化形成一定的对照。然而, 李约瑟译文中并没有注意到此类情况, 比如“建康”只采用音译“Chien-Khang”而未附加今地名“Nanjing”。
例3:典籍题名:
典籍题名共译75处, 在全部音译的基础上有过半辅以直译。如“《梦溪笔谈》”译为“Dream Pool Essays (Meng Chhi Pi Than) ”。其次, 对于典籍题名中已形成的定译李约瑟并没有完全引用, 而是在异化策略之下融入自身对文本的理解, 如“《西游记》”译为“Pilgrimage to the West (Hsi Yu Chi) ”。
例4:历史时期:
历史时期在音译或直译之外加上文内解释, 如“新石器时代”译为“Neolithic Period (approximately the third millennium) ”, “德佑一年十月”译为“The ten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e TeYu reign-period (+1275) ”, 以供译语读者在时间轴上形成参照。
例5: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以移植为主, 辅以定译、音译或直译及文内解释。一般地, 历史事件使用定译, 如“鸦片战争” (the Opium Wars) ;官职以移植为主, 尽管中西文化不同, 但是官职系统职责明确,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如“水军统帅” (admiral) 。度量单位依旧以移植为主, 采用译语读者较为熟悉的文化表达从而缩短文化沟壑, 如“斤”“寸”“尺”“丈” (catty、inch、foot、meter) 。
例6: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以直译和音译为主, 辅以文内解释和有限泛化。如“八阵图” (Eight Formations Plan) 、“攻心计” (kung hsin strategy of attacking on heats and minds) 带有鲜明的宗教哲学色彩, 均在直译或音译的基础上加以文内解释。“诡道” (way of deception) 并非简单的“欺骗之术”, 此处绝对泛化并没有偏离本意, 只是提供一种参考供读者围绕文本进一步探究。
例7:军事建筑:
军事建筑主要涉及城门构造和守城设备, 以直译和音译为主, 如“女墙” (woman's wall) (军事中用于窥探敌军) 、“羊马墙” (sheep horse wall) (起防御作用的内壕墙) , 在这里直译虽保留汉语文化特色, 但并未译出其军事作用, 于译语读者而言并无明显意义, 从读者接受状况来说不利于文化专有项的传播。
例8:作战人员及装备:
作战人员主要包括军、旅、卒、伍等士兵, 主要采取音译或直译, 辅以移植和绝对泛化。如“火卒” (huo-tsu) , 初次翻译具有源语特色的概念, 若完全音译, 对于读者而言是“承载零信息的语言单位”[11], 音译虽使得汉语文化意象完整保留, 但是异化的策略则会增加读者阅读负担。又如“战锋队”采用移植的方法译为“pikeman (chan feng tui) ”, 用西方军事术语替代, 缩短读者距离感。再如“三军”指中国古代骑马打仗的前中后三个兵种, 译文采用绝对泛化“the whole army”, 并未偏离源语核心含义且避免了冗余译文, 局限在于原文化独特内涵丢失。
2.3 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启示
文化专有项作为典籍英译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其英译选择不仅关乎着西方读者的接受度, 同时对中国文化有效地走出去至关重要。基于数据统计和例证分析得出, 异化策略为李约瑟典籍英译的主导策略, 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文化对等, 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整体文化氛围”[12]。其次, 异化策略之下以音译和直译的使用尤为突出, 增强了译文的“异国情调”, 使得源语文化的独特意蕴得以保留。然而, 音译的使用必须寻求恰当的平衡。适当地使用音译可以借助源语图形和语言符号引领普通读者进入源语文化环境认知并理解, 对于谙熟源语文化的读者而言, 可以产生特殊的感染力, 且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滥用音译则会造成读者理解困难、降低阅读兴趣, 此时可借助解释和注解以弥补直译、音译等译法造成的文化损失。李约瑟译文虽存在音译泛滥的情况, 但多辅以文内解释或移植等方法以尽可能传输源语的文化意蕴。
归化策略使用比例仅占20.58%, 优点在于削弱了源语深奥难懂之异味、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但是一味地归化、移植、泛化不但会削弱源语文化现象, 还会闭塞译者的创作源泉。显而易见, 异化和归化策略各有利弊, 只有将两者相结合, 在尽量贴近原文和适度背离原文、吸收外来养料和弘扬本国文化之间寻求平衡[13], 才能达到典籍翻译的最佳效果。
就本册所包含的丰富的军事文化术语而言, 其囊括的兵法谋略、军需物资、作战装备、攻防环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代哲学密不可分, 于当下各领域仍具有应用价值, 进而成为富含中国国情的术语体系。李约瑟所采用的异化策略下的音译为主、文内解释、移植、泛化等为辅的英译方法使得汉语文化现象得以凸显, 对于相关文化专有项的英译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简而言之, 李约瑟采取以音译为主导的异化策略, 在付诸实际操作方法时虽略有瑕疵, 但并不足以影响汉语文化的传播效果。
3、结论
文章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典籍英译为研究主体, 通过统计和例证分析的方法, 探究典籍英译及其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这一研究有助于观察翻译整体特征和李约瑟不同策略的意图与作用, 对英译实践或是文本型研究均具有借鉴意义。李约瑟对不同类型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的选择体现了其一定的倾向性和真实意图, 进一步解读为保留源语特色、推动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总之, 就典籍英译与研究广阔的前景而言, 该研究为文化专有项的英译实践提供了具体可实施的操作方法, 未来的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此, 可以结合具体历史背景等外部分析以及更加丰富的语料深入拓宽传播中华文化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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