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技术论文
一、概念与形势
（一）浩荡而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按照康德拉基耶夫长波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我们已经及正在经历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技术革命，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包含了蓬勃发展的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次长波和冉冉升起的以数字化制造、再生能源技术为标志的第六次长波。历次工业革命通过“技术-经济-制度”的爆炸性系统性演进，实现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再造和社会生活的巨大革新。
第三次工业革命因其复杂多元性又被称为“工业革命的革命”,其内涵及动力划分争议较多，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着名未来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新通信+新能源”模式和《经济学人》主编保罗·麦基里的“数字化制造+互联网技术”模式。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国家联合体）进一步加速技术创新步伐，抢占未来制高点，竞争愈演愈烈，再工业化、工业 4.0、清洁能源复苏、下一代信息网络、3D 打印、智能电网战略等铺天盖地而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正以悄无声息而又瞬息万变的加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
（二）后起勃发的兵团工业化进程
纵向看历经恢复、整顿、改革、振兴四个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兵团工业化呈现出后起勃发、快速赶超态势。
但兵团工业化起步晚、进程明显滞后，当 2005 年大举开始发展新型工业化时，全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达到 50①，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全国仅有极个别省份同处于工业化前期。2014 年全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东中部大部分省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②。通过国内通用工业化简易衡量模型分析，2014 年兵团人均GDP、非农就业比重、城镇化率、非农产业结构已达到或超过工业化中期标准，但非农产业占比仍低于中期的 80%比例下限。综合判断兵团处于工业化初期后半段、按霍夫曼工业四阶段分类的第二阶段。
（三）忧患客观地认知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具有客观性及累积性，指后发国家或地区由于其后发启动工业化的地位而具有的特殊不利因素，涉及经济、技术、文化、制度和区域关系等多方面，可概括为内源性、外源性和继发性三类。兵团工业化进程后发状态明显，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社会是人类文明必然趋势，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潮加速来袭之时，要充分认识知识、信息、新能源时代既带给我们后发赶超的条件，也极可能加深发展的鸿沟，故应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意识。
二、后发劣势及其影响
（一）内源性后发劣势引致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制约明显
内源性后发劣势源于后发现实，兵团自身禀赋条件差和工业化后发影响相互叠加，发展能力不足具有先天性和根本性。
1.资本积累不足。资金是社会生产基本要素，兵团自身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弱，自有投资能力不足。投资比较效益不高，资本趋利性下面临外流压力，虽在国家大力度金融政策支持下呈现资金净流入状态，但“资金洼地”远未形成。投资系数连续多年高于1∶1,甚至接近 3∶1.投资率由“十一五”时期的 23.4%攀升至“十二五”前三年的 95.1%,发展投资依赖度极高而投资效益较差，后发“贫血”与“失血”交织。新金融模式发展不足，金融风险防控趋严，资本稀缺性和高融资成本长期存在。
2.人力要素短缺。人力资源是最核心发展要素，后发地区面临人力资源培养能力不足与外流双重困境。兵团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17.1%,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人口占比接近 30%.2000~2008 年职工子女大学生流失率接近 80%.2013 年人才资源总量达到 31.2 万，人才净流出问题得以改观，但“人才高地”同样远未形成。由于工业化起步晚，相对已难以享受极具竞争力的人口红利。2013 年，65 岁及上人口比重达 13.2%,“未富先老”明显并呈加剧态势，社会抚养负担重，人力成本高。
3.体制机制缺陷。后发地区制度效率相对较低，往往在挤压式、强迫式的现代化进程中缺乏制度革新动力能力，造成体制机制固化。兵团党政军企合一体制特殊，区域经济与企业经济属性兼具，承担着大量公共性责任，既依赖于计划性整合性体制，又导致发展资源分散。特殊体制与市场机制融合接轨不足，统一开放大市场尚未形成，国企改革滞后，现代企业制度未全面有效建立，非公有制经济虽快速发展但比重仍不足 40%,行政职能不健全、功能异化、调控能力不足、服务效率不高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4.产业依附性。先发地区通过经济与产业主导权使后发地区成为其原材料、初级品供应地和产品消费地，形成后发地区产业依附并将其固化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2014 年兵团非农产业占比 76%,低于浙江 19.9、全国 14.7 及同区域新疆自治区 7.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50%,服务业占比 31%且传统服务业内部占比超过 40%,产业结构及效率竞争力不强。
（二）外源性后发劣势引致的发展环境风险长期存在
外源性后发劣势是指由于工业化环境变化，使后发地区发展处境异化恶化，形成对后发地区的压迫式环境风险。
1.能源与环境风险。环保规制性约束日益强化，在国家强调反映能源资源稀缺性、环境价值的市场化配置方式下，目前兵团已难以宽松经济消费能源资源，能耗排放基数小，处于工业化爬坡阶段，却面临提前到来的严格的普适性责任，最严格《环保法》、耕地保护红线、水资源红线相继推出“,十二五”前三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累计增长 48%,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不降反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远超“十二五”增长 15.4%的总量控制目标。
2.经济规则风险。先发地区通过其产业地位和经验优势，倡导引领着市场基础规则，使后发地区落于追随者不利地位。兵团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标准化体系中鲜有优势。贸易规则领域安全、环保、技术标准日益严苛，大数据、P2P、互联网+新交易方式铺天盖地袭来，形成对本地市场的侵蚀，低端产品市场竞争惨烈。“十二五”前三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较“十一五”时期降低 3.9 个百分点，外贸经济增长贡献度降低 0.9 个百分点。
3.文化社会风险。文化弱势影响潜移默化却具有根本性，抽象看兵团具有传统文化优势，但文化改革发展滞后，先发地区文化拓展在带来先进理念和丰富精神产品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及功能，自卑自弃、封闭排斥、盲目崇拜等文化失落与价值解构并存。社会方面由于压缩式、追赶式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在短期内面对集中爆发的各类矛盾，社会焦虑、阶层分化、对抗冲突可能加剧。
（三）继发性后发劣势引致的发展陷阱不容忽视
继发性后发劣势较大程度因后发地区战略偏差和主观失误造成，需着眼长远及早预防。
1.技术引进陷阱。以技术、知识、管理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未来竞争的制胜因素，技术引进陷阱客观上表现为先发地区限制对后发地区的先进技术转让，主观上表现为后发地区缺乏主动创新动力，继而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泥潭。兵团创新环境、机制、投入、人才、成果、产业化转化等方面均与先发地区存在明显差距。2013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只有 1.23%,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约 2.3 和 0.9 个百分点，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到 60%,基本处于技术引进与应用层次。
2.产业转移陷阱。产业转移本身潜伏诸多隐患，如转入产业“三高一低”特征显着，资源环境破环性强；大型企业往往将较为低端的子公司或事业部移入后发地区，不仅利润、税收大量回流，而且可能撕裂后发地区产业链；后发地区给予过度政策优惠进而对本地产业企业形成挤出效应，遏制甚至扼杀自有产业。兵团近年来在产业转移中获益匪浅，产业及就业规模快速攀升，但潜在陷阱也需提防。
3.发展模式陷阱。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动产业重构、模式再造形势下，后发地区出于加快赶超急迫心理，往往难顾全局难顾长远，以片面发展观为指导，欢欣鼓舞于短期发展效应，忽视竞争新优势塑造，在涓滴效应、极化效应作用下，可能形成与先发地区全方位的更深的差距，在低端道路上积重难返。
三、几点措施建议
（一）深化研究，增强化危为机主动性、能动性
兵团正处于工业化后发赶超关键时期，机遇条件千载难逢、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要加强研究、多方借鉴、未雨绸缪、科学规划，更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行稳致远。
1.唯物辩证地看待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具有相对性动态性，劣势与优势相伴而生，后发地区的确存在诸多方面“搭便车”优势，只要能够化危为机，制度、平台、要素劣势也会成为条件和优势，降低试错矫正成本。近代以来国内外既有不少后发赶超失误的案例，也有德、日、韩、新加坡、台湾等比比皆是的成功者，虽然客观环境、内部条件多有差异，但均能带给我们启示借鉴。
2.抓牢用好重大机遇条件。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后危机时代的加速推进，带来秩序与规则的重塑，“地球村”“世界是平的”等概念日益变为现实，新通讯、新动力时代带给我们与先发地区更多平等交流、缩小鸿沟的机会。在国家强大战略统筹能力和特殊政策支撑支持下，兵团内部革新、外部拓展面临重大机遇条件，自身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不断累积，可以而且应该增强信心、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3.科学理性规划发展。从时序上讲第三次工业革命仍处于前中期，研究后发劣势和科学规划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少走弯路甚至寻求“捷径”.要切实抛弃速度迷信，中长期发展中既要将潜在增长率转化为必要发展速度，更要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化为实践自觉和具体路径，积极扬弃传统农业文明思维，对潜在后发劣势问题加强战略规避和预案储备。
（二）奋起直追，积极抢占信息化高地
信息化革命正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要依托信息化的高度创新性、渗透性、开放性和倍增性，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以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跃迁。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立足本世纪头 20~30 年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展开期，加快弥补信息化基础设施欠账，以参与“亚欧信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兵团”建设为契机，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促进基础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加强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和卫星通信网等网络资源建设，完善兵团云计算平台整体布局，全面提升下一代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
2.促进广泛深度融合。促进互联网+医疗、卫生、教育、金融、交通、旅游、文化、家居、生活服务、媒体等跨界融合，加快各领域智能化步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经济结构、商业模式、生活方式、公共治理改造重塑。深化“两化融合”,探索产品个性化、定制批量化、流程虚拟化、工厂智能化和物流智慧化新模式。
3.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发挥信息产业虚拟化、扁平化、分散化、配套化优势，依托城镇（团场）一体化平台，积极创造环境，促进电讯、出版、新闻、广播、电视等传统信息行业与计算机、光导纤维、通讯卫星等新兴行业发展壮大，加快公共服务领域和产业领域主辅分离，壮大市场主体，拓展产业链条，发展业务外包。
（三）前瞻布局，大力探索新能源模式
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基本动力，依托兵团发展新能源模式的资源、空间、体制等优势，不失时机进行前瞻性布局，形成未来竞争支柱。
1.积极扩大新能源规模。着眼化解能源经济性、安全性和清洁性隐忧，用好兵团能源体系建设及扩容起步晚、丰富的新能源资源（新疆九大风区、四大太阳能富集区）、国家大力支持等多重优势，加快实施一次性布局和新能源替代战略，紧跟全球全国新能源发展，力争 2050 年清洁能源消费比例达到50%.
2.加强技术突破和产业培育。把握未来 20~30年新能源开发储存分配技术突破带来的新能源革命范式，以及由此形成得巨大市场需求，密切跟踪运用能源“云”网络、智能电网、新材料、氢转化等领域的重大技术成果，引领新一轮能源革命，积极布局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及技术研发、配套服务等服务性行业，壮大独具特色的新能源产业体系。
3.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模式。坚持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形成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和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运用循环经济模式改造提升现有产业，拉长、补齐循环产业链，构建循环性生产生活体系。积极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特色生态经济，构建立体生态系统。
（四）多措并举，切实提高创新驱动能力
着眼消除知识贫困，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储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水平和全社会创新活力，形成有效溢出效应。
1.提高人口教育水平。强化基础教育公益性，扩大“两基”①成果，实施从学前到高中 14 年一贯制免费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保障工业化转型用工需求。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强化高等院校服务本地、引领未来功能。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开发网络教育资源，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提升全社会文明意识、创新意识、教化水平、技能素养水平。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创新机制、以用为本、高端引领、整体开发原则，打造一流人才队伍。实施党政人才、专业技术、职业经理人、创新领军人等人才振兴计划，突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紧缺急需人才培养引进。积极引进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壮大学科带头人队伍。最大化中央专项及对口支援人才政策效应。加强人才环境建设，强化激励导向，确保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促进科技创新软硬件资源要素开放共享与集聚整合，提高协同创新水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增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构建多元化产学研政合作关系，加快从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等向科研开发、成果产业化应用、人才培训等多方面转变。加强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和成果规模化转化，培育科技与产业互饲模式。
（五）抢抓机遇，塑造外向型发展新优势
依据比较优势、“雁形产业形态”理论，实施以新丝路核心区建设为主导的外向型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全球化发展。
1.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自治区“三通道”“三基地”“五大中心”和“十大产业集聚区”②建设，打造兵团城市建设、园区发展、物流畅通、贸易促进、“走出去”拓展五大平台。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和新疆交通干线枢纽、重点口岸、产业聚集园区及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依托，加快兵团两大中心及五大基地建设。积极参与四个已有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及“中国-中亚自贸区”等拟建跨国经济示范区建设。
2.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坚持打造外向型产业体系、提高自身集散中心地位、优化外贸服务环境并举，巩固提升开放桥头堡地位。面向中西亚等国际市场，促进外向型产业聚集发展。广泛参与口岸开发，大力发展口岸经济。积极参与“乌鲁木齐-中亚”西行班列开发，推广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备存等新贸易模式，促进加工贸易与现代服务业联动发展。持续改善关、税、银、路、检贸服务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3.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顶层设计与协同整合，广泛深入“走出去”开展经济、技术、投资合作，以项目带投资、带产品和服务、带品牌和文化，延伸海外产业链，逐步由初级开发向综合开发、深度开发转型。围绕建设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产业基地，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实施品牌化本地化战略，促进市场扩容升级。
（六）锐意改革，形成强力体制机制保障
制度的有效安排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显着的激励效应，要加快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方位改革，科学处理“三大关系”,探索构建与特殊体制机制、职责使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激发后发赶超动力活力。
1.加快市场化改革。厘清理顺政企、政事、政资、政社、行政与中介关系，打破垦区、兵地、所有制、央企与地方产业企业藩篱，构建开放透明的现代市场体系。做强中国新建集团，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健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权利、机会、规则平等，加强政策引导和环境创设，促进非公经济跨越式发展，发展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优越性积极性。
2.强化调控功能。提高治理能力，完善调控功能，建设强力政府以引导发展。积极争取确立兵团法律地位，加快法治体系法治能力建设，最大化契约、规则效应，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争取国家赋权与内部师市、团镇合一方式，完善财政、资源管理、执法等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职能。
3.争取国家资源。克服落后地区的“乞讨和无偿获取”心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政策，将隐性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果，以更好发挥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作用，以切实显着的工作成绩获取更大的支持，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建立横向转移支付机制，以国家政策资源降低外部性成本，转化为内部性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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