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略分歧

　　中美在战时关于陆空战略的争论，学界一般指发生在1943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史迪威与陈纳德关于驼峰空运物资分配方案的辩论。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次争吵影响了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也有学者强调争端的起因在于史迪威个人品质的恶劣[1][2][3][4][5][6][7].最近有研究指出美国并未满足蒋介石提出的增强中国战区空军实力的要求，对中美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8],有学者则提出当时并不存在陆空战略之争。[9]

　　中美间的这次争论严重影响了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因此有研究认为开罗会议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10][11][12][13]49,部分学者将会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因于马歇尔破坏了罗斯福的对华友好政策[7]204.也有学者指责马歇尔为避免影响欧洲战场，在对华军事援助问题上，采取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政策[14]26.

　　然而上述研究并未重视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在陆空战略上的分歧，也忽视了罗斯福对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具体内容的干涉。“陆空战略之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未得到重视。开罗会议后，罗斯福逐渐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提出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和史迪威指挥权等问题，内在的原因是出于其空中战略的需要。仅胡越英在其研究中提出马特洪恩计划对史迪威指挥权等问题有影响[15],但并未进一步阐释其关系。本文将通过梳理中美两国档案文献，力图以此争论为切入点，剖析中美两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略分歧，解释两国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一、中美间陆空战略之争的双重含义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两国不仅在先欧后亚，还是先日后德的大战略层面存在分歧，在中国战区的具体战略上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学界以往重视蒋介石与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而忽视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矛盾。而且从实际情况上看，前者是双方存在误解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中美间的真实矛盾。

　　学界将陈纳德在接待美国特使威尔基时，托其转交给罗斯福的信件视作陆空战略之争的起点[16]212-216,并认为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两人关于驼峰物资分配方案的辩论是争论的主要内容。[17]224蒋介石在1943年初否决了史迪威提出的局部反攻计划，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提高陈纳德的地位，以及有利于陈纳德航空队的驼峰物资分配方案[17]214.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全力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攻势计划”[17]223,使得这次争论从史迪威与陈纳德争夺后勤资源的辩论，变成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并上升到影响中国战区战略走向的层面。

　　蒋介石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规划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史迪威认为当时的中国陆军无力承担保卫机场的任务，因此他主张将有限的军事援助优先用于军队改革和反攻缅甸，以便能进一步改善中国战区的后勤状况。而蒋介石面临国内正面战场更为直接和实际的压力，同时他认为中国军队无力承担反攻的主力任务，因此积极争取英美在反攻上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决定在英美做出明确承诺前，拒绝参与反攻战役。因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导致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史迪威在华盛顿会议上指责蒋介石唯一的战略错误就是“储存大量物资和装备，以及一支空中力量来结束战争”383.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指责并非毫无根据。他认为蒋介石对反攻缅甸态度消极，“不愿作战”[19]183,而他的判断不仅来源于在缅甸保卫战期间合作的经验，也依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对1942年浙赣战役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即便一向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美国海军观察人员经过实地调查后，也表示：“在丽水的中国指挥官有着装备良好的部队，并且急切的希望战斗，但重庆下达命令，表示出于政治原因，要求他们避免与日军作战，并从丽水撤退。”118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怀疑还有美国陆军内部指挥权争议的因素。由于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且陈纳德也对美国陆军在亚洲的指挥机构表达过强烈的不满，使得美国陆军认为陈纳德有成为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野心[21]481-482.蒋介石为陈纳德争取独立指挥权的措施，本意上为了提高中国空军战斗力和奖励陈纳德，但却意外地加剧了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加深了史迪威对他的误解。

　　史迪威指责蒋介石试图以“空中战略”取代对地面部队的改革和对缅甸的反攻是一种误解。在军事上，中国正面战场需要增强中美空军的实力，以便能更有效地支援地面作战。1943年4月19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向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转达中国目前形势严重的情报，指出日军打通由武汉至宜昌的长江航线之后，如果在夏季沿长江发动攻势，中国恐怕难以支持[17] 220-221.之后在鄂西战役期间，蒋介石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是长江三峡后，曾多次指示宋子文，要求其向美国政府请求陆军航空队的援助。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认为“如美空军能协助我陆军作战，则我陆军集中后，当可向宜昌取攻势也”476.

　　而在外交方面，因为中国军队实力有限，蒋介石拒绝采纳史迪威提出的北缅局部反攻作战方案，坚持英美方面出动优势海空力量的全面反攻方案，在外交方面大力开展对美国政府的游说，提出“非先以英、美海空军遮断敌军接济路线，与确实占领仰光，打通滇缅路至仰光全路交通线不可”227,并且极力争取美国陆军参战[17]245.在协商过程中，中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英国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愿对缅甸南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17]257.因此在1943年8月份，蒋介石再次致电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的罗斯福与丘吉尔，要求“现在雨季将过，敌情与事实上不能再事迁移，务请阁下等在此次会议中对远东战略及反攻缅甸、打通仰光至昆明之交通路线具体决定实施计划与整个步骤”259.

　　从宋美龄劝说蒋介石收回召回史迪威的理由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并未有以“空中战略”取代反攻缅甸的想法。蒋介石要求宋美龄结束访美向罗斯福辞行时，提出与史迪威合作困难，希望由罗斯福主动召回史迪威。但宋美龄认为召回史迪威会影响对缅甸的反攻时[23]854,蒋介石表示“对史迪威事并非正式要求其撤换，不过使之察知实情而已。待有便乘机以闲谈出之，否则不谈亦可”[23]854.

　　中国方面的真实态度是积极推动盟国实施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争取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战，同时要求美国加强中国空军以及在华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实力，以此支援中国正面战场。在宋美龄即将离美前，蒋介石嘱咐其游说罗斯福：“惟望其能加派陆军若干师，如不能派三师，则二师亦可。请再相机恳谈，或能收效”[23]853.但由于中美两国首脑在具体战略上存在极大的分歧，蒋介石的外交和游说活动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陆空战略之争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学界重视。这一分歧体现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热情地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袭计划，但并不支持蒋介石最为企盼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加缅甸反攻计划。罗斯福本人对空袭日本的想法极为热情。在美国的既定战略中，中国的重要性在于为美国陆军航空队提供袭击日本的基地。在1942年底迎接以治病名义访美的宋美龄时，霍普金斯曾针对宋美龄提出美国集中全力对付日本的要求，婉转透露出罗斯福对于中国战区的战略设计：“此建议切不可在罗总统面前提起，因为其绝不可能接受这一观点。如果提起（此点），则（总统）将继续表现出最友好态度但不再认真对待（夫人）此次访问。（夫人）若能取得（保证）使以前确定的大政方针，即将中国战区在空军力量方面视作第三重要战区之定论得以付诸实施，则访问定能获得成功。如此，蒋夫人当前所持观点必须摒弃”[24]228.罗斯福之所以积极支持陈纳德，并采纳蒋介石的建议，促使美国政府在1943年将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转向尽快在中国发动“空中攻势计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中国为对日空袭基地已经是美国的既定战略。

　　另一方面，从1943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当时唯一能够实质性支援中国正面战场和打击日本的力量，是陈纳德指挥的陆军航空队。因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罗斯福不顾马歇尔的反对，接受了蒋介石的物资分配方案，并且将陈纳德指挥的陆军航空队改组为第14陆军航空队[17]216.在华盛顿会议时，罗斯福也在“空中攻势计划”问题上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方案[17]232,并且对宋子文表示“陈纳德需要战斗机及运输机，都不成问题，余当力为设法”[17]236.

　　然而在蒋介石更为关心的反攻缅甸和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加反攻问题上，罗斯福最初态度游移，并不明确，甚至在英国官员的游说下，曾一度试图劝说中国政府取消宣布反攻。1943年3月2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致信罗斯福，提出由于会影响对欧洲大陆的入侵计划，英国总参谋部并不看重全面反攻缅甸的安纳吉姆计划。在29日白宫会议中，英国负责战时船运的大臣刘易斯·W.道格拉斯进一步说服了罗斯福，为尽快完成入侵欧陆的准备应该放弃安纳吉姆计划。因此，罗斯福在次日向马歇尔透露了可能为了满足入侵欧陆的需要而放弃反攻缅甸的想法[21]62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