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心战思想的演变、机理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内蕴丰富,指涉全面,构成具有东方兵学特色的完备体系。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若干范畴,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归纳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对我们开展高技术战争的价值。

　　关键词：　兵学术语; 心战思想; 范畴; 高技术战争;

　　心战与战争相伴而生,它源于战争,渗透于战争活动的始终,是战争中最具诡诈性、欺骗性、艺术性的活动。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博大精深, 底蕴丰厚而义理深邃,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不断融汇交合,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与发展。尽管“心理战”的提法源自西方,但在我国古代有与其相对应的兵学术语———心战,则可以追溯久远。中国古代心战,在范畴上以“心力”、“夺心”、“攻心”、“心战”命名,总是围绕一个“心”字向前推进,这与中国古代心战崇拜的人文传统是分不开的。古代夏后氏每年都举行“祭心”活动,这种“祭心”活动既是祭拜可与上苍沟通的心,又是崇尚足以发出智慧之光的心。在战国时期,齐国军师孙膑向齐威王献策 :“凡伐国之道, 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1,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攻心”一词。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前采纳参军马谡的建议,发布教令提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2至此在史料中首次出现“心战”一词。明末清初《兵经百篇》着者揭暄,是第一个从战争分类学上把“心战”从诸多战争形式中单独列出“心战”一目。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是中国古代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军事论着作者关于心战的范畴 、机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心战实施是对上至统帅、下至士兵的意志和心态进行评估、干预、调整和运用的胜敌方式。无论战略、战术、外交、誓师、战争、动员、争取第三方同情等诸多环节,都难游离于心战之外。中国自古以来特别强调心战的重要性。2500年前的孙武就明确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3的心战思想和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4是最高的用兵境界;“得人心者,得天下”5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都强调通过心战打击对方士气、涣散其军心 、消糜其斗志, 进而减杀乃至丧失其战斗力,彻底摧垮之。

　　一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经历了一个产生 、发展、丰富和进一步充实的演变过程, 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一)是夏代至西周时期: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心力”以及由此引起的“夺心”,是夏商周时期心战的主述范畴。禹在发兵誓师时有“一乃心力,其克有勋”。6这就说明禹决意要打一场攻心战,用攻心战瓦解对方的军事力量,去建立历史功勋。《甘誓》标志着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产生;之后出现的《汤誓》《泰誓》和《牧誓》以及《军志》《军政》《易经》中有关心战思想的论述, 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得到了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心战思想强调以誓师来鼓舞士气, 以优待降虏来瓦解敌军。我们从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逐鹿之战”,尧、舜、禹与三苗之战告天,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商王武丁“伐巴方之战”,西伯灭纣的“牧野之战”,的“誓师”“告天”“祖佑”“诰词”中,都能看到这种“心力”“夺心”较量的鲜活演绎。

　　(二)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大发展

　　“作气”“文伐”“攻心”,是春秋战国时期心战的主述范畴。在频繁的战争实践 、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以及兵学理论的繁荣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由此进入大发展时期。曹刿“作气”说,比数百年前的“夺心”,要形象得多。经“长勺之战”验证,曹刿“作气”之说升华为中国心战的重要元素,于是“作气”“治气”“激气”,就成为比“夺心”使用频率更高、时间更加久远的心战范畴。与孙武同时代的孔子提出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就含有“文伐”之义。《六韬》则更加细化地提出“文伐十二节”,即:促其骄奢,亲奸近佞,贿买重臣,大兴女乐,孤立忠贤,挑起内倾,重金厚礼,与谋他国,捧为圣贤,探知内情,致其壅塞,扶其乱臣。从中可以看出,“文伐”与“心战”既为同义,又有区别。一部《战国策》就是“文伐十二节”的活体标本,而且比“十二节”更加鲜活,更加险象环生。“攻心”的范畴,在战国兵家孙膑“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7语中首见。在春秋战国长达500余年的激荡岁月中,如鲁庄公的长勺之战,孙武长途奔袭的柏举之战,孙膑示弱纵骄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田单的“火牛阵”,都是“作气”“文伐”“攻心”的历史绝唱。
 

　　(三)是秦代至汉代时期:中国古代心战思想大转折

　　兵儒合流思潮逐渐趋向成熟,而这一时期的心战思想深受兵儒合流思潮的影响,强调文武并用, 重视收揽民心, 主张以“柔武之道”取天下 。“心战”这个极具公共性的范畴,被广泛采用。三国时期,诸葛亮《心书》问世,此书可视为中国的一部心战专着。还有《诸葛亮文集·南征教令》中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8第一次出现“心战”的范畴。“攻心”与“心战”,作为秦汉以降的心战范畴,也被这一时期的战争史所屡屡证明。我们从楚汉之争的“四面楚歌”,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都读到了他们用千军万马对“心战为上”的经典诠释。

　　(四)是两晋至唐代时期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极大丰富

　　这一时期王朝兴亡更替,战争频繁,是军师、名将辈出的时代,无论是心战理论还是心战实践, 都取得较大成功。两晋南北朝期间的战争,分为民族战争,各政权的内部战争,各政权间的兼并战争,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战争四大类。这些历史着名战争的审时度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击虚、奇正相兼、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心战色彩特别突出,为古代军事思想增添异彩,也为中国心战的推进做出了贡献。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儒家“足食足兵”和法家“富国强兵”思想得到很好统一。“兵者诡道”与“守国当顺”的争执也得以融会,因而战法不断更新。大兴于唐代的《卫公李靖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提出要善用“兵气”,把战场上的攻守之势归结为“攻心之术”与“守则持气”,并认为:良将不用“兵气”,“智不及于鸟兽”,反映了唐代君臣的心战智慧。

　　(五)是宋代至清代中期:中国古代心战思想进一步充实

　　从北宋、南宋的积弱积贫中,人们更容易从反证中看到心战的重要。着于北宋年间的《虎钤经》、《百奇战法》,把作用于战争的三大因素“天地人”的顺序,第一次更改为“人地天”,并提出“人战”的概念,强化人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企图提高心战的地位来改变弱兵窘境。明代并不是兵势强盛时期,但却是兵家总结前世兵法最有成果的时期。《阵纪》大声疾呼选兵“首取精神胆气”。戚继光在所着《纪效新书》中提出“治气”三为主的主张。《草庐经略》第一次出现了对中国古代兵家不重视培育士气的尖锐批评,主张发掘古人“治气”的未尽要领,而且提出培育士气要有联动作用,称为“八相”。把“治气”从将领治兵,变为官兵相互激励。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兵书印数最多,又是兵书新作较少的时期。《兵经百篇》作者揭暄继承了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他提出的“不争力而争心”,“不争人而争已”,“不争事而争道”9,是对心战理论的精辟概括。

　　二 、中国古代心战的主要机理

　　中国古代兵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心战思想,自觉地在国家大战略的范畴内运用心战,统揽全局,合理筹划,对敌实施全方位心战,指导思想是针对战场敌军将帅的心理特点,采用谋略手段巧妙制胜敌人。当然心战的实施,是随着战争的特性、人文环境、地域差异和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心战的实施方式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心战机理是相通的。

　　(一)心战的旗帜是道义

　　“兴兵甲以讨不义”10,是古代战争最有力的心战动员令。《周易》的“师贞”则“吉无咎”,《孙子兵法》中讲“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11,《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2等,都表明战争之事道义在先。战争双方都在战前奋力抢占道义之高地,找到这个立足之地,既便于统一内部,争得外界认同,并能瓦解对方舆论。所谓“师出有名”关键在于是否能在“义”之高地站稳脚根。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明智的战争指导者“不争事而争道”。为了判别战争性质是否合于道义,吴起把战争性质细化为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者为义兵;“恃众以伐”者为强兵;“因怒兴兵”者为刚兵;“弃礼贪禄”者为暴兵;“国乱人疲,举事动众”者为逆兵。13这使古代战争的定性有了一个大致的规范。

　　(二)心战的底线是生死

　　生死安危既是战争的底线,也是个体生命的底线。所以,触及到生死安危,攻心战才具有威慑力;突破了生死大关,反心战才具有抵抗力。战场上发生的“溃败”“作鸟兽散”,甚至“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就是在生死上产生的难以计量的连锁反应。《吴子》说:一个犯了死罪别无出路的汉子隐于荒野,即使千人追捕,也会个个瞪大眼睛,瞻前顾后,因为“一人投命,足惧千夫”14。《尉缭子》也说:“一武夫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15他认为,将三军练成“死贼”之术,必成王霸之兵。明代兵家何良臣提出:一个人抱定必死之心,足以敌过十人;十人抱定必死之心,足以敌过百人;百人抱定必死之心,足以敌过千人;千人抱定必死之心,足以敌过万人;万人抱定必死之心,天下无敌。中国古代心战思想认为:对于死的境界才是“气”的核心;心战实质是“气”之战,使敌兵贪生惧死,而自军舍生忘死,则战无不胜。所以虑至生死才会触及心战主题。

　　(三)心战的燃点是复仇

　　《孙子兵法》中说“杀敌者,怒也”,《孟子》说商汤伐桀是“为匹夫匹妇复仇”16而战,都是指仇恨和愤怒在心战中的作用。仇恨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无形蓄积。明代兵书《阵纪》,对韩信“用兵如神”作了这样的破译:天下百姓恨秦法残酷,水深火热,鸡犬不宁,贵贱无靠,民心背秦,韩信不过是因天下“仇秦之深”而取得的。复仇一般是有屈辱在先,然后以屈辱作为复仇的动员口号。这成为弱者最有力的心战武器。不过有时强者也会抓住某些偶然事件,把自己装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复仇作为心战武器。战国时期的吴越之战、齐楚之战、楚秦之竞,复仇成为双方心战动员的主题。

　　(四)心战的动力是功利

　　原始的战争,常常是以领地、食物、水源的争夺为目的。以功利吸引士卒力战,具有“激气”的心战价值。正是功利在战争中的动员作用,奠定了其在心战中的地位。《六韬》提出的“文伐十二节”,是古代对上层进行攻心战的全面展示。“十二节”中,半数是以功利为攻心点的。中唐的安史之乱,急于取得皇位的唐肃宗李亨请回纥国怀仁可汗支援,酬谢的条件是:两京城破之日,回纥兵可劫掠三日。回纥骑兵在与叛军作战时也确实骁勇异常,这些是功利在战争中作用的结果。另外以利益诱使达到战争目的的“铒战”也是一种心战方式。官渡之战,袁绍攻白马,曹操就是用“饵战”,乘敌贪图辎重而未作战斗准备之机,挥军大败袁绍近万人,斩了大将文丑。

　　(五)心战的凝结剂是信约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7心战之信约,包括将领与将领之间,将领与士卒间,士卒与士卒间,也包括国家与军队间的信约。军队,作为一个特殊人群,上下以信结,左右以信连,进以信仆,退以信止,否则何至于赴汤蹈火?所以,攻心一方总是千方百计瓦解对方将士间的信任,使其相互猜忌,离心离德,从而失去战斗力;而反攻心一方则是强化自已营垒的相互信任,以保持战斗力。宋代兵书《百奇战法》,根据信在战争中的作用,把心战称为“信战”。南宋着名将领辛弃疾,在所着兵法《美芹十论》中,尖锐地批评南宋朝廷对于抗金将领失信,以致兵败国弱。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以“原立信”为题,专门阐述信约在军中的重要作用:“人无信不立,而军中之信,犹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时缺者”18,所以,撤去信约的支柱,心战的大厦就会轰然崩塌。

　　三、中国古代心战的当代价值

　　任何人间的事,必然要涉及到人。只有顺应人心,获得人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达到最后的成功。现代心理战研究由德国人发现、英国人实验、美国人把它推向巅峰,目的是从中认知当代军事的最新对抗手段。然踏入人类古代战争的沙场时,就会发现古人运用心战的娴熟程序并不亚于现代人,古代心战在这方面的历史遗产,对信息时代战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义”是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心战的切入点

　　从古到今,无论是哪个阶级、集团、民族进行战争,总是打出“道义”的旗号。这是因为“护道”最能争取人心,最能增强内部的团结以及赢得外部的同情和支持。所谓 “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达到可以即时跟踪报告每一次战争的进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足以使世界各国的记者在最短时间里,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任何一个冲突地区。战场,不仅对战争实施者是透明的,对和平民众也可以是透明的,战争的道义性在全世界众口如潮的舆论面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道义成为高技术战争的一个制高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参战各方如美国、伊拉克、“北约”、 南斯拉夫等都不遗余力地在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大做文章,都试图使自己带上“正义”的光环,这种努力贯穿于战前、战中和战后,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之外形成了又一处激烈对抗的舞台。今天,当我们思考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心战问题时,当然不能忽视这一心理战的重要切入点。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扞卫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以正义铲除不义是我军根本性质的表现。要利用交流和宣传的各种渠道,对潜在的战争危机以及现实的军事冲突,表明我军的正义立场,宣传我军的正义观点,展现我军正义之师的形象。保证我军始终处于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把握开展心战的先机。一旦战争强加于我军头上,我军官兵必将挟正义之威,所向而无敌。

　　(二)“治气”“夺气”是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心战的基础工程

　　心战的最大支点是士气,其中针对消耗敌方士气的称为“夺气”,防止敌方对我消耗士气则称为“治气”。“治气”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就是调控士气。有坚强意志的军队,才是对敌攻心夺气的基石。也就是说,只有“治气”,才能成功的“夺气”。否则不等对敌压气,我军士气早由敌方瓦解。因此,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心战,我军进行“治气”必须深入对官兵进行政治信念教育,“以义励气”。使官兵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坚信党的领导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政治保障,坚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力量源泉。同时要深入调查和研究敌人的内部矛盾,加强在战争中对敌进行“夺气”的战略战术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军历史上创造的“集中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之仗”“蘑菇战术” 等“夺气” 的战略战术,使我军未来的攻心夺气实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三)“两不怕”是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心战的克敌利剑

　　触及到生死安危,攻心战才具有威慑力;突破了生死大关,反心战才具有抵抗力。高技术战争的突发性、残酷性、破坏性,使官兵面对的生死考验更加严峻和直接,更加凸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精确性、隐蔽性、智能化,不仅需要官兵有足够的知识、智力和技能去驾驭,而且需要有血性胆魄去应对。正如前文所述生死是心战的底线。《吴子》和《尉缭子》两部古典兵书,都记载和论述过“死贼”的故事。《尉缭子》说:“一武夫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19他认为,将三军练成“死贼”之术,必成“王霸之兵”。《吴子》说:“一人投命,足惧千夫”。20由此引申开去,如果举国军人都能成为“死贼”那样置生死于度外的勇士,敌军是无法抵挡的。人民军队素以强大的战斗精神闻名于世。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一种革命精神、一种拼命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

　　注释

　　1 赵蕤:《长短经全鉴·攻心五四》,诸葛静一解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年,第296页。
　　2 诸葛亮:《诸葛亮集·南征教》,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页。
　　3 孙子:《孙子兵法·谋攻》,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页。
　　4 孙子:《孙子兵法·谋攻》,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页。
　　5 参见孟子:《孟子·离娄上》,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6页。
　　6 《尚书·大禹漠》,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64页。
　　7(1)赵蕤:《长短经全鉴·攻心五四》,诸葛静一解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年,第296页。
　　8(2)诸葛亮:《诸葛亮集·南征教》,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页。
　　9(3)揭暄:《兵经百字·争》,戴庞海、阎睿、周媛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10(4)司马穰苴:《司马法·仁本》,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42页。
　　11(5)孙子:《孙子兵法·形篇》,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4页。
　　12(6)参见孟子《孟子·公孙丑下》,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5页。
　　13(7)吴子:《吴子·图国》,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3页。
　　14(8)吴子:《吴子·励士》,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92页。
　　15(9)尉缭子:《尉缭子·制谈》,徐勇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16(10)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5页。
　　17(11)《论语·颜渊》,陈晓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5页。
　　18(12)戚继光:《纪效新书·胆气篇》葛业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54页。
　　19(13)尉缭子:《尉缭子·制谈》,徐勇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20(14)吴子:《吴子·励士》,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