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对北宋初期宋辽军事关系的影响

　　摘    要：　寇准为北宋时期一代名相，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澶渊之役中表现出极为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力挽狂澜，一举扭转战场颓势，为维护北宋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文通过对澶渊之役前后相关史料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力图揭示寇准分析形势、知人善任、和谈力保宋朝利益的历史本相，深入认识寇准对北宋初期宋辽军事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寇准; 澶渊之役; 宋辽和战; 战略思想;

　　Abstract：　Kou Zhun was a famous offici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He was honest and upright.During the famous Battle of Chanyuan,he showed his excelle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bility to turn the situation of the battlefield,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Northern Song regime.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battle,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Kou Zhun's behaviors such as analyzing the situation,being good at Horses for courses and struggling for protecting the benefits of the Song Dynasty,and further understand his influence on the military relations between Song and Liao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　Kou Zhun; Battle of Chanyuan;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Liao dynasty; strategic thought;

　　澶渊之役是宋、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统和十七年，辽军南下，于瀛州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后萧绰亲率辽军南下，兵临澶州城下，宋朝野震惊。在此危难之际，寇准勇担重任，及时调整战略方针，促使宋真宗亲征，任用老将李继隆，并在边境诸镇积极布防。后因辽主帅萧挞凛在勘察地形时被宋军早已伏下的床弩射中额头，不治身亡，辽军士气大为下降。加之真宗亲征，不久宋辽媾和，双方互相遣使。经反复拉锯，最终，宋向辽纳岁币三十万，疆界仍维持原样，以白沟河为界，两方互不相扰。从此开启长达百年的和平。
 

　　一、澶渊之役前寇准的政治地位与宋辽军事策略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今陕西渭南)[1]9527，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中进士，至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宦海生涯。在其多次入朝主政期间，对太宗、真宗两朝的军事、政治策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垂青史。

　　(一)寇准早期仕途与政治地位

　　寇准晚年被封为莱国公，谥忠愍，故后人又称其为寇莱公、寇忠愍公[2]8。寇准出生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此时已基本统一南北，结束了长期的战乱，这使得寇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寇准自小十分聪慧，但年幼时偏好飞鹰斗狗，不思进取。寇母对寇准的教育十分重视，面对寇准的不思进取，其母“举秤锺投之，中足流血”[3]131。母亲的举动使得幼年寇准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自此虚心向学。以致寇准成名之后，每每看到脚上的伤疤便会想起母亲当年的教诲。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寇准时年十九，进士登科，解褐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4]708。巴东县地形崎岖，群山环绕，人迹罕至，再加上土地贫瘠，百姓苦不堪言。寇准到任之后，立誓改变现状，使当地百姓脱离贫苦。寇准在初步了解当地风貌之后，因地制宜，“觇其土之所宜，导之树蓄，择地建劝农亭，躬为督率井里桑麻”[5]67。经过一系列的举措，巴东县的现状得到极大改观。雍熙年间，寇准因政绩卓着，被擢升为殿中丞，前往西夏主持政务。端拱元年(988年)，寇准不辱使命，被授以右正言，充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6]152。而寇准这一系列的升迁仅用时八年，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可谓平步青云。

　　端拱二年(989年)，太宗与群臣共商边防事宜。寇准因早年曾在西夏等边地主持政务，在军事方面颇有见解，很快上“安边策”一篇，太宗大悦。是年七月，便擢寇准为虞部郎中，充枢密直学士，赐金紫，判吏部东铨[4]708。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枢密直学士被视为宰相和枢密使的候选人，在选拔之中享有一定优先权，这也为寇准之后出任宰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淳化五年(994年)，在寇准的拥护之下，赵元侃最终如愿成为储君，这极大地避免了宋初统治阶级为皇位而起的动乱，对稳固宋初政权意义重大。这件事也为寇准后来的晋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宰相李沆去世，而吕蒙正也已罢相，宰相一职出现缺位。辽朝此时也蠢蠢欲动，多次在边境制造摩擦，内忧外患之下，急需一人主持大局。在参知政事毕士安的举荐之下，时任三司使的寇准于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任职同平章事，与毕士安同日拜相。

　　(二)和战交替、互相对峙的宋辽格局

　　周世宗年间，后周曾攻略契丹，收回了壕州、莫州和瓦关桥等地，并改瓦桥关为雄州。至此，契丹失去了幽云地区的关南十县。由于世宗早逝，未能完成大业，故未动摇契丹对幽云之地的主导权。960年，北宋建立，赵匡胤采取了“先南后北”[7]197的战术方针，以期能为新建立的政权赢得喘息、休整的时间，稳固政权，并于开宝年间与契丹达成了首次和谈，直至太平兴国年间北汉政权覆灭。

　　在澶渊之役前，战争是宋辽两国对外政策上的主要思想。辽本身为游牧民族，对外掠夺是其获得物资的重要途径，故在其建国之初就定下了向外侵略的军事策略。辽天显年间，辽基本完成了北方的统一。随着各地方割据政权的消失，宋辽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宋朝意图夺回幽云之地，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辽朝也同样希望统一南北。但北宋前期先后两次出击均惨遭失败，伤亡颇重，最终宋辽关系再次转入对峙局势。

　　这种和战交替的现象源于双方的实力相当。政治上，宋初统治者不断对地方割据政权加以清剿，以增强中央专制集权，但战火的延续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各地农民反抗层出不穷。而辽朝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多次发生谋反事件，对外方面辽朝也是四面出击，同敌烈、高丽等部落战争频繁，与周边各部交恶。

　　经济上，北宋取得了江南富庶之地，加上南方战事较少，为宋初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同时也带动了宋朝军力的扩张。辽朝本身为游牧民族国家，拥有雄厚的畜牧基础，在占领幽云之地后辽统治阶级也意识到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发展农耕。到辽圣宗开泰年间，辽的农业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在经济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军事方面，宋辽两国虽偶有摩擦，但无实质性进展。

　　通过对宋辽两国多方面实力的综合比较可以得出，两国整体国力大致势均力敌。两国都无力一举歼灭对方，故而造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形下，和盟成为时下处理两国关系的最佳途径。

　　(三)宋对辽以战取和的军事策略

　　北宋立国之初，宋辽之间主要采取防守策略，只在边疆偶有摩擦。宋太宗统一南方后，意欲一鼓作气收回燕云之地，但最终落败。自石敬瑭将幽云之地许以辽国，中原王朝从此失去了北边军事屏障，随时受到来自少数民族的侵扰。

　　辽圣宗年幼登基，萧绰摄政。宋高宗认为主少国疑，是对辽用兵绝佳时机，便准备对辽进行大规模北伐。由于作战中的失误，北宋再次大败。至此北宋由战略主动转为消极防御。由于宋初接连两次的军事失利，辽朝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采取积极南侵的战略方针。辽军虽然军事强大，但常因兵力不足、后勤补给等问题始终无法对宋朝给予致命打击。因此，辽朝试图用战争的方式缓解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压力。再者，辽举倾国之兵也是为了明确宋辽边界问题，把宋辽多年争执的幽云之地归属问题彻底解决。因此，辽发动战争只是手段，而非真正目的。故辽南下攻宋不久，便向宋方表现出和议的意向。以战争促和平是辽朝在其内忧外患的处境之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手段，而宋被动适应所形成的以战取和的策略，也为宋辽双方后续的百年和平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二、寇准在澶渊之役中的举措

　　公元1004年9月，辽举倾国之兵南下攻宋，并采用“长驱直入”的策略，绕过宋朝边疆诸镇，快速“围瀛州，直犯贝、魏”[1]9530。辽的大举南侵是宋朝自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河北地区辽军迅速突破当地宋军的防御，河南地区也岌岌可危，而宋朝首都开封就在河南境内，这对新建立的宋政权是一次巨大考验;更加严重的是北方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一旦黄河封冻，辽军如若攻破澶州北城，辽骑兵便可渡过黄河，那么宋朝最后一道防线也将荡然无存。在此危机时刻，寇准挺身而出，并力挽狂澜，一举扭转颓势。

　　(一)临危受命

　　寇准在危难关头肩负起国家重任，出任宰辅。不久，便上表“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以备之”[8]1252，主张积极备防，以守为攻。面对时间紧迫，辽军直逼开封的形势，寇准从容应对，思虑过后，他力主真宗亲临澶渊，并上《论澶渊事宜》一篇，对在未来战局可能发生的情形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辽军加紧了入侵的步伐，紧急文书一夜共五至，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官员开始慌乱。第二天其他官员上报，真宗皇帝听后大惊失色，急询问寇准对策。寇准从容不迫地说:“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1]9530其实寇准早已打定主意，希望真宗能够亲征。此话一出，朝堂哗然。面对如此现状，朝堂之上很快便形成了以寇准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参知政事王钦若、签枢密院事陈尧叟为首的主和派。因王钦若其祖籍金陵，故主张真宗南幸金陵，而签枢密院事陈尧叟为蜀中之人，则力谏真宗逃往成都。以这两人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以此来解决辽军大举南下之困境。面临这样的朝堂争论，和平年代长大的真宗更加手足无措，失去了主见。此时寇准面对朝中的南幸言论依然坚持抵抗辽的入侵。于是在皇帝向寇准询问应如何化解这场危机之时，尽管陈尧叟、王钦若都在其旁，且寇准已经知晓是二人的意思，但仍假装不知，厉声责问:“罪可诛也!”[1]9530而后又言“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1]9530。在寇准的据理力争之下朝野之中的南逃风波才暂时得到平息。

　　(二)冷静分析局势并根据进程提出解决方案

　　辽军的进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常有败仗，寇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现象。辽先以萧挞凛、萧观音等先行攻掠威虏军、顺安军，但遭到魏能、石普等将领的顽强抵抗，未能如愿。辽兵又转攻北平寨，被田敏等所阻。在随后的保州进攻中，也惨遭失败。若非萧挞凛趁机攻下逐州，辽军甚至要面临无功而返的境遇。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兵进驻阳城淀，兵分东西两路，同时向瀛州、祁州南进。十月，辽东路军进攻至瀛州城下，但久攻不下，相持十余天后撤离，十四日，辽西路军攻下祁州。与此同时，辽先后在草川城、朔州、杨柳渡等遭到挫败。可以看出，此时的辽主已骑虎难下，只得继续南下。从这些战况来看，当时宋并不是毫无招架之力，相反，军事上还占有一定优势。

　　寇准不仅在军事上看到了辽的劣势，还在其它方面看到了宋的优势。经济上，宋初统一之后，太祖太宗励精图治，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南北经济的发展。经过唐末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洗礼，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民众生产积极性高涨，促进了当时宋的社会经济发展，尤为显着的是在耕作面积的扩张和粮食的单产上。宋初的耕地约为296万顷，宋真宗时耕地骤增至500余万顷，并且耕作技术也有所提高，上等田亩产可达四至五石。除此之外，宋初太祖订立“养兵募兵制”[9]766，每年招募大量饥民为士兵，军队兵员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因此宋军队数量十分可观。况辽朝虽举倾国之兵，但也不过十万余万，反观宋初已有三十余万兵力，至宋仁宗则有一百三十余万，真宗时有一百万有余，数倍于辽军。可以说，战争时间越长，宋的优势越大。

　　针对辽军深入、双方互有胜负的状况，寇准提出让北平寨、威虏军等会同定州王超主力、魏能等部，一同东下，依靠城池之便，据城而守，适当时候可主动出击;祁州、定州、瀛洲等边防重镇加强防御，待辽军力量减弱时便内外夹击;同时德清军、通利诸军加强工事，以遏止敌军南下，战时作为后勤部队，若战事不利，则作为最后军事防线;最后提出真宗须亲临澶州，号令诸军，以便“回合控厄”。

　　寇准当时还意识到外敌入侵单靠禁军是不够的，必须与人民的力量相结合。寇准曾下令召集河北乡勇杀敌者抗敌，所在地方官兵应给予支援，予以犒赏，并且加强对民兵的训练，以负责地方治安、粮草征集、外围作战等。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寇准再次遣使臣携带物资慰问河北、河东的前线部队，斥资30万两用以购买粮草，补充军需。事实上，早在真宗咸平年间，由于边境形势紧迫，官兵不堪一战，寇准便开始动员河北、河东一带的农民，将其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并予以军事训练。这些民兵队伍的成员，大都是农民中的优秀青年，在多次的抗敌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易于攻守作战。通过以上举措，宋军军力得到了极大的充实，确保了后勤的正常有序供给，为最终宋朝取得军事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知人善任

　　将为百军之首，在对的时机任用对的将领，对战局起着决定性作用。辽圣宗、萧太后亲率大军南侵，兵锋直指澶州。在此紧张的形势下，寇准起用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李继隆，任命其为驾前东面排阵使，并以其旧部马车都指挥使葛霸为副，西上合门使孙仝照为都钤辖，南作坊使张晏为钤辖。石保吉则被任为驾前西南排阵使，以步军都虞候王隐为副官，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

　　李继隆到达澶州后，面对辽朝大军和当时的不利情境，清醒地认识到澶州城防不足以抵御辽军猛攻，况辽军以骑兵见长，最克步兵，但时下没有能够抵挡防御障碍物。于是便在北城布下阵列，巧妙地设计了一套独特的防御工事，使得以骑兵见长的辽军无法展开，只得在阵列西北角突入，而此时宋军则扼其要害，予以各个击破。老将李继隆面对气势汹汹的辽军，避其锋芒，以守为攻，采取坚壁清野策略，所防甚固，使得辽军在战争中得不到持续的物资补给，极大地削弱了辽军势力，重挫其锐气。其次宋军于边境诸镇布下强弩，用以伏击敌方。后辽主帅萧挞凛等人自持骁勇，仅率数十轻骑到澶州城下勘察地形。宋大将张环在澶州前线早已伏下床驽，正中萧挞凛头部，萧挞凛重伤死亡。主帅的死亡对正处于胶着对峙的辽军以极大的震动，大挫辽军锐气，以致萧太后等人闻萧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辽史》载:“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10]1319在两军对垒的重要关头，最高军事将领被射杀使得辽军士气大为低落，双方的对战态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最终澶渊之役的结束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四)督促真宗亲临澶渊

　　澶州是一座横跨黄河南北的军事重镇，分南北二城，中有浮桥相连。在辽取得幽云十六州之后，澶州的地理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为宋的最后一道天险。辽军主力将北城合围后，澶州守将李继隆等人迅速组织北城防守。十六日，宋真宗随护驾军士先行赶赴澶州。十八日，宋真宗因辽军南下迫近，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武宁节度使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11]558为护军，伴其左右。二十二日真宗等人到达韦城县，下令官兵破开黄河已经封冻的河面，防止辽军破城渡河。

　　二十五日，辽军攻陷通利军，形势危急。群臣再次慌乱，迁都南幸言论再起。又有官员劝解真宗回避京师，大臣们的惊慌使真宗更加举棋不定，萌生退意，便询问寇准“现应如何处之?”寇准痛陈“群臣的怯懦无知，与乡村妇女之言语无二”，并提出现在“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否则“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8]1284。事实上，真宗自始至终对战争抱着消极的态度，摇摆不定，数次想要南逃，但经过寇准的分析和挽劝，真宗最终打消了疑虑，同意亲临澶州城。在寇准的力主之下，事先安排的军事部署才得以向前推进。后寇准又将王钦若、陈尧叟等人贬至边地，用以震慑群臣，才得以消除朝廷中那些主张南逃官员们的干扰。

　　战机稍纵即逝，而真宗仍心存疑虑，这使寇准焦虑不已。此时寇准看到了殿前指挥使高琼，计上心来，便问高琼:“今日有以报乎?”高琼毫不犹豫地说道:“琼武人，诚愿效死。”[8]1285高琼此说正中寇准下怀，于是同高琼再次向皇帝进谏。寇准一行人的劝说，使真宗下定决心继续前往澶州，并且诏令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屯所迎驾。

　　是时，辽军已兵临北城之下，真宗见状心生惧意，希望在南城静观局势以决进退。寇准再次鼓励真宗过河，亲临前线，以慑敌军，并言:“陛下不渡过黄河不仅起不到震慑敌军的效果，而且会造成我军士兵更加惶恐不安，这可不是取胜之道。况且王超领军队屯兵中山，扼制辽军左右两翼，四面八方的勤王军队不日则到，又为什么以后不前?”武将高琼也劝说真宗:“陛下不亲临北城，百姓就感觉好像失去了父母，内心诚惶诚恐!”真宗听完寇准之言下令乘车前往，真宗登上北城城楼，守城将士看到象征王权的龙旗，欢呼雀跃，数十里都能听见欢呼声，此时寇准命令将士出击，厮杀声响彻天际，反视辽军则“相视惊愕，不能成列”[1]9531。而后真宗召见李继隆以下诸将，赐诸军将士以钱、粮等物资，以示慰问。虽然辽军死伤惨重，但真宗仍不放心，常派随从查看寇准。史载:“公在澶州，每夕与杨亿饮博讴歌，常达旦;或就寝，则鼾声如雷。”[3]115寇准的不动声色极大地安抚了真宗惶恐不安的内心，稳定了时局，也为后续宋辽关于关南之地的谈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澶渊之役后寇准确保宋利益及其发挥的作用

　　澶渊一役，辽军主将萧达澶遇伏身亡，宋真宗登上澶州北楼使得宋军士气大振，当下便击溃前来攻城之敌。双重打击之下，辽军虽未伤及筋骨，但对其士气来讲确实是莫大的打击，双方的形势也发生了转变，最终使得辽主动议和。

　　(一)澶渊之役后力主继续用兵与议和中确保宋权益

　　宋辽双方达成议和意向之后，辽朝提出索要自五代时期被后周攻取的瓦乔关以南的土地。寇准很坚决地拒绝了辽的要求，真宗到达澶州后宋军士气百倍，无不拼死效命，胜利的天平已经逐渐向宋的一方倾斜。寇准最初要求辽向宋称臣并归还幽云之地。此时寇准意欲利用当时辽军军事上的劣势，乘胜追击，给辽军以沉重打击，使辽朝归顺，夺回失地。按理说，寇准的“画策以进”[8]1298可谓上上之策，他料定若不乘胜追击，必定后患无穷，并且他认为幽云之地的归属问题仍未解决，宋辽双方数年后因此事恐怕还会再起争端。可真宗怯懦，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8]1298。此时留守汴梁的宰相毕士安也到达澶州，规劝真宗议和，此举正中真宗下怀。此时主和派向真宗进谏，诬陷寇准想乘机掌握军权，拥兵自重。宋朝对于军权外放非常忌惮。在这种情况下，寇准压力倍增，只得作罢。

　　寇准最初设定的条件与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宋真宗以“吾不忍生灵重困”[8]1298为借口，派曹利用为使臣出使辽朝进行谈判。双方谈判的重点是幽云之地的主导权，并且真宗已经预料到辽方会咬死不放，但真宗却对幽云之地势在必得，即使岁币百万也可接受。寇准得知后，忙将曹利用召至营帐，告诫道:虽然皇帝已有诏旨，命你前往辽军中和谈，但所应允的总额不得超过三十万。如若不然“准将斩汝”[8]1292。

　　曹利用自辽营回朝与真宗上报之时还出现了极为滑稽的一幕。当时真宗正在用膳，不便见人，见曹利用归来又急于知道结果，便派太监前往问询，但曹利用始终不肯明说，以“三指加颊”[8]1292。太监回报后，真宗误以为是三百万，大呼“太多!”[8]1292，但转念一想如能换取和平，三百万未尝不可。不久召见曹利用才得知实为三十万，真宗大喜过望，重赏了曹利用。事实证明，寇准对曹利用所言取到了很好的效果，曹利用最终以三十万与辽达成和谈，自始至终没敢越过寇准所定的底线。可想而知，如若不是寇准，宋真宗和曹利用之间三百万两的笑话可能成为事实。

　　最终，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宋、辽达成和议:1．宋每年予辽“岁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2．两国互为兄弟之国;3．仍依照之前旧疆界，以白沟河为界;4．互不容纳来自对方的罪犯，边境互不相扰。至此，宋辽两国结束了长期的对峙状态。

　　(二)寇准发挥的作用

　　澶渊之役是宋辽关系的拐点，真宗在澶渊之役前后的表现一直摇摆不定，甚至是消极应战，这使得寇准成为澶渊之役的实际决策者，并间接促使了澶渊之盟的订立。首先，辽举倾国之兵南下攻宋，真宗束手无策，寇准此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凭借其政治、军事才能击退辽军，力主真宗亲征，为宋朝后来的议和谈判增加了底气。其次，澶渊之盟能够使宋以较低的代价换取和平，最大限度维护宋朝利益，这与寇准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澶渊议和，寇准起初是反对的，但又无法改变真宗的想法。最终只得将重心转向如何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并且寇准以三十万两作为上限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根据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而定的。事实上，岁币的支出与开战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更小，并且在宋辽边境的榷场贸易中还可有部分回流。因而，以议和的方式结束战争，未必不是一个完美的方式。澶渊之役的胜利，为后来的澶渊之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前提，使宋辽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和平，为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寇准在澶渊之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致范仲淹曾赞其“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1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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