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下简称《李卫公问对》）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情报思想，其中最为核心内容就是“知情”“误敌”及“慎间”。军事情报的作用首先在于认知，了解情况是其基本内容和功能，更高的层次就是误导敌人，即充分利用假情报等具体手段，从战略战术上对敌方进行欺诈，以达到以假乱真、混淆对方视听、影响其判断与决策，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目的。此外，人力情报，即用间，在古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李卫公问对》能指出其运用风险，态度非常客观务实。
一、知情
“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是孙子军事情报理论的集中概括。《李卫公问对》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并提出了独到见解，可谓是进行了进一步的继承与发扬。知情，即熟悉或了解各方相关情况，这种需要掌握的情况包括知彼、知己及知他，敌情、我情及他情三个方面的内容，不可偏废。相比较而言，孙子的情报观是涵盖彼与己、天与地的大情报观，而唐太宗、李靖二人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孙子“知彼知己”情报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李卫公问对》指出，“知彼知己”的关键是详细审察“敌之心、敌之气”与“己之心、己之气”。“知彼知己，兵之大要”，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知敌之虚实，从而决定攻守，“知彼知己”不能割裂开来，二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方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兵法·谋攻篇》）。《李卫公问对》在论攻守时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固然，攻与守是对立统一的，而知彼与知己也是相辅相成的，既对立又统一于一体。
（一）“知己”
古代的情报基本上是军事情报，主要是为了服务战争，每场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报的影响，而“知己”是其中的第一个环节。《李卫公问对》对“知己”的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由于对话人一为君王，一为大将，故《李卫公问对》中多论及己方将帅，讨论的目的在于教授诸将，提高其军事素养，这必然建立在对将帅的充分了解基础上，舍此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
己方军队是“知己”的重中之重。“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首先，要熟悉掌握己方军队的战斗力情况，还要对战场环境和敌人进行深入的了解，才能决定军队的进退攻守，设法制敌。其次，应知道己方虚实、兵力部署、优劣所在，才能对己方战斗力有深入把握，从而游刃有余地运用，因敌制胜。
人是战争的关键因素，对于军事情报而言也不例外。要熟悉了解己方将帅的情况，主要是知其忠义与否、才干如何、弱点何在。古代的军事斗争中，将帅是军队的灵魂，是战争胜负和军队命运的主宰者，虽然“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但那是“武侯有所激云尔”，节制之兵难以训练，一般情况下庸将必败。相比之下，李积、道宗善于用兵，“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芯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薛万彻就只能归入庸将之列了。
将帅的弱点之所以成为知的重要对象，是因为这些弱点可能直接导致作战失败、军队覆灭，“今诸将之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知道他们的薄弱之处，就有可能避免进一步的失败，可能通过教授兵法来提高诸将的才能，弥补其不足，“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
太宗指出，“今诸将之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李靖回答说：
“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这是二人对当时将帅军事才能的普遍看法和一般了解。对于某些功高位尊的将帅和大臣，则有具体而贴切的分析，如谈到具体的人事任命时，太宗说：“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李靖回答：“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芯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因常与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蕃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陈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勿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对少数民族将帅的了解都达到这种地步，更不用说心腹之人了。书中对李积、长孙无忌、薛万彻、李道宗进行了横向比较，当太宗问：“当今将帅，惟李积、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时，李靖回答说：“陛下尝言积、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提出李积虽然“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他日太子治若何用之？”对此，李靖的对策是“为陛下计，莫若黜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而正是由于觉得李积善于用兵，李靖才尽传其书于他。对于长孙无忌则称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并引“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来证明所言不虚。
（二）“知彼”
“知彼”，就是要了解掌握敌方或对方的相关情况，包括军事实力、作战技法、将帅情况等。《李卫公问对》对此进行了一些具体论述，阐述深刻。
一是要了解彼方的统帅与将领。“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对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高丽主将有所了解。在古代技术水平低下、战争状态原始的情况下，将帅的地位作用极其重要，知兵之将乃“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将帅才能的高下，因而主将的贤愚、好恶、思维方式及至于生活习惯都成了极其有价值的情报。对此，孙子总结为：“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二是要了解敌军的部署、士气、虚实等具体战役战术层面的情况。在具体的方法上，强调通过佯动试探、火力侦察、仔细观察、间谍线人等手段获取情报，即所谓“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相对于破敌而言，“知彼”较之于“知己”而言更重要一些。因为只有“知彼”才能把握敌人的虚实强弱，从而避实就虚，取得作战的胜利；但若要保全自己，就必须能够“知己”，如此，虽然未必能克敌制胜，也足以避免一败涂地。太宗对此深有体会，“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
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而李靖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即只要做到知己，就足以立于不败之地。
（三）“知他”
“知他”，即了解把握敌、我之外的其他因素，包括第三方力量，与影响到双方实力对比或作战进程与结局的因素等。《李卫公问对》中对山川道路、风俗民情等方面的情况的阐述可以归入此类的静态情报中。如注意在与他人谈话时了解情况，李靖“常与（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蕃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一部分考虑就是为了了解民情动向，熟知地理条件、乡土民情等情况有助于趋利避害、取长补短，从而有助于取得胜利，同时，必然可以了解到有关敌方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情况，即相关的战略情报，亦为基本情况———静态情报。
对于动态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要考虑敌、我之外的因素。比如，对攻、守的战术方法因素的论述，《李卫公问对》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守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李靖强调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而是认为攻守与“敌未可胜”和“敌可胜”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这就把攻守策略的实施取决于己方力量转变为取决于是否有机可乘或成败的概率。
此外，《李卫公问对》强调要因情变化、因势利导，将帅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使敌“变主为客”，使己“变客为主”。当然，攻守中还要注意“心战”，发动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士气；军队坚守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旺盛的士气，以稳军心，确保严明的军队纪律与顽强的战斗力。
二、误敌
误敌，实际上就是欺骗，欺骗的对象是敌方的情报系统和决策者。由于古代军队中鲜有专门的常设军事情报机构，所以欺骗的直接对象有时就是敌人将帅，但主要的直接对象还是敌情报系统即耳目之人，只要蒙蔽了敌人的情报系统，堵塞、迷惑了敌人的耳目，就可以“乘其所之”，误导对方，然后我方因利乘变、避实击虚，夺取战争的胜利。
“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这是情报斗争的关键，“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物而已，况多失者乎！”如果敌人受到欺骗并且依据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行动，很难想象他还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李卫公问对》主张利用一切客观的欺骗机会，在潜在利益面前不可因小失大。太宗提到“人言卿以（唐）俭死间”时，“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可见，《李卫公问对》认为突厥接纳使者表示友好不过是权宜之计，欲斩草除根还有待军事打击，正好利用使者所造成的客观友好假象出其不意地进攻。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误导敌方的具体手段多样，即《李卫公问对》中所提到的奇正、虚实、示形等。“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以奇正手段的具体运用使敌人判断失误，就可以“乘其所之”，进一步使其作出错误判断，我方即可“不失敌之败”。“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如果能够做到让敌人不知我方实情，从而使之处处防备，力量分散，也可以造成对己有利的态势。《李卫公问对》在推崇《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继承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原则，太宗在论攻守时指出：“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
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奇正、虚实、示形相结合而灵活运用，即可达到“误敌”的目的。欺骗或误导敌方的方法多种多样，部队操练或戒备也可为误敌所用。“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乘其所之也”。总而言之，就是说无论用奇正战法也好，隐真示假也好，要千方百计地首先做到自己“不可测”，己“不可测”则敌不得不防，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当然更为理想。“多方以误之”、“先为不可测”是军事情报斗争的关键，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利用兵家诡道是使己不可测的另一重要手段，诡道即阴阳术数、天官时日等。如阵法之名基于“兵，诡道也”，故五行阵“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四兽之阵，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也是“诡道也”。“假之以四兽之名，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托之以阴阳术数，以使贪使愚，不可妄废。这些做法可以增加己方的神秘感，减少透明度，一方面对己方保密，使下属深信天时在己，借以使贪使愚，提高士气，这在迷信盛行的古代是行之有效的，“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又可以迷惑敌人，使敌难知我之虚实。后世战争中以代号来称呼部队、作战行动等的做法与此相似。
此外，《李卫公问对》还把“示形”与奇正结合起来论述如何进行误敌。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也就是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另外，是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李卫公问对》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李卫公问对》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三、慎间
在中国古代，“用间”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获取军事情报的手段。《李卫公问对》对用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在用间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卓越的辩证认识。李靖没有全盘否定用间，他不仅仅不轻视用间，还对谍报经营对象作出了有别于孙子的分类，比如“间其君、间其亲、间其贤、间其能、间其助、间其邻好、间其左右、间其纵横者”等，并认为子贡、苏秦、张仪等人，“皆凭此术成功”。能对用间作出如此归纳分类，这无疑是对孙子用间理论的发展，也表明李靖对用间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李卫公问对》认为对于用间要极为慎重，所以提出了“慎间”的主张。与《孙子兵法》强调用间并特意成篇论述不同，《李卫公问对》认为“用间最为下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用间是一柄双刃剑，使用不当会反受其害。用间有很大的局限性，间谍也不是万能的，对于上下一心的敌人就难以奏效。但《李卫公问对》并非主张放弃用间，据《旧唐书·李靖列传》载，在进攻突厥时李靖就“潜令间谍离其（颉利可汗）心腹，其所亲康密苏来降”，只是他在用间问题上较为谨慎，要求条件相对苛刻而已。
从历代的谍报战来看，慎重用间是出于确保己方战略决策安全的考虑。《李卫公问对》认为用间要有“善间”，间谍自身素质的优劣将直接影响用间的效果，不可不严格把关。在这一点上其实《李卫公问对》与《孙子兵法》的观点略同，同样要“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更为重要的是，客观条件要求敌方内部必须人心涣散、上下离心才有隙可乘，秦人间赵、汉人离间项羽与范增之所以成功就是基于其内部互相猜忌，如果敌人上下一心就难以达到目的，虽有善间而不可用，“如曹公使蒋干说周瑜，及见瑜而终无一言，还谓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李卫公问对》强调“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非“纤人所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在己方“仁义”的基础之上，如果己非仁义而使间，不但成功与否寄托于侥幸，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受到对方假情报的蒙蔽和欺骗。如此一来，本来作为己方耳目或者去欺骗敌人的间谍就会传递错误信息，导致己方误入歧途，带来严重后果。如果己方派出的间谍被敌方捕获，并成功进行了策反，成为敌方的间谍，即“反间”，则对己方危害更大。
用间主要是采取秘密的手法获取敌方的内部机密，为己方进行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支撑。相对于用间而言，公开获取情报的手段则相对要安全得多。对此，《李卫公问对》非常强调平时用公开手段来获取主要是战略方面的情报，注重搜集敌方人口、民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此类情报的获得，不是单靠间谍，而是要在平时通过探访、交谈等方法从百姓、官吏、商人、士兵等人口中得到。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不用冒太大的风险，相比之下公开手段不过是顺便为之，有时甚至是举手之劳，获取的情报虽然机密性有所欠缺，但内容广泛，经多方核实后准确程度也很高。此外，《李卫公问对》还主张利用常设情报机构来搜集情报、传递信息，在边境上“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这些据点的设立、人员的配备，并非是为了作为守备力量，其主要目的还在于作为耳目，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向上传递，平时注意“蕃情逆顺”，了解山川道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即刻报警，“或遇有警，则虞卒出焉”，调集大部队奔赴战场。由此可见，《李卫公问对》已经体现出边防情报的意识，这种意识与当时边防边民的情报获取手段，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通过对《李卫公问对》进行深度解析，其“知情”“误敌”及“慎间”的军事情报思想跃然纸上。关于前两点，古代兵书多有论述，情报界也多有研究，而不同于《武经七书》其他六书的一点主要是在于慎于用间。《李卫公问对》并不全盘否定用间，而是在于重视情报认知功能基础上强调以公开手段搜集情报，在于利用一切客观的情报欺骗机会，更强调以积极的情报斗争欺骗、误导敌人，这是它突破前人观点、发展古代兵法的地方。此外，《李卫公问对》还蕴涵着一定的朴素唯物精神。在对待用间问题上，主张不废阴阳术数，而是要加以合理利用，既看到了鬼神和阴阳术数的荒谬之处，又探究到其中内含情报欺骗谋略，这显然是非常可取的。
参考文献：
［１］储道立，熊剑平．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武经七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３］杨传英．以“先知”定“先胜”［Ｊ］．滨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９－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