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非兵家类子书的产生及其军事思想

　　魏晋时期的图书谱系，如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均将兵书归入诸子类。故魏晋兵家类子书成为当时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而魏晋战乱频仍，儒家、道家、法家、杂家等非兵家类子书同样存在大量论兵的内容，构成了魏晋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史书对当时将领军事实践的记载及相关评述，也极大地丰富了魏晋军事思想。

　　据笔者统计，《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共着录魏晋人原创兵书13种，60卷；魏晋人注释先秦兵书5种，9卷；魏晋人选录、续作先秦兵书2种，3卷。必须指出的是，旧题诸葛亮撰《十六策》《将苑》《心书》等兵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只字未提，《隋书·经籍志》不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明辨其伪，乃魏晋以后"伪书之晚出者".

　　而可靠的魏晋原创兵书，全部亡佚，仅曹操、诸葛亮之兵法有少量残篇零句散见于《北堂书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通典》《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政书中。魏晋人注释先秦兵书，仅魏武帝注《孙子兵法》完整流传至今，其余注释全部亡佚。魏晋人选录、续作先秦兵书同样亡佚殆尽。鉴于魏晋兵家类子书严重散佚的事实，流传至今的少量佚文不足以支撑魏晋军事思想研究，而学界长期聚焦于曹操、诸葛亮二人，忽略了魏晋存在一个非兵家而好论兵的群体。因此，我们关注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中论兵的内容以及史书中相关军事实践的记载，梳理其战争观、将帅观、战略战术等，对魏晋军事思想的研究很有裨益。

　　一、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整个魏晋时期（220-420年）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仅西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因灭吴实现统一，天下得享10年太平。前有三国鼎立，互相攻伐；后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西晋灭亡，衣冠南渡。而东晋长期与北方十六国政权对峙，征战不断。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争的胜负直接关涉到政权的存亡。而战争之成败有赖于军事智谋。曹操总结自己能力克群雄关键在于"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诸葛亮也指出其胜袁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而刘备承认自己多次失败的原因是"智术短浅".

　　这里的"智力""智术"正是曹操《求贤令》所谓"有治国用兵之术".

　　由于时代丕变，军事智谋取代两汉特重之德行，成为魏晋时期人主争雄的核心资源。这一变化必然对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也提出新要求。因此，有经学无智谋的士人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故魏晋士人所撰子书普遍涉及军事内容亦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这种现象还与先秦两汉非兵家类子书亦可论兵的学术传统有关。如《荀子》有《议兵》篇，《吕氏春秋》有《荡兵》篇，《淮南子》有《兵略》篇，等等。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魏晋九州幅裂，各政权君主纷纷提倡读兵书、用兵书，毫无疑问会对时代风尚产生影响。曹操亲自为《孙子兵法》《太公阴谋》作注解。孙权不但自己"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而且要求大将吕蒙、蒋钦"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刘备遗诏敕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北方十六国之主同样重视兵书。如前赵开国君主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族子刘曜"尤好兵书，略皆闇诵".

　　后赵开国君主石勒之次子石弘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石勒认为"今世非承平，不可专以文业教",遂令刘徵、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与两汉遵奉六经截然不同，这时期各政权君主一致提倡研读以《六韬》《孙子》为代表的兵书，以《左传》为代表的经书，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书。兵书提供理论指导，《左传》《史》《汉》提供经典战例，共同成为魏晋子书军事思想的主要来源。

　　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变迁、文化的发展等因素，魏晋人诵读先秦兵书存在阅读障碍，加之当时指导实战的迫切需要，魏晋时期注释兵书蔚然成风，为魏晋士人畅谈军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储备。

　　《隋书·经籍志》着录魏晋人注释兵书共9卷：魏武帝注《孙子兵法》2卷，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1卷，魏武帝解《太公阴谋》3卷，魏贾诩注《吴起兵法》1卷，吴沈友注《孙子兵法》2卷。分析注释者们的社会身份可以发现：从曹操这个"超世之杰"的统治者，到贾诩这般"算无遗策，经达权变"的谋士，再到沈友这般"善属文辞，兼好武事"的处士，各阶层均关注先秦兵书。军事实践的需要、君主的高度重视掀起了研读《孙子》的热潮；而高质量《孙子》注释的出现，势必推动其在更深广的范围内流传，二者互相作用，引发时人对军事思想的高度热情。

　　二、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作者群体
　　
　　魏晋非兵家类子书散佚严重，幸赖唐人魏徵《群书治要》、马总《意林》、宋人李昉等《太平御览》摘录了部分内容，从而流传至今。爬梳佚文，以下诸家较多论及军事：曹魏儒家杜恕《体论》、儒家王基《新书》、法家桓范《世要论》、杂家蒋济《万机论》；孙吴儒家陆景《典语》、道家唐滂《唐子》；西晋儒家袁准《正论》《正书》。在试图总结非兵家类子书作者群体特征，概述其军事思想之前，有个重要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以上作者是否有过军事实践?这直接影响到非兵书中军事思想的论述内容与论述方式，须逐一考述：曹魏杜恕家学渊源，近乎醇儒。曾短期担任淮北都督护军，后又"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

　　此处所谓"建威将军",承袭了东汉名誉将军的特征，只是表明任职者的身份地位；而"护乌丸校尉"当时已成为幽州刺史的兼职，随着乌丸的汉化程度加深，其军事职能已经弱化。杜恕传记见《三国志》卷16.从今存史料来看，杜恕未曾指挥过实战。尽管如此，杜恕之父杜畿久历疆场，其子杜预更是西晋初期的名将，杜恕关注军事实有深厚的家学背景。

　　曹魏王基为郑玄弟子，为扞卫师说曾与王肃辩论。其不仅精于经学亦善征战。据《三国志》卷27记载，王基曾任安丰太守、加讨寇将军；后又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王昶征吴，指挥夷陵之役，收米30余万斛，俘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毋丘俭、文钦之乱，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领许昌军，随司马师平叛，以功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诸葛诞反，王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随司马昭讨平诸葛诞之乱。淮南初定，转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后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都督诸州军事"尤其值得注意，以将军为本官，"都督诸州军事"为兼领职。事实上是国家授将军以各种名号来管理州中的地方军事事务。所辖区域，为重要的军事镇戍区，如都督扬州、荆州诸军事，增强对吴国的攻防能力。《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载"梁有《新书》五卷，王基撰。"王基用兵，能审时度势，料敌先机，或疾攻如风，或不动如山，深得《孙子兵法》真味。

　　曹魏桓范曾任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等武职。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9裴松之注引《魏略》。虽然史料有限，未见其领兵作战的记载，但从管理青州、徐州军事事务的职权，及其所着《世要论》强调以"严""威"治军，以"料敌""事政""战斗"为选择将帅的标准等内容来推测，桓范应当参加过军事实践。尤其高平陵之变，桓范出奔曹爽，司马懿评曰："智囊往矣",可见甚是忌惮其智计。而桓范建议曹爽奉帝王车驾幸许昌，招外兵以御司马懿，确实有勇有谋。由此推知，桓范是曹爽阵营真正精通军事的谋士。

　　曹魏蒋济在曹操时献计解合肥之围、诱使孙权袭关羽；在文帝朝从曹仁征吴，曹仁薨后代领其兵；在明帝朝谏曹休征皖。先后任东中郎将、中护军、护军将军、领军将军等武职，累官至太尉。传见《三国志》卷14.综观蒋济一生，虽不以勇武着称，但精于军事谋略。

　　孙吴陆景为大司马、荆州牧陆抗次子。抗卒之后，陆景与众兄弟分领抗兵，拜偏将军、中夏督。西晋平吴之役，为王濬所杀。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58.其所着《典语》探讨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主张"世乱则威之以师旅",且涉及孙吴水师远征的内容，当与其曾任中夏督、督水军的经历有关。

　　孙吴唐滂正史无传。其所着《唐子》云："大晋应期，一举席卷。犹震霆摧枯，千钧压卵，无余类矣。"可知唐滂亲历了西晋灭吴。《唐子》还探讨了将帅的个人修养、攻防之势、旗鼓鲜明的重要性等问题，既有概论，又涉及战争细节，疑唐滂本人有过军事实践。

　　袁准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11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纪》。袁准仕魏官职未详，仕晋为给事中。可考的唯一一次军事谋略是正始七年（246年）吴将朱然攻魏时，袁准为大将军曹爽分析敌我双方形势，主张"以逸击劳""守少则固",建议"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

　　可见虽无袁准任军职的相关记载，但他熟悉兵书，能用理论指导实践。考《隋书·经籍志》所着录的魏晋原创兵书作者群体可知，该群体由曹操、诸葛亮、吴太史令吴范、西晋司马彪、东晋孔衍等人组成。其中，曹操、诸葛亮一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统军作战经验丰富。吴范以"治历数、知风气"闻名，在孙权幕中"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

　　故吴范兵书《黄帝出军杂用决》与《风气占军决胜战》虽然亡佚，可推知以术数风占为主。司马彪为史学家，尤精通故典制度，曾着《九州春秋》与《续汉书》。其所着《兵记》亡佚，该书以"记"为名，或辑史书中的经典战例而成。孔衍乃孔子第22世孙，"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历任文官，不涉武事，所着《兵林》亡佚，其内容或近于司马彪《兵记》。由此可见，魏晋兵书作者大致可分为军事家与史学家两类。曹操、诸葛亮有丰富的军事实践，其所着书势必将生平经验加以提炼，总结出魏晋时期军事斗争的新特点，因此其书必然成为前线将领们的作战参考，进而服务于当时的战争。而史学家所着兵书更侧重于分析论述历代军事战例，以供人主、将领阅读。

　　与原创兵书作者群体相较，非兵家类子书论兵的作者群体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多数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作者身居要职，具有军事履历，构成君主的军事智囊团队，故为其论兵提供了实践基础。其二，与论兵之史学家不同，这一群体力图建构自己的子书思想体系，军事思想仅为其体系之一端。如桓范《世要论》，今存篇目有《为君难》《臣不易》《治本》《政务》《节欲》《详刑》《兵要》《辨能》《尊嫡》《谏争》《决壅》《赞象》《铭诔》《序作》，可见其思想体系由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等共同构成。其三，该作者群体源于不同学派，如杜恕、王基等为儒家，桓范为法家等，可见当时之子书皆吸纳军事思想，这本质上是魏晋子书学派特色淡化而思想趋于综合的反映。

　　三、魏晋非兵家类子书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战争观："世乱则威之以师旅"

　　首先分析诸家对战争性质与目的的认识。杜恕《体论》从正反两方面界定"兵之体":直指"滥杀无辜之民，以养不义之君"、"殚天下之财，赡一人之求"、"怙兵甲之器，矜变诈之谋"、"虏其君，隶其臣，迁其社，易其民"均"非兵之体";唯有"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才之用"堪称"兵之体".强调战争目的是"存亡""禁暴";反对以滥杀无辜、穷奢极欲、耀武扬威为目的的战争。桓范《世要论》主张："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将战争目的定位为"利物""救亡".

　　总之，在理论层面讨论战争目的，法家桓范与儒家杜恕持论相同。因为乱世之中，各政权均需为频繁发动战争找到理论依据。可将魏晋着名军事诏、策、书、表与子书互相印证。诸葛亮《隆中对》《前出师表》反复提到发动战争是为"兴复汉室".羊祜《请伐吴疏》强调"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故而主张伐吴。西晋武帝咸宁五年《伐吴诏》明确提出战争目的是"南夷勾吴，北威戎狄",不再突显"仁义",转而强调"存亡""禁暴".

　　其次，剖析诸家对待战争的态度。先秦诸子大都主张"慎战".《论语·述而》："子之所慎：

　　斋、战、疾。"《孙子》开篇首句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魏晋非兵家类子书同样提及"慎战",但从今存佚文来看，点到即止，不作强调。如曹魏法家桓范《世要论·兵要》："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孙吴儒家陆景《典语》从正、反、合三方面呼应了这个观点：以秦为"好战必亡"的典型，以徐偃王好行仁义、不修武备为"忘战必危"的典型，以汉高祖为"文武并作"的典型。但在此基础上，陆景并没有推导出"慎战"的结论，而是主张"世乱则威之以师旅".

　　结合陆景（250-280年）生平，疑《典语》作于孙皓时期（264-280年）。时西陵督步阐反，陆景之父陆抗领兵平定叛乱，陆景之主张在当时有现实意义。综观今存魏晋非兵家类子书，均倾向于论述战争的必要性---乱世须以兵立威。如蒋济《万机论》，举黄帝为例：黄帝之初，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为了不养寇为患，黄帝灭四帝。

　　蒋济评曰："向令黄帝若不龙骧虎变，而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害于四帝矣。"充分肯定了此战的必要性。比《万机论》晚出的杜恕《体论》认为："兵之来也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所以讨强暴而除残贼也。……昔五帝不能偃，况衰世乎?"强调了"衰世"之中，战争"威不轨"的功能，与孙吴陆景提倡的"世乱则威之以师旅"不谋而合，其思想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语，子罕曰："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值得注意的是，今存魏晋非兵家类子书，非常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层面的探讨，如桓范《世要论·兵要》论述"善政"是兵强的必要保障：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兵之要在得众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兵强于外。西晋大儒袁准《正书·论兵》进一步将"政"与"兵"的关系定位成"本"与"末"的关系："礼与法，首尾也。文与武，本末也。故礼正而后法明，文用而后武法。故用兵不知先为政，则亡国之兵也。"比较桓范与袁准对军政关系的认识可以发现，桓范是站在"兵"的立场上要求"政",袁准是站在"政"的立场上要求"兵".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一是两人所处时代不同：桓范（?-249年）正当三国互相征伐之时，"兵"为第一要务；袁准《正书》疑作于西晋统一之后，"政"为第一要务。二是桓范为法家，袁准为儒家，二者受到学派传统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作者群体作为将领或智囊，分析敌我形势之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政治因素。如孙权在建业集结重兵，扬言欲攻扬州，刺史诸葛诞问计于《新书》的作者王基。王基并未给予战术上的建议，而是从政治角度分析："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

　　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果然孙权只是虚张声势，并未进军扬州。又如袁准在子书中评述诸葛亮其人，与评述张飞、关羽等"武人"不同，首先强调诸葛亮的行政能力："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至于"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反在其次。要治军先治国，此即桓范所谓："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二）将帅观：智勇·坚重·深藏。

　　先秦诸子早已认识到实战中将帅的作用。《孙子》首篇《计》提出"五事""七计"以知胜负。"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管子·参患》曰："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可见当时"将"在诸多决胜因素中的排名靠后。

　　魏晋是非常重视才智的时代。将帅谋略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突显。蒋济《万机论》把将帅比作"国之行主，民之司命",认为"虽有百万之师，临时吞敌，在将也".

　　桓范《世要论》也认为"夫事之安危，实在于将。故曰：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以曹爽伐蜀为例，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听信邓飏等人的建议，取道骆谷伐蜀，无功而返。此为将帅不智，导致关右虚耗，民怨沸腾。又如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反，吴将朱异军次安城，以助诸葛诞。

　　魏以王基为镇东将军，诏命其领军转据北山。王基审时度势，认为不可迁营而动摇军心。王基的谋略成为寿春之役获胜的关键之一。司马昭书云："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足见将帅在实战中的核心作用。

　　既然将帅如此重要，什么样的人方能胜任?《孙子·计》认为将帅应具备"智、信、仁、勇、严"等品质。魏晋非兵家类子书论将帅的选择，重在辨析"智"与"勇"的关系。如蒋济《万机论》提出"择其知勇之长者，用其术略也。"桓范《世要论》举"吴起临阵，推剑不持；项羽初学剑，后贵兵略"为例，提出"勇难独用";进而从"料敌""事政""战斗"三个角度深入论将，"若无此三者，则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袁准《正书·论兵》指出"力举重鼎，气盖三军"的勇将，"偏遇可以幸胜，有数者御之，则必死矣。"显然是以智为本，以勇为末。

　　然则如何能智?从兵书、经书、史书中汲取营养是魏晋将帅普遍采用的方法。魏将邓艾、满宠上表议事，屡引《孙子》。吴将吕蒙听从孙权建议学《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其所览见，旧儒不胜".蜀将关羽好《左传》，讽诵上口。晋镇南大将军杜预专精《左传》，在平吴之后修成《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集解》，流传至今。理论学《孙子》，战例效《左传》，成为一时潮流。

　　如何能勇?袁准《正论》曰："兵有三勇：主爱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赏信于民者勇。"袁准在《正书·论兵》中进一步完善了"勇"的理论："善用兵者，我谓之死，则民尽死；我谓之生，则民尽生。我使之勇，则民尽勇；我使之怯，则民尽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胜者也。""死""生""勇""怯"相辅相成，内涵更加丰富。

　　此外，袁准《正书》还主张将帅应具有"能使民坚重"的特质，因为"能使民坚重者，则可与之赴汤火，可与之避患难，进不可诡，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尽地而守固，疑间不能入，权谲不能设也。"那么，何谓"坚重"?袁准进一步解释为："坚重者，备物者也。备物者无偏形，无偏形故其变无不之也。"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受到诸葛亮用兵的启发。袁准推崇武侯，认为"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将帅的个人修养方面，道家唐滂《唐子》强调"藏":"良将如山如渊，人不知其戚，亦不知其欢。"这与《唐子》对人君的要求一脉相承："君人者当以江海为腹，山林为面。

　　当使观者不知江何藏，山何有。如此，则下不知其量，畏而怀之。"瑏瑡�灦潘　短迓邸芬�求人君"含垢藏疾""不动如山""难知如渊",也同样适用于将帅。在"藏"字上，司马懿堪称翘楚，数载韬光养晦，高平陵之变一朝功成。史称其"情深阻而莫测".

　　瑏琐�炍航�非兵书中的将帅观如前所述，然则魏晋兵书对将帅作何要求?诸葛亮《兵要》今存佚文谈及将帅的操守。首先是"忠":"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扬名。"这与曹操选人的基本原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不同。多事之秋，曹操会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诸葛亮择将仍然首重德行。其次是"趋时":"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履不遗蹑。"诸葛亮要求将领珍惜时间，抓住时机努力适应形势与环境。再次是将帅的个人修养，诸葛亮主张："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璧之不污。"综上，诸葛亮《兵要》要求将帅忠心、趋时、有白璧之操；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主张将帅应具备智勇、坚重、深藏等特质。非兵书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魏晋将帅观的内涵与外延。

　　（三）战略战术

　　魏晋时期，随着统一战争战略轴线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转而为南北向，作战区域由北方平原向巴蜀山区、淮河、长江中下游转移。

　　地理环境对军事主体的影响突显。曹魏居北方平原，故以骑兵野战为主，虎豹骑号称"天下骁锐".孙吴多江河湖泽，故水军力量强大，以楼船、艨冲斗舰、走舸等大中小型的战船互相配合，机动性强。赤壁之战，曹军就是因为"舍鞍马而就舟楫",以短攻长，一败涂地。蜀地多山，地形复杂，诸葛亮《兵法》主张："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故战斗之利，唯气与形也。"西晋代魏，自然继承了曹魏骑兵的优势。同时为了实现统一，西晋大力发展水军，渡江作战，一举灭吴。十六国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弓马娴熟，用铁铠武装人与马，战场上正面冲击力极强。重甲骑兵与轻装骑兵配合作战，灵活机动。而东晋倚仗长江天险，进一步发展水军，征战常以水军为主力。

　　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作者，强调了上述地理环境对军事力量的影响。《正书》的作者袁准入晋之前仕魏，在曹爽帐下分析吴、魏形势，反复提到吴军之长是水战，而"中国之长技"为陆战：吴楚之民脃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

　　这是当时论兵者共识。曹魏桓范特别重视骑兵，强调其机动性，着《简骑论》云："夫骑者，军之锋锐也。进则冲锋陷坚，退则鹗下鹰击。往必如电发，去必如风过。"孙吴顾谭《新言》指出吴人、蜀人所长："吴之玩水若鱼鳖，蜀之便山若禽兽。"孙吴陆景《典语》记载"孤特与水军一万，从风举帆，朝发海岛，暮至呇渚。"说明孙吴已经具备海上远距离作战的能力。这点可与正史互相印证，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230年），卫温、诸葛直率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赤乌五年（242年），聂友、陆凯领水军3万人讨伐今属海南岛的珠崖、儋耳，展示了海上作战能力。

　　不论水战还是陆战，营造有利的"势"乃克敌制胜的关键。《孙子》专设《势》篇，以"激水漂石"、"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比喻来解释"势".曹操深受启发，提出"用兵任势".魏晋非兵家类子书同样非常重视"势",常以虎、鹰、牛等作比，研讨攻守双方之"势".如蒋济《万机论》主张"猛虎不处卑势，劲鹰不立垂枝也。"又提出势强则鉴虎，势弱则诫牛，则进可攻，退可守：

　　夫虎之为兽，水牛之为畜，殆似兵矣。夫虎，爪牙既锋，胆力无伍。至于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获。夫水牛不便速，角又乔踈，然处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队相伍。及其寝宿，因阵反御。若见兕虎抵角，牛全兕害矣。若用兵恃强，必鉴于虎；居弱，必诫水牛。可谓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陆景《典语》形容武王伐纣之势若"冲风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唐滂《唐子》也谈到"猛将之发观于虎，而览于鹰，故攻如击电，避如收雾，闭之如在缾，开之如散星。"傅玄《傅子》假设遭遇"我欲战而彼不欲战"的局面时，须营造一往无前的气势，"鼓而进之，若山崩河溢，当其冲者摧，值其锋者破，所谓疾雷不暇掩耳，则又谁御之?"事实上，魏晋名将多善于用势。如王基随司马师讨毋丘俭、文钦之乱，幕僚咸以敌军剽悍，逡巡不进。王基曰："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力主进攻，果然大胜。

　　营造于我军有利之势，往往辅以攻心策略。晋人顾夷在其《顾子义训》中与人探讨善射之道："顾子曰：'子之射虽百中，犹不若我之一弹。'或曰：'何以为然?'顾子曰：'子之所射，老狸之皮耳。

　　我之所弹，弹狐之心。'"此则寓言非专为论战而设，但却寓意"攻心为上".袁准在其《正书》中亦有相关论述："今有十人彍弩于百万之众，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杀百万人，可知也。然一军皆震者，以为唯无向则已，所中必死也。"结合"攻心"来造势，可谓事半功倍。

　　在具体战术上，魏晋时期阵法的运用较为普遍。今存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亦谈及阵法。如蒋济《万机论》论"鱼丽、鹅鹳",�灲晕�古战阵名。鱼丽阵，典出《左传》桓公五年，王以诸侯伐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即将战车置于最前，步卒分散配置在战车左、右、后三方，利用战车间隙作战，使车、步互为掩护。鹅鹳阵，典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注："鹳、鹅皆阵名。"《昭明文选》卷3张衡《东京赋》："鹅鹳鱼丽，箕张翼舒。"薛综注："鹅鹳鱼丽，并阵名也。谓武士发于此而列行，如箕之张，如翼之舒也。"任奕《任子》总结了"阵之体":"善阵者，徒众整一，如列宿之陈；部伍周回，如山岳之盘，是阵之体也。"结语魏晋非兵家类子书论兵，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不重军事理论体系建构，而重战术。与先秦《孙子》等兵书比较，魏晋子书中的军事思想显得极为零散，并未提出诸如"形""势""虚实"等重要的术语，并据此建构出系统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将先秦军事思想作细化处理，譬如兵书中反复讨论的战争观、将帅观及战略战术。其二，相较于兵书，非兵家类子书论兵时，与经史文献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些论兵内容仅为其子书思想体系建构的一部分，作者需要协调子书各篇章，有意淡化其兵书色彩。这种做法有利于多渠道汲取营养，整合思想资源，虽无创新，却富于启发意义。其三，魏晋各种子学流派皆重视军事思想。与孔子"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及墨子"非攻"的反战争态度不同，其时的儒家、道家、法家、刑名家、杂家都在子书中论及军事。一方面固然因学派面目模糊、思想趋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源于魏晋时期军事战争为士人们空前重视，从而推动了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与先秦的军事巨着相比，魏晋非兵家类子书中的军事思想显得琐细零散。但不可否认的是，魏晋时期的军事实践与先秦时期已有很大的差异。子书作者们将新形势下新的战争新的思考记录下来，这些宝贵的文献无论对我们研究魏晋军事思想还是中国军事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