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心理学论文
摘要：《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军事专着, 其思想博大深邃, 内容丰富多彩, 给后人以多方面启示。《孙子兵法》也包含了大量的军事心理思想,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思想进行尝试性梳理:一是《孙子兵法》中的军事管理心理思想;二是《孙子兵法》中的心理战思想;三是《孙子兵法》中的作战心理思想。以期通过研究, 为现代军事管理、训练与作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孙子兵法》; 军事管理心理; 心理战; 作战心理; 思想;
《孙子兵法》又被称为《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等, 被誉为兵学圣典, 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军事着作。《孙子兵法》思想博大精深, 内容丰富多彩, 其中不仅包含了深邃的军事思想, 更是蕴含了多方面的军事心理思想, 非常值得挖掘与梳理。军事心理思想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军事心理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 (1917年) , 它主要研究军人在军事活动中的心理学问题, 具体包括军人管理心理学、心理战、作战心理学等。《孙子兵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军事心理思想。
一、《孙子兵法》中的军事管理心理思想
《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给君王与将帅的, 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治军带兵的管理心理思想。
(一) 《孙子兵法》的人性观
人性是人的本质心理属性, 是所有人具有的共同基本心理特征, 它是一切管理工作的依据。人性观就是对人性问题的认识。在先秦子学时代, 人性问题一直是研究热点, 形成了观点明确、特点鲜明的各种人性观, 《孙子兵法》也不例外。《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了人性“好利”的基本观点:“故杀敌者, 怒也, 取敌之利者, 货也” (《作战篇》) , “利而诱之” (《计篇》) , “故善动敌者, 形之, 敌必从之;予之, 敌必取之;以利动之, 以卒待之” (《势篇》) , “能使敌人自至者, 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 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 饱能饥之, 安能动之” (《虚实篇》) , “非利不动, 非得不用, 非危不战” (《火攻篇》) , “利”与“害”二字在《孙子兵法》中使用频率较高。在该书中, “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利益, 如“利而诱之” (《计篇》) ;第二层含义是有利, 如“我出而不利, 彼出而不利” (《地形篇》) 。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细微差别, 但此处的“利”可概括为利益与好处。孙武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 也正因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 战争的根本驱动力就是为了“利”, 个人是这样, 国家与军队更是如此。所谓“故兵以诈立, 以利动, 以分合为变者也” (《军争篇》) , “合于利而动, 不合于而止” (《九地篇》) 。正因为如此, 军人才有被管理的人性基础, “赏”与“罚”的管理方法才可以充分发挥激励作用, 军队才可以通过利益激励军人奋勇杀敌, 并通过利益将敌方力量转化过来为我所用:“故车战, 得车十乘以上, 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 车杂而乘之, 卒善而养之, 是谓胜敌而益强” (《作战篇》) , 所谓“故合之以文, 齐之以武, 是谓必取” (《行军篇》) 。敌人也才可以为利害所调动, 谋攻之法才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战场的支配权才可以掌握, “故善战者, 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 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 舍之也。故敌佚能劳之, 饱能饥之, 安能动之” (《虚实篇》) 。不难以看出, 趋利避害的人性观是《孙子兵法》中带兵管理与指挥作战的理论出发点与基础, 是指挥员必须要重点考虑的基本问题, 正如《九变篇》所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 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 虽知地形, 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 虽知五利, 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虑, 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 而患可解也。”
(二) 《孙子兵法》的将帅“五德”论与“五危”论
孙武提出“道”“天”“地”“将”和“法”五个因素是决定战争决策与胜负的重要因素。在这五个因素中, 孙武对“将”的论述较多, 这表明他特别看重“将”在国家实力与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将”素质高低、能力强弱对战争结局、对百姓生死、对国家安危具有决定性影响:“夫将者, 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谋攻篇》) “故知兵之将, 民之司命, 国家安危之主也。” (《作战篇》) 明确提出“将”必须具备五种素质:“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 (《计篇》) 这就是将帅“五德”论。将帅必备的这五种素质其实均可视为心理素质, 其中智力素质是将帅必须具备的首要与核心素质。据统计, 《孙子兵法》中使用“智”“知”达69次之多, 占《孙子兵法》全文字数 (5900余字) 的1%以上, 其中“知”出现次数最多的文章分别是《地形篇》 (14次) 、《谋攻篇》 (12次) 和《虚实篇》 (12次) , 占“知”出现频率总数的50%以上。从现代军事学范畴看, 孙子的这三篇文章分别论述的是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由此可见, “知”“智”素养是“将”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不同层面都需要的关键心理素质。其他与“智”“知”有密切关系的、能够描述认识能力的相关字还有“算” (7次) 、“察” (6次) 、“计” (5次) 、“谋” (3次) 。由此可见, “智”“知”及其相关字不但是《孙子兵法》的关键字, 也是孙武眼中“将”所必备的核心素质。与之相比, 对于其他四种心理素质, 孙武虽有论述, 但并不多, 也不够集中。孙武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智”在“五德”中的重要性是基于他对战争的独到认识, 他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谋攻篇》) , 而要达成这一最高目标的关键是“将”是否具备高超的谋略智慧, 是否能够运用谋攻之术, 是否能够在战争中运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 智将是理想人选。在智将的心理品质中, 孙武尤其看重智将过人的创造力与洞察力:“凡战者, 以正合, 以奇胜。故善出奇者, 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河。” (《势篇》) 缺乏创造力的指挥员不是孙武眼中的优秀指挥员,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 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 非善之善者也”。优秀高明的指挥员往往能够独具慧眼, 用超人的洞察力先于他人发现敌方企图, 先敌实施打击, 造成胜利态势, 这样的指挥员虽“无智名, 无勇功”, 但他们却是孙武眼中的“善战者”。唐代《孙子兵法》研究者杜牧对这样的指挥员有过精准评价:“胜于未荫, 天下不知, 故无智名;曾不血刃, 敌国已服, 故无勇功也。”张预也说:“阴谋潜运, 取胜于无形, 天下不闻有料敌制胜之智, 不见擎旗斩将之功。” (1) 但这样的指挥员却是“古之所谓善战者” (《形篇》) , 是孙武心目中的智帅良将。
同时, 孙武又提出了将帅“五危”论:“故将有五危:必死, 可杀也;必生, 可虏也;忿速, 可侮也;廉洁, 可辱也;爱民, 可烦也。凡此五者, 将之过也, 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 必以五危, 不可不察也。” (《九变篇》) 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 孙武提出的所谓必死、必生、忿速、廉洁和爱民均属将帅性格心理的范畴。性格是个人表现在对待现实的稳固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是个性的核心, 对人的行为, 甚至命运具有支配影响作用。将帅性格存在缺陷, 将会为敌所乘, 成为敌攻心夺气的重要突破口, 并将导致将帅作战指挥的失败。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与部队指挥员还要具备良好的自我控制力, 要冷静严明 (静以幽, 正以治) , 要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激情, 要理性行事, 切忌感情用事,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火攻篇》) 。因为“怒可以复喜, 愠可以复说, 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 (《火攻篇》) 。因此, 自控力是指挥员必备的一种心理素质。优秀指挥员还要具备公而忘私、勇于担当、心中有民有国的心理品质, 正所谓“故进不求名, 退不避罪, 唯民是保, 而利合于主, 国之宝也” (《地形篇》) 。虽然孙武没有明确提出对“将”的选拔标准, 但他提出的“五德”论与“五危”论无疑为国家决策层的选将用人提供了较为具体实际的参考依据。
(三) 《孙子兵法》的带兵管理心理思想
对于指挥员而言, 带兵管理能力是一项基本素质。指挥员究竟应该如何带兵呢?《孙子兵法》提出, 指挥员要与部下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 指挥员在管理中要像对待自己爱子一样爱兵, 要以情带兵:“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俱死。” (《地形篇》) 只有这样的管理才能做到上下同甘苦、共患难, 部队才有凝聚力与战斗力。正如梅尧臣所说:“抚而育之, 则亲而不离。爱而勖之, 则信而不疑。故虽死与死, 虽危与危。” (2) 但同时《孙子兵法》又提出, 指挥员爱兵带兵要有原则与限度, 不能无限度地溺爱, 否则就会造成“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譬若骄子, 不可用也” (《地形篇》) 的混乱局面。在建立与部下良好情感关系的基础上不要忘记施罚立威, 否则“卒已亲附而罚不行, 则不可用也” (《行军篇》) 。《孙子兵法》提出, 在以情带兵与严格管理之下, 指挥员还要对高度保密的军事谋略与作战行动不能预先告知部下, 在管理中做到“能愚士卒之耳目, 使民无知。易其事, 革其谋, 使民无识;易其居, 迂其途, 使民不得虑” (《九地篇》) 。否则, 就会泄露重要军事机密, 致使部下心理发生负面变化, 同时也为敌方提前预知己方作战意图提供可乘之机。虽然这种带兵管理心理思想有“愚兵”嫌疑, 但从军事信息安全保密管理角度看, 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符合孙武一贯强调的尽力掌控敌方信息、控制己方信息失泄密的作战思想。此外, 孙武注意到, 由于将帅管理能力不足, 部队容易产生六种非常危险的状况, 形成所谓“走兵”“弛兵”“陷兵”“崩兵”“乱兵”“北兵”。孙武认为, 导致这六种危险状况的根本原因还是指挥员, “凡此六者, 败之道也;将之至任, 不可不察也” (《地形篇》) 。只有提高将帅的带兵能力与艺术, 才能避免这六种危险情况的产生。孙武的这些带兵管理心理思想无疑对现代部队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孙子兵法》的心理战思想
心理战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率先提出“心理战”一词的是英国军事分析和历史学家J.F.C.富勒, 1920年, 他在其出版的着作《大战中的坦克》中首次使用了“心理战”一词, 从此“心理战”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军语。心理战实践比心理战理论要早得多, 它已与陆战、海战、空战一样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作战样式, 被形象地称为“第四种战争”。从心理战发展的历史看, 心理战的故乡在中国, 孙武是心理战公认的鼻祖。
(一) 《孙子兵法》与心理战理念的创立
2500多年前, 《孙子兵法》就已明确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心理战思想。它把战争分为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四种层次, 战争的最高境界就是省钱省力的“伐谋”, 最低层次的作战是“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谋攻篇》) 。在冷兵器时代, 由于技术手段十分有限, 攻城是非常困难的, 它往往带给攻城一方巨大损失, 特别是当“将不胜其忿, 而蚁附之, 杀士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灾也” (《谋攻篇》) 时, 战争就成为一场牺牲作战人员生命的灾难。由此, 孙武异常推崇“伐谋”:“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必以全争于天下,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此谋攻之法也” (《谋攻篇》) , 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攻城”武力战的作战样式, 通过“非战”“非攻”“非久”的作战而达成全胜的战争。从作战性质看, 这种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战。纵观《孙子兵法》之前的历史, 虽有心理战作战实践, 但却未发现明确的心理战理论, 而《孙子兵法》却将心理战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 这一穿越时代的崭新思想直接催生了“心战”概念的诞生, 700多年后, 蜀国参军马谡在诸葛亮征南中时说:“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愿公服其心而已。” (1) 所以, 说孙武是心理战的鼻祖毫不为过。
(二) 《孙子兵法》中心理战思想的基本内容
《孙子兵法》中的心理战思想十分丰富, 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是“慎战”“备战”“速战”与“全胜”的心理战思想。孙武对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计篇》) 在孙武眼中, 战争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 “不战”而能达成战略目的则是最佳选择, 唯其如此, 损失最小而收获最大。但“慎战”并不等于完全不战, 而是做好“备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故用兵之法, 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无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九变篇》) “备战”除了物质上进行充分准备之外, 也自然包含心理上的准备, 所谓“以虞待不虞者胜” (《谋攻篇》) , 即便进行作战, 也要速战速决, “故兵贵胜, 不贵久” (《作战篇》) 。否则, 持久战不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 而且“久则钝兵挫锐” (《作战篇》) , 对部队士气与心理状态造成负面影响。
二是“兵以诈立”的心理战思想。孙武认为战争的本质就是谋攻与欺诈, 正所谓“兵者, 诡道也” (《计篇》) 。“兵以诈立”, 军人心理也是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战实施打击的, 所谓“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军争篇》) 。战争的最高目标是争取“全胜”, 而不在于争取胜利的手段是否合乎道德。为了达到“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 可以通过“谋攻”“伐交”“伐兵”等一系列手段迫使对方心理瓦解与屈服。在具体策略上, 可以运用所谓“十二诡道”的具体方式而达成。从现代心理战视角看, 孙武的“十二诡道”属于谋略心理战与欺骗心理战的范畴, 其本质在于利用敌人弱点与不利态势, 通过向敌方发出欺骗性、诱惑性信息, 从而造成战场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 并抓住敌弱点进行攻击, 迫使敌心理出现问题甚至崩溃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 从而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孙武在此不仅规划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 提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五事七计 (战略计算与筹谋) 、谋攻、伐交、伐兵, 并提出了具体措施——诡道十二法,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战理论, 对心理战特别是谋略心理战、欺骗心理战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攻”与“守”是作战中的一对永恒主题。对心理战而言, “攻”就是心理战攻击;“守”则是指心理战防御。在心理战攻防中, 孙武更强调心理战防御的价值与作用:“昔之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形篇》) “故善战者, 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同上) 做好心理战防御是获取心理战, 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前提与基础。“先为不可胜”的关键在于己方, 只有己方做好各项心理战防御工作, 同时又能准确抓住敌方漏洞, 才可能战胜敌人。“先为不可胜”的心理战防御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五事七计”软实力建设的心理战防御思想。孙武认为, 战争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生死存亡的大事, 是否进行一场战争必须认真谋划, 谋划的依据就是“五事七计”筹算。“五事”是指“一曰道, 二曰天, 三曰地, 四曰将, 五曰法” (《计篇》) 。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将帅和军法, 这五个方面涉及一个国家的综合软实力, 对战争决策与作战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天时与地利对战争、对军人心理的影响毋庸置疑, 人和则主要体现在“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的上下团结上, 孙武把它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因素:“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生, 可以与之死, 而不畏危。” (《计篇》) 正所谓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民心向背、上下团结往往是一个国家心理战防御实力高低强弱的重要体现。正因如此, “上下同欲”也就成为预判战争胜利的五种条件之一。将帅的选择更是不可忽视, “夫将者, 国之辅也, 辅周则国必强, 辅隙则国必弱” (《谋攻篇》) 。将帅的心理素质尤为关键, 优秀将帅必须具备五种基本的心理素质。如果将帅心理素质不过硬、存在所谓“五危”的问题, 就可能成为敌方的攻击点, 产生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凡此五者, 将之过也, 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 必以五危, 不可不察也。” (《九变篇》) 纵观这“五危”均属心理素质范畴, 因此, 将帅心理素质成为心理战防御的关键环节。军法是一支军队组织管理的法令依据, “法者, 曲制、官道、主用也” (《计篇》) 。“曲制”指部队的编制;“官道”指设官分职之道 (人事任用, 职责分工) ;“主用”则是指掌管部队军需用度的人。 (1) 军法直接影响部队的心理战防御, 法令严明的部队就会军容严整、战斗力强;法令不严的部队就会阵形混乱, 战斗力低下, 很容易为敌攻破。“七计”则是指作战前需要仔细计算对比的七个方面:“主孰有道, 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计篇》) 这七个方面具体涉及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建设强的国家与军队, 心理战防御能力就强, 作战胜算的把握就大。孙武“五事七计”的观点无疑为现代战争筹谋与心理战防御建设提供了明确指向与思路。第二, “恃吾有以待”的心理战防御思想。在孙武看来, 做好心理战防御工作不但可以通过巩固己方阵线实现, 而且还可通过战前向敌方有意无意展示己方坚不可摧的防护来从心理上打击威慑对手, 从而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增强作战的胜算:“故用兵之法, 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无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九变篇》) 在此, 孙武提出了“先为”的心理战防御思想, 心理战防御工作要紧前筹划, 要预先调查判断, 要主动作为, 灵活机动, 要坚决保守行动秘密:“不可胜者, 守也;可胜者, 攻也。守则不足, 攻则有余。善守者, 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 动于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胜。” (《形篇》) 心理战防御工作还要富有创造性、寻找对手的思维盲点, 做到“攻而必取者, 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 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 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 。第三, “攻心夺气”的心理战防御思想。军人的作战士气也是心理战防御的重点之一, “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军人的作战士气又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 “是故朝气锐, 昼气惰, 暮气归” (《军争篇》) 。掌握军人士气的变化规律, 才能做好心理战防御工作, 寻找对手弱点, 才能彻底击垮对手。“故善用兵者, 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 (《军争篇》) 在这一方面, 孙武主张要以情带兵和依法带兵, 严格实施赏罚:“故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 是谓必取。” (《行军篇》) 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 军队才能固若金汤, 才能战必胜、攻必取、无敌于天下。孙武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的心理战攻防工作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三、《孙子兵法》的作战心理思想
《孙子兵法》的作战心理思想, 主要指孙武关于在作战过程中军人心理发生变化、对战斗力影响以及如何决策应对的心理思想。《孙子兵法》的作战心理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孙子兵法》中有关“九地”的作战心理思想
孙武非常重视军事地形对军人作战的巨大影响, 他将“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结局的五大因素之一, “地者, 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计篇》) 。孙武非常重视军事地形对军人心理的巨大影响作用, 连续用《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四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 这些文章占整个《孙子兵法》的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孙武把作战地形分为九种类型:“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 九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对军人心理会造成不同影响:“散地”易使军人思亲想家而逃散;“轻地”易使军人怀念故土而萌生退意;“争地”因敌获得地形优势而使军人产生畏惧心理;“交地”易使军人进退失据、易遭受攻击并产生恐惧心理;“衢地”因便于与邻国交往易使军人产生安全感;“重地”则易使军人产生紧张感;“圮地”“围地”和“死地”都是极为不利的作战地形, 易使军人产生畏难、沮丧与绝望的心理状态。针对这九种不同地形对军人心理造成的巨大影响, 孙武提出了应对策略:面对“散地”, 需要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 统一全军将士的意志;面对“轻地”, 需要指挥部队统一行动, 不留空隙, 增强部队信心;面对“争地”, 需要催促后续部队尽快通过, 尽量减少心理的负面影响;面对“交地”, 需要严防死守, 不给敌以可乘之机;面对“衢地”, 尽力与邻国结成巩固同盟, 增强部队作战信心;深入“重地”, 要保证粮草等后勤补给, 稳定军心;面对“圮地”, 要带领部队迅速通过, 切勿滞留, 最大限度减少心理负面影响;面对“围地”, 指挥员要运用奇谋带领部队迅速突围, 以免被敌围歼;面对“死地”, 需要激发全军斗志, 与敌决一死战。
(二) 《孙子兵法》有关作战士“气”的心理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气”, 也即士气, 是指军队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的总称, 是军队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高昂的作战士气是军队良好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孙武对军队士气问题非常重视, 他认为, 在战场上, 利用与打击对手士气是战胜对手的重要方式:“故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军争篇》) 他对军队作战士气的规律进行了总结, 提出军队士气的高低强弱与战争进程存在密切关系:“是故朝气锐, 昼气惰, 暮气归。” (《军争篇》) 一般而言, 军队初战时士气高昂, 如持续不断作战, 士气开始下降, 至作战后期, 军队士气就会降至冰点。根据处于不同士气状态的对手, 孙武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打击方法:“故善用兵者, 避其锐气, 击其情归, 此治气者也。” (《军争篇》) 对士气高昂的对手, 应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回避, 等到对手士气降低时, 果断实施打击, 这就是所谓“治气”的打击方式。对于心理状态混乱浮躁的对手, 孙武主张采用“治心”的方式实施打击, “以治待乱, 以静待哗, 此治心者也” (同上) 。用严整冷静应对浮躁喧乱的对手, 促使其作战的心理状态朝更加恶化的方向演变, 从而在心理上制伏、战胜对手, 这就是“治心”的打击方式。对远道而来、疲劳饥饿的对手, 孙武提出用以逸待劳、休整充分、食足饭饱的部队打击对手:“以近待远, 以佚待劳, 以饱待饥, 此治力者也。” (同上) 这就是“治力”的打击方式。 (同上) 面对阵容齐整、实力强大的对手, 不要一味强攻, 而要灵活机变, 避实击虚, “无邀正正之旗, 勿击堂堂之陈, 此治变者也” (同上) 。正所谓“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 (《九变篇》) ,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这就是“治变”的攻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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