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战的角度解读两伊战争

　　所谓心理战，是指敌对双方运用心理学原理，通过宣传和其他活动，从精神上瓦解敌方国家及其军队的作战样式。心理战常用的手段包括：宣传、恐吓、威慑、欺骗、诱惑、诡诈、怀柔以及收买等。其中，宣传是心理战的基本手段，往往通过无线、有线广播，散发宣传品，邮寄心战书信，实施战场喊话，宣传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主张；有时发动谣言攻势，进行挑拨离间，策划暴动骚乱，从事破坏暗杀，来动摇和瓦解对方的军心、民心，削弱其战斗意志。进行心理战的要求是：宣传上要主动进攻；充分了解敌军心理上的强点和弱点；重点是对敌方军官从心理上进行瓦解；心理战的手段要与部队作战行动对敌施加的心理影响结合运用；要加强己方的心理训练，及时识破和挫败敌方的心理战。心理战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国内研究两伊战争与心理战的论文寥寥无几，本文力图从心理战的角度解读这场绵延八年、两败俱伤的战争。

　　一、战前伊朗通过宣传伊斯兰革命获得强势心理，赢得广泛支持

　　霍梅尼是一位坚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他宣称，伊斯兰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否定，不管是伊朗民族主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都被霍梅尼视为从西方传来的毒素，有害于伊斯兰社会的统一，他说“:在讲不同语言,例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穆斯林中间并没有什么差别，此类问题很可能是那些不希望穆斯林民族统一的人编造的……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这一问题……这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则是相悖的，他们的意图是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

　　霍梅尼对伊斯兰教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救世良方，是解决穆斯林社会所存问题的最佳方案。相应地，霍梅尼也就认为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是国家政权的最好组织形式，他因此要输出伊斯兰革命，企图建立更多的伊斯兰政权，以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在霍梅尼看来，大多数的阿拉伯政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也是不合伊斯兰教精神的，应该被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所取代。霍梅尼在1981年直言到“: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他们的政治体制才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他们回归伊斯兰，否则他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愤恨，对伊斯兰教的推崇，促使霍梅尼大力推广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以期实现“伊斯兰统治下的和平”，这就瓦解伊拉克政权的意识形态，否定伊拉克统治的合法性和民族认同。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伊拉克产生直接强大心理和精神影响。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斯兰国家，但什叶派在两国的政治处境不同。在伊朗人中什叶派占90%以上。从16世纪起，什叶派就在伊朗占统治地位。在伊拉克居民中，约有60%的人是什叶派，但是在政府机关中长期由逊尼派掌权，军队中的中上层军官也都是逊尼派。什叶派集中在南方各省，与伊朗邻近。

　　他们同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什叶派的圣地和宗教中心大都在伊拉克，如卡尔巴拉（第三伊玛姆侯赛因陵墓所在地）、纳杰夫（第一伊玛姆阿里陵墓所在地）。每年都有来自伊朗等地的数万朝圣者。同样，伊拉克的什叶派也每年大批去伊朗的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朝觐。两伊的什叶派不仅有着密切的部落、家族和血缘关系，而且在宗教活动中形成师生关系和情同手足的朋友关系。伊朗的什叶派同情伊拉克受到压制的什叶派，伊拉克的什叶派本能地寻求伊朗教友的支持，两国什叶派在心理上更容易沟通和融合。

　　霍梅尼在1979年执政后，以世界什叶派领袖自居，在伊朗掀起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公开声称要向邻近阿拉伯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成为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的一个严重威胁。霍梅尼鼓励伊拉克人起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朗境内组织了一支“解放伊拉克伊斯兰部队”，同时大力支持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组织“召唤党”和“伊斯兰解放运动”，进行颠覆伊拉克政府的活动。萨达姆也早有充当阿拉伯国家盟主之意，因此，对于霍梅尼的“革命输出”，给以针锋相对的回击。他支持伊朗境内的逊尼派，并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领袖驱逐出境，同时，支持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残余势力，伊朗前首相巴赫蒂亚和前德黑兰司令官在巴格达设有广播电台，向伊朗播送反霍梅尼节目，企图借此打击霍梅尼的影响。

　　伊拉克的什叶派备受逊尼派的歧视和压迫，原来的积怨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了。1979年2月，圣城纳杰夫发生了庆祝霍梅尼返回伊朗的示威游行。青年人四处散发宣传伊斯兰革命的传单，公开张贴霍梅尼的大幅画像，在大街上涂写“要伊斯兰，不要萨达姆和阿弗拉克”之类的标语，他们要求改变政治制度。什叶派领袖公开赞尚和支持伊朗革命。伊拉克伊斯兰召唤党（根据阿拉伯发音翻译为达瓦党）成立于1958年，成员多为纳杰夫的什叶派教士和伊朗侨民，部分党员在黎巴嫩参加什叶派活动，该党受到伊朗支持，其领袖阿亚图拉巴克尔·萨德尔（BaqirSadr）与霍梅尼交往密切，两人的思想大同小异，伊朗革命胜利后，他把六篇研究论文赠送给霍梅尼，作为指导伊朗革命的参考文献和珍贵献礼。他发布教令禁止穆斯林加入复兴党，号召各地穆斯林派代表前来纳杰夫声援。1979年6月，巴克尔·萨德尔计划前往伊朗拜访霍梅尼，伊拉克政府将他软禁在家。伊拉克什叶派强烈抗议，政府逮捕了5000多人。萨达姆感到什叶派的伊朗正在威胁自己的政权。萨达姆在镇压的同时，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安抚，并拨款8000万美元修缮什叶派圣地和清真寺。

　　但是伊拉克什叶派的抗议更猛烈了，甚至企图暗杀政府高级官员。1980年6月萨达姆处决了伊拉克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巴克尔·萨德尔（BaqirSadr）和他的妹妹。

　　二、伊拉克以复兴社会主义为旗帜凝聚民心、党心和军心，抵制伊朗的心理进攻

　　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是伊拉克的执政党，阿拉伯复兴党是民族主义政党，其目的是让阿拉伯人民获得自由，并统一阿拉伯民族。复兴党认为，伊朗的胡泽斯坦主要居民是阿拉伯人，因此，胡泽斯坦是阿拉伯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伊拉克不是军事占领，而是解放在波斯种族主义压迫下的阿拉伯同胞，胡泽斯坦的居民肯定会欢迎伊拉克英雄的军官和战士。

　　萨达姆认为古代两河流域是近现代伊拉克文化的来源，两河流域的辉煌和伟大意味着今天伊拉克是伟大文明的天然继承者，伊拉克在阿拉伯统一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伊拉克民族主义优先于泛阿拉伯主义。坚持不结盟外交，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在重视伊斯兰信仰的同时，坚持世俗主义政策。萨达姆认为，伊斯兰教教义和复兴党的理念不矛盾。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之间有特殊关系。他说，《古兰经》属于阿拉伯人，先知穆罕默德是一名阿拉伯人，天堂上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古兰经》里讲述的故事教训主要来源于在阿拉伯土地上占主流地位的人际交往活动，有些人颠倒黑白，意图让德黑兰成为伊斯兰圣书的发源地。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万能的真主当初怎么没有从德黑兰选择一位先知？他认为1979年的伊朗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伊斯兰革命，它是一次波斯式革命。

　　他说，伊朗国王已经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某个人。这个人是披上穆斯林头巾的伊朗国王。总之，萨达姆的言论质疑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正义性，用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

　　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在“民族”的旗帜下实现所有阿拉伯人的联合与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讲，泛阿拉伯主义体现了阿拉伯人对其光荣历史的回忆和受他人统治的屈辱的反抗。在阿拉伯人看来，只有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实现自己的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才能最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体现自己的民族价值。

　　霍梅尼认为世界被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处于压迫地位的国家正试图使被压迫国家保持一种生产原材料的从属地位。

　　因此，霍梅尼认为伊朗作为唯一真正的伊斯兰非结盟国家，有义务承担起伊斯兰革命运动前锋的责任，并帮助穆斯林和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并且认为宗教信仰是高于民族主义的。1980年9月，在给麦加朝圣的电文中，霍梅尼宣布：民族主义导致了穆斯林之间敌意的产生，分裂了信徒们的派别，他是反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利益的。

　　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倍感焦虑的外国人蓄意编造的阴谋。比民族主义更让人感到悲哀和危险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挑拨离间，以及在穆斯林兄弟之间进行有害的宣传。

　　当萨达姆镇压伊拉克的什叶派时，霍梅尼说，伊拉克复兴党希望燃起一场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伊朗军队加入了伊朗人民，伊拉克的军人啊，加入到你们自己的人民吧，伊拉克人民和军队应该唾弃复兴党政权，并推翻它的统治。因为这个政权正在攻击伊朗、攻击伊斯兰教和《古兰经》。

　　萨达姆的思想是伊拉克占主导地位的泛阿拉伯主义，霍梅尼思想主要是以伊朗为样板的泛伊斯兰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泛伊斯兰主义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所有穆斯林都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实体;泛阿拉伯主义则主张以阿拉伯语言、文化为纽带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样，泛伊斯兰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就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前者以宗教为纽带，强调宗教属性，后者以民族为中枢，强调民族属性;前者的团结对象是同教不同族或同族的穆斯林，后者却对同教不同族的人带有强烈地排斥性。显而易见，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相互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三、两伊战争过程中的具体心理战解读

　　两国领导人的心理素质较量。霍梅尼是什叶派的“效法源泉”，为最高的宗教领袖，他饱经风霜，历经磨难，意志顽强。他德高望重，一呼百应。

　　他著作浩繁，学养深厚，胆识过人，见识非凡，学生众多。萨达姆崛起于草根阶层，蹲过监狱，搞过暗杀，在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性格坚强，性情残暴，手段残忍，但与霍梅尼相比，他在精神世界没有后者强大。因为霍梅尼信仰更加虔诚，汲取什叶派的殉道精神和正义能量，立场坚定，顽强不屈，坚忍不拔，在自己的布道和讲话中常常立意高远，思路开阔，气贯长虹，仿佛是一个伟大舵手，从容地驾驶伊朗革命和伊朗国家的航船。

　　两国民族心理长期较量，伊拉克的临时强大助长了萨达姆的自信和野心。伊朗与伊拉克一样都是海湾大国，两伊战争爆发前综合国力居8个海湾国家的前列，但伊朗在诸多方面更压伊拉克一头，其国土面积是伊拉克4倍，人口是伊拉克的2倍（20世纪70年代），占有西北一东南走向的波斯湾的整个东北海岸线，长度达1000公里，是波斯湾海岸线的近二分之一，且控制着波斯湾入口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仅在波斯湾北端夹缝中拥有65公里海岸线的伊拉克无以与之相比。

　　伊朗军队规模也超过伊拉克近1倍。伊朗领导人同样具有夺取海湾控制权的雄心，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之际，巴列维请来各国领导人，极为隆重地举行“纪念大典”，俨然一方盟主，很是风光一时。

　　西方新闻界甚至发出伊朗将在下一世纪成为世界第三超级大国的预言。显然，伊朗是萨达姆实现“中东—海湾盟主梦”最大的现实障碍，不能不遭他忌恨仇视。霍梅尼想征服伊拉克，控制什叶派圣地，成为波斯湾强国是两伊战争拖延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前伊拉克实力超过伊朗，伊拉克自信可以一举摧毁伊朗。1980年伊朗在海湾和国际社会很孤立，军队减员，武器缺乏，经济困难，实力下挫。1980年伊拉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000美元，石油出口创汇265亿美元，石油产量和出口量超过伊朗，在中东仅次于沙特，外汇储备370亿美元。军队22万人，坦克1900辆，地对空导弹440枚。在外交上与阿拉伯世界、美国和苏联保持经济交往，国际环境有利。因此，萨达姆·侯赛因自信心膨胀，相信可以迅速击败伊朗，实现自己的野心。

　　伊朗把新闻宣传和宗教布道高度结合，以此鼓舞人心，凝聚人心，培育强大的精神动力，宣传伊朗革命的影响。在战争期间伊朗国防委员会直接管制新闻，伊朗最高领袖要求新闻不要把大家对战争的注意力引向次要问题，不要违背伊斯兰革命利益。在战争中伊朗继续瓦解伊拉克的民心、军心和党心。首先霍梅尼把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拉克人民区别对待；再指出萨达姆与美国互相勾结；并认为萨达姆政权是反伊斯兰的，是违背穆斯林利益的，萨达姆是撒谎者，他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在穆斯林中制造不和。这场战争是违反伊斯兰教、《古兰经》和公正原则的。号召伊拉克人民按照自己的宗教、神授和人类的义务，反抗叛逆的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与伊朗人民和军队一道，把不忠者送进地狱，建立一个人道的伊斯兰政府。

　　具体就是伊拉克工人和公务员罢工、居民不在纳税和交付水电费，让伊拉克政府瘫痪。因为真主站在伊拉克人民一边。霍梅尼呼吁优待伊拉克战俘，以证明伊斯兰人道主义精神。他反复强调伊朗没有领土野心，伊朗只是在反对侵略。

　　这些主张都企图瓦解伊拉克官兵的心理防线。萨达姆反唇相讥，恳求真主在战斗中给伊拉克人民力量，防止歪曲伊斯兰的那些波斯种族主义的篡位者取得最后胜利。战役名称体现圣战色彩，第八伊玛目行动、耶路撒冷之路行动、黎明突击、斋月行动、黎明行动、卡尔巴拉行动，这些战役彰显什叶派的殉道精神，表现了什叶派的正义性、革命性和战斗性，体现了伊朗什叶派的道义优势，强化了伊朗军民的心理动能。

　　双方通过袭城战、油轮战企图摧毁敌方军民心理。1985年伊朗拥有5772人口，保持百万雄兵，战争潜力巨大。伊拉克只有1958万人口，只能保持50-60万军队。袭城战开始于1985年，当年2月4日，伊拉克对伊朗文化古都和经济中心伊斯法罕进行轰炸。伊朗以地面站进行报复。3月4日，伊拉克出动上百架轰炸机对伊朗30多座城市进行轰炸。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布什尔等城市浓烟滚滚，火光闪闪。平民区、市政大楼、工厂、医院都被炸毁。1986年3月4日，伊朗轰炸巴格达，以报复伊拉克的狂轰滥炸。1987年1月9日-23日，伊拉克出动4千多架次飞机继续轰炸伊朗10多个城市，集中轰炸霍梅尼在德黑兰的住所和政府办公楼。伊朗革命卫队的导弹也直接瞄准巴格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部。双方共发射导弹250枚。袭城战达到心理威慑效果，引起居民一片恐慌，特别在1988年2-3月52天导弹空袭中，德黑兰至少有2000平民死亡，但却造成近一半市民逃离这个大都市。伊拉克用导弹连续轰炸伊斯法罕的宏伟伊斯兰建筑。袭城战遭成伊朗45000多平民死伤。平民死亡和恐慌的确损坏了伊朗坚持战争的决心和信心，直接促成瓦解了伊朗的士气和战斗意志。

　　1984—1985年，伊朗预计石油收入为235亿美元，位于波斯湾西北的哈尔克岛出口的原油占伊朗原油出口的90%，年创汇达200亿美元。萨达姆认为，轰炸哈尔克岛就是摧毁伊朗的经济支柱。1985年8月15日，伊拉克出动9架喷气式轰炸机，贴着水面低空飞至哈尔克岛上空，把30多吨炸药倾泻到这个只有30多平方公里的岛上。港内装油的10艘油轮燃起大火，油轮码头和输油设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岛上50%以上的输油能力被摧毁。

　　外国的油轮也不敢冒险靠近。9月6日，伊朗飞机深入伊拉克国土，摧毁了伊拉克一个石油设施，炸掉一个雷达站。

　　的伊拉克主要使用战斗机发射导弹和火箭袭击对方和船支，其中法国的飞鱼AM-39用得最多，这种导弹在英阿之战中成名，但是两伊之战并没有打沉多少油轮。因为这种导弹主要攻击军舰的，并不适用于大型的油轮。军舰的钢板薄，而油轮的钢板厚，不容易穿透；伊朗使用岸对舰导弹，型号为“蚕”式，但这种导弹价格太贵，存货有限，后期主要使用水雷。

　　在袭船中，两伊谁也没有捞到太大的油水，两败俱伤。整个两伊战争期间，共有547艘油轮和货船遭到袭击，总吨位达1100多万吨，还造成420人死亡，452人受伤，船主的直接损失约20亿美元。伊朗的石油出口从每天180万桶锐减到70万桶，伊朗财政捉襟见肘。袭城战和袭船战不仅没有打击伊朗的士气和民心，反而暂时刺激了伊朗人民保家卫国的热情和激情。1986年3月15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在星期五聚礼上说：“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念对伊拉克的任何一个挑衅行动进行报复。”拉夫桑贾尼议长宣称，“只要伊拉克今后对我们任何一个城市进行袭击，我们将以轰炸巴格达作为报复。”因为伊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相对于伊拉克而言，伊朗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明昌盛，国家认同坚固，经济基础雄厚，加上伊斯兰革命强化了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伊朗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气吞山河。相反伊拉克产生了反战心理。不得不减少了进攻伊朗的强度和力度。

　　霍梅尼把两伊战争伊斯兰化，认为这是一个非穆斯林的复兴党政权侵略伊斯兰国家，就是异端邪教反对伊斯兰。霍梅尼号召所有的孩子去前线战斗，到战场上去履行穆斯林的神圣义务，这项义务比去麦加朝圣更重要。保卫伊斯兰是大家的义务，与无神论者萨达姆战斗是为了伊斯兰，死后会进天堂，绝不同萨达姆妥协。通过人海战彰显战争的神圣性。1982年3月23日，伊朗10万官兵在迪兹富勒和舒什发动“胜利行动”反攻。近一万赤手空拳血气方刚意志坚定的青少年冲在最前面，他们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头上用绿丝带扎紧，脖子上挂着用塑料制成的钥匙，意为用这些钥匙打开天堂的大门，不顾生命扑向雷区。他们以2000个生命和数千人受伤的代价，打开了一条12公里长的雷区通道。为后续的主力部队开辟道路。这种前仆后继血肉横飞的人海战术让伊拉克人心惊胆战，伊拉克的防线崩溃了，伊拉克的士兵心理崩溃了。

　　伊朗在后来的历时25天“圣地行动”中收复失地5480平方公里，重新控制了170公里长的国界线，伊朗在人海战术中牺牲了4万人，却实现了打击敌人士气、瓦解敌人精神的目的。

　　伊拉克军队从1983年开始进入有计划地频繁使用化学武器的阶段。1983年全年，伊拉克用毒共34次。促使伊拉克军队较大规模地频繁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伊拉克在地面战场连续失利，失去了战争主动权，被迫退入本国作战。伊朗军队的攻势已经直接威胁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形势危殆，关系国家安危。

　　伊拉克为解除困境、挫败伊朗军队的进攻而借助于使用化学武器。1982年9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曾警告伊朗说，伊拉克有一种“秘密武器”，如果伊朗侵占伊拉克一寸领土，伊拉克就可能使用这种武器。二是化学武器是一种大面积杀伤的武器，是抵御伊朗“人海战术”进攻的有效武器。伊朗从1982年转入反攻以来，将一批一批的革命卫队士兵和少年志愿者投人进攻作战。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年龄最大的则有50多岁。他们被称为“真主的勇士”和“圣战斗士”。这些人视死如归，不顾一切地涌向伊拉克的布雷区、防御工事，为坦克进攻扫清道路。

　　伊拉克面对伊朗的人力条件优势，企图以化学武器杀伤敌军，挫败伊朗以“人海战术”进行的密集攻击。三是两伊边境地区的沙漠地带和阿拉伯河附近的沼泽地区气候炎热、潮湿，有利于施放毒剂并造成致死浓度。当然，最主要的是伊拉克对使用化学武器预有准备，已经贮备了足够的毒剂和化学弹药，具有相当规模的化学攻击能力，能够迅速投入战场使用。化学武器造成至少8500名伊朗士兵死亡。化学战的残酷和恐怖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伊朗军民的战斗意志，涣散了军心和民心，促成了伊朗在最后接受停火协议。

　　总而言之，心理战与两伊战争相始终，从起因、过程到结束都有心理战的因素；心理战与民族文化、国家认同、意识形态、宗教活动、新闻管制高度融合；心理战始终存在攻防兼备，凝聚本国民心与瓦解地方民心同时进行；心理战与现实战争战斗高度结合；总体而言，伊朗国内的心理战效果胜于伊拉克，但伊拉克在国际上获得的声援和支援强于伊朗；双方在心理战的具体应用上都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