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教育与青年文化及大众文化的关联(2)

　　在这些研究中，不少作品将文化与价值问题放在与阶级、阶层的关联中加以理解，特别关注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问题。 20世纪70年 代 末，伯 明 翰 中 心 相 继 出 版 了《仪 式 反抗》、 《学做工》等一系列探讨劳工阶层青年文化的着作。这些研究虽集中在青年这个 群体上，却没有将青年视作以年龄这一生理要素来统整的“本质性范畴”.[7]尽管青春期叛逆是这个群体共同的心理特征，但每个人很可能因其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叛逆行为，并为叛逆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例如，根据威利斯在《学做工》中的描述，英格兰小镇中的劳工阶层子弟在学校中表现出诸多捣乱 行为。这些劳工阶层子弟之所以如此行事很可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的整体境遇有关。他们一方面对学校所许诺的通过学习向上流动的前景缺乏信任，另一方面不愿认同凸显个人奋斗的学校主流文化。他们对学校与教师权威的抵制并不完全是“混打混闹”,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教育改变命运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洞穿与批判。可以说，威利斯等人的研究不但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了深描，还探讨了文化的社会生成机制与社会功能，因此，不但被视作文化研究领域的佳作，也在社会学领域开创了抵制理论的先河。
　　
　　尽管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关劳工阶层青年文化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逐渐消散热度，但这一理论视角却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城市化进程中激发了大量有关城市打工子弟的文化研究。不少学者同样是从打工子弟学校的亚文化入手，力图说明青少年的叛逆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下形成 的。此外，尽管这些打工子弟的荒诞行为与英国劳工阶层的青年十分相似，却因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携带的乡土文化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例如，根据周潇的分析，打工子弟大多没有在父母从事的体力劳动中寻找到意义，他们向往白领生活，却又感到力不可及，以致陷入一种缺乏目标，无所事事的精神状态，给人一种游手好闲的感觉。[8]熊春文的研究指出，这些打工子弟一方面格外看重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的价值，一方面以“行侠仗义”、 “哥 们儿义气”作为基本的行为评判准则，排斥各种不忠不义；另一方面在同辈群体中延续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以“大哥”为中心，根据个体与大哥的关系远近来决定其在群体中位置及其所享受的待遇。[9]
　　
　　国内外有关青年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带我们走进青年人鲜活的日常文化实践，呈现出日常行为所承载的价值意义，并探讨了意义赋予和价值判断做出的社会情境，特别是阶层背景。这都为价值观教育研究带来了重要启示。如果教育者能意识到日常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情境性，就不会简单地将个体行为与动机直接归因于他/她的道德品质，做出一些被脱离社会土壤的“行为-品质”的简单对应，如学生未按时交作业就是因为不勤奋、不诚信等。认清复杂性、放弃贴标签，这是教师与学生开 展对话，并引领学生走向文化自觉的前提。此外，当我们不再想当然地以成人的、主流的价值视角去判断青少年的行为时，紧接着就是要追问学校意欲教授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能够与青少年（特别是非优势阶层青少年）的 生活世界相 对接，以及如何更好对接的问题。
　　
　　三、价值观教育与大众文化
　　
　　要关注当今学生的日常文化实践，我们就不能忽视无所不在的流行音乐、影视剧目、通俗文学、商业广告和互联网世界。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有可能成为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解释路径。
　　
　　大众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是因为在传媒技术与营销手段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文化再无被少数精英所垄断的可能。前文谈到，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珍视普通平凡的文化，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精英主义的挑战。但区别于这种乐观情绪，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普通人的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异化。 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在《文化工业述要》中指出，被现代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具有批量化、同质化、市场化特点的流行音乐与影视作品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民间自发形成的朴素的文化形式，而是一种在工具理性宰制下被祛除艺术之“魅”的群氓文化（mass culture）。[10]“群 氓”这个概念是贬义的，指向受文化工业操纵，盲目接受、麻木欢娱的民众。大众文化离不开传媒，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凯尔纳（D. Kellner）等学者将目光转向媒体文化，因为有关传媒的研究更容易让人们看到文化得以生产、流布和消费的社会脉络。[11]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大众传媒往往依靠视觉刺激争抢眼球、开拓市场，这无疑会使文化产品更加趋于夸张与肤浅。总之，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与传媒中所谓的“大众”,皆为“媒体塑造出来的大众及其趣味，不是真正的广大群众。”[12]
　　
　　在铺天盖地、声色诱人的 大众文化面 前，价值观教育对青少年来讲恐怕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大众文化的概念一向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大众是谁？相对而言的精英又是谁？这无疑是阶级问题。影视剧、流行音乐和网络娱乐产品在市场上的便宜价格很容易使人将其与非优势阶层的消费能力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 代，一些批判理论者提出这样的担忧，大众文化使民众沉溺于视觉刺激与消 费快感中，工人阶级的政治理想很有可能“被财富、历险、热恋、权力和感动等白日梦般的虚假满足感所冲淡与打断”.[13]尽管世界各国的社会阶层格局较之上世 纪60年代已 发生很大变 化，尽 管 将“本真”文化与大众文化决然对立的做法在崇尚多元的今天显得过于简单，我们却依然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继承如下思想，即文化工业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思想价值上确实营养贫瘠，甚至包含低俗、荒谬的内容。大量消费这类文化产品的青少年很容易被不良风气熏染，更谈不上发展独立的价值思考与价值反思意识与能力。即便是褒扬流行文化的伯明翰学派的霍尔也指出，在社会现实中非优势阶层确实很难接触到高雅文化，但学校可以退而求其次， “对大众文化进行仔细甄别，杜绝品质低劣的群氓艺术充斥人们的视听”.[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