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论文
摘 要： 城市品格包含城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其中决定主体品格的质的规定性的要素是主体的道德，是其比较稳定的德性状况，也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城市伦理在城市品格形成中的作用，探讨城市品格的伦理基础以及处理城市关系的伦理原则，这不仅对于上海城市品格的坚持，而且对于多地城市精神的倡导和城市品格的塑造都具有意义。城市规划需要有品格的城市来承担，而城市品格的发展需要深厚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沉淀来支持，建构具有正义和伦理底蕴的城市生活才是城市开放品格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来源。
关键词： 城市化; 上海; 城市品格; 城市伦理;
Abstract： City characters include two factors: it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tate of virtue. The latter is the key factor for an agent's character.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we should study the role of city ethics in the formation of a city character, and to explore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city characters, and the ethical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es on different level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persistence of Shanghai's character, but also to the advocacy and shaping the characters of many cities in China. City planning needs to be undertaken by the cities with ethical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characters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profound spiritual strength and ethical precipit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ty life with justice and ethical deposits is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power source of a city's open character.
Keyword： urbanization; Shanghai; city characters; city ethics;
建国70年，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将近代屈辱的被动开放改变为辉煌的主动开放。开放、包容和创新成为上海城市品格。[1]城市品格与城市精神、城市价值取向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应该将它们作为城市精神、价值取向和品格来要求、倡导和推崇？笔者认为，研究城市品格的伦理根据，将有助于上海城市的再出发和再创辉煌。
一、城市化运动呼唤城市伦理研究
建国70年，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城市又进一步形成城市群，近年来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包括三大城市群两市九省四十余个城市，以超大城市为中心发展大都市圈，进而融合成区域城市群，形成与国际市场相通、占有相应比重的产业体系和市场辐射体系。[2]
这意味着：（一）大量城市出现，城市与城市又大量集聚，在我们眼前正发生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二）从全球城市化进程看，我们正在经历的也是这种由城镇化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过程，但不同的是，我们作为战略来提的城市化运动，例如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探索的是一条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这个新路子由新的发展理念来引导，是一种新的能动的城市化运动；（三）城市化运动带来了空间变化，形成了新的地域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有伦理维度。因此将城市伦理、空间伦理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从我国伦理学规范体系看，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包括三个着力点或者说领域：家庭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加了“个人品德教育”这个领域，反映了中央对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视。最近刚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进一步肯定了这四大着力点，并强调要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3]中国传统伦理，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理想和要求。到了近代，蔡元培借鉴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成果，增加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这两个领域[4]，形成了今天公民道德的雏形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天的发展看，这四个领域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领域，规范的主体是个人，要求做一个好公民、好建设者、好家庭成员、养成个人的好品行。由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道德主体正在发生变化。2014年罗国杰对他1982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了很大修改，其中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道德主体从个体拓展到群体。[5]西方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公司丑闻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道德的争论，将公司和制度也作为道德研究的对象和主体，拓展出了公司伦理学和制度伦理学。而以城市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从国外来看，也是最近一些年的发展，从国内来看，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从有关“道德滑坡”的争论看，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强调的是对于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生产力标准，而忽略了生产力标准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标准，是标准的标准，因此，不能取代对现阶段社会道德状况的道德研究和评价，不能取代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和品质的道德研究和评价，也不能取代对一个城市的道德状况、伦理关系的道德研究和评价。所以从伦理学研究看，不仅要重视对群体、制度、社会的伦理学研究，而且相对城市化运动来说，我们的城市伦理、空间伦理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研究城市品格，将有助于我们意识和重视目前的这种滞后和不足，促进作为一个新的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城市伦理学的发展；同时多学科合力，也可以多视角地深化我们对城市品格以及城市化发展的研究。
二、城市精神、城市价值取向、城市品格与城市伦理的关系
与城市品格有关的是，我们首先会联想到，最近一二十年，全国多地都积极开展了城市精神大讨论，提炼出了众多富有个性的城市精神，如：北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深圳“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不独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天津等一线或中心城市也提出了它们的城市精神，如天津“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重庆“重山重水、重情重义”，青岛“诚信、博大、和谐、卓越”，苏州“刚柔相济、包容开放、崇文重教、精细雅致”，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长沙“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大连“创造、创业、创世”，福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一些城市还进一步提出了城市价值取向，如上海提出了“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城市价值取向[6]。这种各地举城上下、全国此起彼伏、蔚为壮观的城市精神、城市价值取向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政府主导，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发展、城市化运动需要有文化支撑，有价值观引导，有能够激励、凝聚城市共同体的精神力量，有在这个共同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应该遵守的价值共识，有能够调节城市群体关系的城市伦理道德规范。这对于维护城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城市的和谐稳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城市品格的提出，相比城市精神和城市价值取向更进了一步。因为大体说来，精神还是比较广泛的，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是主体所选择并作为目标或期望来追求的价值；而品格则是精神、价值取向的人格化，是精神、价值取向通过主体的表现和行为积累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这样来看，城市品格可以认为是城市精神、城市价值取向通过长期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的表现和行为积累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群体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城市具有某种品格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如同一个人，在小孩时还谈不上品格，因为他还在学习、成长，到一定时期，变得成熟稳定了，形成了他长期的行为习惯，才形成了他特有的个性和品性特点。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是不自觉的也可以是自觉的，所以对于品格，我们常常用培养或塑造这样的动词，就是意味着这种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实践过程来能动和自觉地造就的。
这样来看，城市品格比城市伦理的概念要大，因为城市品格包含城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而不止是后者。所以，品格，辜鸿铭的英文解释是“character and morals”，即由个性或角色与道德这两个要素构成。但是，决定主体品格的质的规定性要素，是主体的道德，是他的比较稳定的德性状况。这个要点可以从《康熙字典》中有关品格的解释来了解。品，类也，即可以品评的类；格，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又正也”，所以格又有准则、规范的意思。[7]与英文解释相比较，中文注重的是道德要素，是“正”。所以，城市品格的提出和研究，意味着对城市道德、城市伦理的要求。我们应该研究城市伦理在城市品格形成中的作用，因为一个城市的精神或价值取向只有在成为这个城市的品格时，才能作为稳定的特征和状态而长期发生影响；同时也可以了解，对于城市品格，我们伦理学能够做什么，例如，应该提倡什么道德、什么传统，处理好哪些伦理关系，才能使所倡导的精神或价值取向成为品格，或者更好地保持和表现这种品格，从而希望对于城市品格能够提供伦理学方面的支持。
概言之，开放、包容、创新，可以作为上海城市之“是”即事实、现实来描述，可以作为上海城市的“精神”“价值”“价值取向”来倡导，也可以作为上海城市的“品格”来坚持。需要研究的是，使得人们赞成、肯定、支持、坚持它们的伦理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开放、包容、创新，这些可以仅仅作为“是”甚至历史上还是被动接受的“是”，究竟因为什么原因或根据，才使得它们作为或者应该作为城市精神、价值取向和品格来要求、倡导、坚持和推崇？不仅上海，而且从全国多地的城市精神来看，也大都将开放、包容、创新作为它们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城市品格来提炼、倡导和培育。因此，探讨它们的伦理根据或支撑，不仅对于上海城市品格的坚持，而且对于多地城市精神的倡导和城市品格的塑造，也都具有意义。
三、上海城市品格的过去和今天
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多地城市提出的城市精神，尤其是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品格的“开放、包容和创新”，最初是带着中国人的血泪的屈辱印记的。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更进一步迫使整个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力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起步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但是以对中国的血腥侵略、疯狂掠夺和残酷压制为前提和代价的，所以比马克思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诞生所说的更为恶劣，列强是带着血腥、肮脏和毒害来到的。熊月之在《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中分析指出，从政治、物产、军事来看，上海在传统城市中并不具有优势。上海具有的独特优势是地理位置：襟江带海，处于联系南北、交通内外的枢纽。“位置是基础，开放是前提，开埠通商是契机。”[8]他还指出，上海租界设立最早，历时近百年；面积最大，是中国其他23个租界总面积之和的1.5倍；其国中之国以及华洋杂居带来了城市治理上的“缝隙效应”“示范效应”“孤岛效应”和“局部有序全局无序”的特点。[8]笔者认为，这在给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共产党人极大刺激的同时，也使得他们有了可利用的“缝隙”和可拿来主义的“示范”，将被迫的开放、包容变成为主动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创新契机和战场。
洋务派的开放、包容和创新，表现在他们对“中体西用”的“用”即“器”的开放、包容和创新上，但即便这种有局限性的开放、包容和创新，也清楚地表明了有着支持它们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根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国家、民族，当效天而自强不息，仿地而厚德载物。“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办法”，“师夷长技”为的是“制夷”，实业“求富”为的是“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自强”为洋务派在封建体制内的创新获得了伦理正当性，是促使和支撑洋务派变被动为主动，包容并向西方技艺开放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根据。维新派将开放、包容和创新推进到对“中体”的改良上，主张“变法、维新、民权、强学”，尽管戊戌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作为他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主张的理论根据，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则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影响，为此后的革命党人和辛亥革命作了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共同纲领，将开放、包容和创新推进到对“中体”的革命上，提出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开放要求和整个社会革命的创新要求。尽管支持西用、改良和革命的理论及其伦理根据不同，但先进的中国人变被动为主动的开放、包容，从而创新，无论变法、改良和革命，目的和动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独立自强。
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完成了从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关起门来，全力以赴地致力于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来促生产，直至将这种革命推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前三十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不能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0]这一事实的理由。从1978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打开国门，如邓小平所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一百多年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被逼绝境的“自强”不同，这次是我们自己主动打开了一度被我们自己关闭的国门，改革了由我们自己建立的“中体”，解放思想，容许市场、民营所有制和多元文化的发展，释放和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热情，由此带来了财富如喷泉般涌出，使得中国在短短的40年间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次主动开放、包容和创新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百年来为之奋斗的“自强”理想和追求仍薪火相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燃烧绽放。
上海，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中国开放、包容、创新的前沿。中国民族工业最早在上海发轫，中西文化汇流序曲最早在上海奏响，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燎原，生死抗日的第一场主动反击战在这里打响。解放后作为中国重要工业基地和财政支柱，上海在上缴国家税利全国最重负担和缺房少住全国最困难条件下，仍奉献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座万吨水压机、第一枚航天火箭，用手工搓出了第一只戏码防水手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使断指再植，让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永久凤凰自行车、海鸥牌照相机和英雄钢笔，享誉世界，驰名中外。
1832年，传教士郭实猎乘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沿中国南海岸线一路北上，从上海十六浦万帆林立、商铺云集的盛况中，最早闻到了上海与广袤腹地联系的气息，发现上海拥有尚未被西方发现的极大的对外贸易优势，郭实猎们的发现成为《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的依据。但无论是借由大炮轰开国门的鸦片贩子，还是随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的外商洋行，或者执掌上海海关47年的罗伯特·赫德，他们推销洋货、建造工厂、“贩卖‘秩序’”的目的，与他们输入鸦片的目的一样，是为了他们永久和更方便的掠夺或敛财，而绝不是为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城市伦理研究中，有人认为上海这样的近代崛起的城市，一律位于沿海、沿江的开放式地区，没有城墙、没有护城河，体现出完全开放的态度和愿望。这种理解，忽略了在黄浦江上停泊着的保护这种“完全开放”的英法联军军舰，忽略了应该向谁“开放”、“开放”哪些、如何“开放”以及“开放”中的我国、城市、市民的权益、地位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撑不起“开放”这样的态度和愿望的。为开放而开放，与闭关自守一样，都不能成为支持的理由，只有这个国家或城市主体的利益才能成为开放的根本理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开放品格时应该回顾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四、城市品格的伦理关系原则
就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开放来说，无论是历史上的被动开放还是今天的主动开放，都有一个开放主体与开放对象的关系，都会涉及三层次的关系：宏观层次上的国与国、国与城市、城市与城市、城市政府与城市工商业组织、市民社会的关系，中观层次上的城市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微观层次上的市民与家庭、单位、社区、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会涉及这些关系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方面，因此也都有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问题。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只有在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践行并形成为可持续作用的品格。
当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入鸦片并用武力逼迫中国打开国门之时，就已经表明了它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如美国教授金黛如所说，“自身有一条长长的阴影”，掩盖了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专制、侵略、掠夺和残暴。从中国自己来看，从洋务运动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自强”是贯穿始终的目标和主线。这也就决定了：首先，我们为了“自强”的开放始终是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利益相连的，决定了我们开放的目的与西方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其次，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最终要落实到这个国家的人民身上，这也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强”“变法”“革命”的目的，不是继续维护旧的统治阶级或者少部分人的利益。“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城市”，是上海人民开埠以来浴血奋战、建国以来艰苦奉献、改革开放以来先行先试的根本目标和动力，也是我们处理这三层次关系的伦理根据。如果不是用国家、城市、个人的“自强”来对待中国与列强、中国与上海、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不可能支持开放、包容、创新实践。
回顾、总结和探讨上海城市品格的伦理基础，除了上述“自强”和“人民”这两条根本原则、根本伦理支撑外，我们还可以梳理和建议如下具体关系原则：
（一）在国与国、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反对为开放而开放、为政绩而开放，尤其是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开放。开放、包容和创新，都应该“以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11]。
（二）在国家与城市的关系上，坚持“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无论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在国家与城市的关系上，都不应该通行平等互利这样的市场关系原则，而应当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原则。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公民，应当在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城市公民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对上海来说，2017-2035年的新定位，意味着既要拥有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所需要的充分自由和权利，也要担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意味着上海应当在自身权限的范围内进一步开放、包容和创新；也意味着国家对上海的相关体制、政策和权限上的进一步开放和创新。
（三）在城市与城市的关系上，坚持“协同发展、共生共荣”的原则。改革开放后，主要由经济联系而非传统政治隶属关系而形成的新的城际关系，要求有适合这种新关系的城际关系原则，能够有力地促进彼此的开放、包容和创新。城市，既是市场经济中拥有自由与责任的独立经济主体，同时又是拥有权利与义务的城市公民，因此不能只有开放包容的责任和义务，而无开放包容的自由和权利。应当在国家利益大局下，协同发展、共生共荣，如黄奇帆所说，各优其优、各美其美。[12]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超大城市、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上海拥有相对更大的自由空间和经济话语权，应当按照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成正比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这特别表现在用协助、促进而非取消、代替其他城市成员的自主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能动地达到整个城市群的共生共荣。
（四）在城市政府与城市社会和市民的关系上，坚持“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原则[13]。让城市社会和市民对城市有更多的参与权、管理权。一个城市的开放、包容和创新，不止是，而且主要不是表现在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开放和包容上，表现在对这些开放和包容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上，而应该表现在对内、对市民多方面要求的开放和包容，还包括对国内其他城市的市民和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上海过去和今天仍然需要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人才资源。
“上海2035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复同意，这是从“1946年大都市规划”至今的上海第六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需要有品格的城市来承担，而城市品格的发展需要深厚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沉淀来支持。人民是城市“善”的目的，是国家、城市“自强”的目的，“建构一个具有正义和伦理底蕴的城市生活”，才是城市开放品格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来源[14]。关于这个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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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18/c_1123872025.htm,2018-01-18.
[11] 新华网：***阐明国家和平发展原则底线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3-01-30.
[12] 黄奇帆.谈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首要前提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N].21世纪经济报道，2019-01-19.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
[14]陈忠.城市生活的伦理自觉[J].社会科学辑刊，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