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论文
摘 要： 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是培育“生态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土壤。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精神应该是以个体形式表达的“天人合一”，这个个体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包含了群体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存在，因此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天人合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我们应该主动调整人的主体行为活动的边界，把人的主体精神置于共同体意识之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异化转化为合理的对象化，使人类主体与生命共同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才是人类主体精神真正的“自我确证”。
关键词： 绿色生活方式; 主体精神; 生活实践; 生命共同体;
Abstract： The greenization of lifestyle is the practical soil for cultivating "ecological man" and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e subject spirit of green lifestyle should be "the 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ressed in individual form,and this individual is not a single,isolated existence,but a container of the existence of collectivity,sociality and publicity,so it is a unific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subject spirit,a unification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and a unification of man and nature.Initiatives should be taken to adjust the boundary of human subject's behavior,place human's subject spirit in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and trans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rom alienation to reasonable objectification,thus forming a benig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ubject and life community,which is the real "self-confirmation" of human subject spirit.
Keyword： green lifestyle; subject spirit; life practice; life community;
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底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关于绿色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绿色生活方式不是简单地“消费绿色”，而是要求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有自觉意识，并能够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活方式，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是培育“生态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土壤。
一、从哲学的生活化转向看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向的必然性
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是马克思以来的近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它表明哲学开始关注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理念，这为绿色生活方式主体精神的构建提供了时代的哲学理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转向启示
“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实质是转向人或此在的‘现身情态’，是在人的现实活动和生存状态中理解人本身。”[1]生活是马克思考察“人”的起点，生活是人展开自我生命的样式，只有人能够生活，生活只属于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P525）马克思认为，生活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生命活动，生活是人的自由的、对象性的、实践的活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实质上是人与人的物质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历史中变化发展着的物质关系，而物质关系正是以人的生活实践活动为中心而形成的。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P520）《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这段话，表明了“生产-生活”是马克思研究历史的人、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的出发点。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生产的最基本目的是人的生存，最高目的是人的生活。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开辟了现代哲学生活化转向的先河。“现实的人”又是受到时代精神和物质条件制约下的“历史的人”，生活是时代性的具体展开。人的思想可以具有超越性、前瞻性，可以具有面向未来历史的穿透力，但是人的身体始终不可能脱离时代所赋予他的具体生活方式，所以“现实的人”“历史的人”必然是人的主观精神与客观需要统一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人。
生活方式能够成为人的研究对象，成为人可以用主体精神去改造和塑造的存在，这得益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主要指前工业社会），生存大于生活，生产方式淹没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服从于社会生产的需要。近代以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使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生活方式才得以从生产方式中分化出来，此时的生活才具备各种可能的方式供人们进行选择，从而使生活方式成为独立的实践领域，成为人的自由意志实践的对象。
现代社会使“人的生活”成为可能，但不代表人的生活就是全面的、完满的。生活方式生产着人自身的生命，包括人的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马克思从生活的本质揭示出劳动异化脱离生活的本质：使人非人化，失去人的类存在物特性，沦为动物性的存在。在“非人化”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以人的方式进行“人的生产”，生产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的后代，才是合乎人的本质的、属于人的生活方式。马克思以“改造世界”为哲学的宗旨，而哲学要改造的客观世界，不仅是外在于人的世界，还包括内在于人的、在时代精神下形成的“主体客体性”。而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的“主体客体性”的现实体现。哲学要真正面向人的世界，使人认识和改造自我，就必须面向人的生活，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
（二）生活方式绿色化是人的生活的辩证复归
人的生活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绿色本来就是存在于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底色，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基本面。在人的全面的生活方式中，无论是人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生产，都必然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维度，这才是生活方式真正的向人复归。
绿色生活方式是当代人生活方式变迁的总体趋势，是生活方式朝着人的本质回归的必由之路。它要求个人形成简约适度、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它不只是生活要素的改变，而且是深层次的从生活价值观、生活习惯到行为模式的一系列根本变化，即“方式”上的变化，反映的是时代的变迁，体现的是人的生活内在价值的丰富和完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所谓的“共生”，首先是生存，然后是生活。生存层面的“共生”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它是维持人类生活的基础。而要实现生存层面的共生，反过来又必须要有人的生活自觉来保障。因为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传统农业社会那样靠天吃饭，不是简单地顺应天时、节制欲望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物质产品丰富、人口膨胀、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复杂，尤其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被消费主导，要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就需要基于时代精神和生产方式的转化，即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不仅仅是指向个人的生活行为、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指向人类的整体性的交往活动，指向人的社会生活。因为现代人的消费需求更多的是满足了温饱等基本需要基础上产生的交往需要、符号需要、发展需要，不再受到生存资源制约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有选择才有生活。
然而，人的这种自由选择权与整个人类的生存又处于博弈之中，即人对生活资源选择和占有的自由，在共时态条件下是受到整体地球资源的制约的。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衡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个人在消费时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在当下往往是“不在场”的，我感受不到我的生活行为会对生态环境直接产生什么损耗和破坏，而个体生活又具有独立性、私密性，所以环境问题对我而言是一种“远距离”的约束，难以产生真正的制约作用。生活方式绿色化要改造的主体精神，虽然着眼于个体，但实际要改造的是人类的共性，唤醒面对自然生态时人的“类”意识。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差异性的，要塑造绿色生活的主体精神需要整体的文明模式演进，即生态文明建设。
二、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
文明是以生产力性质为基本标志的人类整体的生命展开样态。生活方式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样式，是文明的物质活动承载者。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P531）。生态危机是文明的危机，文明的危机实际上是人的危机，是以文明的形式联结起来的人的存在危机。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的矛盾显现
文明的转型呼唤生活方式的变革，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框架下提出来的一个具体任务，它的调节和改造对象指向的是公民的生活行为模式和精神价值构建，是生态文明建设伦理内涵最丰富的一个层面，因为它关注的是人本身。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增大的总体趋势，同时又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背景。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居民生活给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显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生产方式尚未根本扭转，现在又逐渐多了“一高”———“高消费”。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要打赢三大攻坚战，就必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是存在一定矛盾冲突的，而且随着人们小康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还会进一步升级。
刘湘溶教授认为，过去我国的环境保护存在“理念先进而实践滞后”的问题，使先进的理念通向现实的有效途径就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次思想向实践的飞跃，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旦形成，理念的精神力量必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3]。从实践层面上看，环境保护理念先进而实践滞后的问题，必然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活水平有直接关系，要实现从思想向实践的飞跃，总体的任务还是要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人们才具有更多的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没有选择性，所谓的绿色生活方式就是前现代的而非现代的。因此，生态文明与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引导人民的生活方式进行双重转型：既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全体人民逐步过上现代化生活，又要引导人民理性生活、适度消费，以免刚刚过上小康生活或富裕生活的人民出现“报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而在政策方面，国家一定要严格划定生态红线，使人们树立底线意识。
（二）引导生态幸福观的辩证复归
中国的生态文明不是基于理想模式构建的，而是直面改革发展现实问题的新型文明理念和一整套制度体系，它要求人们真正形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近年来，我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态理性精神构建生态文明的“四梁八柱”，从理念构建到制度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全局性与前瞻性。
生活方式是一个实践领域，要使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生活实践，这是绿色生活方式的核心任务。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绿色生活方式，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层次的辩证复归。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质量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命体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在于：一方面是作为有限的、单个的肉体生命，一生都在消费自然资源，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动；另一方面是作为无限的、“复数的”的精神生命，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总以同时代的生产力，即人对自然的基本实践为基础的。
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是整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的利益，而个人生活追求的是个体利益、个人价值的满足。相对于这种文明的整体自觉转型要求而言，个人的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非理性和习惯性的因素，往往缺乏自觉性，但生活方式是具体的、实践的，只有触动到生活方式的根本动因，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落地实践，一切生态文明制度体制建设、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才能具有现实的生命力。那么，生态文明与个人生活公约数是什么？绿色生活方式如何整合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答案是生态幸福观。正如***总书记所说，“蓝天也是幸福。”使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动力在于人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因此需要倡导生态文明的幸福观来促使我们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三、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精神问题分析
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的文明，人的主体精神问题是文明的深层次问题。人的主体精神始终摆脱不了与自然的纠缠，换言之，正是因为人的二重属性与自然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才有了主体精神不断自我确证与自我更新的需要[4]。
（一）中西方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精神差异
在西方生态伦理学中，对人的主体性认识曾经存在两种误区：“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掠夺主义，而“生物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以生物的存在来否定人的存在，二者都是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主客二分论。无论是过度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过分贬低人的存在意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都存在理论上的偏颇，但是它们触动了现实的改革。在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启蒙下，当代西方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视主体性的绿色生活方式，从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来说，它得益于生态伦理思想对西方传统各流派伦理思想的无缝渗入，使得当代西方的各种伦理思潮都能够自然地拓展生态伦理内涵。在各种思潮的碰撞和融合下，西方绿色生活方式能够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社会生活形成一脉相承的关系，并十分强调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体现一种“我环保，我个性；我环保，我幸福”的个人主义精神。
在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贯穿一切领域的核心思想，当我们在生活领域中考察“天人合一”时发现，这里包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和生活智慧，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看到这种影响的延续。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传统生活方式是绿色的，同时也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但是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主体性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非常有限，人还匍伏在“自然必然性”的脚下，除了统治阶级外，普通百姓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他们去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天人合一”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尚未摆脱生存危机的不得不为，故而强调顺应天时、天意，不具备可选择性，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然而，“天人合一”思想在主体精神问题上并非没有贡献，它虽然没有形成一种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思维，但是在有限的生产力条件下仍然体现了一种人类主体性精神和尊重生命的自然主义精神，能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博大的文化价值基础。
（二）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精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呈现跨越式发展，环境问题也呈“井喷式”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快速变迁，在物质消费领域和精神文化领域同样呈现出“叠加式”的发展，甚至是“断层式”的发展，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人与自然、上代人与下代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一定的失衡，这就导致我国国民生活方式中的主体精神陷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困境，需要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逐步调整与构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几对矛盾关系，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下主体精神得以立足的几对关系。
第一，个人主体性与共同体的关系。生活方式的伦理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规范伦理研究，因为生活方式是一个属于私人的、家庭的领域。主体性的显着特征就在于它的个性化、多元化，它有别于对待国家和社会的“公”的道义伦理，其底线是人的自我保存，进而以追求快乐、幸福为目标。但是，过度强调个体性又会带来公共生活和共同利益的消解。生态环境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看似很全面，能够掌握全球资讯、享受全球资源，然而在足不出户就可以满足日常消费所需的社会，人的实际生活状态都被困在一个个生活碎片里，失却生活方式的深刻性，也就失却了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失却了人的生命状态的全面性，这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主体性的虚妄。我们需要构建一种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有机互动的绿色生活方式，需要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重新审视人的存在方式的主体精神。
第二，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是近现代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一大特点，但是，生活方式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它也是一个实践的、感性的世界。理性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之一，人的主体性觉醒正是得益于工业文明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对人的解放，但是理性主义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其一，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使人成为自然的对立面，这是资本运行逻辑的必然。这一理性的缺陷已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保护自然往往表现为节约资源的精明利己主义，功利性的保护自然只不过是绿色生活方式主体精神的最为浅层的表现，并且要将这种动机养成习惯并不容易，因为一旦有更划算的选择，人们很有可能放弃这种为自我考虑的浅层次绿色生活方式。其二，生活作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它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基本需要，这其中就存在诸多非理性的因素。个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总是受到同时代的伦理规范的影响而呈现出时代性特征，但是，伦理规范只有通过风俗、习惯、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才能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发挥作用。
“日常生活是人的一种自在性、自主性的生活，是在非制度约束情境中的生活。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习惯性和情感性等基本特征。”[5]生活领域是以婚姻、血缘、情感为纽带的，在生活方式中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的是习惯、风俗和包含着丰富情感的一系列道德价值观等。生活中存在诸多非理性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而习俗、习惯是理性与非理性博弈的产物，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绿色生活方式要求人以一种生态理性与非绿色的生活习俗、习惯作斗争，呼唤人对自然的情感、对生命的体验，在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人的理想之间寻求平衡点，寻找生态文明境遇下的幸福。
第三，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结构尚未解体，尤其是传统的家族、家庭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普遍影响，个人在生活中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从传统生活方式到现代生活方式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在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一个“现代性个人主体精神确立和扬弃———绿色主体精神的重塑”的双重变奏的过程。现代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不言而喻，“工业化-现代性”是主体精神确立的基础，但其过分张扬的工具理性和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实际上已经使人沦为资本的工具，使人与自然母亲对立。
在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绕过现代性，又要以绿色化的主体精神改造之。而传统生活方式的能量不可忽视，传承是创新的基础，传统伦理、传统习俗对当前的生活方式变革，乃至对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都有很强的路径制约作用。传统生活方式除了“天人合一”的环境友好价值观值得传承之外，实际上还解决了一个“我从何处来”的主体精神的基本问题，因为如果抛弃传统，人无从知晓自己的精神来源何处，主体精神也就无从确立。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精神应该是以个体形式表达的“天人合一”，这个个体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包含了群体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存在，因此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天人合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四，自然世界与人为世界的关系。阿伦特认为，人的工作创造了一个人为世界，与人的主观性相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人为世界，而不是一个威严冷漠、不受触动的大自然，而这个人为的客观世界保卫我们不受自然的侵蚀[6,7]。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的生活就不再直接面向自然，生活在工业体系所创造的客观世界中，这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日益脱离自然的原因，对自然不再有一种恩赐的敬畏和对造物主的敬仰，为我们提供一切生活资料的“造物主”是工厂、机器、市场。这一人为世界成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中介。存在的矛盾是，正是在这个与自然相对立的人为世界中，我们拥有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相对空闲的时间，才能够比较从容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有了真正属于人的生活，这是生活方式的悖论。绿色生活方式的深层内涵需要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人为世界进行反思与批判，在人与自然的生命本质关联中去建立主体精神。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开启了一场从思想到行动、从理念到制度的生态文明启蒙运动，“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成为反思文明问题的核心精神。工业社会下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造成了人类对大自然领地的侵占与破坏。人对自然行为的边界是什么？我们需要树立底线意识，即树立生物安全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8]要引导公众树立和提升生物安全意识，为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精神设立“绝对命令”。“维护生物安全的核心理念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总体回家安全。”[9]大自然是养育生命的共同体，而不是纯粹客观的受动体，大自然虽然没有主观意志，但是一切人类的行为都会在自然界产生影响，自然界能以规律运动的方式与人的行为活动产生互动关系。我们应该主动调整人的主体行为活动的边界，把人的主体精神置于共同体意识之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异化转化为合理的对象化，使人类主体与生命共同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才是人类主体精神真正的“自我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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