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论文
摘 要： 在伦理学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人类文明的终极伦理问题：我们如何在一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在一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价值预设。然而，基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提供的方案遭遇现实世界的对抗与挑战，并产生了“我们能否在一起”“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等终极疑问，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回应这些伦理关切。回到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回到人类文明的简洁智慧、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等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期待。
关键词： 在一起; 人类命运共同体; 伦理关切;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shared human future responds to the ultimate ethical issu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ow can we live together? Therefore, in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hared human future, "living together" is the ethical presupposition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shared human future. However, the plan provided by individualistic cosmopolitanism confronts real world questions like "can we live together" and "will the world will be well". These are all ethical concerns. We need to go back to a first-person plural "we", to the simple wisdo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o human life itself to fulfill ethical expectations.
Keyword： living together;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future; community; ethical concerns;
当前，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学者敏锐地作出判断：“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1]。“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吸引力显着增强，中国日益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作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大国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3]。由此延伸的问题是：中国在引领世界未来发展将贡献何种方案和智慧呢？我们的答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承载着前面提出的使命，也蕴含着积极回应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我们如何在一起”[4]的担当，更承载着人类对未来社会诸多的伦理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伦理学的重大议题之一，学者考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诉求[5]，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蕴和道德追求[6]、伦理愿景[7]、伦理意义[8]，作出了相关伦理判断[9]，等等。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凝聚着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10]，很多学者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学术界在回答“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到底是什么”时，还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人应当如何生活”，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我们如何在一起”。学者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问题及终极关怀之时，主要回应“人应当如何生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终极价值而提出的[10]。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回应了“我们如何在一起”伦理问题。本文在“我们如何在一起”终极问题框架下，着重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预设与伦理关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旨在促进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智慧。
一、“在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预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回应“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理念，本身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预设，即“在一起”；而“在一起”又内含“我们只能在一起”“我们已经在一起”“我们必须在一起”三个规定。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伦理预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几个概念构成，它区别于“政治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在这一概念中，人类，既包括个体的人，也包括集体；命运，指的是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等遭遇；共同体，指的是人们彼此一起生活的“地球村”。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三个概念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赋予其全新的内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他向世界传递了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题为“携手建构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告，提出“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由此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最基础的内涵为：生活在全地球的人们是相互依赖、休戚相连、命运与共。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承载着人类社会对未来的伦理期待，也内涵着深刻的伦理预设。那么，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预设呢？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我们认为，人类“在一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预设。如果把“在一起”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预设的话，就概念的内在规定而言，应当包含着三个内在规定：“我们只能在一起”“我们已经在一起”“我们必须在一起”。
（二）“在一起”的三个规定
“我们只能在一起”是“在一起”伦理预设的第一个规定。“我们只能在一起”意味着“在一起”是客观的，是不能选择的，也无法选择的，它属于客观领域，也就意味着人们“在一起”是自在的。为什么“我们只能在一起”呢？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这种客观性决定“在一起”的不能选择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万国宫的演讲时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霍金先生提出关于‘平行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我们只能在一起”是一种自在。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的概念从自在走向自为，“在一起”伦理预设进展到主观领域。
“我们已经在一起”是“在一起”伦理预设的第二个规定。在主观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已经意识到人类已然是“在一起”，成为“在一起”概念的自为。这种意识来源一个重要的判断，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也就是全世界的人们已经处于这样相互依赖、休戚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当中。经济全球化，伴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拓展，将全世界的不同国家、民族、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共同体。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和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无数难民涌入西方国家，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
“我们必须在一起”是“在一起”伦理价值预设的第三个规定。“在一起”伦理预设的辩证运动必须从自为走向自在自为，实现客观领域和主观领域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在一起”。为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完成了从自身出发，在复归于自身当中，成为了一个自在自为的概念，并蕴含着促使这一概念现实化的力量。当我们必须在一起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我们如何在一起”，即通过何种方式使我们在一起。无论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还是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演讲，习近平总书记都明确提出了“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中国主张、方案和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我们能否在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关切
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人类未来社会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愿景。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一起”，这一人类文明的终极怀疑源于我们的世界陷入了诸多的困境，受到诸多挑战，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关切。
（一）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唯心主义的世界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主义。在唯心主义的世界主义看来，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世界的哲学，认为人类属于一个精神共同体，是西方文化回应“我们如何在一起”“我们能否在一起”方案之一，以个人权利作为人类“在一起”的基础或逻辑起点，意图建构“世界主义的人类共同体观念”。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将世界主义的哲学传统本性转变为取得权力的策略，将理性转变为罗马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了世界主义萌芽；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却肇始于康德。康德认为，人们已“进入一个普遍的共同体，并且它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以致发生在世界一个地区的权利侵犯行为在所有地方都可被感觉到”[11]。康德的世界主义构成为两个———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和世界主义法，这些观点在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当中有着充分的论述。康德讨论的世界主义法则，是为全人类确立一个道德共同体，所以，康德的世界主义是一种义务论的形式，它关注的是人类义务的道德本质。康德的这种普遍主义的义务论被当代世界主义者托马斯·博格和查尔斯·贝茨继承。博格认为世界主义包含四个基本的承诺：1.规范的个人主义；2.不偏不倚；3.完全包容性；4.普遍适用性。[12]在当代世界主义倡导的全球共同体中，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平等的，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显然，西方世界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主义源于19世纪马克思的世界主义思想。马克思的世界主义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批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近代，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产生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的概念”[13]。马克思的世界主义思想主要呈现为两条线索：“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普遍性质的分析；其二，关照到人类实践，表现在通过革命的国际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之中。”[14]由此可知，马克思的世界主义也指向了“我们如何在一起”伦理问题，在人类解放的高度阐释了“我们”“在一起”的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文化中的“共同体”意识，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主义思想，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我们能否在一起”伦理关切。
（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
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是世界主义这一理念进展中的异化，它的行动直接破坏了世界主义的人类共同体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发展到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2.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3.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15]。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即垄断资本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体现为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统治或控制。米歇尔·多伊尔认为“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的政治主权。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强力、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或文化的依赖来取得。帝国主义不过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和过程”[16]。在帝国主义框架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它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当前，帝国主义已经由旧的帝国主义向新的帝国主义过渡，呈现出新的特征，但是它的实质及本性不会改变，即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如一些西方殖民宗主国，不甘心放弃对亚非和拉美等殖民地的统治，他们试图继续在这些地区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实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借“人道主义”干“侵略”之事，以达到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继续有效的统治。如果他们的行为遭受抵抗甚至反抗，则兵戎相向，经济和军事制裁、封锁，结果是局部战争、武装入侵或武力威胁不断发生，导致一些国家长期处于战乱、贫困、饥饿状态，人们纷纷逃离家园，遭受苦难折磨、生命威胁等。很显然，世界主义的承诺在“侵略成性帝国主义”面前成为了“乌托邦”，遭受到严重的挑战，必须提出新的理念以应对这种挑战。
（三）民族主义
在反对帝国主义中，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劲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隔开”[17]。由此，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8]。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着作中分析民族主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基本态度“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时代，民族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重要步骤”[19]。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也可嵌入阐释民族主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界定、阐释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相对的。在个人权利问题上，民族主义主张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个人权利保障，并主张人权为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反对干涉民族国家内政。侵略性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阻碍马克思终身所奋斗的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共同体”形成，也使世界呈现出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第一，西方国家漠视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数据，2018年非关税措施的总交易成本约为3250亿美元。大量的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20]。贸易保护主义也带来诸多问题，如低增长、低利率、低贸易和低均衡等。“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年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21]第二，西方国家漠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贡献。西方国家重视和强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等消极权利，忽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发展权等积极权利。他们推崇符合自己政治模式和利益的人权概念、观念、理念、价值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权利概念、观念和理念予以排斥。如美国在人权理事会通过有关“发展权”的决议时投了反对票，拒绝承认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
（四）我们能否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万国宫演讲的时候谈道，“在达沃斯，各方在发言中普遍谈到，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不确定增加，对未来困惑感增多，全球性对抗、冷漠、侵略等笼罩，我们不禁要问：“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们能够在一起”。回应这些伦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演讲时指出：应对“世界怎么了”的关键点在于“我们怎么办”———他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三、“我们如何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它本身蕴含着现实性，抑或说转化为现实的内在动力。“在一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预设，也是一种价值期待；“我们如何在一起”，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则需要经历“三个回到”。
（一）回到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从“你”“我”向“我们”转变，从人称单数回到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你”“我”是西方文化下的“单个的原子”，“单个的原子”最大的问题把市民社会变成“私利的战场”，没有家园，也没有伦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时空维度对人类整体进行关怀，将“你”“我”变成“我们”，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回归中，世界的文明将会告别长期以来在对话中的态度和话语范式中的“他者”———冷漠、漠视甚至排斥，回归到文明对话中的“我们”第一人称复数。在回归到“我们”第一人称复数之时，这意味着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类的命运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回到“我们”第一人称复数之时，必须坚持以下基本遵循：平等和主权原则，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实现利益双赢、多赢和共赢。
（二）回到人类文明的简洁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回到人类文明的简洁智慧。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之后，它原本真实的智慧被过度地繁枝末节遮蔽、蒙蔽，以至于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徘徊、迷惘和失去自我。如果回到人类文明的大智慧，便会发现生活本来是简洁清澄的，所谓“大道至简”，只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沉静，才把这个世界想像得樊然淆乱[4]。我们如何回到人类文明的简洁智慧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万国宫演讲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展开来说，即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回到“大道至简”，中国政府也在积极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作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即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除了中国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行动之外，许多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也在积极行动，他们在诸多的决议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于其中，成为国家行动的基本遵循。如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三）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学者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只有中国甚至只能是中国才能提出，并且只有在中国文化当中才能孕育。我们也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强调“伦理”。什么是伦理？伦理好似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子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涟漪，每一颗水滴和整个涟漪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每颗水滴之间的关系，就叫作伦理[4]。按照这里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在“伦理”的“伦”当中，在一个“关系”中，形成“同舟共济、相互依赖、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与此同时，“伦理”与“精神”具有同一性。黑格尔认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2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整体性出发，它是有精神的，并且它也创造了精神。精神的最大的要义在于“知行合一”，具有转为行动的内在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化为了一种行动，成为一种力量，如世界各国意识到了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共同签署了可持续发展纲要。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成为一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适应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所有这一切都回归“人”本身，回归社会生活本身，并回应了“我们如何在一起”伦理问题。
结语
我们认为，“我们如何在一起”为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回应了“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一伦理问题。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于人类“在一起”的伦理预设而提出，内含着“我们只能在一起”“我们已经在一起”“我们必须在一起”三个基本规定。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的“我们如何在一起”深受侵略性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挑战，陷入了“我们能否在一起”的终极怀疑当中。如何才能实现“在一起”并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我们提出了三点主张，即三个伦理期待：回到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回到人类文明的简洁智慧及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
参考文献
[1]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3-10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3.
[3]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21世纪新文明[N].学习时报，2017-06-12.
[4]樊浩.我们，如何在一起？[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5-16.
[5]张殿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伦理审视[J].理论探索，2018,(4):54-58.
[6]田旭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J].伦理学研究，2017,(2):6-11.
[7]黄云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底蕴和伦理意蕴[J].社会科学家，2018,(5):9-17.
[8]王泽应.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14.
[9]黄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透视[J].理论月刊，2016,(11):49-55.
[10]马东景，李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12-117.
[11]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与帝国[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75.
[12]Thomas Pogge.Cosmopolitanism[A]. Philip Pettit,Thomas Pogge(eds).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M].oxford:Blackwell,2007. 312-33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9.
[14]杨昊.批判与革新：马克思世界主义思想初探[J].国际观察，2018,(2):66-81.
[15]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16]〔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
[17]〔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
[18]〔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6.
[19]吴孝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J].贵州民族研究，2016,(2):1-4.
[20]张景全.贸易保护主义新态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J].人民论坛，2019,(12):22-25.
[2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2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