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得益于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相互作用，作为神经科学研究前沿，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同样备受关注。神经伦理学主要探索人类大脑的生理结构、系统功能以及局部刺激对大脑整体的影响及其系统功能反馈等，于是一些传统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被人们所广泛提及，例如，隐私保密、安全性、知情同意与个体自主性问题等。然而，随着神经科学有关个体行为特征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怎样合理阐释科学发现与自我之间的联系，如何进行科学的知识传递或普及同样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 首先，科学层面上相关资料的科学解释及其相互融合存在巨大的挑战; 其次，成像资料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合理解读同样受到人类传统文化知识框架的束缚。因此，当前有关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传统生命伦理学基本的理论分析和论证框架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这种可能让传统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原则陷入泥潭的困境并非毫无价值，它同样有利于促进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化，有利于丰富其研究素材并拓展其研究维度，而且这种拓展性研究，对于传统生命伦理学研究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融合和传递是一种重要的尝试。

　　一 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

　　目前，有关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隐私保护

　　脑成像技术有关社会脑和伦理脑的开创性研究，以及脑成像资料临床大数据的建构，导致相关领域的隐私保护面临巨大挑战。目前，脑成像研究不仅包括个人心理、情感特征，还包括个人性格、种族偏见、爱恋和暴力等人格心理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很多方面。

　　例如，费尔普斯等人的研究揭示，白人杏仁核的激活与对黑人的无意识的消极评价有关，大脑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以及顶叶皮层在个人撒谎时会被激活。

　　随着脑成像对个体个性特征方面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个体主观心理特征与大脑神经机制之间概率性连接范式的搭建，可能导致个体隐私保护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上讲，揭示个体主观态度、思想甚至是信念，即使在主体没有给予授权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个体普通的大脑活动中( 这些大脑活动可能从主体参与的其他项目的脑部检查或扫描中获取)揭示其无意识的心理特征，包括偏见、爱恋和暴力倾向等等。特别是当脑成像数据库逐渐建立，在信息高度共享的情况下，这种对个体隐私的挑战被进一步加剧。

　　目前，脑成像资料不仅涉及与个体疾病相关的大脑神经活动地图集，包括老年痴呆症、亨廷顿舞蹈症在亚临床水平的潜在性生物标记以及一些疾病的易感性评估等，还包括与种族偏见、移情、决策、消费选择和道德推理等相关的大脑神经活动成像资料。

　　在当前缺乏相关伦理审查标准和科学监督管理的情况下，脑成像资料临床大数据库构建和使用的合理性是值得深思的。而且，假如个体思想隐私保护被轻易破坏，个体隐私被轻易揭露，可能导致我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和最底线的思想隐私也不再拥有。最让我们忧心忡忡的是，在健康保险、教育、就业甚至金融贷款领域，这些个体隐私信息的泄露可能导致个体被社会拒绝或歧视，从而对个体心理和身体造成伤害，例如自信心丧失、自主性缺乏等。

　　脑成像对个体隐私保护的挑战，把传统的一些仍然处于争议中的哲学问题重新凸显了出来，例如自我同一性、人格等问题。与传统外部空间和生理隐私相比，思想隐私或脑隐私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个人隐私，也是个人最重要的隐私，它们关乎个体理性、人格和尊严的形成，关系到人之为人的根本，思想隐私或脑隐私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人类价值之根本，是人类尊严得以存在的基本保证。因此，在神经科学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如何保护个体思想隐私或将成为我们的一项最紧迫的道德义务。

　　( 二) 安全性

　　脑成像技术具有明显的外科优势，它不仅能够提供相关疾病地图集，为疾病的预测、诊断和治疗提供明晰的科学方案，从而减少疾病带来的伤害; 而且在临床药物实践领域，它还能检测药物药理机制进展，为科学合理的疾病诊疗以及相关疾病早期管理新途径的获取带来希望。然而，脑成像技术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也还存在许多局限和不足，可能导致人类的新的权利和伦理问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在医学领域。作为常规的医疗诊治工具，脑成像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长短期危害。例如，核磁共振成像可能会因为较强的磁波影响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对其造成伤害、甚至死亡。脑成像还可能因为梯度的快速切换导致患者心律失常，或者因为镇静剂的使用，引发患者癫痫、导致患者呼吸停止甚至死亡风险，而这些可能的危害在儿科研究中经常可见。

　　其次，在非医学领域。基于其探索人类大脑相关区域活动方面的显著能力，脑成像技术正被作为个体心理状况评估、个人精神活动观测甚至个体行为控制的新手段。有人甚至建议把它作为反恐战争中的一支奇兵，用于预防恐怖主义袭击，从而消除其隐患，保护国家安全。例如，法尔汉等人认为，在恐怖主义盛行的当代，脑成像可以作为国家安全保护的十分重要和有效的新工具。类似这样的呼唤甚至已经成为现实，例如，fMRI( 功能磁共振成像) 已经被美国用于探测并识别个体“犯罪意识”的研究试验，这样的试验甚至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国防部门和国土安全等部门的支持。2008 年，按照国防情报部门的要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着手进行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研究，它在2009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明，脑成像技术能够有助于提供士兵的警觉性并改善其相关决策能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 1) 识别并充分利用个体决策特质差异; ( 2) 识别未达到最佳标准的决策并提供相应的应对措施。

　　然而，由于神经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以及脑成像技术本身发展的局限性———例如，疾病预测的标准还没有建立、预测的有效性尚没有确证，制约和规范目标行为的心理范式也还没有形成———可能会导致脑成像技术被应用于相关领域中的有效性和解释的科学性遭受质疑，包括脑成像资料的无根据解释甚至是过度解释等问题，从而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

　　例如，利用脑成像技术进行的个人心理预测，未来疾病的评估和提前治疗，潜在性智力开发和神经功能增强以及暴力倾向甚至是恐怖主义判断等。我们知道，任何对大脑神经系统方面的干预( 药物或物理干预等) 都可能导致无法预知的严重后果，因为我们对很多精神类药物的长效机制还不清楚，而这样的风险包括心脏病和精神障碍等疾病的爆发。

　　例如，作为一种比较温和的中枢神经兴奋药，利他林能够促使患者思维敏捷，解除疲劳并振奋精神，从而有助于患者增强短期记忆能力，但同时利他林却牺牲了部分构成高阶知识所必需的部分信息，破坏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合理平衡，最终扰乱并损害患者的记忆系统。因此我们认为，高度复杂的神经和认知系统，可能导致任何基于局部知识探索人类整体系统性能方面尝试的失败，这是导致脑成像技术社会应用安全隐患的关键。

　　( 三) 知情同意

　　脑成像技术涉及的个体知情同意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偶然发现。偶然发现是指医学研究中发现的与预期目的不同或没有关系的组织异常。在 fMRI 研究中，经常可以在预期研究目的之外发现神经活动和神经功能异常。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类似意外发现在幼儿和成年人群中是普遍现象，所占比例高达 2%—8%。由于偶然发现是无法事先预知的，传统知情同意可能无法涵盖不能预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知情同意可能被表面化; ( 2) 信息的解释。由于成像资料的复杂性，研究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信息获取的客观性，包括研究设计的变异性，数据的统计学误差以及成像分辨率问题等，它们可能导致研究者对任何一项脑部扫描资料的解读、理解和认识都可能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正确、充分地把握和理解成像资料的所有信息。

　　另外，影响脑成像资料客观性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个体大脑结构差异性以及成像过程中的各种分析统计数据误差等等。因此，建构于群体的概率性或统计性规律不一定适用于具有多样性的、差异性的独特个体，或者可能导致成像资料解释的误差，从而造成研究者信息告知标准的虚假性和患者知情同意的有限性; ( 3) 信息的传递。研究者关于成像信息是否应该完全告知和怎样告知患者是有争议的。朱迪( Judy) 等人认为，在缺乏相关指导标准的情况下，脑成像信息的告知和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多数研究者认为，让患者了解研究中的所有可能情况在道德上是值得诉求的，这些情况都与患者本身的健康相关，都应被患者知道并由其自主给以决定，这是对其自主权的尊重。

　　研究显示，97%的患者希望偶然发现被揭示并告知，无论它们潜在的临床意义是什么或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在没有足够精确的科学依据而患者潜在的风险或伤害还没有得到确证的前提下，把依据成像资料解读出的所有信息都告诉患者可能是草率的，甚至是有害的、不负责的。科技发展的有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很多时候成为某种个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客观限制和关键因素。当前，在脑成像研究没有规范化的情况下，知情同意也只能为患者提供最微弱的保护，脑成像研究的知情同意标准是不明确的，也是不充分的。

　　( 四) 自主性
　　
　　脑成像技术对个体自主性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疾病以及行为预测等方面。脑成像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以及研究者专业知识认知的有限性，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脑成像资料的不科学解释和过度解释，从而影响患者身体和心理健康，可能改变其生活的预期目标、生活规划和行为轨迹，甚至对其自主性的生活判断造成影响; 同时，一些个体敏感信息的揭露，例如个人疾病和遗传等方面的信息，可能导致患者心理自卑或被他人和社会消极对待，以致其在人生定位、价值取向等方面缺失独立的推理能力，甚至在个人信息被窃取或盗用时被作为他人实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第二，神经增强和行为操纵方面。神经增强包含认知、情感、记忆增强以及睡眠、食欲和性等营养功能增强，又可分为药物增强和非药物增强。基于 fMRI 在监控神经系统中相关药物药理机制和神经传递等方面的卓越功效，开发疗效更加显著而副作用相对较少的神经药物是可能的。

　　虽然类似的能够改善人们精神状态和增强个体能力的神经药物已经非常普遍，但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在这类神经药物的普遍使用过程中，人们似乎难以在健康与非健康之间划清界限，两者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一些增强性的神经药物正逐渐成为健康人群生活中的必需品，例如利他林、伟哥等神经中枢兴奋药，它们在让服用者达到短期治疗目的的同时，也可产生心律失常性等副作用，同时会让使用者对其产生依赖性，丧失自主性。

　　并且这种改变脑神经系统功能性的刺激性药物，一旦达到某种治疗效果，这种对个体物理系统的影响和改变可能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非药物增强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和神经功能开发等方面。例如，由迈克尔等神经科学家研发的科技专利“Fast For-Word”旨在预防、干预和克服学生的英语阅读障碍问题，目前已被美国一些教育机构作为帮助学生改善记忆和学习能力的重要工具。

　　尽管这种辅助学习的科技产品被证明确有助益，并已经得到许多国家教育研究机构的专业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科技产品正以非自然的方式不断改变并蚕食人们通过主观努力提升能力的自然路径。随着对其依赖性的增加，人们也正在丧失自主性，甚至在这种不劳而获中迷失自我。

　　行为操控是指，运用脑成像研究消费者或目标人群的行为倾向，找出影响个体行为的神经机制，从而试图从神经层面上找出影响或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或途径。目前，脑成像技术的社会应用已经扩散至市场营销领域，研究者试图利用其相关功效找到影响个体行为倾向的神经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企图预测并操控个人未来行为。脑成像技术甚至还被用于研究健康人群的政治决策倾向及其神经机制。

　　例如，神经管理课程或神经培训课题体系的开发等，包括利用脑成像技术对人们大脑活动的检测能力，研究并了解音乐如何影响个体记忆以及其他领域的学习、如何创造有利于大脑学习的外部环境从而增加大脑可塑性等。

　　尽管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和操控并非已成现实，而且多数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对之并不认同，然而，随着神经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少数极端分子好奇心强烈驱使和推动下的不断尝试，神经科学的这种可能趋势必将被进一步推进。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这样做，我们是否有权利操纵人类甚至扭曲人性? 如何才能更好规范人类的行为，更好地指导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不至于猖狂地扮演上帝，让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合乎人性。

　　二 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对策

　　迄今为止，有关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很不平衡，而且国内主要侧重于脑成像技术的医学研究，非医学领域的研究，例如伦理方面的研究则鲜有提及。脑成像技术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如何更好地规范其发展，实现技术与社会发展、伦理道德和谐共存、携手进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目前，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 1) 伦理问题研究的客观性不足。一些学者只是提出了脑成像技术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对这些伦理问题的现实可能性并没有给予科学证明，对技术的可靠性也没有进行科学论证和实证。同时，相关伦理问题的分析缺乏深入的哲学思考、系统论证和科学辩护。

　　( 2) 伦理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多数学者把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简单套用生命伦理学中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借此分析并希望解决脑成像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尽管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原则具备相对的普遍有效性，但面对特定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时，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利用普遍性的理论和原则一概而论，例如脑隐私保护的特殊性、神经增强和行为操纵等问题。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属于神经伦理学范畴，它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范式。

　　( 3) 伦理理论的发展缺乏开放性。生命伦理理论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社会实践环境的变化同样能够促进生命伦理理论的发展和进化。同样，面对当前神经科学发展的新的社会环境，传统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原则也应该吸纳并消化新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发展和演化。然而，一些研究者仅仅看到了这些新的环境和资源与传统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之间的对立或矛盾，没有看到这种不相容情景的重要价值，忽视了生命伦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忽视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性。

　　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坚持论证的客观性。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神经伦理学相关问题论证的客观性不能单独取决于伦理学的逻辑论证，也不能简单地依靠于神经科学的客观发现，必须把神经科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结合起来，把技术上的“能够”与伦理上的“应该”紧密联系起来。唯有如此，才是保证伦理论证的有的放矢，科学研究的合理规范，维持伦理论证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合理平衡，从而实现神经伦理学论证的客观性。

　　( 2) 把握理论的开放性。的确，神经科学对生命伦理学提出了很多挑战，让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规范陷入困境。直观上看，神经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不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但反过来也可以认为，生命伦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原则满足不了神经科学的发展和当前社会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神经伦理学的论证不能仅仅依靠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还要注意把握理论的开放性，同时也要注重传统理论和原则在新形势下的突破和发展任务。例如，脑成像技术的伦理问题不能简单地应用现有的生命伦理学原则的框架进行概述，我们应该进行多维度、全方位、跨科学甚至跨文化的交叉研究，同时注意从其他科学或文化中汲取价值精髓给予丰富和完善，从而实现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发展和演化。

　　( 3) 注重发展的合理性。所谓发展的合理性，是指脑成像技术的发展既要符合基本的生命伦理原则和规范，在新形势下能够促进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的发展和演化，还要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有助益于民众生命健康。例如，针对脑成像技术的科学功效及其被民众所陌生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在科学论证其客观性的基础上，加大相关学科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力度，构建多元化的交流与沟通平台，加强对话从而保证民众学习和理解的充分性，同时在技术的研发和临床实践应用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实现人文关怀与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