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他人在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研究(3)

　　5 讨论

　　5.1 陌生他人单纯在场对道德伪善的影响

　　实验 1的结果表明陌生他人单纯在场并不能有效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以往也有过研究试图探讨这个问题。Batson 等人（2002）让被试给自己和另一名陌生人分配任务（积极任务 VS 中性任务， 积极任务回答正确有奖励， 中性任务回答正确无奖励且枯燥， 被试可以直接给自己和搭档分配任务或选择抛硬币来决定自己和搭档的任务分配）， 并随机将被试分配到两种不同的情境中（一种是搭档不会知晓任务是由被试分配的， 完成任务后双方也没有机会见面； 另一种是搭档知道任务是由被试分配的， 且完成任务后双方还需要聚在一起分享关于完成实验任务的想法和感受）。结果表明， 两种情境下选择抛硬币决定任务分配的被试几乎都给自己分配了积极任务， 并报告这是抛硬币的结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远远超过 50%概率水平的结果不可能是抛硬币的结果。L?nnqvist 等人（2014）在独裁者游戏中让被试给自己和另一名陌生人分配 10 欧元， 并给被试一枚硬币（一面标着“5/5”, 即双方各分得 5 欧元， 另一面标着“8/2”, 即被试自己得 8 欧元， 对方得 2 欧元， 被试可以直接选择其中一种分配方案或通过抛硬币来决定分配方案）。研究者随机将被试分配到两种不同的情境中（其搭档不会知晓或会通过电脑联网知晓被试是否选择了抛硬币来分配 10欧元）。结果发现， 两种情境下选择抛硬币方式的被试人数没有显着差异， 而且结果也都是被试自己分得 8 欧元， 对方得 2 欧元。这个比例也远远超过了50%的概率水平。上述两个研究都说明， 单纯暴露在另一名陌生人面前， 个体并没有减少自己在任务或金钱分配中的伪善行为：表面上选择抛硬币这一公平的分配方式， 私下却自行篡改抛硬币的结果以给自己分配积极任务或更多的金钱，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的被试即使在当下直接暴露在单个陌生他人面前， 也没有抑制其伪善行为， 这更加说明了陌生他人单纯在场在抑制道德伪善上的无力。

　　印象管理理论认为， 个体倾向于以社会所期望的方式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 在那些能够影响到自己福祉的他人面前尤其如此（Giacalone, 1989）。结合社会影响理论来看， 陌生人对个体的影响力很弱， 并不能影响到个体的福祉， 因而个体在其面前印象管理的动机不强， 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陌生人及其道德评价（程立涛， 乔荣生， 2010）。所以， 被试会认为，与其为真善付出代价， 不如在兑现自己声称的道德水准时打折扣， 以伪善来直接获得利益。

　　5.2 在场陌生他人行为对道德伪善的影响

　　实验 2 的结果表明， 在场陌生他人的真善行为可以有效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 而其伪善行为不能抑制道德伪善。Aronson （2004）认为， 个体追求积极且稳定的自我概念， 都希望视自己为有能力的（competent）， 道德的（moral）， 且可预测自身行为的（able to predict his/her own behavior）。而情境中突显的道德标准让个体潜在的直接获益动机与道德标准出现冲突， 以致于威胁到“我是道德的”的自我概念（Jordan & Monin, 2008）。为了减少这种认知不协调和自我概念威胁， 个体一般会采取两种策略：当情境中存在既定的道德标准时， 个体会减少不道德行为或做出道德行为以符合道德标准； 当不道德行为成为既定事实时， 个体会事后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以便为先前的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进行道德推脱（Aronson, 2004; Kish-Gephart et al., 2014）。实验 2中在场陌生他人的真善行为无疑成了当时情境中的既定道德标准， 所以个体为了减少自我概念受到的威胁而选择抑制其自身的伪善行为， 让实际捐款的额度和自己先前宣称的额度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真善的陌生人也为个体树立了行为的榜样， 使之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参照， 并尽力模仿之（Bandura,1990）。而当在场陌生他人做出伪善行为时， 情境中的道德标准并没有凸显， 而且在场陌生人的伪善行为还可能为个体树立了消极的行为榜样， 于是个体既可以避免自身直接获益动机与道德标准之间的比较， 进而避免道德自我概念受到威胁， 又可以道德推脱， 因而不会抑制其伪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实验 2中只有使真被试听到假被试口头报告其预期的捐款数额并看到其实际的捐款数额， 才算实现“陌生他人做出真善或伪善行为”的设置， 而这样的设置如果没有主试的参与（比如真/假被试都面对电脑口头报告之前预期的捐款金额）会显得很不自然， 所以“真善/伪善他人”两种条件下的陌生他人都是有两个人。但同样是两个人， 真善他人条件下的被试实际捐款的比例和其事先报告的比例没有显着差异， 而伪善他人条件下的被试实际捐款的比例显着低于其事先报告的捐款比例。这说明是陌生他人具体做出的真善或伪善行为影响了被试的行为， 而不是陌生他人的数量决定了上述两种条件下的差异。

　　5.3 研究不足、未来方向及应用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两个实验的主试和假被试都是男生， 而招募的被试以女生居多，异性交往对于处在成年早期的大学生而言尤为重要（王晶晶， 贾晓明， 2004）， 可能会存在性别助长效应。但正是因为性别的缘故， 大学生通常会更在意自己在异性面前的印象管理， 所以实验中男生主试作为陌生他人在场相比女生主试更有可能抑制女生被试的道德伪善， 但实验 1 的结果表明“有/无陌生他人在场”两种条件下被试的道德伪善水平并无显着差异， 可知本实验的结果未受到实验主试性别及实验被试性别的影响； 在实验2中， “真善/伪善他人”两种条件下的主试为同一名男生， 假被试也为另一名男生， 这相当于在组间进行了平衡和控制，也不影响研究结果。尽管如此， 性别仍然可能调节陌生他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特别是在真实社会情境中， 性别的相互影响不可低估。而本研究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 并没有将性别因素剥离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第二，正如我们在引言中分析的， 个人的行为也会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 我们在两个实验过程中都对被试进行了社会比较测量， 这可能启动了被试的社会比较倾向， 进而可能影响被试的捐款行为。虽然我们意识到了这个变量， 也对其进行了测量， 遗憾的是实验过程中不慎丢失了这部分数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控制和分析社会比较的影响作用。第三， 由于本研究包括一个预实验和两个正式实验， 招募被试较为困难， 虽然总样本达到 166 人， 但正式实验中每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都只有 30 人， 相对偏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第四，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其对自身社会声望的认知进而影响其印象管理， 也可能直接影响其捐款的数额， 但本研究未对此予以控制。我们只以大学生为被试， 在其自身仅有 50 元和 20 元的情况下考察陌生他人及其行为对被试道德伪善的影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

　　虽然本研究存在上述不足， 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非常明显。首先， 如引言中所述， 道德伪善可以使人们直接获益并避免社会及自身的责罚，所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保护环境、遵守交通规则、团队合作等）都可能存在道德伪善。本研究通过捐款情境探讨了陌生他人在场及其真善/伪善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可引导未来研究对不同情境中的道德伪善展开探讨， 进一步揭示陌生他人及其行为在不同情境中的影响作用。其次， 本研究试图解释陌生他人单纯在场及其伪善行为不能抑制道德伪善， 而其真善行为能抑制道德伪善的原因， 这可引导未来研究进一步揭示陌生他人在场及其行为影响个体道德伪善的确切机制， 进而揭示道德动机的复杂机制。第三， 不同数量和不同社会距的他人（比如家人、朋友、同事、领导等）及其行为对个体的道德伪善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对陌生他人如何影响个体道德伪善的探索， 可以引导未来研究综合考察人际层面的各个因素， 不仅找到更核心的影响个体道德伪善的变量， 而且加深人们对道德伪善实质的认识（例如， 在重要他人面前由于印象管理而做出的善行， 是道德伪善还是亲社会行为？）。第四， 道德伪善既有印象管理的一面， 也有自我欺骗的一面， 两者都和个体的自我概念有关。而中国文化背景下道德泛化现象比较突出（王军魁， 2006）， 这可能一方面导致人们过度渴望满足他人对自己的道德期许而进行道德伪善， 另一方面导致道德自我的成分在整个自我概念中占据过大比重而促进道德伪善。未来研究可对此展开探讨，比如将道德伪善放入中国道德泛化型社会及中国文化自我中进行研究， 这样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特定文化下他人及其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伪善。

　　另外， 本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他人影响个体道德伪善的理解， 也为如何有效控制道德伪善以促进个体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参考。当道德标准凸显并被个体意识到时， 个体会抑制道德伪善。所以道德教育不应只是简单说教， 而应使公民清晰地认同道德标准并有践行的坚定信念。而提升公民对于道德标准的认同则应该依据具体的道德情境展开， 因为普遍而抽象的道德原则（如公正、关爱）容易被合理化。另外， 道德教育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优良榜样，以增多个体见贤思齐的行为。

　　6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单个陌生他人在场及其真善/伪善行为对捐款情境中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发现陌生他人单纯在场或做出伪善行为都不能抑制个体的道德伪善， 而在场陌生他人的真善行为可以有效抑制捐款情境中个体的道德伪善。该结论既不对立于“性本善”的道德人性假设， 也不等同于“性本恶”的道德人性论假设， 而是反映出作为社会人的复杂人性， 即道德伪善的动机会被特定的情境所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