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论文
海西（Mary Hesse）和罗蒂（Richard Rorty）是20世纪后半期较早自觉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哲学家，他们都明确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对理论语言和观察语言的区分，反对科学知识是对实在的准确表象。海西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狭隘的知识概念进行拓展以扩展知识的适用范围，而罗蒂则在保持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知识的严格定义的同时，肯定人类的其他话语体系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两种不同的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路径下，并且在哈克（Susan Hack）的主持下，海西和罗蒂围绕隐喻是否具有认知性这一论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海西和罗蒂都明确将自身的立场和传统的修饰隐喻观区分开来，他们都否认隐喻可以还原成相应的字面陈述。但是对于隐喻陈述的不可还原的或不可转译的内容是什么，它如何在知识更新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海西和罗蒂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这场论辩中，一方面海西和罗蒂从不同的角度对隐喻的非修饰性进行了论证，从而加深了我们对隐喻独特价值和运作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映射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局限性及某些可能的修正。
一 从共相到家族相似：海西对隐喻认知性的论证
海西是英国着名女性科学哲学家，她以女性哲学家的柔和和敏感的心灵特质，在西方科学哲学界较早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知识的演绎特征的说明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我们的理论解释和世界相比永远是一种近似符合的关系，科学理论并不是对世界真实结构的揭示。但海西又不愿像罗蒂那样彻底走向工具主义‘她承认独立于人类的客观世界的存在，甚至承认世界本身具有一个真实的结构，尽管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因此海西就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强实在论（strong realism）进行批判的同时，与罗蒂的工具主义自觉保持距离，从而走向了一种温和的科学实在论（moderate scientific realism）。在这种温和的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海西继承了布莱克关于隐喻的相互作用理论，她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隐喻是认知性的，在科学知识的进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海西是从思考我们的科学理论、科学解释与世界的关系出发的，这一关系是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表现。语言和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理想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描述的：语言和世界因为共同的逻辑形式而同构。海西认为，不管是16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还是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在他们对理想语言的追寻背后都潜藏着亚里士多德的共相世界观。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中的所有的对象都被分成固定的、有限数量的不同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每一种自然种类中的对象都由共同的本质（essence）来限定，自然种类相互之间通过种差（differentiae）相互区分。我们要想了解一个对象就是要认识到它的本质和它与其他自然种类的种差，比如，“人是两足无毛的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不关心自然种类内部之间的个体差异，因为这些个体差异都是偶然的，我们对之不会形成必然性的知识，也不会帮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个体，比如人的眼睛是黑色的还是棕色的、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黑色的，等等。这些个体差异的变化并不会对自然种类的本质和划分造成影响。
正是因为这种共相世界观的影响，所以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总是把隐喻看作对语言标准用法的一种偏离，人们相信语言的标准用法和世界本身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标准的、字面的用法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真理。当代隐喻研究的学者都有意识地对传统哲学的偏见进行了批判比如约翰逊把这种偏见称之为“字面真理范式”（lietral-truth paradigm），并对之进行批判。[1]海西则把传统哲学的这种偏见称之为“字面的神话” （myth of literal）或“字面语言的优先性” （primacy of literallanguage），并且认为这种偏见在说英语的语言哲学中尤其明显。字面语言何以取得对隐喻语言的优先。性的呢？海西认为这个过程和当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的经验主义者把科学经验和科学知识看作所有经验和知识的模型。因此对科学的认识论分析就成为对所有语言、所有知识表达式和所有背景下的信念的分析。所以海西试图取消字面语言的优先性，她认为隐喻和字面语言一样可以用来传递知识。
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共相世界观在20世纪后半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在普遍术语和自然种类的关系上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的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某一个普遍术语何以能够成为对这一自然种类的所有成员的命名，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比如“人”,某一个个体是否可以算作“人”这个自然种类的一员，就看他是否具备“理性动物”这一人的共同本质。在海西看来，这种命名是对某一自然种类所有成员丰富特性的简单化处理，很难说是准确的，并且某一自然种类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这一点也是可疑的。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可以归于“游戏”这个名称下的各种活动其实并不具有共同的特征，各种活动之间分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形成了一个链条，使得这些活动虽然不具有共同的特征，却能够因为家族相似的亲缘关系而被归于同一个名称之下。
在亚里士多德的共相和自然种类世界观中，术语被认为是准确适合于所描述的对象的，但是经过家族相似分析，普遍术语对对象的描述依赖于个体之间的各种相似性和差异，并不是一个准确吻合的关系。这种语言观的转变使得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因而也将导致知识论的转变。在严格的符合论中，一个语言表达是否具有真值要看其是否与实在相吻合，而隐喻性表达不具有确定的意义，所有隐喻性表达不具有真值，因而也就不能传递关于世界的信息。但是经过家族相似的分析之后，语言和世界不再存在严格的符合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将真理限制在严格的符合论和演绎推理中，那么不仅隐喻性表达不具有真值，任何语言表达都将不具有真值，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真理和扣识进行改造。
世界中的对象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当我们用普遍术语去描述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对象所具有的丰富属性，从中挑选出符合我们实用目的的某一特性。在此意义上，任何语言在对世界进行描述的时候，都只是一种片面的、近似的描述，都会使得对象所具有的信息内容出现减损。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知识却不是对世界的准确表象，而是一种忽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抽象。基于这种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海西提出了 “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all language is metaphorical）这一基本论断。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但这一论断并非广为人所接受。浪漫主义诗人最早唤醒我们去注意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比如，浪漫主义主要是从语言的起源来进行论断的，海西的论断不是基于语言起源的历史根据而言，而是基于语言的深层语义特征而言的。
海西这一论断所对应的反题是“有些语言是字面性的”,而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字面性的”.海西把这种承认“有些语言是字面性的”观点称之为字面主义语言观（literalist view of language），即“把语言看作一个理想的具有固定意义的静态系统，这个系统建立在固定的句法和语义规则基础上”[3].字面主义语言观将我们的语言分为字面和隐喻两部分，其中字面语言是固定的、单义的，是对对象的直接命名；而隐喻是一种借用和偏离，是将原本属于他物的名称用来指称此一事物，隐喻性语言是含混的、不确定的，是演绎推理和知识表述应该加以避免的，“因为随时间或语境改变‘意义的语词无法成为不管在任何逻辑体系中都可以确认和替换的形式要素。并且，这使得等价和蕴涵的逻辑关系无法运行”[4].这种语言观认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有一部分是对对象的直接和准确表象，另一部分则不然。
但是经过语词和事物关系的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分析，我们知道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准确把握事物本质的字面语言，所有的语言和对象都是一种近似的关系。所以，海西指出：“根据这种家族相似性分析，基于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基础上的意义的隐喻转换在语言中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偏离，并且隐喻的某些机制对于任何描述语言的意义来讲都是本质性的。这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这个论题目前所意味着的东西”[5].
戴维森认为隐喻性陈述不能传递任何关于对象的信息，是非认知性的。海西认为隐喻性陈述和字面陈述一样具有指称和真值，并且意在传达关于指称对象的信息。海西在探究隐喻的指称过程中，提出了隐喻在认知性方面的要求。
布莱克认为隐喻陈述有两个不同的对象，即首要对象（principal subject）和次要对象（subsidiarysubject），隐喻陈述的意义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6]海西把布莱克关于隐喻的一般说明应用到关于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模型的说明上来，海西强调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正是隐喻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与布莱克关于首要对象和次要对象的区分相对应，海西把这个区分称之为首要系统（primarysystem）和次要系统（secondary system），在科学解释中，首要系统就是被解释项领域，这个被解释项是通过观察语言或为人们所熟悉的理论语言描述的；次要系统就是解释项。比如，“声音是以波的运动形式传播的”,其中“声音”就是首要系统，而“波”就是次要系统。
模型和隐喻的指称是什么呢？乍一看是首要系统，海西也认为答案正是如此。但是相互作用理论对于我们将隐喻的指称和首要系统等同起来会造成一定的干扰。因为根据相互作用理论，在隐喻中，我们通过次要系统去研究首要系统，并且使首要系统发生改变。比如在“人是狼”的隐喻中，人似乎更凶残了。在“地狱就是冰湖”中地狱似乎更冷了；在声波模型中，声音似乎更富有振动性了。也就是说，在隐喻或模型中我们是以一种“变化”或“变形”的方式来看首要系统，如果我们认为隐喻或模型的指称对象就是首要系统，那么我们如何证明我们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所看到的对象就是事物本身（首要系统）呢？
海西首先反驳了两种反对隐喻或模型是对首要系统的指称和描述的论证：
第一种反对意见就是将诗学隐喻（poetic metaphor）和科学隐喻（scientific metaphor）混为一谈，不加区分，从诗学隐喻不受逻辑规则约束的特征出发，认为隐喻都是形式上相互冲突的表达，这些表达不符合逻辑规则，因而不能被看作对对象的真正描述，所以也就不能将隐喻的指称等同于首要系统。海西认为诗学隐喻和科学隐喻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应该加以区分。海西自己也承认在诗学语境下，谈论和分析“隐喻性真理”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她放弃了对诗学隐喻认知性的要求。但是她认为科学模型即便不是完全演绎性的，也是需要遵守一定的逻辑规则的，科学隐喻和诗学隐喻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恰恰使得科学隐喻可以满足理论对逻辑规则的要求。也就是说，科学隐喻的使用和诗学隐喻相比要更加服从逻辑规则的要求，所以海西指出，“因此它们的真理标准，尽管不是严格形式化的，至少要比诗学隐喻情况下更清楚”[7].所以海西进一步将文学作品对隐喻的使用和科学理论对模型的使用加以区分，她认为科学模型的目的在于发现一种“完美的隐喻”（perfect metaphor），它的指称就是被解释项领域，而诗学隐喻从逻辑融贯性和延展性上来看是不完美的（inlperfect）。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如果关于科学隐喻或模型的相互作用观和隐喻的指称就是首要系统’这种观点联合起来，就意味着关于首要系统的字面的观察描述具有意义恒常性这一论题是假的”[8].海西认为，“对于首要系统的字面的观察描述具有意义恒常性”这个论题本身就是假的，应该予以抛弃。根据我们前面关于语言和对象之间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说明，观察描述和对象并不是严格的演绎关系，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改变观察描述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所以海西认为科学模型一方面在世界中有真实的指称对象，这个指称对象就是首要系统；另一方面当我们用来自次要系统的理论模型对首要系统进行描述的时候，这个描述本身还要受到来自世界的反馈循环的检验，因此并不是任意的和主观的，而是有着客观的真假标准的，所以模型是有真值的。海西认为科学模型和字面描述一样具有真值和指称，因而是认知性的，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二 从原因到理由：罗蒂对隐喻非认知性的论证
逻辑实证主义将全部理论陈述分为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两类，其中所有的理论命题都可以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从世界获得真理性的支撑和证据。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知识论画面中，一方面它表达了人类对于知识作为观念系统的纯粹主观性的不满，除非这种观念得到了来自世界的印证，否则我们就无法确证其真理性；另一方面世界在理论陈述面前具有了最后的和终极性的判决地位，这使得我们可以参照世界来对理论陈述进行逐一检验。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证实主义知识理论关于世界在证成知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说明在20世纪后半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汉森的观察负载理论的说明使得人们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摆脱我们所拥有的本身是一种分类体系的语言去进行纯粹客观中立的经验描述，另一方面蒯因和戴维森关于知识的整体性的说明也表明我们的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世界和理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直接决定关系，我们的经验预言往往是多个知识陈述合取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有多种选择来应对世界的挑战。罗蒂对传统哲学的表象主义的镜式反映论的批评进一步加深和促进了逻辑实证主义知识理论的崩溃。
戴维森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世界图景将后康德哲学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所设定的多重关系简化为单义的因果关系，用一种整体论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知识和世界直接的关系。基于戴维森这种简化后的世界模型，罗蒂考察了两种常见的关于自我和世界之关系的主张：第一种是常识的观点，“世界可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语句为真”[9],比如当我们看到一只猫坐在垫子上，然后断定“一只猫坐在垫子上”这个句子为真。在常识看来，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对于我们的论断而言显然是充分的。第二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者这样的知识论者，主张“世界自动自发地将自己分裂为很多具有语句形式的碎块，叫作事实‘”.[w]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复合事实分解为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对象的基本存在状态，我们的语言由于与世界同构，所以原子事实就能直接为原子命题提供证据，我们可以根据原子命题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来为知识大厦奠定最初的坚实基础。罗蒂认为第一种作为未经反思的日常见解无足轻重，但是第二种观点则蕴含了要求世界作为知识的理由的结论。罗蒂认为，世界本身给我们提供的只是盲目的因果刺激，我们的语言在特定的时期会形成特定的关于事物的分类体系（这个分类体系并且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世界并不以“事实”的方式存在，直接成为知识的理由，当我们用语言对世界进行描述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对所描述的对象进行分类了，这个分类体系本身是我们所具有的复杂的信念之网的一部分，我们如何陈述、如何分类是由我们的信念之网来决定的。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经过了过滤和缓冲，世界本身是没有真假可分的，真假是句子的属性，所以世界本身从来不是以事实的方式存在的，因而并不能直接证明我们陈述的真假。因此，罗蒂区分了世界和我们信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我们知识体系中信念之间的证成关系，他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混淆了这两种关系。
罗蒂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和世界的描述是由视觉在我们的感官系统中的突出地位所造成的，视觉造成了一种我们与世界直接面对面的假象，从而忽略了我们观念的自主性和整体性。罗蒂认为如果我们尝试用听觉隐喻取代传统哲学的视觉隐喻来理解我们的语言、知识和世界，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发。譬如隐喻，传统的观点是典型的基于视觉隐喻来理解隐喻本身的，通常认为隐喻是一种把某种东西看作另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因此来达到不同的语言表达风格，其实并不具有严肃的价值。罗蒂认为隐喻并不只是一种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它更像一种“陌生的声响”（unfamiliar noises），来自心灵的信念和欲望之网外部的“召唤”.“陌生的声响”和“召唤”虽然无法得到直接的应答，但是它会对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之网构成挑战，在我们尝试理解这些“陌生的声响”和“召唤”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知识体系的更新，还会带来社会的进步。罗蒂借助于这种听觉隐喻对隐喻的非认知性作出了重要的论证：
第一，隐喻是逻辑空间之外的声音。逻辑空间是罗蒂从塞拉斯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逻辑空间是和世界中的因果律领域相对应的，是我们知识表达的框架和条件。如果说我们的心灵是信念和欲望之网的话，知识就是能够进入这一网络中的信念，知识的更新就意味着信念的改变。罗蒂认为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改变既有的信念，分别是：知觉、推理和隐喻。就知觉而言，“我”打开门看见一个朋友正在做某种惊人之事的知觉，就使得“我”改变对他的旧信念；就推理而言，通过各种证据，“我”认识到“我”所信任的朋友原来是一名杀人犯，所以“我”要改变对他的信念，并重新考虑我们的友谊。这两种信念的改变都是在原有的逻辑空间中进行的，如果说原来的逻辑空间就是一种对世界进行分类的方式的话，知觉和推理就相当于在逻辑空间所区分出来的各种小格子里填充经验的材料。如果对信念的改变只有这两种方式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逻辑空间是固定的，因此我们的知识的边界条件是固定的，我们就必须满足于既有的语言和知识框架。罗蒂认为，除了知觉和推理对信念的改变之外，隐喻是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改变信念的动力，也正是这个动力，才能打破逻辑空间的封闭性，因为“获得真理并非始终就是把材料置人预设的框架中”[11].隐喻是对既有的分类体系的错置和调整，如果原来的分类体系对事物的分类就如同一个个的小格子的话，那么隐喻就意味着这个新的观念无法被归之于传统分类体系的任何一个格子之中。比如当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这一观念就对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构成了挑战，在应对隐喻的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我们被迫改变原有的分类体系，以便将这一新的观念容纳进来。因而罗蒂认为，“隐喻乃是来自逻辑空间外面的声音（voice），而不是填充空间的某一部分的经验活动，也不是对这个空间结构的一种逻辑哲学的澄清。它是一个要求改变一个人的语言和生活的召唤，而不是一个有关如何把它们系统化的纲领”[12].
第二，隐喻是一种陌生的声响（unfamiliar noises）。如果说隐喻是逻辑空间之外的声音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有很多声音在逻辑空间之内。逻辑空间内外的声音的区分就是我们通常在字面（the literal）和隐喻（the metaphorical）之间所作的区分。罗蒂认为字面和隐喻的区分“不是两种意义的区分，也不是两种诠释的区别，而是对杂音和记号之熟悉用法和陌生用法（familiar and unfamiliar）的区分”?.
罗蒂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在他看来，隐喻的字面化过程是一种偶然的过程，就如同硬币磨去花纹变成普通的金属一样，能够实现这一过程的只能是通过使用。罗蒂将隐喻的字面化过程建立在盲无目的的使用基础之上，除了等待和频繁的使用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这背后隐藏的是罗蒂对隐喻和来自私人领域以及逻辑空间之外的声音的警惕。罗蒂是保守主义的，但并不是封闭的，所以他还要为隐喻进入逻辑空间留下通道，这个通道就是当隐喻从一种陌生的声响经过反复的使用逐渐为人所熟悉、所接受，这个隐喻就开始死去，就完成了从隐喻向字面的过渡。
为了更好地说明字面和隐喻的区分，罗蒂继续使用听觉隐喻的类比。他认为从字面到隐喻就好比是我们对声音的理解从完全陌生的声音到熟悉的声音的过渡一样，完全陌生的声音让我们注意到某件事情，但并不能传递明确的信息，而熟悉的声音则不一样，我们不仅听到这种声音，还从这种声音中接收到某些明确的信息。罗蒂对声音进行了一个频谱（spectrum）分析，目的在于表明对这一频谱的穿越恰如从隐喻到字面的过程。
罗蒂所列举的这个声音的频谱如下：（1）鸟叫；（2）诗歌片段；（3）死隐喻；（4）悖论。按照罗蒂的分析，鸟的叫声是一种自然的声音，是非语言的存在。但是在我们对这种声音的应对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鸟类；诗歌片段是活的隐喻，这些活的隐喻扩大了我们谈论的方式和范围，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但是在这种诗意的描写中，人们不能说“从叶芝这里获得了信息”[14],活的隐喻和鸟叫一样都只具有自然的意义；从（2）到（3），从活的隐喻到死的隐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跨越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界线，也就是说跨越了语言和非语言的界线，死隐喻巳经成为语言的一部分，可以用于传递信息和表达知识，因而也就具有了非自然的意义；（4）是一些看似无法成立但在某一种具体的话语中却可以得到证明的棒论，“没有最大的集合”在数学话语中可以得到证明，“意义并不决定指称”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中会得到证明。当声音经历从（1）到（4）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声音从自然的意义变成了非自然的意义，从因果性网络进入了信念的证成网络、从非语言进入语言，以及从词汇表之外进入词汇表等等。
在罗蒂所接受的戴维森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的世界图景中，我们所具有的知识就表现为一种彼此融贯一致的信念体系，知识仍然要受到世界的约束，但是世界对知识所构成的是一种因果性的限制，并不能直接证明我们信念的真假。罗蒂区分了知识的两种限制条件：一种是世界的因果性限制，一种是其他信念的证成性限制，也就是说信念和世界之间是一种因果的关系，而信念和信念之间是一种证成的关系。因为罗蒂将隐喻排除在语言范围外，所以隐喻和知识的关系就成了一种因果性的关系。罗蒂认为凡是主张隐喻表达可以传递关于对象的明确信息、因而具有认知性质的哲学家都犯了将因果性关系混同于证成性关系的错误。罗蒂用上面的听觉隐喻类比来说明’它指出隐喻之于知识就好比在森林中听到科学分类之外的一种鸟叫声和最终经过科学探究确定这个鸟的分类的关系一样，鸟叫是推动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原因，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各种证据以及相应的鸟类分类学的知识才是我们最终获得对这个鸟的分类知识的理由。
三 海西、罗蒂和逻辑实证主义
在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知性的论辩过程中，海西、罗蒂和逻辑实证主义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三角关系。海西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对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科学理论和经验观察之间的演泽性关系提出质疑；还基于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语言和观察语言的区分提出质疑；并较早地接受和传播了库恩的科学革命以及范式不可通约思想，认为科学知识的进步不是一个线性的累积过程。虽然罗蒂早年是一个标准的分析哲学家，但是后来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与自身的分析哲学传统相决裂，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镜式哲学和知识论进行了批判。罗蒂认为语言并不能取代心灵成为映现世界的一面新的镜子。
海西和罗蒂在各自将实证主义作为对手和批评的对象的同时，都指责对方实际上并没有和逻辑实证主义划清界限。罗蒂批评海西：“这种怀疑表明哈贝马斯和海西与他们的实证主义对手所共有的基础假定是何其之多海西则指出，对罗蒂而言，”意义‘被限定于字面用法中，并且是语义学的对象。
只有字面语句才能表达知识。隐喻是非认知性的言语行为，只能够因果性地理解成不表达任何东西的噪音[16];并且“我们在逻辑经验主义者尝试处理科学理论、尝试忽视历史和理论变革的动力过程中发现了类似的东西”[17].也就是说，海西批评罗蒂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未能摆脱“字面的神话”的束缚。
海西、罗蒂和逻辑实证主义这个有趣的三角现象的形成就在于，海西和罗蒂在隐喻认知性问题上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的两种不同修正方案。
海西选择修正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替代方案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揭示了科学知识进步的非线性累积的革命性特征，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的说明也打破了知识和世界之间的符合论的关系。海西认为在逻辑实证主义对理想语言的追求背后隐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共相世界观。她认为，语言和对象并不存在透明的一一应的关系，世界本身并不自动地区分为自然种类，我们用普遍性的术语去描述世界中的对象是以忽略对象的丰富特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知识都是对对象所具有的丰富信息的一种简化和抽象。我们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它在时间上是当下的，在空间上也不能涵盖所有可能的宇宙空间。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的知识可以直接描述世界的真实结构，而只能期待在知识与世界的近似符合中、在知识与世界的反馈循环中不断增强我们的知识对世界的语言和控制能力。既然没有同世界中的自然种类一一对应的字面语言存在，那么隐喻性的语言就因字面神话的消退而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罗蒂选择修正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替代方案是整体主义的融贯论。从实证主义到蒯因和戴维森，科学哲学家在处理知识和世界的关系时经历了从面对面到背靠背的转变，罗蒂也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所谓面对面，就是指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我们的知识最终都可以还原成观察陈述来直接接受世界的检验，我们面对世界对我们的知识逐一校验。但是蒯因和戴维森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以整体论的方式来接受世界的检验的，我们并不是与世界面对面，而是背靠背；当世界给我们一个因果刺激时，我们并不是直接与之面对，我们的信念整体在背对世界的同时决定选择以何种方式调整信念系统从而接受这种因果刺激，这就是所谓的融贯论。融贯论并不是要放弃世界，我们的知识毕竟是关于世界的，它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知识接受世界检验的方式，它消除了所有自以为能够成为知识证据的各种心外之物，它仅仅依靠自身的融贯一致来与世界互动。
在海西的修正方案中，刚性的、演绎性的、冷冰冰的知识被融化了，没有一种知识能够声称直达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基于反馈循环不断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描述，那么隐喻不过就是在这个不断改变的过程中的一次小小的改变而已，它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知识更新过程中。在罗蒂的修正方案中，从逻辑实证主义者睁大双眼直面世界转变到我们转身背靠世界，知识所凭借的是内心的强大，不是世界背弃了知识，而是知识背弃了世界，所以所有能够成为知识证据的都只能是“心内之物”,即我们信念体系中的其他信念。隐喻表达的是虚假的命题，它并不在我们的信念之内，因而是非认知性。在这两种替代方案中，一方想要修正的是知识的刚性和冷冰冰，另一方想要修正的是“世界”的独断。所以，在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方案中，隐喻的认知性质有着不同的答案。在这两种方案中，海西和罗蒂都没有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完全抛弃隐喻，都肯定了隐喻为科学所必需的特性。
最后，我们对哈克的仲裁进行简单评述。哈克是海西和罗蒂论辩的主持人，并且事后对两人的论辩进行了评论和仲裁，哈克的仲裁“尖锐而坦率”,并没有对论辩双方的任何一方表示绝对赞同。她对这场论辩的基本判断是：“罗蒂的论题（隐喻是科学所必需的，但没有认知意义）尽管足够大胆和富有吸引力，但是假的；海西的论题（隐喻是科学所必需的，和字面语言一样具有认知意义）尽管更接近真理，但几乎毫无吸引力，并且潜在地严重令人误解，因为隐喻这个概念太过宽泛”[18].哈克的裁决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夸张，事实上她对论辩双方都有很多赞许，并且存在意见一致的地方。哈克首先指出造成两个人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两人对隐喻的界定和使用是不一样的：罗蒂把现存的自然语言看作边缘性的、生长性的隐喻不断字面化而形成的，知识、道德和政治的进步都有赖于隐喻字面化的过程，所以罗蒂对隐喻的使用是非常狭隘的，专指新颖的、活的隐喻，死的隐喻、明喻和其他各种比喻性语言都被排除在外；海西从语言和世界的命名关系出发，指出我们的世界是以个体的形式而不是以自然种类的形式存在的，所以语言对世界的命名从来不是直接的和准确的，都是对事物所具有的丰富属性的抽象和简化，所以不存在上帝最初所给予亚当的那种字面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所以海西对隐喻的使用是宽泛的，不仅指隐喻，而且包括明喻和各种比喻性言谈在内。对于隐喻是否具有认知性，哈克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详细论述，她只是在海西和罗蒂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折衷：“认知意义存在程度差异，并且隐喻尽管具有认知意义，但只是相对低的程度的认知意义”[19].
注释
[1] M. Johns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 12.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9~40页。
[3][4] [5]M. Aibib and M. Hesse, The Construction qf Re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8, p. 152,p. 152.
[6]M.Black, Models and Metapho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pp. 44 -45.
[7][8]M. Hesse,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6, p. 169, p. 170.
[9][10][13][14]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4页；第14页；第14页；第293 页。
[11][12]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28页；第28页。
[15] [16] [17]R. Rorty and M. Hesse,“ Unfamiliar Noise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61,1987, pp. 291 292, p. 297,p. 298.
[18] [19] S. Haack,“Surprising Noises: Rorty and Hesse on Metaphor” ,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f 88,1987-1988, pp. 294-295, p.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