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难题及应对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经典专业范文10篇之第七篇：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难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难题需要坚持人民性这一价值性思维,人民性思维是在历史动态发展及现实需要中逐步形成的理念。国家提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人民利益至上、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等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将“人民性”蕴含于国家建设中,从现实问题出发,围绕人民这个核心词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难题并实现有效应对,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耦合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追求。

 

　　关键词：人民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Abstract：

 

　　The people's natur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tate governance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al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value of “the People's Nature” in face of the hardnes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nature is the concept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actual needs. The state's idea that all the people should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hould prevail, and that no one should be neglected on the road to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is idea.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s nature and the practical appeal of the people's centralism,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ounding the coupling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human modernization is the goal of Xi Jinping's new era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people's natur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主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价值归宿。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效推进,使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稳步坚定前行。人民性是国家治理进程中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价值追寻,也是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难题所坚持的基础思维,进而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耦合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追求。

 

　　一、人民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促进人的发展就是促进现实的每一个人的发展,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通过类主体、历史主体、阶级主体、个体主体的阐述逐渐形成并完善了其人民主体思想。“类主体”的概念悬设了人民主体的内涵意蕴,“历史主体”的图景展示廓清了人民主体的现实形态,“阶级主体”的主体存在形式确定了人民主体的实现维度,“个体主体”的价值取向明晰了人民主体的终极旨趣。

 

　　(一)人民性理念演进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

 

　　人民性理念可以从理论渊源与内涵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以物为目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全面发展。人民性理念是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为渊源,例如,社会主义公平观、正义论、共享发展理论等都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持。

 

　　人民是指在公正的法律下,为了人类共同福利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治社会或政治体的一群人。其中政治体的概念意味着由人民组成的整个单位,而人民的概念意味着有机地联合起来以组成政治体的成员。因此,人民不但是组成一个政治体的成员,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的灵魂和一个超世俗的命运。人民是政治体的实体本身,是政治体的有生命的和自由的实体。人民高于国家,人民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1](P23)。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人民民主”,在实行民主的国家中,通常会以“权力属于人民”为其治国理政所坚持的准则和前提,同样,在民主的政府中,也以代表民意为其合法性的基础。 我们仅凭这一点,就不难体会“人民”的“神圣”意味。如果把“人民”视为彰显“公意”的“道德人格”,那么,“人民”便理当握有不可分割和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2]。

 

　　我们对于人民相关理念的研究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性理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人民群众观。这一层面尝试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汲取合理内核,吸收其有益成分,批判地借鉴传统民本思想并进行创造性发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治民思想,与人民主体地位有着质的区别,而人民主体地位理念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从而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3]。“治国必先富民”这一民本思想不仅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重要而有益的部分,而且为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坚持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正确的利益观和发展观提供了借鉴。第二个层面: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以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为本。从理论上讲,这里的“人”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具体的概念,全体人民的发展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发展体现出来的,国家发展实践应着眼于每个人的发展,着眼于全体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毛泽东极为重视人民的作用,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重要遵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有诸多相关论述,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中关于人民的范畴做出分析,对人民主体性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不断满足和激发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促进人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其论述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的内涵、基本内容、依据及实践举措和价值意义。第三个层面: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我们党在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和理论基础的研究中,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概念出发,尝试寻找其逻辑关系并加以解读,丰富该理念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大多数是从群众观与发展观二者相统一的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将“以人民为中心”定义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这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它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具体深化的过程,这体现了“人民性”的现实范畴,而“人民性理念与规范”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从而在社会发展中兼顾和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个人价值以及人民群众价值,设定了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追求政治价值以保障人民权益的价值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性”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内核的坚守和发展,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二)***治国理政的人学意蕴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框架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性的理念具有战略地位,它是中国梦的逻辑起点,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指向,也是共享发展的价值追求。共享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归宿是服务人民。这些内容都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性理念是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理解和发展。而从共同富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来看,更应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享性与包容性。因此,坚持人民性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在认识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达到了新高度。首先,人民群众是价值主体。我们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标准或尺度,一切以尊重人民为前提。人民价值主体具有三个方面,即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价值享受主体,以及人民群众是价值活动的评价主体。***关于人民价值主体思想内涵是新时代对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和创新。其次,人民群众是动力主体。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能否增进人民团结并改善人民生活,以及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把人民期待变成现实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现实,需要我们党不断深化战略考量,转变发展理念[5](P36-37)。第三,人民群众是权力主体。人民主体理念是“哲学认识论意义的主体”:即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坚持人民立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尊重人民并依靠人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着优势,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因此,国家治理应体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国家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这是人民群众作为权力主体的充分体现。

 

　　二、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诉求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诉求已经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到“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到“以人为本”,从“人民立场”发展到“以人民为中心”。所以,“人民性”始终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主线。

 

　　(一)“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全过程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在发展演进中不断得以完善的。从治国理政的原则和内容来看,制度保障、治理效果、领导干部导向及人民获得感评价等都是践行“以人为中心”理念的具体表现。

 

　　1.推进制度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有力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是制度建构的基本理念,也是制度构建的规范性原则,更是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指向。我们只有坚定制度现代化的方向,形成共享发展制度,提高共同富裕程度,才能使人民享有更多的获得感。我们党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以及相关体制机制不断改进与完善,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从理论形态逐步走向实践样态,这一过程需要深化教育体系改革,构建创新驱动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进而形成新的制度体系。

 

　　2.政府治理体现人民利益、彰显人民价值。

 

　　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社会提供基本并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以及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不断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以此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6]。服务型政府体现了人民意志,彰显了人民民主价值,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从而优化治国理政的实现路径。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有效治理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和福祉。因此,为实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切实保障人民利益,我们应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与复合治理结构,使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3.领导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并以此导向开展工作。

 

　　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实践主体保障。领导干部应以“以人民为中心”为其工作理念和行动准则,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正确调整和处理深化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矛盾、始终保持党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工作实践中,领导干部要创造性践行该理念,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及方式方法,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进而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4.新时代国家治理以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成效作为评价标准。

 

　　“获得感”是准确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工具,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对“获得感”的强调是对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衡量,这不仅为评价全面深化改革成效提供了民意标准,更为衡量人民群众幸福感提供了方向和核心坐标。最大幸福的产生是人类的所有思想和行为唯一适合的目的[7](P261)。边沁由此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即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和美满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谐的。幸福感是用来衡量国家法律和制度好坏的根本价值标准和根本原则。马克思幸福观的最高价值诉求乃是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8](P2)。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人民的幸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源于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是历史“剧作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发展演进中不断发生转变并得以完善,从而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性、实践性、现实性、科学性及其蕴含全面发展的特性。我们在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应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以服务型政党的指引为组织保障、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制度保障,在政治层面上以推进民主等作为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主线

 

　　塔西佗理论应用在政府公信力问题中,是指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引申为: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执政党在政治建设中存在着一定的现实难题,即一些群众的不友好和不信任,其根源是党的执政方式脱离了人民群众。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所汇聚的力量,是实现中国伟大梦想的最坚强动力。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主线,需紧紧围绕“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要素展开,不断推进政治建设的完善与发展。

 

　　1.稳定与民心。

 

　　国家治理需要社会稳定,这就要解决人民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西庇阿陷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盛极必衰”的问题。“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决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我们党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9]。因此,我们应构建通达的利益诉求渠道,这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制度公正的重要标志。现实中,我们党和政府不断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但部分基层组织和政府仍存在着不接受群众利益表达的现象。解决这个难题,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就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政府由于拥有社会各阶层、群体与个人所共有的公共权力,必然要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责任。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一现实给改革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我们大力发展服务型政党与服务型政府,就是有利于公共服务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在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时,能够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发挥利益整合的功能,着力解决社会再分配的问题,实现发展过程中的诸项目标,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2.民主与民心。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对话,通过平等的协商达成共识,而要以广泛讨论为途径达成政策共识的民主,更重要的不是达成共识,而是自由表达和相互理解,保持表达渠道和形式的多样性。从民主得到进展的领域来看,一般可以从四个领域来看民主与民心。一是个人生活领域的民主化。个人的情感表达,一般是指那些情感上采取积极的、具有主动交流意愿的人更能显示出表达意见的能力,通过这些人的情感表达以促进正式的公共的民主形式。二是社会团体的民主化。社会团体的增加为人民群众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讨论与对话的空间,在团体中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自主能力。三是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程度发展,更注重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因此,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可以为个人参与表达意见提供开放的渠道,进而促进组织决策的民主化。四是全球化秩序中的民主化,在全球化秩序中“对话”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民主、对话机制取得重大发展为各种文化和传统之间的沟通提供基础和条件。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多边机制、搭建了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互联互通,逐步发展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8](P99)“一带一路”倡议给全球秩序的发展注入活力,增强了合作领域,拓宽了对话机制。

 

　　3.差别与民心。

 

　　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还需跨越“葛兰西陷阱”,即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的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10]。无产阶级以致力于解决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呈现出的差别作为为人民工作的重点。我们党以为人民获得更大利益为工作的努力方向,从而成为被人民所拥护的政党。因此,能否跳出“葛兰西陷阱”,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1917年11月18日,列宁制定了苏维埃人民委员高级职员薪酬的管理规定,通过了《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毫无例外地降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私人机构和企业中的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并制定详细细则[11](P101)。我们在这里讨论差别问题,其核心是公平,也就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完善的政策,采取相关措施等保持市场的灵活性,增加就业机会,使人民有更多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同时,建立积极的福利,摆脱福利依赖,进而不断消除行业差别、地域差别及贫富分化等,达到获得民心,实现政治归属。我们提出共享全面小康,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缓解地区与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12](P42)。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这一理念深刻阐述了差别政治与民心工程的重大意义,它指引全党全社会提高对民心政治的认识,从而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当今中国社会仍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他们最需要社会的帮助。因此,“公平机会的优先意味着我们必须给那些具有较少机遇的人以机会”[13](P290)。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国家和政府应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和状况,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此解决不平等问题,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也就是说,从底线公平切入,切实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对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力量与民心。

 

　　人在国家中是自由产物,国家是由人民建立的,由人民创造出国家制度,而非国家制度创造人民。在马克思看来,区别民主制与君主制的核心标准就是人民是国家或国家制度的主体力量,还是客体力量。这个判断是基于人类理性及其所决定的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形成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真理所在[14](P7)。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5](P287)。列宁强调:“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6](P347)。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科学论断总结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我们党以强大的民心资源赢得了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得民心这个最大的资源。新时代我国不断增强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树立大国形象的高度,提出了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时,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发展的贡献者。这种更高站位的国家思维,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及更多的发展机遇。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目标导向

 

　　新时代深入研究人民性意蕴有助于全面理解国家治理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国家治理应体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国家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一)从宏观角度看,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即一部国家制度建构史,民意优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遵循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政党-人民-国家”的高度复合,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也相应地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从政治决策到经济生产,再到社会交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建立了有效框架,同时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必须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中国元素”,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1.制度对于人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制度为了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维护规范的社会秩序,对人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从表象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发展的消极性。社会制度的发展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制约着人的发展程度,公正合理高效的社会制度,能更有效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对人的改造通常采用两种途径。一是构建、实施新的社会制度,即正式制度,表现为社会化强制化的行为约束。国家以这些正式规范化的约束体系对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行为起规制作用,并通过这种合乎规范要求的实践活动将外在的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行为准则及生活信念,强化人们对自己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接纳,提高其履行责任的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从而对非正式规范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二是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即非正式制度,表现为人们面对的心理层面约束。制度是对人具有限制性的,制度建设要避免使这种限制成为目的,避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剥夺,避免制度异化。这就要求制度建设要规范制度对人的行动的控制,制度对人的限制划定的边界要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成为一种积极的限制,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起点。另一方面,制度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保障。制度通过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制度对每个个体行动确定了行动准则、划定了边界,赋予有限自由和有条件的权利,这就降低了个体之间行动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使个体行动有可能免于各种社会风险和偶然因素的干扰,也就为其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免于侵犯的保障。二是制度提供了普遍的行动准则,实际上增加了社会或集体的公信度和个人的可信度,从而增加了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实现单个的个体行动所无法实现的行动目标成为可能。制度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有序、和谐稳定,而不同的制度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人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制度建设应该通过制度具体形式的改革,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强制度的公信力,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的行动纳入制度化的程序中,使制度成为个人发展可以倚重和信任的力量,使潜规则没有通行的空间。同时,激发人的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促进人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因此,社会制度激励和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它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限度制约着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程度,同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和推动制度改革和建设。

 

　　2.人对于制度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健全治理体系来源于人民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治理能调动人民主体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良好的社会治理能提高人们参与效能感,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和谐。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从国家治理实践可以发现,人的现代化水平会影响制度建设。制度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可持续,与“人”的现代化水平高低有着密切关系。例如,目前我们还存在分配制度不合理、教育制度不够科学、医疗卫生制度水平不能完全满足人民需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水平不高、居住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人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只有获得人的支持,制度的执行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样的制度才更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人民的需求促进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更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都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的准备,国家制度体系建构需要完善治理结构,不断健全治理体系。这一切都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突出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更全面地展示了我国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使国家追求、民族向往与人民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对困难群众,我们要关注关爱,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等,这些都深刻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体现了执政党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信念,体现了我们党心系民生、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从中观角度看,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共享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在治国理政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就以高质量的治理能力着称于世[17],这也是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史上唯一的五千年间不中断而且能够再度复兴的文明的原因之一。新时代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注重协调发展和资源均衡配置,注重提高政府效能以实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我们党在政治实践中注重思考、预判甚至是超前判断,主动为人民服务,实现“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的本意追求。

 

　　政府治理效能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即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一是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出发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要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而这种需要首先是满足基本需要,进而是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不同,处于同一社会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也会有所不同,满足他们需要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追求的内容和层次在不断提高,满足其需要和利益的内容和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二是尊重人的本性,促进每个人的发展。这需要我们在教育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形成创造条件[18](P74-75)。制度建设的责任就是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并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恩格斯在《在艾尔菲特的演说》中指出:“我们谈的是为所有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而且也应当记住,个人不得不牺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乐趣,仅仅是丑恶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乐”[19](P626)。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社会决定着人的意识和意志,决定着人的活动的动机和原因,决定着人的一切行为。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只有在公正平等的社会关系真正形成的社会,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仍面临诸多风险。“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和复杂程度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不可避免会产生出新问题,这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我称其为‘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20](P6)。所以,我们应深入分析、及时作出判断,既要固本强基又要外部防范,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从微观角度看,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人民立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准则

 

　　国家治理进程中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极其关键,纵观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及成长规律都能说明其重要性。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经历,需要从基层工作干起,每一步提拔都意味着政治领导能力要接受严格的考核。所以,我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首先表现为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在反腐败和发展民生等方面雷厉风行,这一定程度得益于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培养和历练,以年龄为限制、加之定期更替、差额选举等过程,我国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能够有效地治国理政。同时,人才选拔在于执政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及纠错能力,领导干部的学习能力可见于各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的相互学习借鉴和交流,这一定程度促进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领导干部是制度改革、制度实践的引导者、决策者和具体推动者。领导干部的现代化处于优先地位,能够带动群众现代化[18](P218)。列宁指出:“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否则,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21](P392)。首先,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发挥其制度建设主导作用的关键。将改革的理念灌输到群众头脑,就需掌握正确的方法和艺术,同时要清楚各阶层需求和心理状况,这要求领导干部具备较高的素质。领导干部往往掌握着重要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尤其是在各项机制不够完善、外部监督不足的情况下,领导干部的觉悟便显得至关重要。其次,提高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是发挥其改革主导作用的基础。知识本领恐慌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主要体现,所以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完善与否与执政本领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现代化知识的熟悉和运用是衡量其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新时代领导干部的知识更新成为更好地为民服务的重要保障。最后,提高领导干部的能力是发挥其主导作用的根本。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中是否具有综合能力决定着能否把握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和大局。干部要带动并团结群众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那么,提高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当前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领导干部需要提高处理突发事件、解决冲突问题的能力,还要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处置社会风险的能力。

 

　　四、结 语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指出,即使按照最先进的理念和原则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和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动用这些现代技术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22](P4)。所以,人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人民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只有人民主体的理性选择、心理内化并践行国家制度的执行过程,才能彰显制度的现实效力,实现治理顺畅,形式良好的社会秩序,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在更高站位上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通过努力奋斗可以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以期实现人类发展的更高程度和追求。同时,国家注重人文治理,注重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生活更加充实、更有保障,社会发展更可持续,使人民有更高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从而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辅相成,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制度环境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共同实现。将“人民性”蕴含于国家建设中,从现实问题出发,紧紧围绕“人民”这个核心词,深入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难题并有效应对,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无论是治国理政思想还是治国理政建设布局,人民性思维、人民立场都是贯彻于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以这一理念和立场作为国家和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突破点和着力点,从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同步耦合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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