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成就、局限与历史效应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的学术史影响主要源于他的国家理论:1969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一书,使一度被遗忘的国家问题重新回到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域中;随后,围绕他的国家理论爆发了着名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激励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全面深入地思考国家问题,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出发点.[1](P59-78)不过,稍加审视既有学术评论即可发现,人们是如此关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以至于习惯性地颠倒了学术史的历史发生学顺序,把"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当作理解、评价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前提.尽管这种颠倒具有重大的理论合理性,但存在明显的去语境化缺陷,使得人们难以对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成就、局限与历史效应等获得更贴近学术史现实的审视.在密里本德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还其以应有的公正.

　　一、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当代支持者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鲍伯·雅索普198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标示出了一个新起点.很清楚,雅索普是站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基础上,以及由"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所开启的当代国家理论新地平线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因此,他指出,密里本德的国家观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最充分的阐释,但如果深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就会发现,这种阐释存在诸多可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的冲突,所以,必须对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阐释以及马克思之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进行再评价.[2](P15-16)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思想史解释问题上,还是在现实分析问题上,雅索普都做出了实际上更有利于普兰查斯的裁决.他的这一观点很快被西方学术界主流所接受.

　　雅索普的裁决自然不能让密里本德的支持者信服.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为密里本德国家理论正名的努力.这些支持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本就团结在密里本德周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艾伦·伍德(加拿大)、艾瑞克·欧琳·赖特(美国)、列奥·潘尼奇(加拿大)等.他们年资较长,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主要通过坚持、重申自己的原有理论立场来表达对密里本德的支持.另一类是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尘埃落定之后才进入国家理论领域的青年一代学者.他们力图超越"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在新的理论框架中来阐释、激活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以实现为前者正名之目的.在这类支持者中,美国左派学者克拉德·巴罗和英国左派学者保罗·卫斯理最具代表性.

　　克拉德·巴罗是一个受到库恩范式理论很大影响的政治学家.在1993年出版的《批判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中,他基于方法论分型,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为五种:使用工具主义方法的"平实的马克思主义"、使用结构主义方法的"新马克思主义"、使用系统分析方法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使用有机实在论方法的"后马克思主义",此外是使用文本起源方法的、介乎"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批判目的决定方法选择.上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于不同的批判目的,选择了不同的方法,进而建构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在各自的范式中,它们的方法和结论都是合理的;不同范式之间的方法和结论其实没有可比性,因此,"没有哪种对国家的说明或解释,能够被常常用于阐明不同方法的竞争性观点的历史证据或经验证据绝对地'证明'"[3](P9).也就是说,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工具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根本不能也无须比较,因而"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也无所谓胜负.针对雅索普关于密里本德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史解读存在问题的批评,巴罗通过详细地回顾"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始末,得出结论:即便密里本德的思想史解读真的存在问题,也不能就此认为普兰查斯的解读是正确的,因为"依靠马克思的经典着作去裁决两种竞争性的国家理论非常困难,其困难不仅在于经典文本是'未完成的',而且在于争论经常使用的那些经典文本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4](P43-44).最终,巴罗回到并重申了第一类支持者的基本立场:"工具主义"是对密里本德国家观的一种曲解,他的国家理论既有工具主义的因素,也有结构主义的因素.[5](P105-106)保罗·卫斯理或许是当代英国最执着于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学理论,于1995年以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不过,直到2005年,他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一种分析方法》为题出版.在此期间,他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在方法和观点上受到科恩"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功能理论,经济决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基石.基于这种观念,他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而得出了一个旧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一种"'老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述"[6](Pix).他所说的"'老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在该书第三章"重述工具主义论题"中得到了完整的呈现.[6](P27-71)最终,他和巴罗一样,回到了第一类支持者的基本立场,强调"工具主义"是一种曲解,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中同样包含结构的因素.在卫斯理看来,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不仅符合马克思的立场,而且可以用来直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以解答"资本家是否能够运用国家服务于自己的普遍利益"[7](P109)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与当代西方国家理论的最新潮流--新多元主义--分享诸多理论共识.

　　密里本德的支持者虽然数量不多,学术影响力也相对有限,不过,他们的长期坚持最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定论.在这个问题上,雅索普的态度最具代表性.20多年后,当他重新回顾"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时,他肯定,争论的双方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实质性交锋,这种争论更多地像聋子之间的对话.

　　二、密里本德国家理论历史语境的重建

　　密里本德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及其在英国的未来是贯穿其一生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在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的大众思想》中,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证明,对于当时的法国普通民众来说,社会主义是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唯一真正解答.[9](P54)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他密切关注工党的政治走向,于1961年出版了《议会社会主义:工党政治研究》一书,阐明了自己对工党为什么会走向修正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见解.事实上,直到1965年,他才发表《马克思和国家》一文,第一次明确表现出了对国家问题的关注.他为什么会转向国家理论呢?说到底,这是因为他努力从国家体制层面上来解答工党为什么会背弃社会主义理想这个问题.

　　密里本德在本质上倾向于共产主义,少年时代曾在马克思墓前宣示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

　　"我……暗自发誓我将忠于工人事业.……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确切的标签没有什么意义.……从那一天起,我从没有放弃这个信念:这是正义的事业,我属于它."①不过,他后来却于机缘巧合中加入英国工党.共产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立场决定他在工党中一定是边缘化的,所以,在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前,他的政治参与并不积极.工党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基因的工人阶级政党.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工党内否定传统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修正主义思潮却不断壮大,并日益占据上风.这让很多社会主义者难以理解.密里本德撰写《议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目标的政党,工党始终是一个非常教条主义的政党,不是对社会主义,而是对议会制度.

　　其领导人对别的一切都很经验主义,也很懂得变通,不过对那种制度却非常投入,把它当作确定的参照系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因素"[10](P13).如此一来,尽管工党中也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与迷信议会制度的改良派相比,他们在数量上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上总是处于下风.因此,虽然工党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在实践层面上,它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工党为什么会对议会制"非常教条主义"呢?这就只能到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中去寻找答案了.也就是说,对密里本德而言,在《议会社会主义》之后,研究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就成为一种内在需要了.

　　研究国家问题,除了紧密关注国家现实外,还需要与同时代的学者、学术潮流保持必要的对话关系.对于密里本德而言,这种对话关系既包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对话,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部对话.

　　细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我们不难发现,密里本德的现实研究对象主要是英国,但他的理论对话、理论批判却主要针对一些美国学者.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有三点.首先,美国是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新现象、新变化都率先出现在美国.其次,二战前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迅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象、新变化,提出了许多影响广泛的新观点.最后,与美国学术界相比,英国学术界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热情一向不高,有当代价值的成果更是阙如.--这并不是说英国没有国家理论.密里本德的导师哈罗德·拉斯基1935年出版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就是一部当代经典,不过是一部属于二战前那个时代的经典.--也就是说,这种"错位"恰恰反映了密里本德对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敏锐洞察力.

　　密里本德指出,二战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直接阐述国家问题的论着并不多,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理论没有发展变化,事实上.依据美国经验,一些美国学者已经对占据主流地位的多元主义国家观进行了新阐发、新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通过定义排斥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特定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地位的观念"[11](P3),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念.多元主义国家观源于古典自由主义,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影响深远.二战前,多元主义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反对国家一元主义,扞卫个人权利,强调社团组织的自治、活动与多样性.[12](P17)二战后,一些美国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多元主义国家观进行新阐发、新论证.其中,密里本德最重视的有三位:罗伯特·达尔、约翰·加尔布雷斯和西摩·李普塞特.达尔是一位专注于民主理论的美国政治学家.1956年,他出版了《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基于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对美国政治体制进行论证,认为这一体制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是先进有效的.加尔布雷斯是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他宣布美国已经进入丰裕社会,从而使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经济学智慧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中,他则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掌权者.作为相对年轻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1963年出版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的核心思想是力图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迫都已经解决,马克思主义倡导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失去了现实性.在密里本德看来,上述学者的工作已经使原本破败不堪的多元主义国家观获得了新的活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必须行动起来,去说明"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国家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能够取代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唯有马克思主义".[11](P4,5)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密里本德当然希望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充分的对话交流.不过,立场决定视野.第一代新左派的代际特征最终决定他能够看到什么以及看不到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密里本德征引过文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同时代的新左派思想家,特别是美国左派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事实上,密里本德深受米尔斯权力精英学说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就是献给米尔斯的;第二类是与共产党具有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团结在保罗·斯威奇主编的《每月评论》周围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瑟奇·马勒(前法国共产党员,《新工人阶级》的作者);第三类是同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与他有同乡之谊的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他们的理论立场与密里本德的立场比较接近,都属于较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很显然,密里本德存在一个重大的视域缺失,即对我们现在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缺乏理解与认识.准确地说,他不是不想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明确表达过对葛兰西和普兰查斯的期待.[11](P6,7)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确实无法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更具当代性也更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新传统,因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新传统与他所属的传统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未来的第一次遭遇中,会产生那么强烈的相互排斥和冲突.

　　如果我们从当代英国思想发展的整体图景上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正处于一个新阶段即将来临的前夜:就在此后不久,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思潮开始全面进入英国,得到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热情欢迎,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均产生重大影响,以结构主义为显着特色的70年代由此开启.对于密里本德等第一代新左派来说,结构主义化的新阶段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他们原本生活于其间的、相对封闭的理论空间,被迫去面对一些陌生的新思潮、新观点,并与之展开"对话",基于误解的冲突和斗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三、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及其局限性

　　如果我们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不是密里本德无从预见的结构主义化新阶段,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那么就会看到:密里本德既有力回应了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又系统阐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工作本身堪称完美.具体说来,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尽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已经发生显着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当代有效性没有改变.密里本德认为,多元主义国家观在二战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其主要策略是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因此已经过时了.[11](P4-5)对此,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驳:一方面,尽管出现了不同于私人所有制的其他所有制形式,且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显着增强,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人和企业对经济的控制,发达国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11](P10-11);另一方面,尽管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现象总体消失、中产阶级更多地参与了经济管理和政治治理,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发达国家的基本阶级结构依然由所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构成,"它们的相互冲突极其强有力地决定着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趋势"[11](P16).也就是说,当代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变化尽管重大,但仍然属于量变而非质变,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当代有效性依旧存在.

　　第二,国家是一个由五种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的系统.二战后,英国工党等欧洲左派政党曾多次获得重大选举胜利,组成强势政府,但人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过渡并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基于对工党政治的研究,密里本德深切体会到,左派政治家往往像多元主义者一样,因为政府代表国家说话,就把政府等同于国家,以为通过议会选举获得政府权力就获得了国家权力,所以在组成左派政府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真正夺取国家权力.这表明,国家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导致学术混乱,还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在展开自己的国家理论之初,密里本德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尽管"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说话并被正式赋予国家权力",但是政府只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掌握政府"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有效获得了国家权力"[11](P50),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国家的是这些机构:政府、行政机关、军队和警察、司法机关、次中央政府和议会,这些机构的相互关系则形成了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就存在于这些机构中"[11](P54).

　　第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旧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是密里本德与多元主义国家观进行论辩的核心立场,他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首先,他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精英的构成与来源,证明权力精英的主体依旧由传统资产阶级构成[11](P66-67),而非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精英也将经历类似当年土地贵族经历过的"资产阶级化"[11](P71),这决定了"国家首先并不可避免地是在这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的卫士和扞卫者","它的'真正的'意图及使命是确保它的连续统治地位而不是妨碍它".[11](P265-266)其次,他分析了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过程以及国家雇员的公务行为,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强制力,迫使政治人物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偏见[11](P73),从而使由他们构成的政党、政府按照符合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即资产阶级意愿的方式运作,而国家雇员的观念及其行为也不是中立的,他们推行的和执行的政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归根到底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后,他分析了各种压力集团,指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能够通过对工业、商业和国家财政资源的控制而对国家施加压力,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总之,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更加多元化、民主化、文明化,但这绝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实质.

　　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维护了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既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依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那么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反而支持这种统治呢?密里本德通过引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指出,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实行阶级统治时,已经基本放弃了19世纪经常使用的阶级压迫,转而更多地依赖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即"政治社会化"过程.[11](P183)这种"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四种可见的政治代理人(政党、宗教、民族主义和实业界)的直接作用,并在大众媒体和教育这两种中介系统的帮助下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出版后,普兰查斯迅速在1969年底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评论.

　　他充分肯定密里本德恢复了第二国际以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长期忽略的国家和政治权力理论,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打击了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国家的许多虚假认识,其理论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但是,他随即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对密里本德的方法论进行了尖锐批评.正如我们之前已经阐明的那样,普兰查斯的这种批评因为超越了密里本德的"历史",因而也就超越了密里本德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界限.当然,我们绝不是说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就是完美无瑕、不能批评的.事实上,即便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视域中,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反对多元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密里本德过于片面地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至于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经济还原论倾向.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遭遇最频繁,因而思考最深入、体会最真切的一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的看来,基于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理解的反思与批判,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理解比较辩证.这突出地体现在汤普森所提出的"隐喻"说上.[15](P96-100,123-124)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理解而言,密里本德也是辩证的.不过,由于多元主义国家观是他的主要批判对象,因此,在论辩与阐发的过程中,为了强化自己的立场和批判力度,他总是不自觉地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少正面阐明上层建筑的辩证作用,在客观上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决定论倾向.

　　其次,密里本德简单化地坚持从阶级斗争视角出发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许多现象的分析判断往往失之偏颇.就像密里本德后来说的那样,阶级斗争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的基础.[16](P22)经过多布、霍布斯鲍姆、汤普森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努力,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在二战后的英国得到复活和光大,对当代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7](P232-241)不过,无论是较之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重点关注的17、18世纪,还是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以及阶级斗争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密里本德对这个新问题的估计显然不足,只是简单化地照搬照套《共产党宣言》的做法,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唯一视角出发来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象、新变化,许多结论因而显得立场坚定有余、理论说服力不足.

　　最后,密里本德的现实政治关怀过于强烈,这对其学术视野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怀着改变世界的目标开展学术研究的.密里本德也是如此.他研究国家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重新激活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把英国引向社会主义未来.所以,他的研究现实感强,很"接地气".但另一方面,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往往会影响到科学认识成果的取得,因为科学地认识世界与革命地改变世界是统一的,脱离前者,后者将失去基础.就密里本德而言,对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的过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其学术视野的拓展,使得他对国家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一些学术判断显得失之简单化.

　　四、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历史效应密里本德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与亲和性

　　文如其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理论表达也相当"平实"甚至"老套".所以,他压根儿没有料到自己的着作会遭遇普兰查斯那么激进的批评,而且还在第二代新左派中引来一片叫好声!

　　他于是忿然回应."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就此发端."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轰轰烈烈地持续了十年,但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的思想都依然固我,几乎未加改变.在此过程中,真正得到改变的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思想界.

　　首先,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开始积极引进欧陆的国家理论资源,理论视野日益开阔.在佩里·安德森的推动下,《新左派评论》杂志从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就开始有意识地引进欧陆理论资源.普兰查斯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英国、进入第二代新左派圈子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发生之后,引入欧陆理论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迅即凸现出来.具有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开始将眼光投向欧陆,寻找、引进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理论资源.葛兰西的政治思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福柯的权力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以及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奥菲的福利国家批判理论等,在70年代初期以后陆续被引入英国,极大地开阔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视野.总的看来,以阿尔都塞和福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贯穿了整个70年代,而葛兰西则在70年代末期以后为国家问题的基本解决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支持.

　　其次,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理论深度不断加强."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发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理论资源.1973年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完整英译本出版后,英国掀起了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热潮,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由此得到显着提升.第二代新左派基本认识到,生产方式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不能脱离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论坛"小组成员的观点则要更激进些.他们利用《阶级与资本》杂志开展关于国家的实证研究和理论争鸣,不仅提出只有立足于资本批判,真正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才是可能的,而且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观点可以直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再次,佩里·安德森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率先实现突破,让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充分意识到国家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佩里·安德森与密里本德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往.不过,作为引进欧陆思想资源的积极倡导者,安德森对密里本德的理论局限性的认识显然要比其他第二代新左派要早.1974年,他同时推出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本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于西欧前资本主义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起源、类型差异的形成等问题的看法.

　　他在书中虽然没有一处提到密里本德,但却包含着对密里本德理论局限性的全面回应:他不反对从英国出发观察欧洲乃至世界,但认为只有在全球起码是欧洲的背景上英国才能得到更完整的呈现;他也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但强调生产方式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它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受到具体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国家政治传统的制约;他不反对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出发审视历史,但强调从国家本身出发来审视历史和国家同样是必要的,因为阶级斗争最终要在社会的政治层面即国家层面上得到解决.在安德森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国家现象的复杂性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最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开始对他们身处其中的当代英国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为未来的国家理论创新积聚了力量.这一工作主要是在斯图亚特·霍尔的领导下完成的.早在70年代中期,霍尔就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了一个国家研究项目,以期综合各种理论资源,具体地描述现代英国的起源.在1979年转任开放大学后,他开设了编号为 D209 的"国家与社会"课程,组建了一支跨学科的教学团队,对现代西方国家的理论与现实进行深入研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充分的理论准备,霍尔后来才能够对作为新的国家形态的撒切尔主义进行开创性的批判分析.

　　总之,先有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后有"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再有国家理论在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新发展;回避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国家理论篇章将无法得到清晰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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