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
三、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资本对生态的时空压缩
资本权力支配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仅需要消耗一定的劳动作为前提条件，而且也需要消耗一定的自然力作为前提条件。马克思说：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15]
这种自然力，就是创造财富所需要消耗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是，资本权力支配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两种具有相异性的逻辑法则，二者在相互作用的运行过程中不可能总是保持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的同一性。资本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但是作为创造物客体的资本本身又具有反客为主的主体性，这使得资本权力必然支配生态循环的运动： “按照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由此形成了资本的空间集聚与实践周期。资本作为社会关系权力将这种周期性时空布局强加给自然界”[16],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在时空的双重维度上发生了压缩，进而引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痕与新陈代谢的断裂。
首先，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时间压缩，表现在资本权力是社会生产的时间加速机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权力要求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榨取剩余价值并转化为资本，再用最快最短的时间转化为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无一不体现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说： “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17]然而生态系统的循环运动有着其内在的自然时间周期，既不能过度延长也不能过度缩短，当资本权力的经济时间加速机制去支配生态循环的自然时间时，必然破坏生态系统本身的时间断裂，从而导致时间维度上的生态危机。
其次，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空间压缩，表现在资本权力是社会生产的空间聚集机制。由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权力“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任何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8].这表明，资本权力对空间分布有着极强的向心力。然而生态系统的循环运动有着其内在的自然空间分布，既不能过度分散也不能过度集中，当资本权力的经济空间聚集机制去支配生态循环的自然空间时，必然造成生态系统本身的空间断裂，从而导致空间维度上的生态危机。
再者，资本权力的循环运动没有时空界限，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支配力量会强有力地突破一切时空界限。而生态系统的循环运动对于维持人类创造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说，却有着一定的时空界限，一旦突破这个界限，就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生态危机。
总之，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时空压缩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而“时空压缩始终需要抽取出我们的能力去抓住在我们周围展现出来的各种现实”[19],这就是生态危机的背后说到底是经济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反映，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与矛盾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冲突与矛盾。那么，如果说生态危机的本质所在就是生态与资本的对立，是不是要因此否定资本的存在呢？ 当然不是！ 资本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其出场与在场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其退场也应当遵循其历史必然性。我们“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20],“在充分认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同时”[21],还要认识到二者更是统一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要“利用资本作为手段来发展资本、治理资本进而消灭资本”,因为利用资本、发展资本与治理资本、消灭资本是同一条道路、同一个过程。在这里，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只是我们的手段，而治理资本、消灭资本则是我们的目的，关键是如何做到利用资本、发展资本、治理资本进而最终达到消灭资本。
四、深层治理路径： 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
如果说前资本化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自然界本身运行规律所致，那不是社会问题，它可以通过自然界本身的自行修复就能克服。而在资本化社会里，生态危机是自然规律与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必须通过人类社会的主动修复才能克服。这就需要将人类社会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界的生态逻辑相互贯通，遵循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的深层路径，使“自然界的真正复活”[22]从而达到深层治理生态危机。深层治理生态危机的哲学内涵就在于： 既要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力量---资本逻辑去破解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冲突与矛盾，又要利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力量---生态逻辑去破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冲突与矛盾，实现二者的反馈环运动---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
所谓生态资本化，就是给生态系统循环过程中的自然力赋予资本的经济含量。在生态系统循环的自然力未资本化前，由于这种自然力天然就来自于大自然本身，马克思说： “用于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23]
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力不需要花费资本权力的任何成本、任何代价、任何付出，才造成了资本权力在理性地利用自然力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其非理性的疯狂表现： 对自然力的过度开发与使用。因而，必须使得资本权力在扩张过程中不仅要承担起其运行的物质成本---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也得承担其以物质资本形态所存在的生态成本---水、矿藏与土地等等，这样才能有效堵住与限制资本权力无节制地消耗生态资源与污染生态环境，从而深层治理生态危机。
所谓资本生态化，就是给资本权力扩张过程的经济力赋予自然的生态含量。在资本权力的经济力未生态化前，这种经济力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只考虑经济理性，即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经济价值，而没有考虑生态理性，即忽略与忽视了其生态效益与生态价值，这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过度污染。因此，必须转型、升级与换代资本权力的扩张方式，使其在扩张过程中追求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内在统一，从而在生态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内在统一中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机制，进而深层治理生态危机。
正是在资本权力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形成了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倒逼机制，从而促成与引发着当今世界正在生成着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两大浪潮。从生态资本化的浪潮看，就是“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24].通过将资本运行的市场机制推广到资源与环境领域，使资源与环境纳入到资本有偿使用的社会价格体系之中，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生活在物质经济时代转向文化经济时代的同时也转向了生态经济时代。如果说生态资本化还是狭义范围与意义上的生态经济，那么，资本生态化则是范围更加广阔、意义更加深远的生态经济。从资本生态化的浪潮看，就是使所有的物质产业都成为生态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换代。当今世界，资本权力在传统物质产业的领域已经十分广阔，这必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可以预见，通过资本生态化的过程发展循环经济与绿色经济，将来的一切产业形态都是生态型产业，而一切产业的生产目的除了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还要在此基础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由此，生态生产取代物质生产的重心地位，成为第一生产。
总之，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过程是统一的，如果说生态资本化是对生态自然力的限制使用、是节流，那么资本生态化则是对生态自然力的不断生产、是开源，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的统一、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的统一，使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和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达到双重和谐：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五、结语： 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启迪
当下中国正处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三种境遇兼而有之的现代社会之中。既不能走西方国家饮鸩止渴式的纯工业文明道路，因为地球上再也没有如此巨大的生态容量可供作为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去消耗； 也不能走传统中国田园牧歌式的纯农业文明道路，因为这将会使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只有选择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发挥人类社会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界的生态逻辑的内在贯通，即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的深层路径。同时自觉意识到二者的反馈环运动过程本身无所谓善与恶的伦理属性，正向与负向的功能发挥关键取决于这种反馈环的力量如何而来、由谁掌握、为谁服务，这就需要更为强大的社会关系力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6],并以生态资本化逻辑作为利用手段，资本生态化逻辑作为根本目的。由此，在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美丽中国梦”将“按照美的规律”[27]逐渐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