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论文
摘 要： 作为战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C.P.斯诺以其气势恢宏的长河系列小说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群体，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积淀把代表科学思想与人文文化思想的“两种文化”命题融入其小说人物创作，展现了独特的现实主义人物塑造艺术。斯诺承袭传统现实主义人物创作手法，同时不落窠臼，以朴实无华、简洁洗练的风格在人物创作中融入科学与人文文化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人文关怀。本研究旨在探析斯诺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揭示斯诺人物美学中的“新现实主义”特色和“两种文化”思想，探索斯诺的人物美学在人类文明和谐共建及学科共融背景下的新时代价值。
关键词 : C.P.斯诺;“新现实主义人物群体”;人物美学;“两种文化”;
Abstract： As a postwar British realist novelist, C.P. Snow constructed his unique “Neorealistic Community” in its magnificent “Roman-Fleuve” series of novels and integrated the thesis of “Two Cultures” into characterization with his keen insight and profound thoughts, displaying a unique art of Neorealistic characterization. Snow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realistic character creation techniq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unconventional. He integrates science and humanistic cultural thoughts into character creation in a plain and concise style, which has a strong realistic orientation and shows his humanistic care towards huma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be into Snow's Neorealistic characterization aesthetics and thus to explore its value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Keyword： C.P.Snow; Neorealistic Community; Characterization aesthetics; “Two Cultures”;
引言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战后50-70年代，其长河系列小说《陌生人与亲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1940-1970）涵盖11部小说，以200多个人物形象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道德与文化图景，为战后小说人物长廊贡献了许多个性鲜明、思想性与时代感兼备的人物形象。正如侯维瑞先生所说，斯诺的小说“以对社会道德问题的严密关注表明英国文学中社会现实主义的回归，以朴实简洁客观的表现手法显示出对英国小说与生俱来的传统创作方法的认同”[1]31。特别是在50年代现实主义“回潮”时期，斯诺站在了反对实验小说的前沿，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革新，极力主张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推进现实主义潮流的回归[2]37。斯诺承袭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方法，以人物个体发展为核心构建人物群体肖像和人物社会网络，将人物的个人命运置于历史长河的跌宕起伏中，同时把代表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文文化思想“两种文化”的人物融入小说角色，逐渐构建了两大类型人物群体——“两种文化”人物群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人物创作艺术。斯诺的新现实主义人物塑造为传统现实主义人物美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身兼科学家和小说家双重身份，斯诺的人物塑造风格兼具理性与人文气质，代表“两种文化”的人物群体在小说中对照出现、相得益彰。斯诺通过不同的小说人物塑造，形象地阐明了自己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斯诺早期的科学研究经历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物素材和现实灵感，其人物设定和性格特点颇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他后期作品的人物更多是文理兼备、学科融合下的“新人”形象。后者也丰富了斯诺的“典型人物”内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实验风气盛行的战后英国小说界，斯诺以更为简单、朴实、白描的方式回归现实主义人物美学。其小说以极简之风独树一帜，以其新现实主义人物艺术为英国小说的人物美学注入清流。本研究将全面解析斯诺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从“新现实主义”人物艺术和以“两种文化”思想为依托的人物美学特点入手，探讨斯诺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群像塑造艺术。
一、“新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
斯诺承袭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人物来源、刻画、发展和功能等方面赋予小说人物传统现实主义特点，同时又超越传统人物塑造范式，塑造了新时代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群体，赋予了人物新的个性化特征和时代内容。首先，斯诺善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成为反映现实、改造社会的艺术反映。斯诺在《现实主义作家》（The Realists,1978）中表达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看法，他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应该具备一种解释功能，应该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现实世界和社会形态之中，这是现实主义艺术本质所在”[3]8。这一观点表明了斯诺现实主义人物创作的基本观点和准则，也是斯诺人物美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同时，斯诺强调了作家要善于利用自己擅长的领域塑造个性化人物，不可千篇一律地塑造类型化人物。斯诺的小说人物大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源泉，把“两种文化”的思想观点融入人物塑造，同时赋予人物新时代的人文主义特征，这正是斯诺“新现实主义人物”的鲜明特征。斯诺在小说中对代表“两种文化”的人物群体之间的冲突再现与困境写照反映了战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统一现象，在人物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目的之上强调了人物的人本主义内核与时代特征；再者，虽然斯诺非常重视人物的现实基础和现实表征功能，其人物创作理念及文风理性庄重，同时他也非常重视人物内心刻画，认为“作家还必须利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心理知识来规划人物”[3]8，强调了心理描写在人物塑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人物的心理空间的呈现上斯诺从不拒绝现代主义的实验式写法，他的描写“不仅在细致程度上是‘普鲁斯特式的’，而且还直接应用了普鲁斯特的方法”，作品中有很多“‘无意识回忆’的例子，写得很有梦幻的气氛”[4]Ⅵ。斯诺的人物在自我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上呈现动态发展趋势，其自我发现与成长立体地展现出英国战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景观。
斯诺的小说人物多以现实世界中具有典型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人为原型，依托斯诺自身的社会阶层、社交圈子和人际网络建构人物形象和社会关系。他们大多被塑造为律师、科学家、教师和研究员等，斯诺以自身为原点，以科学和人文为半径，在此基础上在更大空间里逐渐建立人际网络，同时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观。从1932年撰写第一部小说开始，斯诺就“企图以简易明白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恢复以威尔斯、贝内特等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5]58。《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小说的人物原型基本取材于现实世界，以斯诺个人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与成长轨迹为蓝图并对其进行艺术化处理。主人公路易斯·艾略特（Lewis Eliot）可以看做是斯诺的个人写照，其事业、情感生活和人生经验与斯诺本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第一人称的使用更是增加了人物的现实感和亲切感；斯诺在大学期间认识的女孩斯黛拉成为小说主人公路易斯第一任妻子的原型；斯诺的祖父威廉（William Henry Snow,1840-1916）成为系列小说中诸多老人形象的模本，典型再现了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维多利亚工人形象。这些小说人物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彼此构成了对应、反映和隐喻的相互关系。斯诺的创作观跨越了新批评关于文本内外世界的鸿沟，否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单一文学功能，还原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人物的塑造方式，肯定了人物道德成长与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注??表明斯诺继承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1]39。斯诺以亲切、朴素的现实主义人物形象高度还原了现代人的生存与道德困境，以人物的成长与困境表达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
同时，斯诺在承袭传统现实主义人物创作美学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在接纳传统写实美学的基础上对现代主义主题、内容与技巧同样兼容并蓄。在战后世界秩序错乱、消费主义盛行、道德与价值衰微的人类困境之中，斯诺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新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核。英国学者拉马纳坦指出，“对人文主义的关注是斯诺小说的首要观念”[6]6。无论人物如何纷繁复杂，人际网络如何错综纷乱，这一思想内核始终在斯诺的人物阵营里稳坐中军帐，从未动摇。在大框架、大结构的长河系列小说中，斯诺的人物不仅要承担连贯情节、延续主题的责任，更要承担起倡导建立人文主义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路易斯这一人物贯穿11部小说，他是小说的叙述者，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时以旁观者的视角讲述和评判他者的故事，是小说中连接各人物网络的核心人物和主要线索。他在不同的小说中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呈现了不同的心理和感情状态，以个体的发展与成长推动情节进展与转换，并串联起各色人物的不同人生，呼应了英国战后一代青年的成长历程。路易斯在《希望年代》（Time of Hope,1949）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成长、事业和感情生活。他天资聪颖，性格外向，是个有才华有个性的人。成年后的路易斯开始时在政府里做一个小职员，后来又成为律师，在事业上逐渐取得成功。可迈入婚姻以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未能给路易斯的事业一臂之力，反而成了他事业发展上的绊脚石。但他的怯懦和隐忍让他接受了这种婚姻状态，然而内心经受着性格、情感和道德给他带来的痛苦。随着人物的发展，路易斯经历了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和发现的过程。在《乔治·巴桑特》（George Passant,1940）、《富人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the Rich,1958）和《光明与黑暗》（The Light and the Darkness,1947）等小说中，路易斯则以次要人物和旁观者视角审视主人公巴桑特及周边人物的心路历程。巴桑特富有才华和魅力，追求自由和梦想，是理想主义人物群体的代言人。他富有激情，却因为怀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生的幻灭。路易斯所勾连起的人物群像艺术再现了战后青年的迷惘与悲剧人生，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悲观与消极情绪和萎靡躁动的战后英国现实。斯诺的“新现实主义”人物长河绵绵流长，其人物的动态发展不仅再现了个体情感变化与人生的况味，而且揭示了人类在社会良知与道德上的升华，体现了斯诺新现实主义人物群体的人文主义特质和他们身上所承载社会责任感。
二、“两种文化”的人物思想
“两种文化”思想是斯诺哲学、道德思想的艺术体现，为他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美学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是其人物的标志性特征所在。斯诺的小说也无不体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对弈，以“两种文化”思想为依托的人物群体呈现了战后科学与人文两大知识领域的冲突与融合。早在1959的瑞德演讲（Rhed Lecture）中，斯诺聚焦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割裂现象，认为这两大群体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甚至存在着“轻视、反感和敌意的鸿沟”[7]4。他认为两个领域的割裂现象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端，知识分子应该消除学科壁垒，通过对话与交流、理解与共荣来建立具有兼容性的“第三种文化”，加强两大阵营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wo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发表引起了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等学者的激烈回应11。在后来出版的《科学与政府》(Science and Government,1961)、《两种文化与第二种见解》（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1963）等作品中，斯诺以辩证的态度表达了对科学、人文与政治的关注。斯诺一直致力于倡导消除两个领域之间的壁垒，实现两种文化平等对接，加强两大阵营的和谐共建，建立和谐共融的人类文明价值体系。
斯诺拥有科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文学家艺术的笔触，批判性地把“两种文化”思想延伸至小说与人物创作中，“这种关系在他的小说中经常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8]6。长河系列小说《陌生人与亲兄弟》借代表两大阵营的人物群体展现了这两股力量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碰撞，从而推动小说人物的成长与情节发展。《院长们》（The Masters,1951）、《新人》（The New Men,1954）、《权力的走廊》（Corridors of Power,1964）及《沉睡的理性》（The Sleep of Reason,1968）等作品塑造了深陷文化与权力之争的人物群体，“是作者创作出的两种文化关系的范例”[9]479。《院长们》聚焦于校园权力斗争，塑造了以文学研究者保尔·杰戈和生物生理学家托马斯·克劳佛德为代表的两大精英知识分子阵营，斯诺通过人物对话、心理变化和情节冲突等把他们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充分展现出来。老院长罗伊斯身患绝症，即将去世，学院以杰戈和克劳佛德为首的13位研究员在权力的驱使下分裂为两大阵营，他们都希望自己阵营的候选人能当选院长。为此他们互不信任、相互鄙视，甚至相互算计、相互揭露。他们“双方的互不信赖是他们之间分裂乃至对立的原始催化剂”[10]89。两个人物群体对对方的论断大多主观武断，甚至捕风捉影，以至于彼此仇视、相互陷害。文学研究员阵营认为对方阵营的那群科学家们妄自尊大、头脑僵化；而科学家阵营则认为对方微不足道，一无是处。正如斯诺瑞德演讲中所提到，“他们对对方都有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很难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11]9。斯诺借用小说中学者的犀利语言在校园等多种场合下让他们针锋相对，唇枪舌战，以生动、多样化的人物速写为读者绘制了两大阵营人物群像。
斯诺借人物的言行、思想呼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建立辩证统一、和谐共进的文明秩序，这是斯诺人物形象建构的理想境界。《院长们》中的历史学家布朗总务长和克里斯塔尔教务长在新院长的选举问题上主持公正、统领大局，充当了连接两大阵营的桥梁的作用。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办事都十分稳当，从不逾矩??从不越轨”[12]100。斯诺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他的理想境界：“我从来就认为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无关重要。不管是哪一门学问都可以做出杰出的贡献。我们在退出中专学校的辩论会以前就应当停止关于理科之间不必要的争辩。”[12]2871954年的《新人》是系列小说的第五部，小说着重刻画了“二战”期间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们。马丁性格沉着冷静，有着科学家敏锐的理性思维，他对原子科学事业抱有热情与抱负，但同时对原子武器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深感担忧：“假使那些炸弹用于战争的话??它们会像一场瘟疫一样杀人。”[13]89马丁最终不惜“糟蹋自己前程”，拒绝担任原子弹实验基地负责人，他宁愿回归科学研究中去，做一个纯粹的研究人员。科学与人文精神在马丁身上完美体现，这正是斯诺所倡导的文理并蓄、德才兼备的理想“新人”。斯诺通过两大阵营人物群像的塑造，明确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道德取向和社会责任，呼应了本系列小说“陌生人与亲兄弟”主题，表达了斯诺建立基于“兄弟情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理想。
“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立统一是斯诺小说人物群体塑造的基本模板和伦理框架，也是贯穿11部小说的思想主线，这使得它们有了结构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继承性和人物的统一性。斯诺的“两种文化”思想“既是对知识分子生活现状现实的、标准的叙述，更是斯诺小说中种种未解冲突的反映”[14]172。它既是斯诺本人哲学思想的灵魂所在，也是其小说人物创作的核心理念，双方相辅相成、互为表征。这一思想本质上与他一贯秉承的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一脉相承，体现了斯诺对战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体现了新时代作家深刻的使命感、责任感与人文担当。也正是因为斯诺这一前瞻性、大格局的思想为其小说人物注入了时代灵魂，使之更为真切生动。从艺术层面上来说，代表“两种文化”思想的人物群体为英国小说人物宝库增添了独特的人物肖像，也因此成就了斯诺独特的人物创作美学理念。
三、斯诺小说的人物美学意义
斯诺按照历史规律塑造人物，使其发展顺应和参与历史进程，在小说中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并通过个性化特征表现出来。他同时赋予了人物崭新的时代内涵，构建了鲜明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群像，形成了独特的人物塑造艺术。他以平淡、冷峻的写实风格，高度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两大类型人物群体，关注人物意识层面与心理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美学。斯诺的人物塑造并不是单一人物的个性化展示，他更擅长人物群像素描，以个体人物为线索串联起群体人物的人生百态。斯诺把个体成长历程与群体发展动态呈现相结合，展现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行为与心理状态；他通过历史的关联铺展人物关系网络，横向纵向同时施展画笔绘制人物群像，展现战后社会秩序的错乱及人文精神的丧失，呼唤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这样的网络结构使得《陌生人与亲兄弟》11部小说的结构形散而神不散，人物个体之间即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他们既具备个性化特征，又葆有共同体特征，充分展现了斯诺的现实主义群像人物创作观。
人物与现实的高度吻合是斯诺小说人物塑造的一个重要特点。人物的生存背景、职业发展、性格特征、心理发展等都高度接近现实世界，增加了人物的现实主义特征。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叙述的可靠性，使人物在遵从斯诺的历史性叙述的同时跳出其宏大框架，回归人物自身。小说的叙述者路易斯·艾略特出身寒微，他经过个人奋斗获得了律师资格，之后当选剑桥大学某学院的研究员，二战期间应召到政府部门工作，参与统筹管理英国的战时科研项目，这些与斯诺本人的人生经历高度吻合。斯诺曾经说过，“路易斯的确是我自己。虽然他的处境和外表形象不是我，但在一些严肃、有大意义的事上，他就是我”22[15]134。小说中的路易斯有时充当主人公，有时是个旁观者，更多的是充当作者的喉舌，展现一个人文学者的思考。如此，叙事者的声音和作者的声音往往是重合的，人物的某些观点表达的其实是斯诺的观点。作者由此成功地闯入文本和人物世界内部，在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新人》中的文学记者韩金斯首次登场时，路易斯就提醒读者，“他的文学性格除了病惬惬的、垂头丧气的绝望之外一无所有”[4]131。这里的“文学性格”可以说与斯诺的“两种文化”中提到的“文学文化”或者“人文文化”如出一辙。斯诺借路易斯之口批判了人文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弊端，指出他们过于专注于个人悲剧，而缺乏社会意识。但随着小说的发展，路易斯逐渐脱离了“新人”群体，而马丁这个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进而取代路易斯成为作者声音的新晋代言人。以马丁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虽然立场不同，但他们学贯文理、立足现实、相信未来。他们具有敏锐的自我认知意识，不俗的道德品质，以及高度的责任感，是斯诺极力推崇的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新人”。由此，斯诺通过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塑造使其人物接近、模仿、映射以及隐喻现实，实现历史现实与文本世界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这种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在实验与先锋创作盛行的战后文学界尤显珍贵。
再者，斯诺关注人物的自我发现与成长，把他们置于自我追求与社会道德的冲突当中，使人物与社会语境融为一体，人物随着社会与群体的发展而呈动态变化态势，从而有助于驱动情节与故事发展，也避免了传统现实主义人物类型化、扁平化的问题。当战后一代作家纷纷陷入“愤怒的情绪”和纷繁多变的后现代技巧中无法自拔时，斯诺转而“关注人物的自我完善、责任、原则和理想”[16]63，他的小说人物发展脉络简明清晰，更多地面临自我与社会的矛盾，很少陷入现代主义复杂、纠结的自我矛盾之中。可以说《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小说就是人物的成长系列史，他们在人生之初往往呈现一种理想主义状态，在遭遇个人追求与社会良知的矛盾后呈现挫败状态，最后在兄弟情感和社会道德的引领下开始自我发现、自我认同的过程。无论是《希望年代》与《回家》中的路易斯，《新人》中的马丁，还是《乔治·巴桑特》中的乔治，他们涉世之初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对社会与人及关系构建了一种理想化、乌托邦式的自我状态；在面临情感和事业危机时，他们陷入自我怀疑和悲观情绪中。在与社会道德的碰撞或与世俗的抗争中，他们不断地实现人性上的自我发现与探索。斯诺人物的自我发现与成长既是他们内心探险的过程，也是社会特殊历史背景的群体探索与自我发现，这种发现本质上与社会改革发展过程相呼应。
最后，斯诺小说人物美学的另一大特色便是他节制冷峻、平淡理性的人物创作风格，这种简约的人物白描之风与随意夸张的后现代风格看起来大相径庭。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斯诺的语言与行文风格具有“观察的客观性和表述的准确性”特点[2]37。斯诺在人物的外貌刻画、语言描写、性格肖像和行为事件叙述也一贯遵循这样的风格。他从现代主义流行的语言实验技巧中跳脱出来，较少地运用意识流、拼贴、蒙太奇、碎片化等现代主义的华丽技巧，也很少使用意象叠加，而更多地使用白描手法准确地捕捉人物与客观生活的特征，轻描淡写地勾勒人物轮廓，描绘人物性格，建构人物对话，塑造人物个体与群像。这种风格更为贴近现实社会，能够更亲切地再现人物困境，展现真实的社会图景。斯诺认为，实验小说更多关注“孤独的人”，而现实主义小说更关注“生活在社会中的人”[17]6-7。但相比传统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手法，斯诺的人物塑造更为返璞归真，“他的叙述结构与人物性格发展甚至比萨克雷、艾略特和高斯华绥等小说家还要简单直接??直接展现道德、社会与政治话题”[15]63。他善于将人物置于自然情景中任其自我发现和发展，其人物美学比较接近自然主义。这种简单直白的风格也曾有“文风浅显”、手法保守等批评的声音[16]9，但在斯诺看来，“过多地关注语言风格形式只会使作品偏离日常自然合理的交际，而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1]40。正是因为摒弃了对形式的过分着墨，作家才更能立足于对人物的细腻观察，把注意力转移至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上。斯诺正是采用这种简单、朴素的手法塑造了他具有“两种文化”思想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群体，生动再现了英国战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
小结
斯诺以简洁节制、朴实无华的风格在小说世界里塑造典型的“新现实主义”人物群像，为英国现实主义人物宝库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人物类型。他在人物创作中尽量避免过多的情绪渲染与情感抒发，将重心放在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上，还原了人物真实的社会生活与思想道德状态；把人物个体命运承载于时代变迁之中，实现了小说虚构人物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对话语与沟通。同时，斯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积淀把“两种文化”思想命题融入小说人物创作，塑造了诸多文理兼备、理想崇高，同时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新人”群体。在《陌生人与亲兄弟》的人物世界里，斯诺以近乎真实的人物群体实践着自己的人物创作美学，并以人物传导思想，倡导人们立足长远，沟通不同文化的现代文明，体现了当代作家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但也有学者认为，斯诺的“两种文化”人物聚焦于精英文化群体，并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且已经过时，“我们当下面临的最重要的文化分裂，乃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是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互不理解、互相轻鄙的窘境”[18]2。这种评判从本质上明确了斯诺的人物创作范围和人物群体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但由此否认斯诺的“两种文化”人物群像塑造的现实意义及美学意义也未免有失偏颇。斯诺的人物创作观对现实和理性的极致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积极意义，在反对先锋实验、护守现实主义“伟大传统”中同样起着非常重要作用。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日益细化，文理界限似楚河汉界难以跨越，导致人类两种精神文明的分裂、甚至对抗局势，势必阻碍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斯诺正是力求通过自己的“新人”理念打破两个领域之间的隔阂，实现兄弟般的文化对话。在当今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语境下，斯诺的人物美学价值不仅在于作家自身的艺术独创性和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在于它为共建和谐的人类文明探寻出路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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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处是指瑞德演讲两周后斯诺在1959年6月号《相遇》杂志（Encounter）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文章，它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最重大的文化辩论，利维斯在1962年以里士满讲座（Richmond Lecture）的形式进行了回击。
2Bernard Bergonzi. The Situation of the Novel. New York:MacMilan, 1979, 134页;另见‘Interview with C. P. Snow’.A review of English literature, 196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