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纯粹审美向大众化、世俗化生活转向

　　上世纪80年代，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实践美学主动地汲取西方现代美学的营养，从而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美学的主流话语。此后，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提出了质疑，这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转型的前奏。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市场经济、高科技以及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虽不再像80年代“美学热”那么热闹，却出现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与其它美学并存的多元的局面。这其间，出现了二次比较重要的美学转向。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略地评述。

　　一、由“审美”代替“实践”的审美转向。

　　实践美学是在建国后的美学大讨论中孕育并产生的一个美学派别，它原称“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派”,这是一种深深地打着苏联美学模式---也是西方古典美学烙印的美学流派，它特别关心诸如美的本质、强调美与美感的主客二分等问题。上世纪80年代，在苏联美学模式中产生的“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派”自觉地吸收西方现代美学的营养，发展成为了实践美学，并成为了中国美学界的主流话语。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深入理解，实践美学的局限也越发明显。可以说，尽管实践美学不断地努力接受新的美学资源来丰富调整自己，但苏联模式却给了它无法完全摆脱的局限或影响，这就是仍然围绕着美的本质兜圈子，以哲学的“实践”来代替美学的“审美”.后实践美学批评实践美学以“根源”（“社会实践”）来推论“本质”（“美的本质”）的思辨做法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把美与美感相区分的主客二分的模式对主客一体的模式来说是过时的，而且这也带来了实践美学重总体而轻个人，重物质而轻精神、重传统而轻创造的缺点。应该说，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美学界的视野也越来越开放了，出现了一些在文化全球背景下的美学重构，“跳出美的本质的怪圈”,面对新的视野，新的问题，来进行新的美学建构。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美学的审美转向，即对美学原理（包括学院教材）的重构。这些重构的美学原理之所以被称为审美转向，就在于它们不再像实践美学那样以美的本质为理论中心，而是以审美活动为理论中心；摒弃美与美感主客二分的哲学模式，而代之以主客交融的哲学模式，如潘知常建构了“生命美学”、杨春时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影响下建构起来的“超越美学”、朱立元把“实践”与“存在”融合起来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叶朗的把中国古典审美美学与西方现代审美理论结合起来的“意象美学”……这些理论建构尽管有许多区别，成熟的程度也有差别，但有些特征却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些建构都体现出从思辨地抽象定义美的本质，而走向动态地探究审美活动的意义的特征，即认为可以通过审美直观来感受美的意义（本质或价值）。在这些理论的建构中，张法的《美学导论》是特色比较明显的一种。这里仅以张法的《美学导论》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1].比起其它的美学建构来说，张法的《美学导论》的最大特点是有着全球化的开阔视野，或者说是有意识地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建构自己的现代美学原理的。《美学导论》没有用某一观念（生命、超越、存在）来结构自己的美学体系，而是以“形式结构与文化快感”为美学的基本线索来结构自己的美学原理的。除一、二章谈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美学发展史外，其它各章分别为审美现象学---描述审美活动，审美类型学---介绍审美范畴，审美文化学---探讨全球四大文化模式与其中各种审美样式的关系，审美人类学---探讨审美的发生，审美宇宙学---探讨审美形式的奥秘。如果把共和国第一本美学教材---王朝闻主编的美学原理与之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后者则更多的是美学学理的；前者的视野是注经式的，后者的视野则是全球化的。与实践美学的原理（如影响很大的刘叔成等主编的《美学基本功原理》）相比，它不但以审美活动的描写代替了对美的本质的理论思辨，而且在体系的编排内容上也有很大改变，如突出了审美类型学、审美文化学、审美人类学、审美宇宙学，而诸如自然美、社会美、美感这些体现主客二分模式的苏式美学的内容被舍弃了。这一美学原理建构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结构美学原理的，使之具有一种开放性。如在描述审美活动时把西方现代相应的审美理论与中国古代相应的审美理论对接，从而更好地显示了审美活动规律的普适性；再如在介绍审美范畴时，把恐怖、媚世、堪鄙等新的审美范畴也纳入其中并进行分析，以力图显示其理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虽然《美学导论》生涩处并不少，但从美学原理的建构看，它独到的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是审美转向中的一部重要着作[2].审美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美学向更具体的审美活动靠近了。

　　二、由纯粹审美向大众化、世俗化生活转向。

　　生活转向首先表现为审美文化向生活美学的转向。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商业消费、现代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社会与文化明显地出现了世俗化的转向。面对着这种转向，传统的美学范式、美学话语、美学观念由于过于执着于审美的非功利性、非商品性，而难以应对，于是审美文化的研究应运而生。人们面对着现代社会的媒介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广告文化、都市文化、青年文化、审美教育、文化工业等新的审美景观，把审美文化界定为“人类发展到现时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超越性、愉悦性以及创造与欣赏相统一等）渗透到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偏枯乃至异化了的人性得以复归。”[3].这方面研究着作非常之多，如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1997）、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1999年）、陶东风的《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2002）、陈炎等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2008）。这里仅以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为例[4].作者从宏观社会的变迁与文化的变迁入手，论述了原始文化到古典文化是一种由整合到分化的文化，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是一种由和谐的文化转向冲突的文化，现代到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由重分划向重联转变的文化。

　　作者强调，现代审美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上的新型文化，它的扩张使得传统文化瓦解，使得传统文化中的雅俗等等界线消失模糊，中国现代文化是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就文化的意义而言，后现代文化不同于古典与现代文化，它的意义不是确定的（如古典的“模仿”），不是超越的（如现代的“自律”），由于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因而审美意义也随着变得泛化而多元。由于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现代大众文化还是一种仿像的文化，仿像的大量复制，消解了传统的意象，造成了一种“超现实”.这也使得原来文化中的面对面的媒介变为了现代文化中面对媒介本身，文化的媒介化不但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内容，也改变了审美文化的本性，显示出了工具理性对表现理性的超越。文化的媒介化一方面空前地开阔了人们审美的天地，保证了审美文化的民主性，另一方面也使人的主体性原则受到挑战，想象力与自由受到压抑。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与审美文化的兴起，中国的文化正告别诗意而向散文化的世俗社会转变。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可以说同样是在全球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文化转向的一种社会学的美学阐释，虽然受西方美学影响很大，但它还是显示出了中国美学对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积极回应的。除了从总体上研究审美文化之外，一些“碎片化”的“小叙事”也很兴盛，诸如对现代旅游、对时尚、对广告、对大众传媒、对选秀节目……都成了审美文化研究的具体对象，现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相当热闹。现代大众审美文化贴近人们现实生活，但是，在肯定它有一种民主性、世俗性、娱乐性的同时，也有些学者提出批评，认为当代的审美文化应当以人为本，应该重视现代大众审美文化人文内涵不足的缺陷。

　　生活转向还表现为生活美学的理论转向，即作为一种新的美学理论的生活美学的出现。中国美学中的“生活的转向”可以说是审美文化转向的理论延伸，它同样是在积极地应和着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变化，并应和西方当代非常活跃的生活美学思潮的，它可以视作是文化转向的进一步深入。这方面的探讨也有好些论着。这里且以陈伯海、刘悦笛等人的观点为例[5].陈伯海强调“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对当代审美发展大趋势的理论应答与探索。他认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与艺术活动领域中“美的消解”有关，也与日常生活“美的泛化”有关。就“艺术活动领域中‘美的消解’”而言，近代以来的艺术活动领域中，生活中丑的表现已经使艺术更面向生活的真实，而不再是面向“美”了；而西方的现存艺术等，则更是对“美的艺术”脱离生活的大胆挑战，这也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在消解，表现为艺术向生活的回归。再看“日常生活‘美的泛化’”.消费社会的出现是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它使消费社会成为了文化盛行的商品世界。各种各样的商品以及相关的活动，也莫不与美为伴。日常生活“美的泛化”与艺术活动领域中“美的消解”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其意义就在于，拓宽了审美活动的领域，从单一的艺术美走向多重的生活世界的美；改变了审美方式，以以往片面的审美观赏转变为全方位的审美体验，提高了审美的质量。从人类历史看，审美与功利原本并行不悖，而后来艺术审美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变得越来越玄虚。其实美的本源就在生活中，审美原本就是生活中的事，“人诗意地栖居”才是人们的审美理想。刘悦笛则更关注东西方对话中的全球“生活美学”.他认为康德关于审美自律的美学理论已经式微，应该代之以“作为经验的艺术”,因为艺术经验只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人类生活的经验本然地就具有一种审美化的品质。因而，他认为“生活美学真正所寻求的，是要重构一种根扎于日常生活的崭新的生活化理论。”如果说，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体现为对社会文化转向的理论阐释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中的“生活的转向”则体现为对社会文化转向的理论探讨；如果说张法的《美学导论》基本上是一种审美自律的理论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中的“生活的转向”则明显对审美自律理论有着一种内在冲击（“休闲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等显然与“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有着某种关联）。显然现在出现的生活美学，还处在初步的建构之中，还很不完善。

　　中国美学的以上二次转向都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显示出中国现代美学努力应对美学与现代生活之间关系的努力，应对与全球美学对话的努力。可以说，全球化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是空前的大好机遇，因为中国的现代美学与相对封闭的中国传统美学不一样，它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的背景，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但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对中国美学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我们自己的美学重构，可以取全球化的视野，也可以取全球化的问题，而却必须有自己的立场与话语，但却无需也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现在中国美学的最大问题还是原创性不足，自己的立场与话语不明显，因而自己的特色也不明显。而要改变这种困境，中国美学不仅是要将自己的传统转换向现代，更为重要的还是如何在全球化的美学进程中真正具有自己创造性的维度与声音，这也就是说，要把美学在中国真正转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这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使命。中国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重构，肯定是多元的，是在争论中发展的，就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广阔与深入的领域”[6],而它对中国美学来说似乎还只处在一种新的探索与创造之中。

　　参考文献：

　　[1]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胡健。美学原理的新建构---评张法《美学导论》兼谈美学原理教材的编写[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1）。

　　[3]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陈伯海。“人诗意地栖居”: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J].江海学刊，2010（5）；刘悦笛。生活美观学的兴起与康德美丽学的黄昏[J].文艺争鸣，2010（3）；刘悦笛。今日西方“生活美学”的最新思潮[J].文艺争鸣，2013（3）。

　　[6]彭锋。在争论中发展的当代美学[J]//美学（人大复印资料），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