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审美情趣各有特质。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表现为审美与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实践和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实践品格和高远飘逸的诗性生命之张力; 西方文化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以美论美的形式美和由人的欲望引发的对各种冲突导致的悲剧性的壮美的刻画。近代以降,中西方审美情趣在对话交融中互相影响,特别是在艺术家那里以及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享受中正在潜移默化由浅入深地交融之中。伴随中西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和延伸,中西审美情趣对促进人们的人格建构和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定然会起到越益重要的作用。
一、中西审美观之异同
柏拉图曾提出美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未终结。美究竟是什么? 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二者的统一? 自古以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美纯粹是人的主观体验。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主张各美其美---人处于潮湿地方会腰疼,泥鳅则很喜欢; 人处在树梢上会害怕,猴子却很喜欢。究竟何为“正处”,即美的处所在哪里?中国人吃饭菜,外国人吃面包,麋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究竟何为“正味”,即“美味”?
人见美女喜欢,鱼见美女游到深水之中,鸟见美女急忙高飞,麋鹿见美女连忙逃跑,何为美色? 因而庄子认为美是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状态,是相对的。甚至以“道”观之,美丑、大小、高低都不是客观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完全是由人的主观理念、观察角度决定的。从“壕上之辩”可以得知,审美是诉之于感觉、感情、知觉和想象的,它不同于纯粹的思辨。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艺术不可能或不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1]( P. 424)维特根斯坦认为,把美学看成是说明美是什么的科学“便是可笑的”[2]( P. 131).然而,美毕竟是有其规律可循的。有人认为美是物质的感性存在。南朝刘义庆认为美在自然,《世说新语》中描述土地人物之美云: “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柳宗元认为人之“粹美者”、天之“神明者”都在于客观物质。王夫之曾说: “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3]( P. 117)他认为美是自然事物固有的,并在运动变化中产生的。不是因为有了人才有美,而是因为有了人才发现了美。天地之间美不胜收,因为有了有神明和慧眼的人才发现了美。人们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人们正是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学习实践中认识美,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思想家眼里,美与善总是联系在一起。
《论语》中讲“美”的字有 14 次,其中 10 次是“善”的意思。中国人的审美总离不开德性和德行。
“美”在人自身心灵的宁静中,即身与心的平衡和谐中;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在刚柔相济的平衡之中。幸福是生存的平衡状态,即美好生活的状态。中国文化中的美是符合“道”的行为或人,是君子、贤人和圣人气象的美。
《孟子·尽心下》的道德修养六境界中讲: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其中的“充实之谓美”就是讲经过德性的修养主体人在行为中体现出的一种美。这种美是修德的结果,是对天道、地道、人道的体认和践行,是一个人对自身身和心的和谐的把握,是确立掌握了中庸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甚至是内化为人格的一种美的境界。西方人往往认为美在人的智慧中,在悲剧的激烈冲突中,在美的事物之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对立、矛盾即对立统一之中。西方人自古希腊始,还认为美的东西是存在于一定数量的比例关系中,美往往在合乎数的比例和秩序的和谐之中。“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 是 球 形,一 切 平 面 图 形 中 最 美 的 是 圆形。”[3]( P. 106)甚至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和谐: “友谊是和谐的平等。”[3]( P. 106)美德本身是一种和谐的观点与中国文化的理念十分相似。在柏拉图那里,美是一种观念,现实世界则是影子而已。到了中世纪,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都从美的圆满说走向宗教神秘主义。基督教也认为和谐为美,但这种和谐是上帝安排好的,是上帝创造的,是最高的、绝对的、普遍的和谐,也就是完美、圆满。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完全是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脱离美的事物的“理念”或美本身是不存在的,所谓美的事物在于事物本身的完整、秩序、匀称和平衡、确定无疑等。
美又是感觉愉悦的一种表达。美是与赞叹、钦佩相关联的用以传情达意的一种心理态度。当我们游历九寨沟、张家界、桂林山水和承德的避暑山庄时会由衷地赞叹大自然的造化之美,这是一个审美判断心理体验。在中国诗词中有“古道西风瘦马”和“杏花春雨江南”的美景,这是一种直觉顿悟的美德体悟,是在想象中为自然勾勒出的寥寥几笔的国画。中国古代艺术家追求心与物、情与景、气与形、声与情之统一的意境之美。王国维有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千秋去”是有我之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庄子与惠施的“壕上之辩”对庄子而言是有我之境,壕上之景皆着庄子心境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康德也认为趣味判断是以情感为内容的,这种趣味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美具有没有目的而又合目的性的形式”.一种美的形式能引起人的美感和愉悦却又没有功利的目的。他把美看成是纯粹的形式,就好像把道德的行为看成是纯粹的形式,容不得半点功利、需要及情感的杂质在里面,这样就把美与真、善割裂开了。他完全否认现实对象的形式本身,一味强调美存在于审美判断者的心境和当时的情感状况。英国 18 世纪美学家认为美是物体的某种属性,“是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一性质或某些性质。”[3]( P. 110)例如光滑匀称、色彩鲜明、体魄强健等都是美所依存的特质,西方人认为庄严肃穆神圣的教堂的建筑物是美的,这和中国人认为高大雄伟的雕梁画栋的建筑是美的很相似。狄德罗认为美是客观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叫做“相对美”,这和中国文化所讲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和谐叫做美显然不同。
二、中西审美精神之差异
西方文化认为美学从属于哲学,在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着作中有许多关于美学的理论观点,在西方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着作是美的哲学。
由西方哲学重本体论、认识论和科学主义精神为特征,他们往往将美当做独立的认识对象,以科学理性思辨的认识方法去寻求美的逻辑及其本质。
他们往往认为,感性的美是混乱的,只有提升到理性的美的高度,才是真正的美。康德就是以理性思辨的方法创造了纯粹的形式的审美理论。这种理论以美论美,最大的问题是与鲜活的生活相脱节。中国文化是家国同构的家族式结构的宗法文化,主要特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宗教结构和文化结构,其民族心理之等级结构分明,它与西方的宗教文化,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是无知无能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垂直型文化结构不同。西方人讲求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理性的探究,注重把纷繁多姿的大千世界的现象上升为理性的高度,组成概念、判断和推理,形成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性质,凡事注重对人的生存的实用,讲求做任何事情须对人有切实地好处,认为对老百姓有益有用的东西才叫美。用墨子的话来说,只有符合“圣王之事”、“万民之利”之事才是美的。以儒家的说法,注重对人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能对人的生存能带来切实的好处是美的。孟子认为人要有“四端”即仁义礼智才是美的,荀子《劝学》认为“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
美之所以称其为美就在于能“致其用”.无论技术、宗教和艺术在中国文化视域中都可以说都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实用理性,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讲求思辨性和纯精神性。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性文化,它注重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膜拜,注重人与神的关系的和谐,注重对震撼与崇高的追求,用实实在在的纯客观、彼岸性、超越性的情怀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追求与膜拜。与西方习惯将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分离开来,即价值与事实、必然与应然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文化的致思方式总是赋予客观事物以价值意义,习惯于把主体人的价值因素如情感、意志、信念、理想、美感、愿望、情操等直接投射到客观事物中,使得主体与客体相容为一。中国人在书画艺术上讲求“言志”即寄托诗词书画、戏曲、小说来抒发自己的志向、意趣,追求情与理融合的价值,不像西方油画趋向客观事物的“逼真”.庄子与惠施在濠梁之上的对话是一个典型案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 “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 “请循其本。”惠子曰: “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是在表达自己当时的愉悦心情,对惠施说: “你看鱼儿在水中玩得多么开心啊! ”岂不知惠施则没有这种雅兴,他就质问庄子: “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之乐呢?”惠施此问把一个价值论的问题转换为一个认识论命题,一则惠施可能当时心情不好,二则惠施是侧重研究认识论的智者,是名家的开山祖。于是庄子被惠施带入讨论问题的另外一个领域---认识论领域。聪明智慧的庄子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被陷入误区,赶快回到问题的根本点上: “请回到所提出问题的原点上。当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之乐时,你原本就知道我所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在濠梁之上我庄子心情非常愉悦,置身在这样美妙的坏境中如在仙境之中。”此时此景,情景交融,触景生情,庄子与惠施在一起漫步,心情特别爽快,感觉周围大千世界的一切都那么美好,鱼儿在水中游玩的是多么痛快。这是中国式的直觉顿悟的艺术情怀和境界。中国文化没有孤立的宇宙本体和对知识的探究与追求,没有对人格神上帝的宗教旨趣,而是借天道说人道,借知识说道德,借宇宙运行的规律谈人间社会的治理。中国文化没有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兴趣,而是具有实用理性的品格,注重对“道”的探求,其目的是为实现应然之善、成人之道。儒家以“善”统“真”和“美”,道家以“真”统“善”和“美”,儒道互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特征,两者在互动中相互融通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