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巧女故事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本科）

　　前  言   
　　
　　中华民族悠长的文化和淳朴的民众，在漫漫时间长河中，孕育了丰厚的民间故事宝藏。在众多的民间故事类型中,有一类专门表现女主人公善于解决各类难题，从中体现女主人公过人智慧的的故事，这些女主人公的身份有待字闺中的女儿、妹妹，也有已婚的媳妇、妻子，我们可统称他们为“巧女”，因而这一类故事也通常被称作为“巧女故事”。正如屈育德先生所说：“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有一类传统的民间故事专门表现女主人公的过人才智，许多看来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到她们手里顿时迎刃而解，人们因此把这类故事称为‘巧女故事’”。 [1]  民间巧女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大批自尊自爱、追求人格独立、勇于挑战封建传统观念的女性形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低下地位的一种反拨，不仅充分体现出了女性自我个性的高扬，而且初步彰显了女性主体意识。同时，在我国“男尊女卑”传统思想控制下的封建时代，民间仍有许多赞美劳动女性的巧女故事流传，这种现象背后掩藏着的深刻社会心理和思想内涵也颇值得我们探究。    
　　
　　一、“巧女”形象类型   
　　
　　在我国传统民间故事中有一类机智人物故事，但大多以赞颂男性机智人物为主，而流传下来的机智人物形象也多为男性，如我们所熟知的的徐文长、杜老幺、阿凡提等，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机智人物形象容易定格为男性，这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但民间女性的智慧却并未就此被隐藏和抹杀，丁乃通说过:“其实一个熟悉中国民间故事的人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和国民性中有许多方面是其他学科的专家不太看得到的。例如，一般人通常认为中国旧社会传统上是以男性为中心，但若和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2]  正如丁乃通所说，与男性机智人物故事相比，巧女故事也同样拥有悠久的传承历史，早在晋朝《裴子语林》上卷中就记载了两则巧妇能言善辩压倒文人的故事。不仅如此，巧女故事的流传范围也极其广泛，就目前所掌握的故事资料来看，几乎各个民族、地域都流传着大量的巧女故事。巧女故事能在民众质朴的口语表述中代代相传并延传至今，足以彰显民间大众对女性智慧的重视和赞颂。所以说，巧女即女性机智人物的典型，巧女形象连同男性机智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这一形象类型。 
　　
　　巧女故事储量丰沛、种类繁多，作为故事灵魂人物的巧女自然也形象多样，异彩纷呈。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巧女故事 ,其核心情节都是巧女破解难题，所以巧女故事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女主人公所面临的难题和她破题时的智慧。由于这种智慧通常是按照老百姓对理想女性的预期来描述的，所以主要体现在心智、手艺和口才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智慧也是相辅相成的，心智是破解难题的基础，手艺和口才是破解难题的利器。根据巧女在破解难题时体现在这三个不同方面的智慧，我们大体可以把丰富多彩的巧女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善思索型巧女、善处事型巧女、善说话型巧女。 
　　
　　（一）善思索型巧女 
　　
　　善思索型巧女主要活跃在解两难之题系列和解隐谜系列故事中，故事侧重展现女主人公的心智，即理解能力和应变能力。巧女们在面对常人难以解开的深奥谜题或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时，往往善于思索，凭借缜密的心思找到破解难题的最佳方法，最终解除了眼前的困境。  以《无烦恼》故事为例，仙游县枫亭镇九社区的一个员外过五十大寿时，想试试女婿是否聪明，就让回娘家的女儿带“天上月”、“地上爬”、“半天叫”、“纸包火”四样礼物为他贺寿。女儿不知道这四样东西为何物，感到很为难，于是蹲在路边哭了起来。幸而一位姑娘经过此处，看到她在哭，便问是怎么回事，当她知道了员外女儿的困境后，决定帮帮员外女儿。她仔细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员外女儿谜底分别是红团、寿龟、鞭炮和灯笼。员外女儿听后开心极了，顺利带回了四样礼物，又告诉员外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告诉她答案的。员外觉得这个姑娘很聪慧，就想办法找到了这位姑娘并让儿子娶了她作自己的儿媳妇。恰好半年后县官过生日，他听说员外有个聪明儿媳，便想故意刁难员外，就让员外在自己五十岁大寿时代办一样生日礼物：一头怀孕的公牛。员外不知道该怎么办，整日唉声叹气。他的媳妇知道此事后，代替公公参加员外生日，并对县官说：“我公公前日分娩，无法迎接老爷，请老爷多多包涵。”老爷听后发怒道：“胡说，男子怎会分娩？”媳妇不慌不忙回答：“既然男子不会分娩，哪里会有怀孕的公牛？”县官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在这则故事中，巧女不仅在看到哭泣的员外女儿时仗义相助，凭借自己的智慧帮助员外女儿答出谜底，而且面对县官的恶意挑衅时，善于思索，以牙还牙，最终以反向逆推、同理论证的方法挫败了对方，充分展现了巧女的心智。这类故事还有《聪明的姑娘》、《巧媳妇斗财主》、《杀狗劝夫》、《三儿媳当家》、《傻憨宝卖牛》、《一个王八八块钱》等。
　　
　　 （二）善处事型巧女 
　　
　　在善发家、代解围、与恶人斗智、助夫处事这几种故事系列中，巧女出众的处事能力得到了很好地展示，无论是在协调家庭内部事物方面还是出面帮助家人解围方面，巧女们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机智冷静。如在协调家庭内部事物方面，用小钱善发家类型的故事体现的较为明显。在此类故事中，公公婆婆往往会从多个儿媳中挑选出接管家事的接班人，而巧女总会凭借过人的手艺和智慧脱颖而出。 
　　
　　以《巧选当家人》为例，王老汉考虑到自己岁数大了，于是想让把家事交给自己的媳妇管理，但家里有妯娌四人，为了选出合适的当家人，他准备考验她们四个。他先是故意在门口把扫帚放倒在地，又在旁边放了一枚缝衣针，结果其他三个媳妇都视而不见，只有小媳妇扶起扫帚，捡起地上的针别在衣襟上。老汉开始有意选小媳妇做当家人，随后他指着院子里刚收下来的一堆甘蔗，对四个媳妇说：“我想把它当柴烧，只怕烧不旺，看你们谁能想个法子告诉我。”大儿媳抢着说：“劈个对半晒晒干，入灶一定烧得着。”二儿媳紧接着说：“不，灶里放柴起大火，柴里夹蔗火更旺。”三儿媳却说：“她们俩的法子都不好，应该劈细甘蔗，浇上松油，烧起火来，赛过蜡烛。”老汉都不满意她们三个的答案，最后，小媳妇不慌不忙地说：“嫂子们说得有理，只是好好的甘蔗烧掉岂不可惜？我想不如将甘蔗榨水熬成糖，蔗渣引火自然上火。”老汉听后非常高兴，说：“孩子，你回答得最好，这甘蔗就赏给你一个人吃。”但小媳妇并没有独吃甘蔗，而是顺着甘蔗头分给公公、嫂嫂各一节，自己留下蔗尾，说“公公，就让咱们全家‘公甘同味，共尝甜头’吧。”最后，老汉选择了小媳妇做接班人。  这则故事不仅体现了小媳妇勤俭贤惠的品性，更表现了她对家庭内部事务的 熟悉和处事的严谨慎重上。结尾分甘蔗的情节更是巧妙地化解了其他媳妇的不平怨气、维系了家庭的和睦，可谓是得当处理家庭事务的表率。另外在家人遇到困境时，巧女总能代他人解围，将事情处理地圆满妥当。比较典型是在助夫处事型故事，如《巧媳妇斗财主》、《杀狗劝夫》等。 
　　
　　（三）善说话型巧女 
　　
　　善说话型巧女往往具有出众的言辞运用和语言表达能力，在赛诗、避讳、出言得胜等系列巧女故事中，巧女的口才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她们面对难题，往往使用拆分禁忌同音字、谐音暗示、模仿反问等方法，含蓄或犀利地以巧妙的言词来解决困境。  如在《张老九夸儿媳》故事中，村里人起名字都爱带“九”字，一天，这个村的张老九、王老九、李老九三个老头坐在一块喝酒。张老九说：“我家的儿媳妇聪明又懂大礼，知道我叫张老九，所以她说话从来不带九。”王老九、李老九听了嘿嘿一笑说：“咱们老哥仨打个赌，看你媳妇说话带不带九！”到了九月九这一天，王老九、李老九带着韭菜，提着酒，来找张老九喝酒。碰巧张老九不在家，他俩就走了。张老九回家后，儿媳转告他：“今天重阳节，王三三伯、李四五叔一人提着扁扁菜，一人提着连盅数，来请您去陪客。”张老九听完，回身开开门，叫进蹲在窗根下偷听着的王老九、李老九，哈哈一笑说：“咋说，不是我夸口吧？我儿媳妇就是懂大礼，说话从来不带酒。” 
　　
　　这则故事中的巧女以重阳节代替了九月九的日期，用数字拆分的方法把“九”字拆分为三三和四五，又依照形状和性质把与“九”谐音的韭菜和酒分别说成扁扁菜和连盅数，既完整的传达了信息，又没有触犯禁忌，充分体现了巧女的口才。类似的故事还有《巧语斗先生》、《增和桥》、《兄弟三分家》、《妯娌四个吟诗》等。
　　
　　 以上几类巧女，虽说她们身上的才智是其艺术形象耀眼的闪光点，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巧女形象的价值绝不仅仅只展示了其才智过人的一面，它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女主人公对自身尊严和权利、平等自由及爱情的追求来热烈赞颂女性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勇气。正如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所提到的，巧女故事的价值就在于“劳动人民自己塑造了封建社会里，敢于追求人格自主 、男女平权、才智超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巧媳妇的言谈话语和一举一动 ,都表现了她们作为生活主人的风度和气魄 。”[3]正因为如此，巧女故事在众多的民间故事类型中尤显得珍贵，像迎霜傲雪的梅花，不仅绽放着智慧的光芒，同时还展示着人性的可贵。   
　　
　　二、巧女故事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体现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个体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意识、自由追求、能动创造的特性”，[4]具体地说，就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5] 女性主体意识将“人” 和“女人” 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女性改变社会性别中男主女从这种认知，从根本上取得男女实际平等的关键，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的平权意识。它冲破了两千多年来男权意识的禁锢，自觉、自主地化无我为有我，将女性从历史的盲点推向幕前，使其从对象性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成为真正具有话语权的女性主体。 
　　
　　大多数学者通常认为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是呈缺失状态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体意识才开始萌芽和觉醒。因为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中，女性总是处于弱势的附庸地位，她们通常没有自主人格和主体价值，被视为是家庭的附属品，被动的维系着自己的人生需求。所以封建社会的女性才会呈现出女子无才便德、温顺柔弱、逆来顺受的面貌。  正因为女性在封建礼教的成规中几乎消磨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才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和自主权，与此相应，在中国古代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女性似乎也长期处于集体性“无名”或“无言”状态，或是以温婉恭顺的形象出现。然而大量流传的巧女故事以及中国民众对其的赞扬传颂却让我们感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新鲜活泼的巧女故事，像一首首历史的赞歌，歌唱着封建时代女性身上聪明机智、勤劳善良、美丽动人的优秀品质：她们自尊自爱，敢于挑战“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积极维护女性尊严；她们风格独立，渴望并勇敢地追求自己理想中的恋爱婚姻；她们智慧出众并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家庭和社会利益遭到侵犯时，不畏强暴，勇于维护家庭及社会的利益。巧女们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努力 争取着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由被动变主动，成为能够自主掌控命运的主体。可以说巧女颠覆了女性面对男性时的弱势局面，以自尊自信的态度与男权中心相抗衡，完成了由依附者到主宰者的身份置换。民间巧女故事中的女性对自身尊严、平等权利、爱情的追求体现了中国女性最初的觉醒。这一缕觉醒的光芒也许微弱和暗淡，却充分证明了中国女性从没放弃过自尊自爱 、自强自立，对推动女性进一步的觉醒和解放具有重要及深远的意义。 
　　
　　（一）追求男女平等，维护女性尊严 
　　
　　挑战“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追求男女平等，积极维护女性尊严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前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家庭及社会地位总是卑下的。这是因为正统儒家为了维护“男尊女卑”的两性等级秩序，通过多种渠道灌输“女性卑弱”的思想。他们认为女性刚刚出世，便与男子有了尊卑贵贱之别，《诗经·小雅·斯干》记录了生男、生女，“弄璋”“弄瓦”的天壤之别。《白虎通·嫁娶篇》中记载“阴卑不得自专，随阳而成之。”体现了女子本无人格，需要靠依附男子才有人格的观念。这些源源不断输出的关于性别秩序的封建道德观念人为贬抑了女性的个人价值和家庭地位，使女性长期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下变得卑微怯弱，甚至处在强权的压迫下不敢也不懂怎样去反抗。但巧女故事中巧女们却有别于忍气吞声的传统女性，她们并不因为自己身为女性而低眉顺眼，恰恰相反，对于轻女、厌女的言论举动，巧女们皆喜笑怒骂、冷嘲热讽，予以迎头痛击。她们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带有浓烈的女性自觉和女性自尊。  在巧答无理问一类故事中，巧女往往通过自己的聪颖、机灵最终破解了那些轻视女性、自以为是的文人出的的难题，使对方丑相百出、威风扫地，从而热情赞颂了巧女的胆识和聪慧，与此同时，巧女们在斗争中也维护了自己的人格、自尊和权益，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如在民间故事《难难他》中，秀才自认为“经、史、子、集读过不少，天文地理也略知皮毛”，就出题为难农夫和他的妻子，在第一回合输掉之后，秀才知道是农夫老婆帮秀才解出难题，便很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女人有多少学问？不是我吹牛，我只要用半张嘴就能斗过她们。”最后，农夫妻子不仅战胜了秀才，还把秀才为了表示对她的轻视而捂住的半张嘴，与兜着粪兜的样子联系在一起，暗暗讽刺秀才不过是自家养的一头畜生。秀才不仅没捞到半点好处，还受到了更 大的嘲讽和羞辱，只好灰溜溜逃走了。  另一类故事则通常叙述的是男子借机嘲笑或调戏女子，而女子总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给予了回敬和痛击。如在《想占便宜吃了亏》故事中，狗胜儿看在河边洗衣服的五姑娘长得漂亮，便趁机调戏，怪声怪气地问他在给谁洗衣服，五姑娘一看是村里的二流子，知道他平时游手好闲，专门爱找姑娘、小媳妇的便宜，便没有理他。狗剩儿看五姑娘不理他，还不罢休，干脆没脸没皮的凑过来，坐在五姑娘洗衣服的石板上，不三不四地说了几句顺口溜：“一间房子四间壁，一条火坑半张席，还缺一个小媳妇，不知妹你愿不愿意？”五姑娘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回敬了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狗都比你强得多，撒包尿你照一照，看你还有几分德”。狗剩儿厚着脸皮，接着说：“管他有德没有德，有个老婆就快活。只要妹你愿意我，我把火炕烧的热。”五姑娘气急了，他的话还没落音，便反击过去：“你妈生你这个货，狗都比你强得多！何不找来你亲妈，拜个天地做老婆！” 
　　
　　在这则故事中，二流子见色起意，用粗俗的语言对五姑娘进行调戏，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侵犯了五姑娘的个人尊严。而五姑娘娘也绝不是懦弱之辈，她对“狗胜儿”这个名字字面意思的灵活运用不仅体现出她出众的智慧，而她泼辣、痛快的责骂更是反映出巧女维护自身尊严和利益的坚决态度。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巧女们勇于抛却生为女人而自轻自贱、妄自菲薄的自惭态度，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不能够被践踏的人格，并且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肯定了女性的个人价值和人格尊严，展现了女性的智慧和魄力。巧女们自发的反抗意识，在男尊女卑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首要体现。 
　　
　　（二）挣脱封建束缚，追求婚恋自主 
　　
　　在以男权为中心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传统女性构成了全方位的压抑，而其中对女性压迫最深刻、最直接、也最容易激起女性反抗的是正是对她们婚恋自由权利的剥夺。所以巧女们在彰显了个人尊严之后，她们确立自己主体意识的第二步就是努力挣脱“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的封建枷锁，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  在儒家文化中，婚姻的本质是上事宗庙，下继后世，这就决定了“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的绝对权威，并成为固定的婚姻模式。所以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并没有婚姻自主权，正如民歌所唱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抱着走”，自主 恋爱和婚姻被视为异端，一旦发现，是要大张讨伐的。《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然而追求自主的恋爱婚姻本是人的天性，所以尽管广大妇女处在封建礼教的重重压迫下，但她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强烈要求并未就此被完全抹杀。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女性自主追求爱情和婚姻的例子，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如穆桂英与杨宗宝、刘金定与高君宝，这些英勇女子，凭借自己的胆识与智慧，终招得如意郎君。与此同时，在民间，由于劳动家庭的女子需要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不得不在外抛头露面，人身方面所受的束缚要比统治阶层的妇女少得多，所以接触青年男子的机会也较多，从而有条件选择自己中意的伴侣，这使得自由恋爱婚姻成为可能。在民间文学中，不少作品都发出了了强有力的呼声来支持自主的恋爱和婚姻，民间巧女故事更是热切的肯定了女性渴望自由婚恋的心情，这使得民间巧女故事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和反叛价值。 
　　
　　巧女故事中有一类选择夫婿型故事，故事讲述者赋予巧女们选择夫婿的权利，而她们选择夫婿的方式往往有两种：一是巧女指定题材赋诗，二是巧女要求候选人完成一项与其职业相应的任务。在大多数选择夫婿的故事里，巧女们最终选择的对象都是肯为自己付出真诚和努力的候选人，这也表现了劳动人民高尚纯洁的爱情婚姻观。  如《翠姐选郎》的故事，它讲述的是在乾隆年间，刘老员外的女儿非常不满意刘员外抛彩球招亲的建议，不顾父亲的反对，非要自己挑选丈夫。父亲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她用炒过的花籽来考验小伙子们的品性，最终选择了一个诚实的小伙子。这则故事充分体现了巧女勇于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对她们婚恋权利的剥夺，以求自由支配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从而可以自主抉择人生道路，把握自己的命运。  
　　
　　另有《巧燕招赘》的故事，更是直接体现了巧女们反抗封建势力的决心。故事中的巧燕，年幼丧父，从小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巧燕长大后为了不使母亲一个人生活而感到孤单，于是决定招赘。母亲虽同意女儿招赘，但要求请媒人撮合。但巧燕要求婚姻自主，在说服母亲后，自己写了招帖：“昭君出塞为和番，代父从军花木兰。宋朝有个梁红玉，击鼓抗金敌胆寒。巧燕本是独生女，孝顺二字更当先。招赘一求婿为子，奉养家慈到百年。招赘二求情缘好，铁棒难打鸳鸯散”。巧燕在众多的应招者中，选中了知书达礼、才华出众、老实厚道的穷青年吴朋！两人本来两情相悦，但恰巧族长是巧燕的大伯，他坚决反对巧燕嫁给贫穷的吴朋。 巧燕知道以后坚决不向族长屈服，从而进行了勇敢的争斗，她到处贴上帖子加以反驳：“男大当婚女当嫁，写帖不应讲怪话，自古入赘成一礼，天不怕来地不怕”。最终，巧燕靠自己的胆识和才华，和吴朋建立了和睦幸福的家庭。故事中巧燕不仅才气横溢且颇有气魄，勇于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藩篱且不屈服于族长的威势，追求人格自主、婚姻自由，其所作所为，难能可贵。 
　　
　　尽管传统的封建道德体系严重剥夺和扼杀着青年男女的自由相爱的权利，但每个被束缚着的人，都会有冲破牢笼的欲求，而巧女的反叛是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她们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高贵的尊严，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就在为平等、自主的婚姻而进行的艰难斗争中得以体现。 
　　
　　（三）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在封建社会，女性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弱者，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在封建社会，男权中心主义观念决定了两性在社会及家庭中的位置：男性在社会中享有政治经济权利，在家庭中处于主宰地位；而女性则被视为父权制度下的附属物，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则把妇女严格限定在家庭之中，女子只能以“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为己任，把一生的幸福寄托于婚姻和男子上。二是儒家对女性的才智是持否定态度的，封建科举制度，只是给男子提供了发挥才智的机会，女子无论如何才华横溢，也不能够向男子一样取得一官半职，在社会上施展才干。而封建家长的教女目的也只是为了培养女子温柔敦厚的性情，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这两种封建道德观念结合起来，共同向女性灌输着这样的观念：女子只应该有闺内之修而并不该有境外之志。所以女子只需尽好“相夫教子”之职，无需拥有才智，更不必参与社会事务。正是因为这些封建礼教的沉重枷锁，迫使女性只能以沉默的方式存在，终身藏身闺门之内，主持家庭内部事务，进而泯灭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的关注，使她们的才华失落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之中。 
　　
　　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女性的“才”和“德”并非天生就在男子之下，只是女性的才智和美德一直得不到充分的肯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少女性已经意识到封建道德规范的不平等，如晚明吴兴名妓梁小玉便在《古今女史》自序中大胆地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梁小玉的这句话无疑是对当时男权社会的大胆宣战，她直接否定了“女性无才便是德”的千古论断，提出女性也应向男性一样，不仅有德而且还可以有才。事实证 明，古往今来，女子的才华绝不输于男子，在文方面，班昭、朱淑真、李清照等女性作家的作品流传千古；在武方面，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梁红玉击鼓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她们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巾帼不让须眉，挺身而出，与男子并肩投入血与火的战争，可见女子从来不缺乏才智，也绝不是弱者。 
　　
　　在传统叙述中，正因为女性的生活空间被禁锢在家庭活动中，远离社会，所以她们才被塑造成一个个需要男性强悍庇护的卑弱形象。但在在众多类型的巧女故事里，情况恰恰相反，在面临难题困境时，那些原本该承担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的男性往往束手无策，要么回避逃遁，要么叹气沮丧。与此相对，巧女们却坦然从容地面对困难，积极开动脑筋，得当处理并最终解决了难题。正因为拙夫的憨直或愚蠢削弱了男性原有的保护力，所以才造成家庭内部权力的转移和巧女社会性别角色的置换，巧女反而成为了家庭利益的代言人和佑护者。在此过程中，巧女的智慧不仅是巧女可以成功完成社会性别角色转换的前提，也是巧女最有力的武器，巧女恰恰用自己的智慧证实了自己的才干。 
　　
　　流传于唐山地区的《一刀之罪》故事则体现了巧女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维护家庭的利益。在故事中，韩老大到一户财主家当佣人，一天，财主让他送少爷去串亲戚，不料翻山的时候，马匹受到意外惊吓导致少爷滚下山崖摔死。财主痛失儿子，便想诬赖韩老大，到县衙告状说是韩老大害死他儿子的。谁料这个县官是个贪官，早收了财主好处，便判韩老大一刀之罪，目的是想一刀砍掉他的脑袋，至他于死地。此时韩老大老婆来探监，韩老大便哭着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了老婆，她老婆怒骂了一句：“哭有啥用？亏你还是个男子汉！交给我吧！”她跑到县官那里，请求县官答应县官割下韩老大的辫子，好让他百年归老之后将它埋入韩家正穴。县官看韩老大老婆长得漂亮，便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条件就是事成之后韩老大老婆必须得对县官言听计从。韩老大老婆假装先答应县官，但在县官应韩老大老婆要求一刀割下韩老大的辫子后，韩老大老婆却说她丈夫已受了一刀之罪，可以释放了。县官想抵赖，韩老大老婆便威胁县官说要告到府里和皇帝那里去。县官自知心中有鬼，只好放了韩老大。 
　　
　　在这个故事中，韩老大虽是男子，遇到问题却显得懦弱退让，全然没有男子对外处理大事的风范，倒是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面对强势的县官，不卑不亢，利用其好色的弱点成功哄骗县官陷入圈套，再用自己出众的智慧，让“一刀之罪”有了新的解释，救出了丈夫。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女子并不只会禁闭在家庭里养蚕织布、相夫教子，在家庭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冷静、机智处理重大 问题，承担起挽救家庭的核心角色，这就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展现了女性的智慧与尊严。  巧女们不仅能维护家人的利益，解除家庭危机，在一些巧女故事中，巧女们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才智为民造福，发挥了更大的社会作用。如在《小女驳天子》中，大臣女儿帮助父亲击败了国王的刁难，从而解救了全体大臣。而在《茶姑台》故事中，巧女用对对联的方式巧妙地取回了财主克扣工人的工钱。又在《知县夫人断奇案》故事中，知县夫人面对糊涂丈夫的错判，出自对受冤者的同情，主动要求重新审视案件，并从关键证物玉佩着手抽丝剥茧，将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使真凶焦大与可恶的帮凶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又帮助善良的焦郎和桑妮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赢得了百姓的一片赞誉之声。 
　　
　　这类故事形象地阐明了女性与男性一样秉有参政才能与造福于国家民众的能力，体现了对正统儒家妇女观的颠覆性，女性的主体意识相比于前两点也得到最强烈的体现。  纵观巧女故事，巧女们不仅不缺乏女性本身应具有的美德，而且还拥有着一般女性、甚至男性也难以具备的聪明与才智。她们青春洋溢，热烈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婚姻；她们智慧出众、妙语连珠，许多文人雅士都不得不对她们甘拜下风；她们理家佐夫，帮助男性亲属而参与家庭决策、涉足社会生活，从而突破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两性分工原则。她们的行为绝不是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高扬主体精神，用智慧争取主动，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巧女们在桎梏束和束缚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并发出了不屈的抗争之声，透露出封建时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线光明。正是她们无视礼教的荒唐说教，不仅勇于肯定自己，而且大胆地发泄出才华不能施展的不平之气，一扫中国历史上女性话语的缺失，才使女性主体意识穿透重重男权黑幕，抵达初步的觉醒。  
　　
　　三、隐藏在巧女故事形象背后的深刻文化心理内涵 
　　
　　“民间故事涉及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展示着民间大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内心世界，而民间故事中的妇女形象又是最难能可贵的。”[6]  正如荣格所说：女性形象的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无数次重复的悲欢的残余，而且总体上始终循着同样 的路径发展。它犹如心理上的一道深掘的河床，生命之流在其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7]而民间故事中的巧女形象与确实与中国民众生活和民族心理有着密切联系，通过挖掘巧女故事形象背后掩藏着的深刻文化心理内涵，我们不仅会对民间妇女的思想行为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会对不甘忍受命运摆布而抗争的女性形象有着更完整的认识，从而能更进一步去探寻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体现民众的期待视野和感情的补偿与释放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相比，相对少了统治阶级的诸多束缚和精神控制，所以具有民众性和写实性的特点，因此更加大众化和平民化，更能真实反映民众内心的呼声。如民间诗歌、民谣、故事等无不以以最真实淳朴的内容形式，将清清白白、坦率真诚的民间思想艺术展现在世人面前。民间故事也不例外，正如华裔学者丁乃通先生所说：“当中国农民 (尤其是中国农妇) 在工余闲暇无事编造故事或添油加酱讲述传统故事时，会不大想到礼教的压力，旧时中国正统派人物也许一笑置之，也许耸耸肩膀或眨眨眼佯作不知而已。”[8] 而巧女故事和其它民间故事一样，也是由未经开蒙的乡野村人口头创作并代代相传，以其鲜活质朴的生命气息承递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与此同时，巧女故事在教育和娱乐的形式下，蕴含着民众的观念和欲求。              
　　
　　民众讲述和聆听故事，并不单纯是为了享受娱乐，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传达和交流彼此对现实的认识和期待，这种目的透过讲述投射在文本里，逐步凝聚成故事中的文化观念。换句话说，故事中的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接近于生活层面的认识和思考；另一个是与现实形成反差的层面。表达反差的部分往往透露出反抗或挑战意味，这恰恰表现是民众的渴求在被严重压抑和禁锢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最具民众意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隐藏在巧女故事反差背后的就是民众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希望和期待。  作为对现实境遇的逆向想象，巧女故事中民一个角色、每一种行为的设置都渗透着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愿望的倾诉。从巧女故事中,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了民众对妇女智慧和技艺的高度赞扬，以及人民对女性这一隐藏于男权背后的一个群体的关注。这是因为，民间巧女故事，讲述者虽不排除男性讲述者的介入和参与，但却是以女性为主体，所以会更多地站在女性立场上，通过对民间巧女才智的尽情讴歌，来叙述他们对女性现实不利处境的实在认识和补足 想象，表达出女性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思考、判断、期待，传达出女性优越思想。所以巧女故事才参透浸润了较多的女性意识，带有极强的性别意义和浓烈的女性自觉 、女性自尊。巧女故事中巧女之所以可以暂时抛却伦理规范的束缚，成为家庭及个人利益的守护者并享受胜利的喜悦是民众所能想象到的一条折中之路，也是一种艺术化的解困方式。民间大众在轻松自在的消遣式情境中创作和传送这些巧女故事，使得长期以来的心理压抑和自我价值感的匮乏获得了带有虚构意义的补偿和释放。所以说民间巧女故事，从头至尾充满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让人们渴求幸福的心理得到了补偿和满足。
　　
　　 (二)体现民间话语对主流文化的颠覆 
　　
　　虽然儒家正统文化在封建社会中总是占领者话语的主导权，但民间话语也有着自己独立的叙述历史和传统，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女性理想。正如乐黛云先生认为：活着的文化总是在更新和发展中存在，这种发展又总是通过“认同”和“离异”两种作用来进行。“‘认同’表现为对主流文化释的一致，即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对已成模式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种种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间内，对主流文化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某种否定，甚至颠复。”[9]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由于期待视野和接受群体的大相径庭，更多表现了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批判和扬弃。”[10]尽管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认知中，男性往往被塑造成无所畏惧的强者，女性总是被塑造成受保护和垂帘的弱势群体。但由于民间生存生活方式与统治者不同，民间女性在操持家务之余也参加相当多的生产劳动，她们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的作风，自然而然会使男人心悦诚服，所以大量巧女故事才会被创作和流传，一反传统女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文化认知模式，虚化了男性护佑家庭和女性的强大力量，为巧女故事设置了特殊的活动场域—男性缺乏或是男性庇佑能力匮乏的家庭，从而使女性主人公替代男性成为了强悍的保护者。讲述者这样做，就是要通过这一女性角色来反抗女性现实不利处境，从而展现女性的言行才智并由此及彼地肯定张扬女性人格独立、婚姻平等自主 、“女主内、男主外”的豪迈壮举。这样，巧女故 事就形成了一种与正统文化相悖离的“离异”力量。 
　　
　　总之，巧女故事对女性的规约与主导文化迥异，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两性观念相背离的女性优越思想，表现了鲜明的非正统性甚至颠覆性。   
　　
　　小 结   
　　
　　中国古老的民间巧女故事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延传至今，蕴含着广大群众最真挚淳朴的美好愿望，是民间思想价值的直接体现。巧女故事用女性意识来对自身社会地位及存在价值作出估价，是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自己，抚平胸中块垒的产物。巧女故事中所塑造的“巧女”形象，一改传统女性低眉顺眼、无才无德、 软弱柔顺的形象，展现了女性聪明能干、刚强坚韧、蔑视权贵的一面，她们的核心之处，也是最光彩之处在于女性人格独立、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民间巧女的言行已经初步体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原本形象的一种肯定和回归。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巧女被放置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面目、姿态，但其中所传达的民众在本真生存状态下的思想情感和审美伦理却有着长久、稳定和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屈育德.略论巧女故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27页.
　　[2]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第1页. 
　　[3]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20页.
　　[4]杨永忠.论女性主体意识[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8页 
　　[5]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