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先崇拜角度分析《山海经》

　　对于《山海经》中崇拜意识的探讨，赵川侧重于分析《山海经》中所体现出来的图腾崇拜[1]18-20，纪晓建也重点探讨山水树木等自然崇拜现象[2]118-121，陈富元对神行与人性共处一体的英雄形象做了分析[3]91-94。结合文献和以上学者的论述，本文从祖先崇拜的角度进一步对《山海经》展开讨论。

　　一 由天帝崇拜到祖先崇拜

　　（一）祖先与天帝建立紧密的联系

　　《山海经·中山经》中有这样的神话片段：“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中多仆累、蒲卢。……其中有鸟焉，名曰鴢，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状如葌，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木，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4]143青要山是天帝的密都。而青要山南面的墠渚，就是大禹的父亲鲧化为黄熊的地方。这样，通过地域的相邻关系，让鲧（人类的祖先之一）与天神之间建立起了平等而密切的联系，从而在情感上，让先民易于接受由天神到始祖的转化。同时，这个神话片段又进一步赞美了青要山中的重要物产，鴢鸟凸显出它对人类繁衍生育的重要作用，荀草凸显出它对人类健康的重要作用。于是，在客观上来讲，这也从对人类生存起着重要作用的方面，凸显出神与人之间存在的重要而且密切的联系。这样，天神、大禹与先民之间就建立起了重要而且密切的联系。

　　在云南少数民族景颇族的创世史诗神话中，也有相似的认识。创世主在孕育诸天神与诸地神之后，才孕育出景颇族的公众首领之祖——宁贯杜，在“宁贯杜聆听父母遗嘱”这一节诗歌中，进一步叙述了宁贯杜与诸天神及诸地神的紧密联系。在汉族神话中，据金荣权考证，帝俊是与炎、黄两大神1[5]91-96在《大荒东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惟帝俊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4]294帝俊从天上下来和一群长着五彩羽毛的鸟交朋友。

　　他在下界的两座祭坛就是由这群五彩的鸟掌握着。这个神话片段，更为直接地反映出帝俊兼具天界和地界的双重身份特征，这样，也更有利于先民从心理上接受进而崇拜祖先。

　　（二）祖先控制和管理鬼神

　　以祖先身份出现的皇帝、帝俊、颛顼等神话人物，还具有控制和管理鬼神的神奇能力。《西山经》“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为祥。”[4]44皇帝经常拿玉膏来服食享用。皇帝挑拣出峚山里玉石的精华种在钟山的南边，后来便生出瑾和瑜这样的美玉。并且进一步说，天地鬼神都喜欢食享用它，君子佩戴它能够抵御妖邪之气的侵害。这样，通过美玉这个中间物，在皇帝、鬼神与君子之间建立起了相互联系，一方面，皇帝（人类的始祖）种植玉石的精华，进而，为鬼神提供美食，从而为皇帝管理和控制鬼神奠定了物质方面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君子抵御鬼神的侵害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和途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重要地位。

　　（三）祖先与天神共同掌控日月星辰

　　1、始祖生育重要的天象太阳、月亮以及具有奇妙力量的神灵。《大荒东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4]286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大荒西经》中，帝俊的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通过上面的神话片段，充分反映出先祖征服自然的自信。

　　这与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相比，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因为，在人与自然界（客观对象世界）的关系上，先民不仅能够把二者区分开来，而且通过始祖孕育出与人类生存的世界息息相关的天界现象，凸显出先民强烈而且自信的愿望。

　　不仅如此，《山海经》还进一步彰显了先祖生育神灵的重要功绩。《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4]311有十个神人，名叫女娲肠，就是女娲的肠子变化而成神的，先祖生育神灵，这是先民在认识论上的一次巨大飞跃。这表明先民已经超越了前一阶段自我虚设的神灵世界，这也为中华文明打破自我设置的蚕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曙光。当然，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看到了文明的曙光并不等于文明马上就会实现。在这里，人类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彰显和弘扬。正如古希腊人被史学家们称为“正常的儿童”一样，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此阶段的文化无疑也是和古希腊人一样，拥有美丽而且健康的童年。

　　2、先祖不仅生育神灵，而且命令神灵管理自然秩序。《大荒西经》“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4]319帝颛顼命令重托着天用力往上举，又命令黎撑着地使劲朝下按。噎主管太阳、月亮和星辰运行的秩序。这个神话片段，表现了祖先的后代具有与天神一样强大的力量，能够托举天、按压地，在思想意识领域，凸显出先人强烈的主动性，不仅由重和黎确定了太阳和月亮的位置，还进一步由噎来管理日月星辰的运行秩序。《大荒西经》“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4]311-312天神石夷处在大地的西北角落，掌管太阳和月亮升起落下时间的长短，也就是白昼和黑夜的长短。通过这些神话片段，反映出人神共治共管的上天世界。这无疑是先民认识论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进展。

　　二 祖先崇拜与先民社会

　　意识是对现实的反映。神话虽然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反映，但是它却间接地反映出先民的生存处境及其愿望。这为我们洞察先民生存的社会特征提供了一条有效可行的途径。

　　（一）建立威震天下的气势《大荒东经》“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4]297黄帝得到夔，便用它的皮蒙鼓，再拿雷兽的骨头敲打这鼓，响声传到五百里以外，用来威震天下。在这个神话片段中，通过强烈炫目的亮光、雷鸣一般的响声与遥远的距离，强调了黄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声威。和皇帝一样，西王母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海内西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4]268西王母的南面有三只凶猛的青鸟，为她寻觅食物。《西山经》进一步强调了西王母不仅具有威严的外貌，而且掌管上天的灾厉及其刑法残杀之气。“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4]231皇帝还通过惩治异己势力来强化其一统天下的声威和锐不可当的气势。

　　（二）主持世间的正义与公道

　　《大荒北经》“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4]331大禹哀念绰人被杀，暗地里帮绰人的子孙后代建成国家，就是这个毛民国。毛民国的建国故事，体现出先民对救难扶弱的大禹精神的赞美。

　　以皇帝为代表的祖先不仅暗中救难扶弱，而且还通过镇压非正义的一方，为弱小者伸张正义。《海内北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4]270贰负和他的臣子危一起杀死了窫窳。天帝便把贰负拘禁在疏属山中，给他的右脚戴上刑具，反绑上他的双手，栓在山上的一棵大树下。《西山经》 “是与钦丕 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磘崖。”[17]45山神鼓和钦丕同谋，在昆仑山南面杀死天神葆江。天帝知道后，将鼓和钦丕杀死在钟山东边的磘崖。这个故事象征了远古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为其利益而联合起来，并且通过非正义的方式与手段来残杀对方。弱小者最后通过至上神——天帝来主持正义与公道。

　　（三）解除祸患、荫庇后世

　　1、天神在人间带来的灾难，需借祖先之力拯救《大荒北经》“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4]333大禹杀死了相繇，而相繇的血又腥又臭，使谷物不能生长；那地方又水涝成灾，使人不能居住。最后，在诸帝的帮助下，利用挖出的泥土建造了几座高台，顺利地解决了困扰人间的灾难。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仅反面的天神给人间带来灾难，而且正面的天神也给人间带来灾难。《大荒北经》“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4]334-335这个神话片段这表明失去神力的正面的天神魃给人间带来旱灾，最终在皇帝的帮助下得以解除旱灾。

　　2、孕育后人，并具养育之恩始祖具有繁衍后代之功。《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4]353炎帝的妻子，即赤水氏的女儿听訞生下炎居，炎居生了节并，节并生了戏器，戏器生了祝融。祝融降临到江水居住，便生了共工。共工生了术器。通过这样的神话片段，体现出先民对祖先孕育之功的颂扬。始祖不仅具有繁衍后代之功，而且还有泽被后世之爱。《海内经》“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4]343后稷埋葬的地方，出产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各种谷物自然成长，冬夏都能播种。鸾鸟自由自在地歌唱，凤鸟自由自在地舞蹈，灵寿树开花结果，丛草树林茂盛。这里还有各种禽鸟野兽，群居相处。从客观上说，这些重要的植物与动物资源，这是对人类生存起着关键作用的自然资源，凸显出祖先对后人的恩泽。我们通过先民由衷赞扬的情感可以看出他们对始祖的强烈认同感。

　　三 巫医文化传承

　　祖先崇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与自然崇拜相适应的巫术文化，在祖先崇拜阶段也仍然存在。在客观上也需要熟悉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人物（巫师），让他们在祖先与先民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然而，这一特殊阶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自然崇拜阶段，顾名思义，最突出的特征是人对外部自然界的尊崇，而在祖先崇拜阶段，先民已经把关注的重点转换为人类社会，它既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先民认识的深化。

　　（一）巫医是通达事理、与人友爱的文化人士

　　《海外南经》“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4]220《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4]264这些神话片段，突出地表现了巫师具有品德高尚智慧高超的特点，他们是祖先与先民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在先民看来，巫师无疑是德高望重的人物。这也反映出在祖先崇拜这一特定阶段，先民已经认识能够认识到群体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法则以及人类自身的才智，是人类认识上的又一次质的飞跃。《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4]267这个神话片段表明：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特别的仪式，巫师被赋予了拯救社会所缺失的调控职能，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先民思想意识中的重要地位。

　　（二）对祖先的感恩情怀

　　《中山经》“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4]218帝王的兴衰成败，都在这些山川间上演，国家财富用度也都是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结合祖先崇拜与先民社会的分析，这种仪式在客观上也表达了先民对祖先的感恩情怀。《西山经》“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4]34华山神是诸山神的宗主，祭祀华山要用猪、牛、羊齐全的三牲作祭品。 当代殷商出土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的重要。[6]24-30这与神话所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

　　四 与中华“文明基因”的互动影响

　　神话在传承的过程中，必然要与一定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互动影响，特别是汉民族从殷商时代开始，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推动下，社会文化得到加速发展，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也必然要与流传下来的神话产生碰撞和交流。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神话中的这些新因素来理解汉民族文化的特征。

　　（一）强烈的主体意识

　　中国人关注现实人生，宗教情感较为淡薄。

　　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鸟形花纹图案彩陶盆和鱼纹图案彩陶盆。[7]57-63这表明，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先民们不仅发展到了重要的定居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展现了他们的初步的审美情趣。换言之，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从单纯注重实用性的陶器发展到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彩陶，这无疑彰显了人类主体性的精神，在劳动实践中，先民实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这二者的辩证统一。在如此久远的时代，实属难得。可以说，这为中国文化刻下了关注人类主体精神的烙印。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看：“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薛，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8]148从这些内容来看，盘庚并没有惟“天命”是从，相反，他却主要以自己的分析判断为主。盘庚的这种主体意识与神话所反映出来的皇帝、帝俊等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一致的。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无论是道家的开创者老子还是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其学说无一不是关注现实的人的“乐生”问题。

　　（二）睿智的理性精神

　　中国，是世界上着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字所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文字的出现，意味着先民自此开创了一个客观、真实的理性世界。据刘凤君考证，甲骨文的早期文字形式——骨刻文，其流行时间距今约4600-3300年。[9]66先民的思想世界由于拥有了这枚思维的利器，所以，先民就可以凭借这种理性精神不断地在自我意识领域和外部世界这两个思维的对象中不断地深化与开拓。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中看出来：“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8]123-124商之老臣伊尹对先王时代社会的分析，巫风、淫风、乱风，官员有一项的，则家丧；君王只要有其中一种的，那可是要亡国的。为臣者，如果明知君王有错而不加以规劝，同样有罪，应当是以墨刑。这些从蒙学之童开始就要详悉教导。这些条分缕析的见解，颇为中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富有启发意义。

　　伊尹这种理性的精神与神话中皇帝、帝俊等赏罚分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周易》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浓厚的历史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据考古资料显示，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春秋》与当代出土的殷墟卜辞文字有许多相同、近似之处。刘源认为，这是因为周代王室及诸侯史官大多出身于原殷人史官家族，继承并沿用了殷代以来的传统记事笔法。周人文化本较落后，克商前就受到殷文化很大影响；克商后，周人为统治国家及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很重视掌握着文字、礼仪且谙熟治乱、成败的殷人史官，积极加以任用。[1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殷代以来史官群体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世代传承和积累，是春秋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根基。甚至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他也并非完全采取历史xuwuzhuyi的政策，彻底地烧毁一切书籍。建议焚书的李斯，他的建议中有几句关键的话：“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11]140-141“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11]141这就是说，禁令是针对群臣和百姓下达的，而皇室官府的藏书不在此列，而且博士官由于职责关系是允许收藏《诗》、《书》和百家语的。另外，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属于卜筮类书，根本不在焚毁之列。

　　可以见出，即使是处在文化危机的紧急关头，由于受到这种追根溯源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崇尚严刑峻法的秦始皇也没有完全禁止前世文化的传承，其用意也只是排除异己而已。并且，从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华文化并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这对 “四大文明古国”来说，也是唯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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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司马迁撰：韩兆琦等评注. 史记[M].长沙:岳麓山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