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及民间文学的理论反思

　　一、现代性与民间文学

　　“现代性”是极具争议性的学术话题，不仅有各种困惑和理解，而且有各种批判和解构。现代性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走出西方，走向全世界。下面我们择其要点，对现代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谈到现代性，就不得不提到启蒙。启蒙的英文单词是 enlightenment,这个单词的词根为 light,也就是光明的意思，这恰好引导我们理解启蒙的内在含义，就是用光明驱散宗教迷信和盲从的黑暗，让人们脱离蒙昧的状态，用科学打破宗教的权威，达到思想上的自主。而要达到自主，在哲学层面就必须依靠理性。理性可以追溯到近代的笛卡尔和他的“怀疑”精神，而后以理性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伴随社会的进步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核心观念。因此，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现代的基本认知以及社会体系。对于“现代性”概念的阐释，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现代性与工业化的世界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表现为全球化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理解为一套根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针对现代性中工具理性带来的危机，他提出了以交往理性来重新修复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并且使之回到平衡的轨道上来，这也就是他着名的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福柯则从非理性的哲学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思考，他用权力、性、规训等概念对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下面就具体分析哈贝马斯与福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

　　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争论涉及很多层面，我们择取其中一个层面进行对比。哈贝马斯是对现代性以及理性持积极态度的。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上，他把工具理性理解为理性之中的一部分，认为其过度发展影响了平衡，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问题的方法应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层面，所以恢复这种平衡就需要所谓的“交往理性”.工具理性强调一种“占有式”的、“霸权式”的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控制与加工，这种占有是单向度的、人对物的占有与控制，这种思维模式在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功中不断得到强化并走向极致，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扩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就不难理解工具理性带来的人类道德的沦丧与人的主体性的物化。他认为与工具理性的“主体-客体”的关系不同，交往是一种“主体-主体”的有效性规范，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成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换而言之，劳动侧重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体现在社会以及科学方面，交往侧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和取信的关系。因此想要避免被物化，只有通过交流使各个主体达成平等的理解与沟通，进而逐渐实现现代性。

　　福柯继承了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传统，通过分析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运行深刻批判了理性。福柯把权力作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他强调权力是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权力的变化将引发社会的变化。权力不属于一种多重的组合结构，不属于任何组织结构。最基本的权力就是话语的权力，行使话语权力的人和被行使话语权力的人并没有强制的规则，但是这种话语交流的存在就意味着权力的存在。福柯所说的权力不同于暴力，权力是有选择的接受，暴力则是压制性的接受。这种权力散布在现代社会的微观以及宏观层面。这就是两位学者争论的一个焦点---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理性”试图平等地让社会上的人拥有话语权，但这在福柯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交往理性所建立的平等对话机制中必然有规范的制定者，必然有拥有权力、拥有话语权的人，而大多数人都是被剥夺权力的沉默者，如女人、底层阶级或者殖民地第三世界。所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的建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而福柯的揭露批判虽然极其深刻，但是他的解构远远多于建构。福柯对于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的分析，正如他对于全景敞视主义和监狱的阐述，非常规但却极具深刻性地指出了现代社会为达到理性、稳定、高效而对人身上酒神精神的消解。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及理论建设的角度看，民间文学与现代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间文学隶属于民俗学的范畴。民俗学产生于19 世纪的欧洲，时间晚于工业革命，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它恰恰产生于现代性的体系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兴国家的建立，现代社会的风俗习惯与封建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有了巨大差异，学者们力图从各个角度阐释这种差异并解释其原因，因此民俗学学科得以建立。从时间来看，它产生于现代社会，从空间来看，它诞生于西方世界，从思想层面来看，它出现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所以，民俗学可以理解为一个非传统的现代性学科。真正赋予民俗学学科名称的是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他提出了 folklore 一词来命名。民俗包括衣食住用行各个方面，在文学上就体现为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以及戏剧等。现代性在政治思想层面具体表现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中国则是戊戌变法与五四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用来反封建、反神权的灵感并不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思想，而多是从民间文学中得来，比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乃至于但丁的《神曲》，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引用并二次加工民间故事来阐释人性。在中国，现代性则体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刘半农、沈尹默等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其对于新文学运动以及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从现代性以及民间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来看，现代性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联系。民间文学的理论以及具体操作方法乃至观念转变都与现代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再以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工具理性使得人过分崇尚科学化，使得社会单向度地发展，对自然过分索取，滥用科学，破坏了生态平衡乃至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时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欠发达国家及地区对西方的发展模式盲目引进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甚至自身社会的文化也被西方同化，最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从这方面来说，民间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甚至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都有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