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佛教文学发展历程及其文学成就

　　摘    要：　宋元之际, 伴随着佛教在回鹘民众中不断洪传与兴盛, 回鹘佛教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回鹘佛教文学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 早期文学作品基本上为译经文学作品, 由梵文、吐火罗文、汉文等文本翻译而来的, 包括原始剧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 等等;至中后期, 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编译作品或原创作品, 一些汉文、梵文佛典被改编成韵文体佛典, 还涌现出回鹘文原创作品, 包括哲学原着、诗歌、碑文、题跋, 等等。回鹘人在翻译汉文佛教文学作品时, 倾向于借鉴并综合多种汉文版本, 还善于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 将散文体编译成优美的韵文体作品。回鹘文诗歌有着独特的押韵方式与韵律节奏, 其最显着的特点就是首韵法。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数量庞大, 内容丰富,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学以及西域佛教文学的宝库, 并对河西地区的蒙古族以及后来的裕固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宋元时期; 回鹘; 佛教文学; 首韵法;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spread and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among the Uighur, the Uighur Buddhist literature has gain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It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Early literary works are basically translated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which are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charian and Chinese, including original scripts, Buddhist life stories, Jataka stories and metaphorical stories.Until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many excellent adaptations or original works appeared, and some Chinese and Sanskrit Buddhist scriptures were adapted into rhyming texts while original works in Old Uighur language also flourished, including philosophical works, poems, inscriptions, postscripts and so on.When translating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Uighur tends to draw on and integrate various Chinese versions and are good at making some adaptations converting the prose into beautiful rhyming style.Uighur poetry has unique rhythms and meters, and its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s alliteration.With its large number and rich contents, the Uighur Buddhist literary works have greatly enriched the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has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Mongolian and the Yugur in Hexi Region.

　　Keyword：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Uighur; Buddhist Literature; Alliteration;

　　佛教是维吾尔族历史上流传长久且影响深远的宗教之一。回鹘人最初接触佛教应肇始于漠北时期, 唐贞观年间曾有回鹘酋长名为“菩萨”。漠北回鹘早期崇拜万物有灵的萨满教, 至牟羽可汗时, 始奉摩尼教为“国教”。九世纪中叶回鹘迁居西域、河西诸地, 相继建立了高昌、甘州、沙州等地方政权。在当地兴盛的佛教文化濡染下, 回鹘摩尼教势力走向衰落, 逐步为佛教取而代之。至10世纪末, 佛教成为诸回鹘汗国境内最为重要的宗教信仰, 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回鹘佛教文化。1

　　作为世界性宗教之一, 佛教自产生伊始, 善于运用文学的形式阐述其深奥的哲理, 在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 更是借助于文学、艺术手段来彰显佛法的博大精深。回鹘人酷爱文学艺术, 皈依佛教之后, 依据汉本、吐火罗文本、梵本佛典, 将本生、佛传、譬喻类文学作品译成回鹘文。宋元之际, 回鹘佛教处于兴盛时期, 佛教徒造诣深厚, 译经抄经蔚然成风, 将一些汉本佛典编译成韵文体作品, 并创作出许多优美回鹘文佛教诗歌。至元代, 一些久居内地的回鹘佛教徒在中原禅宗的熏陶下, 使用汉文创作了一些优美的诗词。

　　十五世纪后畏兀儿人彻底改信伊斯兰教, 回鹘文在西域地区被废弃, 许多佛教类文献及其文学作品遭到人为的毁灭, 因而, 保存至今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数量有限。据国内外已刊布的文献, 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可大致分为三类, 其一为译经文学, 由吐火罗文本、汉文本等翻译而来的散文体作品, 包括原始剧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等, 其中年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当属《弥勒会见记》, 2其二为编译文学, 将散文体汉文、梵文佛典改编成韵文体作品, 如《须大拏太子本生》《观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赞》, 等等。其三为原创作品, 用回鹘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 包括赞美诗、发愿文、功德文、题跋、碑文等, 如《弥勒颂》《观世音菩萨赞歌》等赞美诗。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3系统地考察了回鹘佛教文学发展历程及其文学成就, 并求教于方家。

　　一、译经文学

　　回鹘佛教文学主要接受了印度佛典内容的影响, 发展出独具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学。印度佛教善于运用通俗易懂、栩栩如生的故事阐述深奥抽象的哲理, 循循善诱地劝导民众重德向善, 使之领悟佛法真谛, 并自觉遵循佛教戒律, 从而达到教化百姓、归正人心的目的。这些蕴含哲理的故事受到回鹘民众的青睐, 率先译成回鹘文, 流传极为广泛, 影响深远。这类佛经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等。

　　五代时期, 回鹘佛教徒开始将佛教经典译成回鹘文。目前所知首位杰出的回鹘翻译家当属十世纪生活于别失八里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的胜光法师 (Singqu S?li Tutung) 。胜光法师语言功底深厚, 精通回鹘文、汉文、梵文、吐火罗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他据汉本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观身心经》等佛典。他的译本准确严谨, 优美流畅, 堪称上乘之作, 因而流传甚广。在胜光法师的译着中, 篇幅最长、流传最久的是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 (回鹘文题作altun?nglüg yaruq yaltr?ql?γqopda k?trülm??nom iligi atl?γnom bitig) 。为了渲染善恶报应的思想, 胜光法师在第一卷补译了两则抄经故事, 将抄写该经赎罪起死回生及重病痊愈的故事增添进去。4《金光明最胜王经》残片在新疆吐鲁番、甘肃酒泉等地均有出土, 数量多达上千件, 其中年代最晚的抄本是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 抄写于沙州 (敦煌) 的写本, 1910年由俄国学者马洛夫发现于甘肃酒泉文殊沟, 现存圣彼得堡。5胜光法师的译本兼具翻译精准与辞藻优美的特点, 流传时间长久, 影响范围广泛, 成为回鹘佛经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由此可见, 十世纪回鹘佛教徒既已具备深厚的佛教造诣与文学素养。

　　(一) 原始剧本文学

　　《弥勒会见记》是回鹘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学作品, 也是我国各民族 (包括汉族在内) 现存最早的文学剧本, 在我国佛教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弥勒会见记》梵文本已遗失, 亦无汉文本, 目前仅存回鹘文本与吐火罗文本, 但是吐火罗文本不如回鹘本保存完好。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主要有新疆哈密本、德国胜金口本、德国木头沟本等版本, 其中以哈密本最为完整。哈密本于1959年由当地牧民发现于哈密县天山公社脱米尔底大队 (今新疆哈密市天山区板房沟乡) , 双面书写, 现存293页。6吐火罗文本于1974年发现于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 仅存44页, 每页双面用工整的婆罗米文字书写, 但残缺不全, 破损严重。7因而,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最为完善, 为研究弥勒信仰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弥勒, 回鹘文写作Maitri, 梵文写为Maitreya, 即未来佛, 是继承释迦摩尼之佛位、在未来世中拯救众生的法王, 在佛教中地位极为特殊重要。《弥勒会见记》讲述了出生于婆罗门世家的少年弥勒受天神启示, 拜见释迦佛, 接受其授记, 并修炼成佛的故事。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保存相对完好, 故事情节较为完整。关于《弥勒会见记》的名称、作者、译者在回鹘文哈密本第1、3、6、10、12、16、25章末尾都有大致相同的跋文。其中, 第一章跋文如下:

　　精通一切经论的、像甘露一样痛饮毗婆沙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制成吐火罗语, 智护戒师又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的“跋多利婆罗门作布施” (第一章) 完。8

　　据此跋文, 圣月菩萨大师 (Ary?antri Bodiswt K?i A?ari) 将该剧本由印度语 (?natk?k til) 翻译成吐火罗语 (toxri til, 即古代焉耆语) , 智护戒师 (Prtnarak?it Kranwazika) 又从吐火罗语翻译成突厥语 (türk til, 即回鹘语) 。至今尚未发现梵文本残卷, 而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本亦残缺不全。所依据的印度语底本究竟是哪部梵文本经典, 尚不能断定, 或许根本就没有梵文底本。有学者认为《弥勒会见记》的吐火罗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只是一种假托, 实则为当地弥勒信仰的产物。9

　　自《弥勒会见记》回鹘文本发掘问世以来,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目前学界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本译释、年代考证、文体性质以及文本对勘等专题, 但对文献本身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弥勒信仰则论述甚少。然而, 该文献对西域的弥勒信仰影响极为深远, 是不容回避的。笔者仔细研读该文献, 试图理解文献中所体现出的“弥勒观”, 以此深入探究其对西域弥勒信仰的影响。

　　弥勒信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古代印度西北部, 随着佛教的向外洪传, 在魏晋时期经西域、河西走廊传入中原, 隋唐时期在中原地区极为盛行, 并流布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中土流传的弥勒经典大致分为弥勒上生与下生两个系统。10所谓弥勒上生经主要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描述了兜率天宫种种庄严、弥勒上生兜率天的因缘以及往生兜率天的种种修法等。弥勒下生经包括《弥勒下生经》《弥勒来时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大成佛经》等, 讲述弥勒下生时转轮圣王治世、弥勒下生成佛度化众生、国泰民安种种盛况。

　　然而, 回鹘本《弥勒会见记》从内容上看, 与中土流传的弥勒经典有所不同, 没有着重强调“上生”、“下生”等观念, 从内容上更接近于弥勒下生经典, 讲述了弥勒成佛的完整经历, 包括了弥勒授记为未来佛、降生人间、修炼成佛、度化众生并最终回归天界等连贯的故事情节。在回鹘本《弥勒会见记》中, 弥勒原为婆罗门弟子, 后皈依释迦佛, 并授记为未来佛, 先于释迦佛圆寂;随后, 尊者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 并为无数天神说法, 唯有降生人间方能证悟佛位, 无数天神跟随弥勒降临人世;弥勒降生在翅头末城 (Ketumati, 意译为鸡头) 梵寿国师家中, 幼年时就具有超凡的能力, 后在龙华树下斩断种种烦恼, 证悟“无上正等觉”, 转动法轮, 成就为“全智的弥勒佛、无上佛转轮王”。他在妙华园讲法, 先后度化了商佉王及其后妃、梵寿国师等世人, 随后, 他来到鸡足山普华平原, 继续转动法轮, 救度世间众生以及大小地狱中受苦众生;最后, 弥勒佛完成使命重返天界。回鹘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十七品写本有些残缺, 内容不够完整, 但从保存完好的6页内容可看出, 主要讲述了弥勒度化母亲、重回天界、普天同庆的盛况。

　　《弥勒会见记》强调成佛在人间, 这是其最为显着的“弥勒观”。根据藏文《大藏经》, 弥勒是在兜率天被指定为未来佛的继承人, 然而, 回鹘本《弥勒会见记》强调弥勒在人世间授记为未来佛, 强调听闻佛法、证悟佛果只能在人间, 甚至连天上的众神如若聆听佛法, 必须降生人间, 才有机缘听闻佛法, 才能证悟得道。 (11) 在《弥勒会见记》第十品“从兜率天下降人间”中有如下叙述:

　　天众这样说道:若是那样, 就在这兜率天获得佛果, 就在这里向我们说法吧!为什么要托生在下面恶浊世界中妇女的腹中。之后, 尊者弥勒菩萨这样说道:绝对没有菩萨降生在天上的道理。我一定要 (舍弃天身) , 下降人世托生。所以你们也要随我下到人间! (12)

　　这段文字非常明确地强调成佛只能在人间, 而不是在兜率天, 也不是在其它任何世界, 必须在污浊险恶的人世间才能完成修炼, 才能成就佛位。不仅弥勒菩萨要降生到人间证悟佛果, 天上的诸神也要降生人间, 才能听闻佛法, 获得拯救。

　　因而, 能在人世间与弥勒相见、聆听佛法并获得成佛的胜因就成为回鹘佛教徒最大的夙愿。在回鹘本《弥勒会见记》以及其它佛教文献中都有类似的题跋或发愿文。抄经者或施资人发愿抄写佛经, 以此功德, 期望在天上及人间能与弥勒相见, 聆听他的教诲, 并得到成佛的胜因。弥勒信仰由印度经中亚传入西域, 并在西域流传甚广, 正是与《弥勒会见记》所包含的“弥勒观”是密不可分的, 即在人世间获得弥勒的拯救。弥勒信仰进而由西域传至中土, 在隋唐时期获得极大的发展, 曾经广泛传布, 影响极为深远。

　　学界对回鹘文本的翻译时间一直有所争议, 但倾向于认为成书于公元10～11世纪或公元8～9世纪这两种观点。据耿世民研究,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德国本可能译成于9～10世纪, 而哈密本则抄成于1067年。现存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主要有两种版本, 一种为哈密本, 共293页, 586面, 现藏新疆博物馆, 1959年发现于新疆哈密市天山乡一间废弃的古房, 保存较为完好;另一种为德国本, 计600余件残片, 现藏德国, 20世纪初由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胜金口和木头沟所获得。2012年在哈密地区伊吾县新发现约200件写本残片, 可作为上述“哈密本”的重要补充。 (13) 其中, 1959年发现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保存最为完整, 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本, 共有293页, 约有114页基本或大致完好无损, 每页左侧均以黑色回鹘文标注页数, 还有几乎每章的篇首用朱笔标注了演出地点。

　　《弥勒会见记》的文体性质引起了国内外的学者颇多争议, 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根据仅存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可看出, 吐火罗文本每幕前都标明了演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的曲调, 无疑为剧本。 (14) 回鹘文哈密本虽没有标出曲调与出场人物, 但在章首用红笔标注了演出地点。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剧中人物, 有演唱的曲调, 已具备了戏曲的几大要素。 (15) 季羡林比对了吐火罗本与回鹘文本的异同, 认为回鹘文本在内容上与吐火罗文本最为接近, 但在形式上又异于后者, 它的戏剧性有所减少。回鹘文本流传下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阅读, 而是为了朗读, 伴之以表演。 (16) 耿世民先生最初认为, 回鹘文本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的原始剧本。 (17) 此后, 耿先生更深入分析, 将它划归为说唱文学, 认为它具有表演性的戏剧, 是戏剧的雏形, 相当于敦煌汉本的变文。 (18)

　　通过阅读回鹘文本, 笔者认为, 《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本应是用于演出的剧本, 但是在翻译流传的过程中, 演出的戏剧性因素有所减少, 回鹘文本由演出剧本逐步发展演变成说唱底本, 在节日为了供养弥勒而用于表演说唱的文学作品。哈密本写本第二十七品标注了“此景在……吉日瞻部洲翅头末城普华寺发生”, 此章有二处提到了“新日”, 如下写道:

　　bu muntaγsizni k?rün?l?m?klig yang?künl?rüzülm?zün alq?nmazun!

　　愿这样观看您的新日永不间断! (19)

　　tiwawataran atlγuluγyang?künig k?rg?li sans?z tüm?n t?ngri yalnguq birl?y?γ?lurlar。

　　无数天神和民众都集中来观看名叫“从天降临”的伟大新日。 (20)

　　这二处文字中均使用了动词“k?rün?-”、“k?rg?li”, 意为“观看”, 表明在庆贺弥勒成佛或弥勒降临人间的“新日”时, 佛教信徒们聚集在一起, 观看有关弥勒的演出节目;同时, 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可知, 佛教徒们观赏或听闻带有挂图或表演的关于弥勒的说唱故事。 (21) 《弥勒会见记》原本就是为了供养弥勒而进行演出的原始剧本, 但其剧情跌宕起伏, 情节复杂曲折, 人物纷纭众多, 演出场地由梵界辗转到人间, 演出难度较大。因此, 在由印度流传至吐鲁番地区的过程中, 其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 戏剧性有所减少, 由原始剧本过渡到说唱文学。

　　(二) 佛传故事

　　叙述佛陀生平事迹的佛传、颂扬佛陀前世善行的本生故事是佛教典籍中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也是重要的佛教文学体裁之一。这些作品在回鹘文文献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目前已知回鹘文佛传故事仅有三、四种, 文献数量有限。然而, 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石窟壁画中, 佛传故事画却是最为常见的题材, 包括入梦受胎、树下诞生、出游四门、逾城出家、释迦成道等诸多情节。佛传类佛典是最早结集的经典, 也是最早传入汉地的佛经。

　　佛传故事又称作佛本行故事, 讲述和赞颂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汉本佛传有多种着述, 通常所讲述的佛陀经历均包含八个重要阶段, 即“八相成道”、“八相作佛”。这“八相”分别为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等, 但具体作品详略有所不同。 (22) 佛传类佛典主要有《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 等等。其中, 隋代阇那崛多所译《佛本行集经》是一部六十卷的庞大经典, 是篇幅最长的汉译佛传经典之一;而印度马鸣菩萨所着的《佛所行赞》艺术水平最为高超, 在印度佛教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佛所行赞》采用古印度流行的宫廷诗体, 叙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 将宗教故事与佛法哲理融入诗歌中, 在东南亚及西域地区流传广泛, 影响深远。

　　回鹘文佛传典籍数量不多, 主要译自《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佛陀传》, 等等, 此外《弥勒会见记》中也包含了佛陀生平事迹。回鹘文《佛所行赞》印本残片在吐鲁番多有出土, 今圣彼得堡收藏有1件, 柏林收藏数量较多, 但多为细小的印本残片, 难以缀合, 故无法判断这些译本所依据的汉文底本。 (23)

　　回鹘文《佛本行集经》残片在吐鲁番吐峪沟遗址出土了7件, 编号分别为U4193 (TⅡT547) 、U4198 (TⅡT600) 、U4199 (TⅡT601) 、U4202 (TⅡT604) 、U4204 (TⅡT608) 、U4210 (TⅡT614) 、U4242 (TⅡT653) 等。这些残片应出自同一本文献, 均残存一页, 每页约有10余行, 最多存20行。在吐鲁番其它遗址中亦发现了11件《佛本行集经》残片, 编号分别为U4336、U4339+U4516、U4347、U4353、U4417、U4464+U4557、U4484、U4501、U4522等, 均残存1页, 约10行, 有些残片可缀合起来, 可能出自同一部写本。

　　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了1件回鹘文《佛陀传》残片, 存24行。该残片原为册子本, 属于一部篇幅较长的佛教着作, 讲述了佛陀在成佛得道之前所做的五个大梦。据研究, 该回鹘文《佛陀传》并非根据某一部经典翻译而成的译本, 而是参考多部佛典改编而成的译本。 (24) 这恰好体现了回鹘人在翻译佛教文学经典时, 并非一味忠实于原着, 而是喜欢重新创作或进行改编。

　　更为有趣的是, 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竟然发现了一件反映佛陀生平的《摩尼传》写本。该写本编号为U2 (TⅡD173e) , 仅存1页, 计34行, 描述了释迦牟尼佛为王子时, 第一次出宫游玩时遇见生老病死的情景。 (25) 正是此次出宫游玩, 促使王子感悟到人生皆苦, 遂萌生出家修行的想法。这原本是佛传故事中的重要情节, 却被移花接木改编到摩尼的生平事迹中。这也恰好反映出摩尼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佛教的依托。

　　(三) 本生故事

　　与佛传故事相比, 回鹘文本生故事数量较为丰富, 约有十余种文献, 基本上依据汉本翻译或编译而成。目前所见回鹘文佛本生故事以刻本文献居多, 印制精美漂亮, 并穿插着与故事相关的版画, 甚至还被改编成押韵的诗歌作品。但是, 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出自吐鲁番的精美印本均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 很多都碎成断简残片。

　　佛本生故事 (梵文写作Jātaka) 记录了释迦牟尼在前世轮回中积累善行的事迹, 是佛教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生故事是在业报轮回的教义基础上而产生的, 讲述了佛陀在证悟佛果前, 作为菩萨修行时, 在历世轮回中, 曾转生为动物兔、羚羊、鹿、人间国王、转轮圣王、天神龙王、金翅鸟, 等等, 不断积累善行的种种事迹。这些经典语言优美, 故事情节曲折生动, 富有传奇色彩, 深受世人喜爱, 流传甚广。

　　本生故事内容庞杂, 成书较早, 其中以巴利文佛典《小部·本生经》最为完善, 共有547个故事。可惜这部佛典属于南传佛典, 一直没有完整翻译成汉文, 因而对汉地及西域佛教影响并不甚显着。目前汉译佛典中保存本生故事较为集中者约有十几部, 主要有《六度集经》《菩萨本缘经》《菩萨本行经》《大庄严论经》《生经》《贤愚经》《百喻经》《杂譬喻经》《菩萨本生鬘论》, 等等。

　　回鹘文本生故事多为残片, 破损较为严重, 难以缀合, 不仅译释困难, 而且难以断定其所译底本及具体年代, 故而长期不为学界所重视。据统计,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本生故事约有十余种, 主要有《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佛本生故事》《须大拏太子本生》《阿烂弥王本生》《兔王本生》《陶师本生》《大觉本生》《羚羊本生》《象护本生》《猴王本生》, 等等。 (26)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写本保存较为完整,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吐鲁番出土的本生故事数量较多, 有手抄本, 也有印刷本。一些带有插图的印本残卷极可能出自同一部木刻作品, (27) 目前辨别出有《须大拏太子本生》《兔王本生》版画及《羚羊本生》版画等。这些本生故事印制精良, 美轮美奂, 更为有趣的是, 其回鹘文采用了韵律优美的韵文体形式, 诸如《须大拏太子本生》《佛本生故事》, 等等。

　　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从内容上看, 属于佛本生故事, 同时, 它又是一部较长的譬喻故事, 从文体上看, 有些类似于讲唱的变文作品。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写本有三种, 其一为伯希和发现的册子本P.3509, 其二为伦敦收藏的Or.8212-118号写卷, 其三为德国收藏的U120 (TⅡY1) 写本。前二件出自敦煌, 最后一件出自吐鲁番交河故城。 (28) 《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讲述了古代波罗奈国王子善友为救度苦难众生脱离苦海, 冒死入海探寻摩尼宝珠, 历经艰辛万苦, 却遭遇弟弟恶友陷害的故事。善友即为释迦佛前世之化身, 恶友则为提婆达多之前世。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二人性格对比鲜明, 体现了佛教善恶报应的法理。该故事在汉文佛经中多有记载, 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恶友品》《贤愚经·善事太子入海品》《四分律·破僧犍度第十五》, 等等。回鹘文本的情节与汉本《大方便佛报恩经·恶友品》最为接近。 (29) 但是, 回鹘文本并未忠实于汉文本, 而是将汉本中的对话方式改编为讲述方式, 情节亦有差异, 回鹘文本更接近于讲唱文学的底本。究其原因, 敦煌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应译自汉本《大方便佛报恩经讲经文》, 即《双恩记》。 (30) 虽然, 其文本结构与《双恩记》较为接近, 但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据其语言、字体特征以及出土背景推断, 敦煌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形成于十世纪上半叶, 属于回鹘文早期的文学作品。该文献并不完全忠实于汉本, 反映出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并非直接译自某一种汉文底本, 而是综合借鉴多种版本编译而成的。

　　回鹘文《兔王本生》现存3件残片, 均出自吐鲁番, 存文字较多。其中一件断为2块, 存文字71行, 编号为U977+U979 (TⅢ84-59) , 另一件编号为U450 (TⅢ84-36) , 存文字56行, 还有一件编号为U1047 (TⅢBTV51-d) , 存17行。这些残片均为刻本, 配有插图, 图文并茂, 印刷精美。据研究, 回鹘本《兔王本生》并非直接译自《六度集经·兔王本生》, 也非译自《生经·佛说兔王经》, 而是对多种汉文底本的综合, 极可能依据《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记载翻译而成的。 (31) 在回鹘文本佛典中常见类似现象, 这反映出回鹘人在翻译佛典时喜欢依据自我的偏爱而进行灵活的改编。

　　《须大拏太子本生》 (梵文题作Vi?vantara) 是一部流传甚广的佛本生故事, 在中亚、西域、中原等地广泛流传, 在回鹘人中也相当流行。德国探险队在胜金口、高昌故城、吐峪沟等地发现了十余件回鹘文本残片, 编号分别为U3804 (TM58) 、U4078 (TID, TM451) 、U4104 (TIμ) 、U4105 (TIμ) 、U4108 (TIμ) 、U4125 (TIμ502) 、U4208 (TⅡT612) 、U4807 (TⅡD) 、U4808 (TM54) 。这些《须大拏太子本生》残片均被改编为押首韵的诗歌体, (32) 系双面折叠式刻本 (见图1) , 与元代流行的汉文木刻本几无二致。 (33) 有的残片上栏为版画, 下栏为回鹘文, 有的残片回鹘文破损严重, 难以识读。其中U3804 (TM58) 仅残存一叶, (34) 上栏为精美的故事画, 下栏为22行回鹘文, 但破损严重, 几乎无完整的单词。这幅故事画线条流畅, 类似于连环画, 由四个画面组成, 中间部分有些残缺, 大致情节为:二人骑马出行, 一人驱赶着大象, 另一人牵着大象 (?残缺) , 来到一座城市, 门外站着四人, 最后, 二人跟随师父禅定修行。最为有趣的是画面中的人物并非回鹘装, 而是典型的蒙古人装束, 身穿蒙古袍, 头戴蒙古瓦楞帽 (见图2) 。这反映出

　　图1 回鹘文《须大拏太子本生》残页

　　(采自P.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Tafel.V)

　　图2 回鹘文《须大拏太子本生》版画

　　(采自P.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Tafel.IV)

　　(三) 譬喻故事

　　譬喻故事是佛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回鹘文佛教文学影响显着。目前回鹘佛教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譬喻故事, 有韵文体与散文体两种。譬喻 (梵文Avadana) , 原本指由圣贤到一般凡夫的今世修行事迹, 这些事迹往往蕴含着善恶报应的因缘。譬喻故事善于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讲解、比喻佛经中深奥抽象的法理。 (35) 此外, 佛经文学中的因缘、譬喻、因果报应故事均属广义的譬喻故事。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譬喻故事数量不少, 较为重要的有《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十业道譬喻鬘经》《善恶两王子的故事》《顺次譬喻经》。而且, 譬喻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主要借助于唱导、讲经等口头表达的佛教仪式, 后逐渐演变成说唱文学的底本。 (36)

　　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经 (Da?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 》是一本关于十种“业道”佛教故事集。围绕“十种业道”分别讲述各种具有教诲意义的故事, 其回鹘文本分为十章, 分别为:杀生、偷盗、淫乱、假言、诽谤、恶语、绮语、贪婪与嫉妒、发怒、邪见等。 (37) 回鹘文写本残卷较多, 共计200多页, 其中德国珍藏有100多页, 俄国藏有约80页, 中国约收藏20页。德国写本的题记如下:

　　其意如下:

　　精通毗婆沙论、咒法与诗文的僧伽奴 (Samghadāsa) 将这部伟大的《十业道譬喻经》从ugu kü??n语 (即龟兹语——引者) 译成吐火罗语 (即焉耆语——引者) , 再由试尸罗仙那 (?īlasena) 大师将其重新转译成突厥语, 以弘扬“十善业”的利益和十恶行的罪过。 (38)

　　据此跋文, 《十业道譬喻鬘经》似在西域古龟兹国编集而成书的, 从龟兹语 (kü??n tilin) 译成吐火罗语 (toxr?tilin) , 再由吐火罗语翻译成突厥语 (türk-??) 。哈密本《十业道譬喻鬘经》是随着《弥勒会见记》一起出土的, 二者应属于同一时代。目前《十业道譬喻鬘经》尚未发现梵文与汉文本, 仅发现了粟特文残片。因而, 回鹘本写本对于填补《大藏经》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在回鹘佛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学术价值。 (39) 它是一部篇幅较长的回鹘文譬喻故事, 也是押首韵的长篇叙事诗, 似为古代回鹘佛教徒在讲唱《观音经》之后的唱词。 (40) 该回鹘文写卷编号为O r.8212-75A, 存15页, 计346行, 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 1907年由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它与《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写本订为一册, 均由图凯勒·铁穆尔 (Tük?l T?mür) 抄写, 从正字法判断, 应抄写于元代。《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由三部分组成, 每部分卷首均写有汉文“今此以后说相应义”, 文中多处夹写着汉文, 反映出汉语文在当时回鹘佛教界享有特殊的地位。在第二部分末尾写到:“tük?l t?mür tuqya??z?nd?m qoyn y?l onnun?ay bi?otuzqa sa?u bal?qta” (图凯勒·铁穆尔都统书于羊年十月二十五日沙州城) 。 (41) 据此可知, 该写本抄写于沙州 (今敦煌) 。然而, 在第三部分中出现了“全体高昌国官员和人民一起”等文字, 说明该诗歌应创作于吐鲁番地区, 而后被带到敦煌莫高窟。 (42)

　　回鹘文《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主要采用了押首韵的四行诗体, 由三篇押首韵的诗歌组成, (43) 其中以大量的篇幅对《观世音经》进行了极力赞颂, 内容上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密切相关, 以大量的譬喻故事来劝诫世人虔诚信佛;然而, 文体却类似于变文的一种, 似为回鹘佛教徒在讲唱《观音经》之后的唱词。 (44) 此外, 《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中还有一些赞美弥勒佛的诗句, 揭示了弥勒崇拜对回鹘佛教界影响深远。

　　从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来看, 在中原地区形成以变文、讲经文为代表的讲唱文学在高昌回鹘王国中也有传播。 (45) 敦煌出土S.6551V《佛说阿弥陀讲经文》就是一份创作于高昌回鹘汗国的讲唱文学作品。它以汉文创作, 文字简短优雅, 讲述了自己巡礼五台山、欲西行求法、因病而滞留高昌的经历, 赞美了回鹘汗国的富饶强大, 颂扬了可汗及其官员信奉佛法的虔诚。据考证, 该讲经文出自汗国境内的一位汉族高僧之手, 后被带到敦煌而得以保存下来。 (46) 该讲经文极为珍贵, 真实地记录了高昌回鹘汗国的早期状况以及佛教的流传情况, 反映出中原讲唱文学对回鹘佛教的影响。

　　二、编译文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至蒙元时期, 回鹘佛教文学作品日臻成熟, 出现了篇幅较长的佛教诗歌或韵文体作品。这些作品语言优美, 韵律和谐,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回鹘佛教徒在翻译一些本生故事、譬喻故事以及汉本佛典时, 喜欢以押韵的四行诗体进行重新创作或改编。回鹘文韵文体文献, 主要有《须大拏太子本生》《佛本生故事》《佛本行集经》《观音经相应譬喻谭》《观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赞》《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父母恩重经》, 等等。

　　回鹘文韵文体作品主要使用四行或八行诗的形式, 以押首韵为主, 每一诗节由四行或八行组成, 每行的音节数目不如汉文严谨。押首韵时, 每行诗起首或为同韵元音 (圆唇元音算作同韵, 如o与u, ?与ü) , 或为同韵元音的音节, 即可通篇押同一首韵, 亦可每节押同一首韵。 (47) 押尾韵的诗歌出现较晚, 多数诗歌押首韵, 少数诗歌则押尾韵, 或兼顾首尾韵。目前已刊布回鹘文诗歌作品大部分属于元代之作。

　　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 又名《常啼和法上的故事》, 写本语言流畅, 韵律优美, 篇幅较长, 在回鹘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与文学价值。该写本编号P.4521, 系卷册式, 由法国学者伯希和获得于敦煌, 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根据其语言特点, 似译成于十二至十三世纪;据其草书字体, 应抄写于蒙元时代。 (48) 其回鹘本应依据汉本翻译而成的, 但二者在文体形式上差别很大, 汉本为散文体, 而回鹘文本则是押首韵的181段四行诗体, 且夹杂着大量的汉字。《常啼菩萨求法故事》属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中的片段, 讲述了常啼与法上两位菩萨求正法修成正果的事迹。学界对于回鹘文本所依据的汉文底本, 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 其内容与汉文本《放光明般若经》中的《萨陀波仑品》和《法上品》内容相似。 (49) 最新研究认为, 玄奘所翻译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大正220) 之《初分常啼菩萨品》及《初分法涌菩萨品》是该回鹘文佛典所使用的汉文蓝本。 (50)

　　汉文伪经《父母恩重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以及《观无量寿经》等汉文佛典均为散文体, 在译入回鹘文时, 被改编成押韵的诗歌体作品。《父母恩重经》是一部具有显着忠孝思想的“伪经”, 唐初由中国本土佛僧伪撰而成, 旨在教导信众遵从孝道伦理, 以迎合传统的儒家思想, 因而在唐代流传十分广泛, 并传入西域回鹘人中。回鹘文《父母恩重经》残片在吐鲁番高昌古城、交河故城、胜金口遗址等地出土较多。目前已确认的残片约有三十余件, 有些碎片可以缀合, (51) 均为木刻本, 其中一件残片背面刻有汉字“父母恩重”, 应刻印于元代。 (52) 《父母恩重经》以劝人行孝且通俗易懂, 不仅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 也深得回鹘佛教徒的偏爱, 其蕴含的报恩思想亦对回鹘人产生了显着的影响。

　　着名的佛经典籍《观无量寿经》有三种回鹘文版本。第一种为散文体译本, 存52行, 以工整的写经体书写, 由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获得;第二种为《阿弥陀经》中的《观无量寿经》,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第三种为押首韵的四行诗体《观无量寿经》, 系木刻本, 有20个编号, 残存356行, 由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木头沟遗址所获。土耳其学者阿拉特刊布了该文献的部分残片, 并收入《古代突厥语诗歌集》。 (53) 其中TⅡM252题跋如下:

　　tay pay lin?i tip atl?γ:tay?ing nom-nung i?int?:talulap y?γ?p m?n Kki-Kki:taq?ut-qa intürüt?gindim... (54)

　　我巙巙从大乘经典中选取被称作“大白莲社”的经典, 改成诗歌。 (54)

　　由此可知, 元代回鹘学者巙巙 (Kki-Kki) 将《观无量寿经》翻译成押韵的四行诗, 并以刻本刊印发行。巙巙 (Kki-Kki) 是元代中后期着名文臣、书法家、文学家。巙巙工于草书、行书, 与赵孟頫齐名, 素有“北巙南赵”之美誉。《元史》载, 巙巙“善真行草书, 识者谓得晋人笔意, 单牍片纸人争宝之, 不翅金玉。” (55) 巙巙在元中后期政坛位居高位, 倾心儒学, 先后出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等职。至正六年 (1347) , 他受命与翰林学士承旨腆哈一起, 主持攥修了《大元通制》。 (56) 他在回鹘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 精通汉文、回鹘文、蒙古文等语言文字, 文学造诣深厚, 善于创作或改编回鹘文诗歌, 在吐鲁番等地发现其创编的文学作品。

　　据吐鲁番文书, 除了上述《观无量寿经》之外, 编号TⅢM197 (Mainz 654) 的礼忏文残卷也出自巙巙之手。这篇礼忏文是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编译而成的四行诗, 印刷精美, 存1页, 计60行。 (57) 此外, 元代着名的碑铭《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内容出自巙巙之手, 回鹘文与汉文碑文均由他手书。 (58) 该碑镌刻于元统二年 (1334) , 现存甘肃省武威市文庙, 汉文部分存36行, 由虞集撰文, 汉文为典雅流畅的散文, 而背面回鹘文与汉文内容基本一致, 却为韵律和谐的四行诗。 (59) 汉文书法遒劲雄厚, 回鹘文亦如行云流水, 流畅自如, 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该碑叙述翔实, 对研究畏兀儿的历史及其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碑文中对巙巙籍贯有详细记载:

　　ün tong ikinti k?sik t?z-ik sipq (an) it y?l onun?ay qutluγ?dgükünüz?tolp tük?l büdürüturγurld?.mn?am Ba (l?ql?γ) Kki-Kki Qors-a in (?ip) bitiyü (t?gindim) .

　　元统二年十干狗年十月幸福之日立碑。我彰八里人巙巙禾尔萨撰写 (此碑) 。 (60)

　　由此, 回鹘碑文中巙巙自称为彰八里人, 这与《元史》称其为康里人的记载相抵牾, 从其精通回鹘文来看, 他应为回鹘化的色目人, 或许其先祖在由中亚康里东迁的过程中, 曾在彰八里一带生活过。

　　三、原创诗歌

　　蒙元时期是回鹘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佛教徒。他们精通多种语言文字, 谙熟佛教法理, 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 并以回鹘文创作了一些佛教赞美诗。近百年来, 在甘肃莫高窟、新疆吐鲁番等地佛教遗址中陆续出土了一批回鹘文诗歌残卷, 使我们得以了解回鹘佛教文学的独特魅力。

　　回鹘文诗歌有其独特的押韵方式与音律节奏, 其最显着的特点就是首韵法。首韵法是突厥语民族最为古老的押韵方式。回鹘文诗歌较为灵活自由, 一般采用四行诗或八行诗, 而四行诗体在元代较为盛行, 颇受回鹘文人、佛教徒的喜爱。押首韵时, 每行诗起首为同韵的元音 (圆唇元音算作同韵, 如o与u, ?与ü) , 或为带有同韵元音的辅音音节;每行诗的音节数目不如汉文严谨, 以七、八音节居多。全诗既可押同一首韵, 也可每四行押同一首韵。 (61) 押尾韵时, 末尾音节多限于同样的语法附加词缀。回鹘文诗歌以押首韵居多, 也有的押尾韵, 更有的两者兼顾, 既押首韵, 又押尾韵。回鹘文诗歌中押尾韵的诗歌出现较晚, 押尾韵多限于同样的语法附加词缀。多数诗歌押首韵, 少数诗歌则押尾韵, 或兼顾首尾韵。目前所知出自敦煌、吐鲁番等地回鹘文诗歌作品数量众多, 属于早期者不多, 大部分为元代之物。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诗歌集》是目前所知最完整、最重要的回鹘文诗集, 对研究古代回鹘文诗歌成就, 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该残卷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编号为Or.8212 (108) , 系册子装, 均为押首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 存38页, 共计948行。 (62) 该佛教诗歌集与《说心性经》写本合订一册, 其中1a、17a-33b为佛教诗歌, 每页以回鹘文行体书写15～17行诗句, 文中多处夹写汉字, 从字体与内容来判断, 应抄写于元代。这部诗歌集收录了六首长诗, 皆押首韵。开篇为描写佛寺的《田园诗》 (四段八行诗) ;第二首为安藏的《赞十种善行》 (第33～36页, 14段八行诗) , 还有无名氏所撰《向三十五佛致敬》 (第36～46页, 35段八行诗) 、佚名氏按字母顺序写成的21段八行诗 (第47～51页) 、齐苏雅 (?isuya Tutung) 所作赞美《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颂诗 (第51～53页, 15段四行诗) 、必兰纳识里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颂诗》 (第54～66页, 21段四行诗) 等长篇诗作。 (63)

　　安藏的《赞十种善行》共十四段, 每段八行, 押首韵, 是对大乘经典《华严经》的歌颂。安藏是元代北庭人, 出生于回鹘佛教世家, 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 精通回鹘、汉语、蒙古、藏语等语言文字, 曾参与了汉文《大藏经》的整理与校勘工作。安藏创作的诗歌艺术水平高超, 用词准确, 语言流畅, 节奏明快。安藏的作品甚为丰硕, 元世祖曾下令, “诏收其家遗书, 得歌诗、偈、赞颂、杂文数十卷, 命刻梓传世”。 (64) 可惜其着作流传于世者甚少, 目前所知仅有《赞十种善行》以及吐鲁番出土的《普贤行愿赞》 (T III M 208) 。

　　《赞十种善行》表达了对十种善行的赞美, 语言优美流畅, 意境深远, 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耿世民译释了前九段。 (65) 笔者依据阿拉特的转写, 稍做修改, 将该诗的后四段移录如下。 (66)

　　第十一段

　　为了教训凶狠的众生,

　　国王可汗官员表现骄傲的行为,

　　为了承担悲伤痛苦者的利益,

　　实施管理百姓的法则。

　　层层天地中的人世之间,

　　哪个何时开始统治?

　　为了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

　　所有的种种行为全部体现出来。

　　第十二段

　　我们尊敬的庇护者的瑞相

　　光明、年轻的年龄,

　　知道便利, 感知消逝的美丽,

　　常常转动经典的法轮

　　伟大、洪亮的声音, 热情的集会,

　　恰当难得的指导一切行为,

　　不同的人得到逐一指点,

　　我无比地信赖为母亲。

　　第十三段

　　让我永远看不够的,

　　找不到更虔诚仪轨敬拜的,

　　置于头顶都感恩不尽的,

　　百千无数劫时间都赞颂不完的,

　　圣洁美妙的经藏,

　　致以内心无比虔诚的敬拜,

　　愿您接受我全身心的膜拜,

　　并满足我想见到您的愿望。

　　第十四段

　　以赞颂敬拜的功德, 我翻译了

　　宣讲正确的经典,

　　我愿获得智慧伟大的灵感,

　　我愿世人都得到庇护。

　　由上可见, 这首回鹘文诗歌为八行诗体, 均押首韵。其第十一段以qa-起首, 第十二段均押u-韵, 第十三段以yü-起首, 第十四段则押?-, 韵律较为工整。全诗均押首韵, 每行诗以十三个音节为主, 间或十四个音节, 韵律优美, 节凑明快, 语言流畅, 具有较高文学的水平。

　　元代畏兀儿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印刷技术, 并用于刊印精美的佛经典籍。在印制完成之后, 畏兀儿佛教徒还用回鹘文在卷首或卷尾题写一些发愿文或跋文等, 为表达自己对佛法的崇敬之情。这些跋文往往内容相似, 形成一种固定的范式。他们通常将自己刻印佛经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兄妹及其亲友、甚至还将功德回向给蒙古皇室等, 希望他们能够获得今世或来世的幸福。这些发愿文、跋文大多为韵文体诗歌, 对研究畏兀儿佛教文学、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出土于高昌故城《大乘无量寿经》 (TD80/U345) 的题记残卷, 详细记录了布颜海涯萨尔 (Buyan Qay-a Qal) 出资印制110部《大乘无量寿经》 (amita-ayu?i经) 。 (67) 这次印制的佛经是专门供给亦都护家族读经使用的, 题记第30、31行还出现了时任亦都护阿尔斯兰·毗伽·腾里·伊力格·昆乔科亦都护 (Arslan Bilg?T (?) gri?lig K?n??k?duqqut) 及其夫人妥莱恪·奇孜殿下 (T?l?k Q?z T?ngrim) 。布颜海涯萨尔自称亦都护夫人是其姐姐, 并希望以刻印佛经的功德, 庇护亦都护及其夫人平安地生活, 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在蒙元时代的回鹘文题记中, 通常会出现蒙古皇帝、帝后以及皇室成员, 祈求护佑他们获得幸福平安, 该诗也不免落入俗套。

　　据此题记, 佛经的印制得到亦都护家族的支持, 体现出高昌王室对佛教的尊崇态度。其中, 第7～15行如下:

　　为了满足所有的愿望,

　　为了成就他人的利益,

　　将《大乘无量寿经》,

　　恭敬地打开颂读。

　　为满足我所有的愿望,

　　如今我布颜海涯萨尔亲自

　　发殊胜的虔诚之心, 110

　　恭敬印制了部,

　　平均分配给他人。

　　值得注意的是, 该题记一韵到底。每行均押首韵a-, 但每行的音节数目不一致, 有的是七音节, 有的是九音节或十二音节。可见, 回鹘文诗歌强调首韵的韵律和谐, 但不重视音节的对仗工整。押首韵也成为回鹘文诗歌的典型特征。

　　元代畏兀儿文人还将押韵的诗歌特征用于石刻碑文之中。除了前文提到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还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与居庸关回鹘文《造塔功德记》, (68) 都采用了押首韵的韵文形式。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 简称《重修文殊寺碑》, 出土甘肃酒泉市西南的文殊山石窟, 于泰定三年 (1326) 由蒙古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刻立。 (69) 该碑系汉文与回鹘文合璧, 正面存26行汉文, 背面有26行回鹘文, 内容大致相同, 但文体不同, 汉文为优美的散文, 而回鹘文为押韵的诗歌, 从第6行第2句起直到第25行的内容, 全为押首韵的四行诗。 (70) 而且, 建成于元末的居庸关云台《造塔功德记》以汉、藏、回鹘、西夏、八思巴字等五种文字镌刻而成。其中, 回鹘文部分是由悉拉特海 (S?latqay) 创作的四行诗, 全诗共有31偈, 每偈4行, 每行音节不等, 大多为16音节左右, 均押首韵, 有些地方还押尾韵。 (71) 回鹘文《造塔功德记》通篇押首韵, 韵律优美, 堪称一篇回鹘文诗歌杰作。 (72) 此外,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记载了河西地区豳王家族修建文殊山石窟寺的过程, 主持者喃答失为蒙古第三代豳王, 系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系的后裔。 (73) 蒙古豳王家族奉行佛教, 并与河西回鹘关系密切, 在文化与宗教信仰上深受回鹘文化的影响, 在长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 为日后裕固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74) 故而, 回鹘诗歌艺术对河西地区的蒙古族以及后来的裕固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四、小结

　　宋元之际, 伴随着佛教在回鹘民众中不断洪传与兴盛, 其佛教文学也获得长足的发展。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 回鹘佛教文学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 早期文学作品基本上为译经文学作品, 由梵文、吐火罗文、汉文等文本翻译而来的, 包括原始剧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 等等;至中后期, 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编译作品或原创作品, 一些汉文、梵文佛典被改编成韵文体佛典, 还涌现出回鹘文原创作品, 包括哲学原着、诗歌、碑文、题跋, 等等。回鹘佛教文学作品数量庞大, 内容丰富, 语言优美, 韵律和谐, 体现了回鹘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回鹘早期佛教文学作品主要取材于印度佛经, 并非直接译自梵文本, 而是间接译自汉本, 诸如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等, 仅有少量作品译自吐火罗本, 如《弥勒会见记》。《弥勒会见记》在回鹘文学史上占据着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 是中国佛教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学作品, 也是回鹘佛教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鸿篇巨着。《弥勒会见记》在由吐火罗本翻译成回鹘本的过程中, 其性质发生了一些嬗变, 演出的戏剧性因素有所减少, 更为具有说唱文学的特征。《弥勒会见记》强调, 在末法末劫时弥勒佛将以人身广传佛法, 以人身救度众生, 只有聆听其讲法, 才能获得救赎。因此, 在回鹘佛教中期盼与弥勒佛相见、获得成佛的胜因, 就成为佛教徒的共同夙愿。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频频出现诸如此类的题跋或发愿文, 渴望获得弥勒佛的拯救。由此可见, 弥勒信仰不仅在汉地流传甚广, 也备受回鹘人推崇。

　　佛传、本生、譬喻故事是重要佛教文学作品, 其回鹘文本占有相当的比例。佛传类回鹘文文献数量相对偏少, 而本生类文献数量较多, 既有流畅的手抄本, 也有精良的刻印本。这些印本残卷不仅印制精美工整, 还配有相关的插图, 甚至还被改编成押韵的韵文体作品。据考证, 这些带有插图的印本残卷极可能出自同一部刻本。同时, 汉译疑伪经典更为贴近世俗生活, 更为强调现实利益, 深得畏兀儿佛教徒的喜爱, 诸如《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父母恩重经》。这些疑伪经典往往更具世俗的价值, 反映了回鹘佛教徒们关注世俗利益的心态。

　　回鹘人在翻译汉文佛教文学作品时, 喜欢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 倾向于借鉴并综合多种汉文版本, 更为有趣的是将散文体的编译成优美的韵文体作品。诸如《须大拏太子本生》《佛本生故事》《佛本行集经》《观音经相应譬喻谭》《观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赞》《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父母恩重经》, 等等。这类回鹘文韵文体作品深得佛教徒的偏爱, 经常以刻本的形式刊印, 并配有精美的插图。

　　至蒙元时期, 回鹘佛教文学发展至成熟阶段。回鹘文诗歌有着独特的押韵方式与韵律节奏, 其最显着的特点就是首韵法。回鹘文原创作品形式多样, 包括长篇赞美诗、讲唱文、发愿文、跋文以及碑文等,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学以及西域佛教文学的内容。回鹘人酷爱诗歌, 尤其喜欢押首韵的四行诗。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诗歌集》是目前所知最完整、最重要的回鹘文诗集, 对研究古代回鹘诗歌的发展,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元代畏兀儿文人还善于以韵文体撰写石刻碑文。元代着名汉文—回鹘文合璧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采用了押首韵的韵文体, 还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居庸关回鹘文《造塔功德记》等亦采用了韵文体形式。回鹘文诗歌对河西地区的蒙古族以及后来的裕固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2] 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3]杨富学.河西回鹘摩尼教稽考[J].河西学院学报, 2016 (03) .
　　[4]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注释：

　　1 柳洪亮:《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年, 第229页。
　　2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387页。
　　3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回鹘文佛教首韵诗》, Berlin, 1985; R.R.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选》,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张铁山:《古代维吾尔语诗体故事、忏悔文及碑铭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热孜娅·努日:《巴黎藏回鹡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4 S. Cagatay, Altun Yaruk'tan iki parca, Ankara, 1945; P. Ziem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utra, Turkluk Bilgisi Arastimalari 1, 1977, pp. 149-156.
　　5 F. W. K. Muller, 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8, Nr. 2, S. 13-14;耿世民:《回鹘文<金光明经>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第30-32页。
　　6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第127页;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4页。
　　7 李遇春、韩翔:《新疆焉耆县发现吐火罗文A (焉耆语) 本<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 《文物》1983年第1期, 第39-40页;季羡林:《新博本吐火罗文A (焉者文) <弥勒会见记剧本>第十五和十六张译释》, 《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第37页;季羡林:《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 《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第64页。
　　8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89-90页。
　　9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页。
　　10 杨惠南:《汉译佛经中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上、下生为主的研究》, 《文史哲学报》第35期, 1987年12月。
　　11 耿世民:《新发现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品十四、十五、十六三叶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第137页;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51页。
　　12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68-269页。
　　13 《中德启动联合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项目》, 新华网, 2014年8月11日。
　　14 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年, 第48-63页。
　　15 高人雄:《<弥勒会见记>与中国戏曲——古代维吾尔族戏剧与中国戏剧之刍议》, 《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第54页。
　　16 季羡林:《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 《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第67页。
　　17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 (哈密本) 研究》, 《文史》1982年第12辑, 第214页。
　　18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第126-130页。
　　19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533页。
　　20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535页。
　　21 耿世民:《新发现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品十四、十五、十六三叶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第138页。
　　22 孙昌武:《佛教文学十讲》, 北京:中华书局, 2014年, 第6-7页。
　　23 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102页。
　　24 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115页。
　　25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aisches Manuscriptfragment in Tu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ian) ,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Klasse, 1909, pp. 1208-1211;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103页。
　　26 杨富学:《回鹘文<兔王本生>及相关问题研究》, 《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 第64-65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119-122页。
　　27 [德]茨默着, 杨富学、桂林译:《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 《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 第140页。
　　28 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308页。
　　29 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308页。
　　30 [日]藤枝晃:《敦煌学导论》, 南开大学历史系油印本, 1981年, 第61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312页。
　　31 杨富学:《回鹘文<兔王本生>及相关问题研究》, 《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 第70-65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139-141页。
　　32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pp.39-44。
　　33 A. von Gabain, Die Drucke der Turfan-Sammlung, SDAW Berlin, 1967, p. 14;[德]茨默着, 杨富学、桂林译:《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 《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 第138页。
　　34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图版Ⅳ。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 (欧美收藏卷)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627页。茨默在《回鹘文佛教首韵诗》中将该文献编号为U3904, 但在《吐鲁番文书总目 (欧美收藏卷) 》编号为U3804。
　　35 牛汝极:《回鹘佛教文学中的譬喻故事》, 马大正、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1998年, 第295页。
　　36 [日]荒见泰史:《汉文譬喻经典及其纲要本的作用》, 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290页。
　　37 耿世民:《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哈密本残卷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第133页。
　　38 耿世民:《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哈密本残卷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第133页;[德]茨默着, 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64-65页。
　　39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年, 第136页。
　　40 赵永红:《回鹘文佛经诗歌<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研究>》, 毕桪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年, 第372页;牛汝极:《回鹘佛教文学中的譬喻故事文献》, 马大正、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1998年, 第296页。
　　41 赵永红:《回鹘文佛经诗歌<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研究》, 毕桪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年, 第394页。
　　42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303-304页。
　　43 [日]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观音经相应〉——观音经に关する〈Avadāna〉》, 《东洋学报》第58卷第1~2期, 1976年, 第01~037页;《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I—〈观音经に相应しい三篇のAvadāna〉及び〈阿含经〉について》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丛书12) ,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1982年。
　　44 杨富学:《回鹘观音信仰考》, 《观世音菩萨与现代社会——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文论文集》, 台北:法鼓文化, 2007年, 第262页。
　　45 杨富学:《佛教与回鹘讲唱文学》, 《普门学报》第26期, 2005年, 第233-224页。
　　46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 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第27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307页。
　　47 耿世民:《试论维吾尔古典诗歌的韵律与形式》, 《古代维吾尔诗歌选》,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247-263页。
　　48 S.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uan-Zeit, Budapest:Akademiai Kiado, 1980, pp. 153-291;热孜娅·努日:《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第13页。
　　49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uan-Zeit, Teil.Ⅱ, Budapest, 1980, pp.151-291;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56-257页。
　　50 热孜娅·努日:《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及其来源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第124页;热孜娅·努日:《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第172页。
　　51 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680-683页。
　　52 P. Zieme, 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 Texts from Turfan and Tunhuang Since 1970,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ol. 4, no. 1, 1983, p.98;[德]茨默着, 杨富学译:《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第172页;[德]茨默着, 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50页。
　　53 R.R. 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 pp. 186-211。
　　54 R.R.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 pp.185-187;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80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88页。
　　55 [明]宋濂:《元史》卷143《巙巙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第3416页。
　　56 [明]宋濂:《元史》卷40《顺帝本纪三》,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第858页。
　　57 R.R. 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 pp.177-183; Peter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TurfantexteⅩⅢ) , Berlin, 1985, pp.91-100;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79-84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335页。
　　58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 《考古学报》1980年04期, 第515-529页;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400-434页。
　　59 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 《考古》1964年第2期, 第35页。
　　60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 《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第519-520页。
　　61 耿世民:《试论维吾尔古典诗歌的韵律与形式》, 《古代维吾尔诗歌选》,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247-263页。
　　62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306-307页。
　　63 R.R.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306-307页;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年, 第289-293页。
　　64 [元]程钜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16册第389页。
　　65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67-68页。
　　66 R.R.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 pp.72-73;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选》,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67-68页。
　　67 R.R.Arat, Eski Turk Siiri, Ankara, 1965, pp.220-223; Peter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pp.155-158。
　　68 耿世民:《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 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440-454页。
　　69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第253-254页;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 第84-97页。
　　70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第253-254页。
　　71 [日]藤枝晃, “ゥィダル小字刻文”, 村田治郎编《居庸关》Ⅰ, 京都大学工学部, 1957年, 第270-278页;K.Rohrborn-O.Sertkaya, Die altturkishe Inschrift am Tor-Stupa von Chu-yong-kuan, ZDMG 130, 1980, pp.304-339。
　　72 杨富学:《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Uday考》, 《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 第62-64页。
　　73 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 第84-85、94页。
　　74 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15年第3期, 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