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论文
摘 要： 达斡尔族是世居我国北方地区的古老渔猎民族之一，人口虽少却拥有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源。达斡尔“乌钦”产生于初民时代，具有鲜活的文化魅力、完整的结构体系，因此能够映射出达斡尔族传统的文化道德思想，同时保持了代际教化功能。然而在当前新时代多元文化相互冲击碰撞的现实面前，达斡尔族“乌钦”传承发展面临着诸多难题。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传承对策措施，以适应“乌钦”和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 : 达斡尔族"乌钦";文化道德;传承策略;
Abstract： The Daurs is one of the ancient fishing and hunting peoples living in the north of China, it has a very rich oral literature resources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is small. The Daurs "Wuqin" generated from primitive era, and has a lively cultural charm and a complete structural system, therefore reflects the Daurs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moral ideas, and maintains the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fun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aurs wuqin are facing many problems in front of the reality that multicultural impact and collision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corresponding inheritance countermeasures must be taken that adapt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wuqin and the Daur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word： Daurs Wuqin; cultural morality; inheritance strategy;
世居中国东北的古老渔猎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他们的渔猎民族历史和文化是以口传说唱文学形式代代承袭的，在这种原始古老的传承过程中实现了教化其民族年轻一代的目的及功能。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这种以非文字、非正式、非官方的形式传承并延续民族传统文化都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以多元视角对东北渔猎民族口头传统、口头说唱文学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并进行保护和传承，是为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社会极力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例证及借鉴。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劳动和信仰的集中体现。民族文化的消亡危机正一步步逼近，冯骥才先生曾指出“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大挑战”,[1]尤其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新信息、新文化样态纷至沓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场域在各种新兴文化的挤压下越来越狭窄，民族文化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保护并抢救其民族文化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历史上达斡尔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主要以口头文学“乌钦”的形式传承着民族文化和历史。本文从“乌钦”源起、文化道德、传承策略对这一传统口头文学形式进行分析，探究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义和价值。
一、达斡尔族“乌钦”源起
达斡尔族“乌钦”产生于初民时代，“一直以来被誉为达斡尔族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2]作为代表达斡尔族完整活态文化体系的核心形式，映射了达斡尔族强大的民族文化道德思想，同时，一直保持并发挥着其重要的教化功能。然而在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的当今社会，达斡尔族“乌钦”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
达斡尔族“乌钦”发端于达斡尔先民的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先民们在蒙昧时代将口头文学与原始宗教仪式融为一体。“乌钦”作为重要的口头文学，是与萨满神歌、祭祀词、咒语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包括叙述民族历史、歌颂英雄事迹等内容。此时的“乌钦”还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口头文学形式，而是以包括英雄叙事歌在内的长篇祝祷词为雏形，这种长篇祝祷词又称“雅德根”祝祷词，主要在萨满仪式上进行说唱。后来，“乌钦”与长篇民间歌谣“扎恩达勒”融合，形成长篇“扎恩达勒”,即为“乌钦”,也即通常所说的民间“乌钦”。一直以来“乌钦”没有自己的称谓，“直到借用满族文化出现的民歌与萨满神歌形式的乌春为名”,[3]达斡尔族“乌钦”这种口头文学形式才得以独立出来。
达斡尔族“乌钦”历史悠久，生命力活跃，深受人民喜爱。“乌钦”曲目相当丰富，传统曲目有短中长篇之别，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神话、故事、童话和传说等等，还有用翻译汉族的或直接用汉语说唱的《聊斋》《隋唐演义》等。[4]“乌钦”这种口头文学形式主要是歌颂民族英雄的叙事诗，涵盖远古时期神话般的英雄传说故事及近代历史上出现的真实英雄事迹；“乌钦”同时还是讲述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诗，包括本民族或外来文化传播过来的历史传说和达斡尔族近现代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农民起义等故事；“乌钦”也是反映爱情婚姻、社会生产等贴近人民生活的叙事诗，表达了达斡尔族人民追求自由、向往浪漫爱情的渴望，映射了达斡尔族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人格特点。[5]达斡尔族“乌钦”表现了达斡尔人在长期与大自然共处中所奉行的原则，包括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平等圆融、万物生命神圣等诸多智慧哲学，同时细致而全面地反映着达斡尔族民众生产生活及思想情感等诸方面的实际情况。通过达斡尔族“乌钦”的娓娓道来，为我们描绘了达斡尔族古代英雄莫日根勇敢开拓的瑰丽画卷，为我们形象逼真地勾勒了达斡尔族民族发展历程，同时也鼓舞着历代达斡尔族人民继承祖先创业的宝贵传统，追求幸福生活。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必然选择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体系中。那么，这个社会文化系统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伦理道德标准、风俗习惯以及优良传统等因素便会弥漫渗透至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斡尔族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和制约性，并且一直影响着达斡尔族人民，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有行为准则的依据。
二、达斡尔族“乌钦”文化道德映象
文化思想道德观是达斡尔族先民们经过悠久的社会实践累积而形成的，这些文化道德观念和族群价值观的评价标准最直接地从“乌钦”中表达出来，并成为达斡尔族口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乌钦”是达斡尔族文化体系核心道德观及价值观形成的载体。同时，这种以口头传唱的文学形式同文化体系核心道德观一样，也恰恰是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乌钦”在其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一)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及文化道德塑造的前提，只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民族认同，才能出现相对统一的民族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6]达斡尔族民族认同感和种族意识是建立在社会血缘根基基础上的，由这种血缘根基使达斡尔族民众产生一种集体精神。达斡尔族发轫于血缘纽带的原始氏族组织存活了很长时间，进入20世纪初期还依然保留“哈拉”11 “莫昆”22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结构。这种强烈的氏族意识来源于长期生存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经验积累，生活的残酷、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等不利因素都让达斡尔族民众意识到结成群体组织、同心同德相互帮助的重要性，因此也形成了达斡尔族先民们遗留下来的强烈氏族意识，同时促使达斡尔族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血亲类型的传统遗风代代承袭，成为达斡尔族民族认同感的一种稳固力量，长期延续此种力量使得种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表现强烈。例如《德莫日根》《七十六雅得根》《巴格扎雅得根》等反映英雄莫日根、雅得根题材的中长篇“乌钦”,在这些“乌钦”中讲述了达斡尔族民众对掌握先民们积累的生存技能的老人们非常尊重，他们是行为的标准、优良传统的化身，当然更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来源。这些“乌钦”中叙述了达斡尔族先民们的辛酸不易，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具有重感情、讲义气、爱憎分明、好善鄙恶、好客热情等民族性格的重要形象。从“乌钦”传唱的内容到人物都反映了达斡尔族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准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二)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德性与特质的集中反映，并且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个性与特质，是本民族赖以凝聚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6]“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8]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独特历史地位、变迁过程、政治经济环境、地域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直接影响这个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及特点。达斡尔族“乌钦”作为一种有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内隐着达斡尔族人民诸多文化因素，如宗教信仰、审美价值标准、民族心理素质等精神文明指标；另一方面外显为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实践形式，并体现出达斡尔族民众乐于助人、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团结协作、友爱互助的民族精神，诚实谦虚、勤劳勇敢的个人修养等。
追溯达斡尔族民族形成过程则会清晰地看到达斡尔族先民们生活的艰难，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达斡尔族先民一直在坚持与大自然进行抗争，再加上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使得达斡尔族先民们遭遇了诸多苦难。普通民众为了生存，整个民族为了立足和发展，使得先民们在几次迁徙过程中不得不坚持执着的反抗，在反抗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勇于抗争、追求自由浪漫的理想，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高尚情操，爱憎分明、好善乐施、惩恶扬善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例如《绰凯莫日根》《阿拉坦噶乐布尔特》《少郎和岱夫》及《民族英雄鄂秀峰》等，从古老英雄莫日根传说到近现代真实历史事件人物的“乌钦”讲述，都充分体现了达斡尔族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达斡尔族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几次迁徙都伴随自然与人文苦难的双重考验，这些考验也使达斡尔族先民形成了勤劳勇敢的传统文化美德。达斡尔族先民们每天都进行着辛苦的劳作，逐渐形成了尊重劳动、崇尚勤劳、敢于与恶劣自然环境斗争的民族道德文化传统。例如《耕地》《戒赌》《戒酒》等一些篇幅较为短小的“乌钦”基本传达了达斡尔族先民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这些“乌钦”大都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唱完，通常是为教化劝诫和指导年轻人而创作的，体现了达斡尔族热爱劳动、勤劳勇敢、教化后辈的传统美德及个人修养。这些表现民众日常劳作生活的“乌钦”赞颂了劳动可以使民众内心信念坚定，强调了劳动在建立美好道德人际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达斡尔族“乌钦”传承策略
保护和传承好达斡尔族口头文学，是实现达斡尔族文化发展及民族发展的重要路径。达斡尔族“乌钦”不仅作为口头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体现，更是民族历史文化体系优秀传统的映射。因此保护好达斡尔族“乌钦”意味着保护并传承好达斡尔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作为独立个体区别于异民族的重要象征。”[9]达斡尔族文化体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巨大冲击并形成独特性。首先，传统而古老的口承传播机制逐渐失去主流地位；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达，达斡尔族古老的文化体系不再是严密的封闭体，文化的封闭性遭到破坏；最后，达斡尔族文化体系受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使其文化主体性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基于以上一些现实原因，即使达斡尔族文化体系是一个拥有独立适应性、功能性及有机性较为巩固的生态体系，也依然会面临文化体系濒临崩塌的危机。因此拯救、保护和传承达斡尔“乌钦”口头文学是亟待解决的事情。“让这些活生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水中之鱼一样，永远畅游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生生不息，永无穷尽。”[10]
(一)保护“乌钦”文化传承的主体
“民间文化是一个共性的文化，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必须是共性的文化，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性的直接表现，并且在民族精神上有重大作用”。[11]“乌钦”传承的主要场所在民间，只有民间的主人广大的达斡尔人民才是“乌钦”文化的创造及传承主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赋予“乌钦”以生命，达斡尔民众才是“乌钦”文化传承的最大内驱力。如果这种民间性丢失或被削弱，或者民众的参与形式被改变，那么达斡尔“乌钦”文化传承活动则会即刻死亡，永远失去生命源泉。
首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传承是关键，是根本，对传承人的保护才是最重要的，”[12]达斡尔“乌钦”也不例外，歌手是“乌钦”传承人，是传承生力军，也是民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钦”演唱歌手的表演及创编能力是“乌钦”作为口头文学优秀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因此“乌钦”歌手作为创作主体被保护，可以更好地发挥这一民间群体的主观积极性。其次，保护好达斡尔“乌钦”歌手传承人的身份地位，照顾好他们的生计，进一步落实优惠政策，并建立健全“乌钦”保护制度。培养年轻“乌钦”传承人，设法将“乌钦”传承人留在当地，以此对抗外出务工获得丰厚物质收入这种现象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二)完善“乌钦”文化传承的方式
达斡尔族“乌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起源及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口头叙事模式。一种叙事模式决定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传承方式及传承内容，并由任意性逐渐转变为约定俗成性。“乌钦”的传承方式及内容主要受口头传统叙事风格的影响及限制，“乌钦”传承同时也受到宗教血缘、个人禀赋、兴趣爱好等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目前，“乌钦”传承方式及内容主要呈现出四种类型，“即血缘传承型、师徒传承型、无师自通型及混合传承型”。[13]以现代化为趋向的达斡尔族聚居区，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是不可阻止和逆转的，而这一过程必然会影响到“乌钦”传承的文化环境，这些对时代产生影响的新科技、新媒体、新途径应该拿来为“乌钦”传承服务。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新媒体形式，都应该充分利用到“乌钦”传承领域，“在各地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搜集者及传承人之间搭建‘协作网’实现资源共享”,[14]只有这样才可以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开发挖掘新的“乌钦”传承方式，才可以使达斡尔“乌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形式立于不败之地。
(三)构建“乌钦”文化传承的新型系统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重构新文化；但文化遗产消失后，不可再生，物质文化遗产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15]因此，维护好“乌钦”的既有文化传承氛围和文化生态圈，并构建更加和谐统一的“乌钦”传承文化系统，可以提供给“乌钦”传承以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构建及维护的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协调完善文化体系中不合理要素及薄弱环节，进而维系好“乌钦”传承的浓厚文化氛围；同时，要积极主动开拓、建构新型“乌钦”传承文化体系。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民众对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了解，并极大增强达斡尔人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权产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真正实现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综上所述，达斡尔族“乌钦”是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钦”在发挥艺术与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承担了代际教化的责任。“乌钦”不仅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思想与理念，同时也饱含着达斡尔族民众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生态伦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认同感，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达斡尔族“乌钦”以其内在的传承方式实现教化功能，并使达斡尔族人民完成道德教育，同时提高了道德价值判断力。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达斡尔族“乌钦”和达斡尔族文化的传承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内容，需要我们找到合理的策略并批判地继承，从而达到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冯骥才.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的建议[J]凯里学院学报, 2018,(01):10-11.
[2]于春梅.人口较少民族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探析一以达斡尔族为例[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02): 128-132.
[3]吴刚.达斡尔族乌钦”考论[J]民族文学研究, 2011,(03):159-165.
[4]周虹池黑龙江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综合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9,(05):122-128.
[5]李飞多元视角下的口头传统诗学研究一达斡尔族 乌钦”探析[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4:33-41.
[6][7]郑师渠中华民族精神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94,1.
[8]金星华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44.
[9]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6.
[10]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项基本原则[J].学习与实践, 2006.(11):118-128.
[11]冯骥才.记忆是重要的精神财富[J].群言, 2004,(02):28-30.
[12]冯骥才.传承是非遇的生命[N]中国艺术报, 2015-12-09:008.
[13]李飞元视角下的口头传统诗学研究一达斡尔族“ 乌钦"探析[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111-113.
[14]王亚军芬兰口头传统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研究的启示[J]民族论坛, 2010,(05):46.
[15]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 2006,(03): 114-123.
注释
1“哈拉”,是达斡尔族社会组织。从民族学角度来看，哈拉具有部族概念。据老人们口口相传，达斡尔族在黑龙江流域居住的时代，共有18个哈拉。达斡尔族哈拉称谓，大都起自原居黑龙江流域江河和村屯之名。据专家考证，达斡尔族保留着唐代和辽代契丹族的古老姓氏。作为达斡尔族社会组织的哈拉，具有职能包括：实行权力民主制；严行哈拉外婚制；缮修哈拉族谱；组织集体围猎等活动。
2 “莫昆”,是哈拉下属的社会组织。从民族学角度来看，莫昆是氏族一级的血缘体。它与哈拉相比，是同一莫昆的人们具有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作为达斡尔族社会组织的莫昆，具有职能包括：每个莫昆要有自己的屯落；实行莫昆达(氏族长)选举制；执行习惯法；保护莫昆集体资源；组织集体活动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