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论视角下史诗《亚鲁王》的学术定位

　　苗族史诗《亚鲁王》甫一问世便引发了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好事。但在令人高兴之余，也潜伏着令人担心的忧思，那就是：不仅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民族报》等国内主流媒体，而且连篇累牍的学术论文都不约而同地冠之以“英雄史诗”之名。笔者认为，“英雄史诗”这一标签不能囊括《亚鲁王》作为口头史诗的本质特征，只不过是对西方史诗话语的简单移植。本文拟从学术学理角度对史诗《亚鲁王》的学术定位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雄史诗”概念的学术考察

　　众所周知，史诗概念肇端于西方。史诗在希腊文里是Epos，原意是“平话”或故事，后来引申为口头流传的叙事诗，或口头吟诵的史诗。英文中的epic来自希腊语的epikos和拉丁语的epicus，从词源学来看，它与古希腊语的epos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西方，史诗指的是描写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这是因为西方的史诗观念是以荷马史诗为范例建构起来的。西方学界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维柯，直到黑格尔等，二千余年来对荷马史诗的研究纵贯整个西方的学术批评史，荷马史诗因而成了西方叙事诗的典范，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源头。

　　荷马时代，是一个英雄时代，一个凭勇力竞争和拼搏的时代。由于荷马在史诗中再现了当时希腊各民族盛行的惨无人道的习俗，如阿基琉斯拒绝埋葬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敌人的尸首，而任其由狼狗吃掉，柏拉图由此在《理想国》中盛赞荷马天生具有崇高的玄奥智慧。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雄霸西方诗学界二千余年。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提出，只有荷马才会制造诗性的谎言，即“把谎话说得圆”，并劝告悲剧诗人选择兄弟之间的斗争作题材。贺拉斯则称赞荷马笔下的崇高的英雄人物性格没有人能模仿。维柯的《新科学》是早期民族学与人类学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其中用较多的篇幅对荷马史诗进行了评论。维柯认为，“荷马在英雄史诗方面具有无比的才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英雄诗人，是一切崇高诗人中最崇高的一位”。

　　〔1〕P421在古希腊，只有英雄才能沐浴到荣誉的光辉，因此，在古希腊语里，英雄就叫做光荣者。英雄的特征就是凭勇敢获得财富和荣誉。他将阿基琉斯视为古希腊最大的英雄，代表了英雄所有的一切勇敢属性：暴躁、固执己见不饶人、凭武力夺取一切。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德国的大美学家黑格尔把荷马史诗作为史诗的范本，根据荷马史诗来总结史诗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对后世史诗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首先，黑格尔将战争英雄观强调到极致。在他看来，战争主要表现的是英勇，因此英勇是特别适宜于史诗的题材。“用战争情况做史诗情节的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只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才真正有史诗性质”。

　　〔2〕P137-138“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这个原则适宜于大多数史诗”。

　　〔2〕P135在黑格尔看来，即使讲述奥德修斯回家的故事——《奥德修纪》再现的也是一种战争。其次，宣扬欧洲的史诗、文学和文化优于一切的欧洲中心论。

　　黑格尔将史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象征型的东方史诗，募仿型的希腊罗马古典史诗以及基督教各民族半史诗半传奇故事式诗歌。他断言，在东方，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有史诗的印度又怎样呢？“印度史诗还不能彻底表现出神与人的真正理想的关系，因为它处在象征式的想象阶段，其中人这一方面尽管过着自由而美好的现实生活，却被挤到不重要的地位，人的个别行动时而表现为神的体现，时而表现为一种终归消逝的次要因素”。

　　〔2〕P154“只有希腊才有完备的或正式的史诗，它的实际作品也最符合艺术的要求。”

　　〔2〕P181“史诗和雕刻都在希腊原始时代达到过去没有人超过，将来也不会有人超过的完美高度。这并不是偶然的。”

　　〔2〕P182“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诗艺才初次把我们带到真正史诗的艺术世界”。

　　〔2〕P187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是明目张胆的。第三，黑格尔心目中最大的英雄还是凭勇武掠夺一切的阿基琉斯。“阿基琉斯这位风华正茂的少年体现着全希腊民族的精神……希腊人如果没有阿基琉斯参战就不能战胜，他战胜了特洛伊的统帅赫克忒，也就战胜了特洛伊。至于俄底修斯，他一个人的还乡反映了希腊全军的还乡”。

　　〔2〕P148-149黑格尔的史诗观存在诸多的理论陷阱、偏颇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黑格尔之后，欧洲的文论家坚持的是一以贯之的英雄史诗观，兹略举数端。法国的文论家博杜安从心理分析理论出发，将史诗视为“英雄神话”的不同版本。俄国的比较文学理论家日尔蒙斯基认为，史诗通过将英雄人物理想化的方式来表达人民对历史的追忆，他重点探讨了古代史诗中的英雄传奇经历，如英雄神奇的诞生、命名、驯服神马、英雄求亲等。俄国的民间文学理论家普诺普认为，史诗的基本特征不是其历史精神，而是它的英勇精神。英国的卡顿在《文学术语词典》给史诗的定义是：史诗指“在大范围内描述武士和英雄们的长篇叙事诗，是多方面加以表现的英雄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与历史”。

　　〔3〕P225从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学界，言史诗仅有英雄史诗，舍此别无其他。这种英雄史诗有两大要素，一是民族战争，一是英勇。诚如黑格尔所说，只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才具有史诗性质。这种民族战争说到底是希腊人远征亚洲人的战争，是欧洲人对亚洲人的胜利。“过去民族的史诗都描绘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也就是欧洲人的权衡力和受理性节制的个性对亚洲的组织简陋，联系松散，貌似统一而经常濒于瓦解的那种宗法社会的耀眼浮华的胜利……如果人们想跳出这个框架，那就只有面向美洲”。

　　〔2〕P140所谓“英勇”，即是说，史诗通过叙述传奇式的英雄故事塑造嗜血的英雄形象。美女、黄金、三脚锅、矛以及战争装备，是战争的战利品，是价值的象征。在《伊利亚特》12卷中，萨尔泊冬对格劳科斯所说的一番话清晰地表达了英雄的内涵，在宴会席上他们坐在最上等的位置，被供奉最上等的酒馔，他们拥有最上等的土地，这都是因为在最前线的战斗中表现出勇敢所致。在荷马的世界，重要的不是遵守游戏规则而是输赢和荣誉，别人对你的看法远比你对自己的看法重要，而名声和荣耀只有在战场上的厮杀与被杀中才能实现。荷马的英雄是那些甘愿、勇敢地面对死亡的人。

　　二、“英雄史诗《亚鲁王》”：西方史诗话语的简单挪用

　　“西方在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中国还有文学，甚至比它的历史更长、更悠久，而且成果更有独特的辉煌，我们用的是一种错位了的、从西方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文学观”。

　　〔4〕P9在史诗研究领域尤其如此。如上所述，西方的“英雄史诗”概念完全是以荷马史诗为基点建构起来的，他们在建构“英雄史诗”概念的时候竟然还不知道中国有史诗存在。我们的研究者言必称希腊，孜孜以西方的史诗观套用到中国的史诗，全然不顾中国疆域辽阔、文化生态多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难免不出现盲人摸象的尴尬。

　　口头史诗《亚鲁王》唱述了古代苗族亚鲁王国第17 代国王兼军事首领在频繁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中创世、立国的坎坷发展历程。从目前出版的史诗版本来看，对战争的描述不是很多，创世和迁徙的内容占了极大的篇幅。其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出丧前夕歌师为死者开路时的唱述，向亡灵讲述有关苗族及家谱的重要信息。
　　
　　（一）“亚鲁祖源”，以创世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起源、演进发展为叙述线索，主要神话有造天造地，造人，造山造丘陵、赶山平地、造太阳月亮、造唢呐铜鼓、箭射日月、与雷公斗争、洪水滔天、俩兄妹治人烟、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马桑树天梯等。

　　（二）“亚鲁王的故事”重点讲述亚鲁王成长、创业、征战和迁徙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勤劳智慧、能力超凡、关爱民生的苗人首领形象。
　　
　　（三）讲述亚鲁王的十二个儿子按12个分支迁徙进入麻山的历史及其后代创业、迁徙和定居的历程。第二部分是为了具体配合仪式或者巫术所唱述的相对独立的若干仪式歌，可将其归为《亚鲁王》的附属部分，葬礼中的砍马、砍牛、杀猪、杀鸡、开路等仪式，均有相应的唱词，并且在唱述中往往配合着动作，体现了史诗鲜明的功能性。《砍马经》、《砍牛经》、《猪经》、《鸡经》等包含了丰富的亚鲁故事，具体唱述这些动物的来源、与亚鲁王的关系、以它们作为葬礼牺牲品的原因。开路歌唱述通往故国的具体线路和遇到阻碍的处理办法，指导死者在阴间的生活与生产，唱述《指路经》是整个开路仪式最核心的环节。

　　从史诗的内容看，《亚鲁王》虽然将一个民族的创世史、征战史和迁徙史融合成一部复合型史诗，但史诗着力再现的是苗人的迁徙，可以说《亚鲁王》主要是一部苗人的迁徙史。迁徙纵贯苗族社会自从文明以来的各个时期，不仅在经典文献中记载不多，就是流传至今的苗族古歌中也鲜见提及，《亚鲁王》弥补了正史里关于苗族迁徙的空白。迁徙在亚鲁王之前就开始了，那时的迁徙主要是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苗族首领亚鲁王带领族人迁徙到一系列地方：哈榕冉农、哈榕冉利、哈榕呐英、哈榕呐丽、哈榕呗珀、哈榕呗坝、哈榕丫语、哈榕牂沃、哈榕卜稻、哈榕梭洛、哈榕饶涛、哈榕饶诺、哈榕咋唷、哈榕咋噪、哈榕比卡、哈榕比力、哈榕玛嵩、哈榕玛森、哈榕甲炯、哈榕哈占、哈榕泽莱、哈榕泽邦、唱哈榕呛、且哈榕甬农、哈榕嘿旦、哈榕崩索让、哈榕岜索久、哈榕麻阳、哈榕哈嶂、哈榕呐岜、荷布朵王国。最后在荷布朵王国重建王国大业。

　　对照《亚鲁王》的内容，它与“英雄史诗”的两大要素不尽相符。首先，《亚鲁王》描写的两次大的战争——盐井大战和龙心大战，战争的双方是在赛阳赛霸与亚鲁兄弟之争展开，它隐喻了在氏族社会时期中华大地上各兄弟民族之间为争夺生活空间和生活资源而发生的“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4〕P11，这种交兵交和、交手交心的的多民族之间的碰撞，即使打断肋骨也连着筋，有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壮，它表现为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之间越无法分开。正是这种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最终才融合成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从英雄形象看，《亚鲁王》的主角亚鲁虽然也有英勇善战的一面，但是他完全没有荷马史诗中跨海远征的英雄荣誉至上、嗜血成性的本性，史诗多处叙述了亚鲁王回避战争、裁军、凭借胆识和谋略开疆拓土等酷爱和平的行动。

　　例如，弘炅王归降到亚鲁王的麾下，亚鲁王收复彤经之后，亚鲁王召集将士们解甲归田，率领兵士们和70个王后王妃垦田种谷、圈池养鱼，在疆域内开场坝，建集市，做生意。盐井大战之初，亚鲁王大获全胜，他估计赛阳赛霸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抢夺生盐井。于是，亚鲁王令冈塞谷断后作掩护，自己则拖儿带女，披星戴月渡江，举族带着70担麻种迁徙他乡，去开拓新的疆域。再如，在氏族社会时期，各部落取得对山林、田埂、土地、鸟兽的占有权往往是一种自发行为。当亚鲁王迁徙到荷布朵王国，发现这是一块既能躲避战争又能养活族人的宜居之地之后，便在此定居下来。荷布朵国王希望亚鲁王迁徙他乡。亚鲁王先与荷布朵结拜兄弟，并把铁匠铺建在这里，在利益争斗中，亚鲁王与荷布朵展开了对山林、田埂、土地、鸟兽等占有权的比赛，迫使荷布朵迁徙到刺炅，亚鲁王最终凭智慧夺取荷布朵王国。这种智夺疆域的行为，避免了硝烟弥漫、血流成河的悲剧场面。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亚鲁王率领苗族的一个支系来到麻山地区定居之后，面临着比较恶劣的生存环境，史诗以不少篇幅讲述了亚鲁王为了保证族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了族人们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设身处地地关爱民生冷暖的事迹。如发现盐井之后，为了熬制生盐，王后王妃们砍柴、挑水，亚鲁王亲自造钢锅、铸铁锅、打柴刀，制斧头，箍水桶，削扁担，经过一次又一次试验之后，终于熬出生盐。亚鲁王领族人日夜迁徙的理想就是找到平坝子耕地，并且每次迁徙都是携家带眷，肩挑麻种，无论迁徙到哪里都要开垦荒地种构皮麻，走到哪里都要把铁匠铺建到哪里。种种事迹表明，亚鲁王伦理精神的核心是家国意识至上，保护疆土和臣民，关爱民生。

　　三、活态性：《亚鲁王》最根本的特征

　　既然挪用西方的“英雄史诗”概念不能概括《亚鲁王》的本质特征。那么，如何给史诗《亚鲁王》定位呢？西方的史诗，从《伊利亚特》、《奥德赛》到《贝奥武甫》、《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由于较早地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成为了古典文学的一部分，现在已不在民众中口头展演了。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21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亚鲁王》作为苗族文化生活的“活态”文化大典，依然在麻山地区的民间传唱。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活态性才是史诗《亚鲁王》最根本的特征。

　　与其他史诗不同的是，《亚鲁王》具有鲜明的仪式性，是一种仪式的文学。苗族史诗《亚鲁王》一般在苗族丧葬仪式中面对亡灵唱诵，并与仪式的步骤紧密结合，目的是要通过歌师的唱诵，让逝者沿着亚鲁王迁徙征战的旅途，返回祖灵亚鲁王的所在之地。麻山苗族的丧葬礼仪，程序繁杂，一般要经过报丧、入材、守灵、节甘、做客、安葬等环节，各环节均要举行大小不等的仪式，史诗《亚鲁王》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展演。展演时，“褒谋”面对死者，要随身佩戴一系列的道具，如身穿苗族传统的长衫，头戴斗笠，头帕里装上稻谷，手提一只鸡，脚穿铁鞋（铧口），肩上扛着长剑，口中含着银币等。此外，在展演过程中，还要配以木鼓、铜鼓、牛角等神器。不难看出，史诗的展演过程是口头唱述和巫术动作的有机结合。

　　史诗《亚鲁王》的展演场合分屋内和屋外两个场景，在屋内主要演唱主体部分，即与“亚鲁王”有关的历史或故事。一般先介绍祖先的来历，再介绍亡人事迹，把亡人的事迹与亚鲁王的故事紧密联系起来，目的是指引亡人能够顺利找到返回祖先的路径。屋外展演的砍马或砍牛仪式具有特别神圣的意义。对于麻山苗族而言，人死之后，如果不是凶死，都要举行砍马或砍牛仪式进行祭祀，这种仪式又称为“砍利”。

　　“砍利”一般在出丧的当天进行。届时，孝子双膝跪地，请舅公或女婿砍牛，施行者用砍牛刀或铁棒、木棒砍牛。待牛失去知觉之后，用刀将牛的喉咙割断，孝子们则将牛肉连皮带肉割开，分成几大块，将牛的后腿分给舅公或女婿，其余的则分给前来悼念的亲友，内脏款待客人。牛被砍倒之后，孝子伏在牛尸体上痛哭，这是哭丧的人群最悲痛最伤心的时候。将牛砍死后，还要在牛的鼻子上插三盆腔草，表示牛还活着。在砍马或砍牛过程中，“褒谋”要唱述《指路经》。苗族丧葬祭祀仪式的砍利，目的是为了送给死者在阴间使用。因此，从根本上说，传统的丧葬仪式才是史诗《亚鲁王》传承千年不衰的深厚社会基础，一旦离开仪式展演，《亚鲁王》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土壤。因此，《亚鲁王》可以说是活在民间仪式中的文学。

　　与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汉族史诗《黑暗传》不一样的是，这些民族皆有民族文字，流传的史诗都有手抄本。由于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历史上《亚鲁王》从未形成写定的书面文本，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而世代相承，因而流传于麻山地区的《亚鲁王》既无文字，也无手抄本，完全靠歌师世代口耳相传，实实在在地以“非物质”状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亚鲁王》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以仪式展演为主要生存形态，因而是一部活态史诗，一种活态的口头叙事文学，一种活态的传统文化。这部活态史诗至今仍在麻山地区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学家格尔兹说：“在仪式里面，世界是活生生的，同时世界又是想象的，然而它展演的却是同一个世界。”〔5〕p112仪式作为“传统的储存器”和“原始文化的遗留物”积淀了大量的原型元素和历代的文化要素，因而不仅具有贮存历史的功能，也具有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功能。在麻山苗族的葬礼上展演史诗《亚鲁王》不单单是个人行为或家族行为，而是整个族团的一次大聚会。前去吊唁的死者亲属当天要将所在村寨的亲友一同带去吊唁，一支吊唁队伍少则二三十人，多的甚至达到上百人。在丧葬仪式中，“褒谋”在已故祖先们的见证下，面对亡人与生者唱述族群的历史、祖先的故事。这种仪式成了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的表述，它将从远古原始社会直到今天的传统价值、种种民俗与知识深深地印在族人们的心坎里，从而成为聚拢族人关系和凝结秩序与文明的精神力量。

　　苗族史诗《亚鲁王》虽然再现了亚鲁王征战的场面，英勇善战的性格，但是，“英雄史诗”只是解读《亚鲁王》的一个维度，而不能囊括其作为口头史诗的本质特征。在苗族丧葬仪式上面对亡灵展演的史诗《亚鲁王》是一种活在民间仪式中的文学，它以仪式展演为主要生存形态，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活态性 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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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6〕 朱炳祥.何为“原生态”？为何“原生态”〔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