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论文
“荒野”，是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动物文学创作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词。这不仅是指他将作品的视景，大多设置于呼伦贝尔草原和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山林深处等外在的物质空间，也不仅是由于那个荒野世界，紧密关联着他宝贵的“人生早期生活经验”，更由于为作品所一再强调的荒野，还指称着那些曾经在荒野自然的律动中，生生不息的丰饶生命和蓬勃健硕的旷野精神，而在更深层的意味上，那也象征了如今正为现代化紧锣密鼓的步履日益放逐的生命方式，以及为这步履所迅速遗失的悠久文化最后的身影。在早期的作品集《重返草原》的自序《更北的北方》中，黑鹤曾提到在童年的草地生活对他日后生活和写作的影响“：童年短暂的草地生活是我生命中最明亮而快乐的日子，我的人生早期生活经验皆来源于此，并使我在随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
我相信，那在黄昏中驰过草场的骏马剽悍而斑斓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身体之中，从未离弃过我。”成年后的黑鹤，每一年都会深入草原和森林深处的营地，在那里生活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由此“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变迁、文化沿袭、生活方式和群体意识，都有了新的认识”(1)，而作为曾经叱咤草原的蒙古族后裔，他对草原游牧民族和林地狩猎民族和谐于天地自然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着较诸他人更为本体天然的认同。他的写作坚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立场，以草原、林地深处的四季气象和游牧、狩猎民族的荒野营地为主要视景，以开阔旷远的视野，明澈细致的语言，叙述生活在广袤天地间的各种生灵、依然坚守古老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则则安详沉静又狂野激荡的故事；他坚持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摒弃将动物完全拟人化和故事奇幻化的手法，在守护自然规律、荒野法则的基础上，融合切身经历和荒野听闻，遵循动物的自然习性和自然秩序的规约，强调具体细节的真实性和语言形式的艺术性，传达在自然天地之中人与万物并生并行、共享自然法则的生态理念，并借此“重构北方少数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表达并寻求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2)。如果不为出版界通常以“儿童文学”对黑鹤的动物文学创作做出的简单划归所拘囿，进而通读他的作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动物文学当属名副其实的生态文学创作，他也是国内至今还为数不多，因而也更加难能可贵的生态文学作家。
关于生态文学的内涵，鲁枢元先生在为刘青汉先生主编的《生态文学》所作序言中，引述了王诺先生一贯的主张，并做出进一步阐发：“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以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为核心内容，生态责任、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为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
这就是说，生态文学首先是文学；其次，还应是生态思想、生态观念、生态情感生发出的文学；同时，还应当是对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任、有担当的文学。”(3)而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黑鹤的动物文学在记叙荒野文化，传播生态理念，宣传生态道德，表达生态关怀，寄托生态理想等方面所葆有的创作实绩，以及与当下严峻的生态现实日益紧密迫近的对应性，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也应该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
一、大地上的孩子，并行的精灵
美国诗人斯奈德如此定义：“荒野是一个地域，在那里野性的潜能得以充分地显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物可以自行其道，蓬勃发展”，而“我们所说的荒野实际上是整体的自然界。人类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4)黑鹤用文字引领读者行走的正是这样一个既恬淡静寂又粗犷狂野，既生机盎然又妙趣横生的荒野世界。这里，既有自由不羁、以伶俐的马蹄击退狼群的白色骏马“风之子”，也有凭借在残酷的荒野生存中累积的经验、用陷阱来帮助自己捕猎的瘸腿老狼；既有伴着牛群一起出牧、无所畏惧的“喝牛奶的猪”，也有血统混杂、为人嫌弃、艰难求生的“狐狗”；既有潜入营帐偷盗人类闪亮的小物件、用来装饰巢穴的“飞翔的窃贼”松鸦，也有为了惩罚入侵了自己的领地、趁着黑夜掠去“我”的帽子作为警告的“黑夜之王”雕鸮；既有为了摘掉误食的鱼钩而找野营的“我”求助、进而将“我”的食物一扫而光的熊“老班兄弟”，又有为了哺育幼崽而履涉险境、总是能够逃脱凶猛的牧羊犬围捕的“克尔伦之狐”。
黑鹤推崇加拿大动物文学之父西顿将写作建立在“详尽的调查和亲身经历基础上”的客观态度，同样的，他希望自己的小说向读者介绍的是准确的基本的自然科学和动物知识，而不是“播下谬误种子和可怕误导”(5)。他的动物小说坚持以科学依据为基础的“真实性”原则，自然化入所历所见所闻，不仅让我们见识了狼、狐、熊、狍子、貉、犴、獾、狼獾、夜鹰、野牦牛、藏羚羊、雪豹等等众多的荒野生命，还通过间杂在故事叙述间隙的生动描绘，不着痕迹地让我们了解这些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间，或强悍或弱小的野生动物自然的习性、特征和生活，感受生命的美丽、神秘、柔韧与尊严。也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他拒绝违背科学常识和自然规律的传奇性书写“：我从未想象它们拥有人一样的智力”(6)。因而，不同于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童话、神话故事，在黑鹤的动物小说里，你不仅很难找到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如动物像人一样开口说话、像人一样思维等将动物完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甚至有时，他还会纠正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以讹传讹。在《老班兄弟》中，他借与熊在林地遭遇的“我”之口，斥“在森林里见到熊就顺着风跑，因为熊前额的毛很长，这样毛就会蒙住它的眼睛，它就追不到人了”的传言为胡说，是童话，是“人类可笑的臆想”，而人们需要了解的是真正的荒野，“没有权利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已经一直存在了很久、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荒野。”
一如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所言：“我的书不是把读者引向我本人，而是把他们送往自然。”(7)黑鹤也言称“对于荒野，也许我并不是了解得更多，那些童年草地生活的记忆和片段并不能给我的荒野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我竭尽所能，想告诉所有的孩子，还有那样的一个世界。”(8)这个世界，春日如歌，冬日如刃；既雄浑瑰丽，又莫测神秘；孕育着温暖的奇迹，也隐藏着严酷的考验；有令人捧腹的妙趣，也有使人心惊的角力。而借由作者优美诗意散文化的笔触，绘声绘色的细腻描摹，让你在感喟于生命的曼妙与自然的神奇的同时，它的声音、色彩、画面，仿佛也清晰地浮现于耳侧眼前，甚至还可以嗅到那扑面而来的浓郁的荒野气息。而在这样一个天地之间，人“，永远不会孤独，在你身边看不到的地方，就有很多并行的精灵”(9)；人，也绝不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生命都在共同分享这个世界”(10)。中篇小说《美丽世界的孤儿》就是这样一个关于“并行的精灵”的故事。鄂温克姑娘柳霞和朝夕相伴的驯鹿幺鲁达，在森林中寻找驯鹿群的途中，因遭遇山火而迷路，但“无论树林的大火如何可怕，森林里的动物总是可以找到走出林火中心地带的安全道路。”于是，山火中一个奇妙而又壮观的场面出现了：在两只巨熊的身后，两只狍子、一头犴、两只狐、几只灰兔、一条狼、一只又一只林鼠、一头狼獾、柳霞和幺鲁达———一支“囊括了林地大部分物种”的逃难的“大部队”，在“一种静默的力量”指引下，秩序井然，并肩前行，共同逃离危险的火区，“林地间呈现出天堂一样和谐的景象”。小说中还穿插了一个古老的鄂温克神话：创世之初，天神公平地赐予了当时还是平等兄弟的人类和熊以粮食的种子，人类很快学会了播种，从而开垦土地，繁衍生息；熊由于只会将种子放在树与石头上，而永远地留在了森林里。但“上天眷顾这些不关心播种的可爱动物”，也赐予了它们另外的求生之术。人却因为与自然太久的疏离，失去了种种呼应天地的灵性。这则神话所呈现出的原始智慧，与小说同构了这样的主题：自然本是一个和谐统一、相生相息的整体，充满奥秘，充满玄机，所有的生灵都是其中平等的部分。就如同人类秉有动物难以企及的复杂心智，野生动物同样拥有不为人所了解的生存智慧。
一如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说过的那样“：我的根在童年时就深入于最基本的世界。”黑鹤也屡屡言及童年生活对他人生决定性的影响———“那段生活决定了我是‘那样一个孩子’，注定了要写作‘那样的作品’”(11)“，童年记忆很大程度地影响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在当时并且后来决定我的创作方向。”(12)荒野、自然、大地，是外在的物质空间，也是内在的精神家园；是启动文学想象的初始情境，也是召唤生命理想的心灵归许：“在我们无意中慢慢地疏离了与大地之间共同生存的关系，以及对大自然敏锐观察力的同时，我们要记住的只是，自己是大地上的孩子。”
二、尊严的生命，永恒的探寻
西顿对黑鹤的写作另一方面的重要的影响是对待野生动物客观平等的态度：“那些作品对我影响很大，并奠定了我后来创作小说的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就是保持对所有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他让自己笔下的动物（即使最终死在猎人的枪下）也保持着生命的尊严。”(14)与通常的儿童文学不同的是另一点是，在黑鹤的动物世界里，没有正面、反面这样的角色设定，无论是被人类驯化、与人类一同狩猎和游牧的猛犬和驯鹿，还是对人类的荒野营地生活构成巨大的生存威胁的狼、狐或熊；无论是居于荒野生存食物链末端的野兔、狍子，还是像野狼这样在居于食物链上端的掠食者，都享有作者平等的目光和叙述态度。写到荒野生存优势族群的狼的强悍和聪明：“毕竟是野地里的生命，生命力旺盛，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界中谋得生存之地。这就是荒野的法则”（《红色狼谷》）；写到居于食物金字塔底座的极度机警与谨慎的野兔“：一只野兔若想成年，必须经历疾病、陷阱，包括被各种捕猎者的追捕，幸存下来的都是种族中的佼佼者。”（《母兔》）安详也好，惨烈也好，都来源于本然的天性，铸炼自荒野的本能，“本能将保护它们在最严峻的环境里生存下去的机会”（《魅影》）；温煦也好，酷寒也好，依据的，都是自然淘汰的规律，荒野生存的法则，“这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生命形势正是这样循环往复生生不息。”（《雪域格桑》）成长主题在黑鹤的荒野文学创作中占有可观的比重，而这些作品中的主角通常是蒙古牧羊犬、藏獒、狼等这些最富有荒原的凶猛气质和野性精神的强悍生命。即便主角是生长于荒野之中的孩子、少年，在叙事上，与他相伴的动物，往往也有着与之平分秋色的分量。荒野，是一种与生俱来，永不磨灭的品质，使它们在幼年即显露出桀骜不驯的气质，暴烈凶猛的性情，“即使一直被人所饲养，身体深处永远也不会泯灭的命定的一切仍然不会消失”（《重返草原》），只有那些纯真温柔、质朴醇正的心灵，才能获得它们的亲近和信任。在幕天席地的成长过程中，它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自然的考验和荒野的洗礼，无论曾经被怀揣各种目的人带往何处，经历怎样的困厄艰险，这“千百年深深渗透进”血液中的天性和本能，始终不会泯灭，驱策和激荡着它们原始的生命冲动———对荒野世界的渴望、对自由奔跑的向往。荒野，锤炼了他们勇猛无畏的品质，也让它们交付出爱与忠诚。
《黑焰》中的藏獒格桑，在藏北草地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和藏民主人的调教下，由一只幼犬成长为优秀牧羊犬。主人的一次醉酒，使它被倒狗贩子带入城市，在小巷、犬市、荒原、超市、植物园、福利院之间，它不断地出逃，不断地辗转流离，向着冥冥中呼唤自己的荒野而奔跑。它参加了残酷的斗犬比赛，也初识了来自人类的枪声；见识了城市豢养的行行行色色的狗，也体会了不同的人对异类生命的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他抓获盗贼、参加藏羚羊守护队、为盲童们引路、忠诚地护卫给了它温暖、平等和关爱的新主人韩玛，也让利欲熏心者领教了血系纯正的藏獒天性中的不逊和野性；最后它跟随到草原任教的韩玛重返草地，为牧民捕获袭击羊群的狼、救助被暴风雪围困的孩子，作为草原上一只不可多得的优秀牧羊犬，成为被牧人们传唱的传奇。
借由这些成长故事，黑鹤缔造了一个精神意义的荒野：“森林和草原。还有那样一个世界，它们从未被损毁，一直在那里，它们的存在代表着某种美好的事物，自由、平等、勇敢、正义和爱，这种已经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的乌托邦式的词语所能描绘的事物。”(15)黑鹤对荒野生命精神世界的理解，源于童年时一只在狩猎中被射落的野雁。当他将这只一直安静地蜷缩在房间一角的雁抱到院中，放到地面时，它开始“高昂而响亮”的鸣叫，高高扬起脖颈，用力扇动翅膀“，每一片羽毛都在阳光下闪动着动人的光泽”，转瞬间变得“高贵与美丽”。但突然，“它高高扬起的高傲的头突然沉落下来。……倒在地上。……慢慢地变得僵硬。”就是这只童年的野雁“决绝的死亡方式“，让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一只高傲的雁，让我开始试着去了解关于自由、尊严、生命和死亡这些词语在书面之外的含义。”(16)一只野雁的死亡，透视的是生命本质性的自由与尊严。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亡，学习处于死的状态。”(17)而最能体现这些荒野生命的勇气和尊严的，莫过于它们面对死亡时庄重而淡然的态度。《雪域格桑》是一个关于“在生命的尽头独自走向雪山的獒犬的故事”。藏北高原上的红色藏獒格桑，是一只有着雪山般凝重眼神的优秀牧羊犬。
为了保护营地来的客人，它勇敢地与强大的雪豹对抗；为了护卫羊群，在雪夜中，带领另两只年轻的牧羊犬，与狼群激战。身受重伤的格桑，在意识到死亡即将到来时，哺乳了自己的幼崽，默默离开了营地，“缓慢而坚决的走向远方的雪山”，因为“每一头藏獒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都会独自走向雪山，没有人知道它们为什么要去那里，也许是它们冥冥之中的最后的温暖家园吧”。《冰湖》进一步阐扬野生动物这令人动容又敬畏的死亡：“草地上一切生命都会找到自己生命终结后的去处。……经历风雨洗礼，骄阳曝晒，风雨侵蚀，最终将重新融化在草地之中，滋养出明年更丰美的牧草。”荒野，予生命以跌宕，也赋予它们荣耀。对于这些生于荒野、滋养于荒野的生灵，荒野，既是生命之源，也是冥冥之中的召唤，最终，它们归于荒野，融于荒野，完成生命浩瀚永久的“圆转循环”“、代代相承”(18)。
与死亡同样耐人寻味的，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是落日余晖中，牧人或牧羊犬对遥远地平线持久而专注的凝神眺望。《狼血》中的母犬，每到黄昏，都会“神情专注地久久向天边凝望”，《鬼狗》中牧羊犬鬼，也“曾经在某种莫名渴望的鼓舞下一直奔向天边的地平线，想知道那后面有什么。”《狼谷的孩子》中的牧童那日苏，在这样朝向远方、朝向地平线静静地注视中“，幼小的心脏”，被荒野黄昏“静穆的气氛攫住。……在内心最安静的深处，他知道，那一刻，一匹骏马的影子已经悄然潜入他的血脉之中”，引领着他，就像引领着他的祖先，奔向那未知的深处，去探寻那已持续了千年的永久疑问。而这一意象同样源自于黑鹤的儿时记忆：一个草地的黄昏时分，他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所困扰，……向远方被沉落的夕阳烧红的地平线望去。我想去那里，去天空与大地相接的地方。”后来母亲告诉他，“那应该是思念或是惆怅，那意味着我正在慢慢长大，正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另一个世界。”(19)而这样的凝视与眺望，象征着生命朝向终极、朝向永恒，永远的探求与追寻，也标志着面对浩瀚的天地与自然，面对着有限与无限，来自生命本体的谦卑、颖悟与自觉，它不仅为荒野生命带来了一抹苍凉的诗意，也给作品平添了一缕氤氲的哲学寓意。
三、最后的古代，最后的海洋
黑鹤回忆自己度过童年的草地：“丰茂的牧草浩瀚无边，可以没过我的头顶”，那是一片“最后的海洋”(20)。而那段草地上的生活，与自己年复一年的荒野游历，则如生活在“最后的古代”。中国的北疆是“中国早期传统游牧和狩猎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他为“自己还有机会经历游牧文化最后的古代”而深感庆幸(21)。他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记录、重构和挽留“：通过这些动物记录人和自然的关系，印证整个自然的变迁”，重构和挽留北方少数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的生态文化，如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他深入荒野深处牧民与猎人的营地，因为“即使在草地已经划分成片，被草库伦（蒙语草圈子之意）圈起，拥有了定居的红色砖房之后，他们仍然固执地生活在蒙古包里，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22)。在驯鹿鄂温克部族集体迁往山下定居时，也还“有一些鄂温克老人没有离开森林(23)（《驯鹿之国》后记）（《黑狗哈拉诺亥》自序《从森林到草原》）。他用文字放牧对荒野自然与生命的热爱，也见证所谓的现代文明、物质主义对自然、野生动物无节制的掠夺和践踏，并揭示它们对于人类心灵的污染和宝贵传统的轻视。
《驯鹿之国》以诗一样的语言，讲述了敖鲁古雅的驯鹿鄂温克部族最老的老人芭拉杰依，在部族向山下搬迁的最后时刻，借寻找驯鹿的路途，与小女孩阿雅默默告别，独自留在荒野的故事。芭拉杰依相信鄂温克人世代生活的山林是“自然圣境”，从那里，可以“吸取生命的养分”；她可以与森林交谈，与鸟兽和对话，听得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不时要去丛林深处“看看自己的心”；她叹息城市里的树，“被叹息压弯了腰”，“城市人的心上都是皱纹”；她谴责被贪婪的心吞噬的盗猎者，指责那些将野生动物卖到动物园，而使它们丧失了荒野中的活力、天性和自由的行径；作为驯鹿鄂温克最后的引路人，芭拉杰依在教授了小女孩阿雅鄂温克人在迁徙之路上传统的烹制食物的方法后，独自走向林地深处，“寻找那些走失的驯鹿”，“等待那些迷路的孩子回家”。除了芭拉杰依，黑鹤笔下这样的人物还有：像“林子一样古老”，“像那些密林深处被猎人雕于一株株古树干上的山神一样不可侵犯”，守护着“最后一篇原始林地”的布鲁爷（《魅影》）；在生命最后一刻，用长矛这一原始的狩猎器具杀死一头熊，被人们以鄂温克古老的仪式风葬的老猎人格力什克（《黑狗哈拉诺亥》）；“独自生活在草地深处”，抚养两头失去了母亲又被动物贩子丢弃的狼幼崽“，像是草地文化正在慢慢消逝时最后的象征”“，充满某种传奇色彩”的老人其其格（《饲狼》）；曾在那达慕赛马大会上获得冠军，以胯下的骏马和古典的方式，对抗代表着机械文明的卡车“，牧神般俊美的少年”那日苏……。
如果可以借用卢梭在《爱弥儿》提出的“自然人”的说法，相对于现代社会以对自然的挑战和掠夺谋求物质发展的“文明人”来说，这些以合乎自然规律的传统方式生活，以荒野锤炼和铸造自然品格，与荒野和谐相处，与动物共享自然的人，可谓现代社会中的硕果仅存的“自然人”。他们逐水草而居、逐丛林而栖，一代又一代通过传承着由荒野习得的生态智慧和生态道德，形成了悠久而宝贵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会向自然索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外的资源，以顺应天然的方式，从容应对生命中的一切；他们按照季节的变化自觉搬迁营地，让已经被牲畜采食过的苔藓和草场，能够有时间休养生息；他们固守自然平衡的界限，与自己的牲畜共命运的同时，也视其他动物为自然的一部分，禁忌在春天射杀怀孕或哺乳的动物，更不会猎捕它们的幼崽；他们会将救助饲养的幼兽，长大后重新放归荒野，以尊重它们天然的习性和本能；当牲畜不哺育幼畜时，他们还会唱起世代相传的如神示般的蒙古民谣和鄂温克催奶歌，如同“谨慎而恭敬地”开启“神启之门”，召唤牲畜心房被冰冻的母性本能，也照亮荒野深处的历史记忆；他们中的一些人秉有感应自然的灵气，也得到天地生灵的回应。例如《美丽世界的孤儿》中玛利亚·索，中国驯鹿鄂温克最后的酋长，是一位鸟兽不惧的老人，林中的鸟会在她的手上取食；《黑狗哈拉诺亥》中，中国驯鹿鄂温克最后的萨满妞拉，去世时，“起狂风、落骤雨，房倒树倾，死七头驯鹿”。
对于那些在现代社会依然耽守着传统的人，黑鹤说“：他们其实正代表着某种艰忍的精神，一种对行将消逝的生活方式的最后挽留，他们以自己的存在延长这种挽留的时间，而“所谓生态文化，也正是通过生活方式进行负载的，当我们匆忙间失去了这最后的生活方式之时，所失去的正是我们曾经伟大的传统。(24)现代化的进程，喧哗和躁动的城市生活，对物质生活无节制的追求，对自然持续的侵扰和征伐，使那段人与天地和谐共处，跟随自然的节奏韵律休养生息的日子，渐渐远去。而古老神秘的文化密码，也正随同这些老人们的最终离去，日益成了也许永远无以往复的历史、记忆、传说和神话。就如同《驯鹿之国》中的芭拉杰依所说：“现在，我们的神山神水已经破碎”，黑鹤也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正在远离那样一个诗意的年代。”(25)“今天的北方林地已经不像它曾经的样子了，森林中遍布着偷猎者的陷阱和绳套，很多特权者依然手持配有精准瞄准镜的高精度狙击步枪在山中明目张胆地狩猎；每到秋天，当地的居民大量进山采摘蓝莓等椰果，那种掠夺式的毁灭性的采摘，已经使一些野生灌木的生长线大幅度向国境外退却……山林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毁坏。”(26)在《藏羚羊守护队》中，非法淘金者涌进荒原，“在暴利的驱使下”为金属而“失去理智”，“忘记一切基本的道德规范”；他们用“灼热的子弹”夺去野牦牛、藏野驴、雪豹、藏羚羊、西藏盘羊、岩鸽、黑颈鹤等等野生动物的生命，制成食物、长裙、貂皮大衣、披肩……满足永不餍足的欲望；在《黑狗哈拉诺亥》中，蜂拥而至的贩子以各种堂皇的名义，将蒙古牧羊犬当作藏獒贩卖到城市，或当成宠物养在笼子里，或参加残酷血腥的斗犬比赛，或最终成为狗肉馆中的盘中之餐；《驯鹿牛仔裤》中的驯鹿牛仔裤，被囚禁在旅游景点，被牵到片场、舞台，成为无聊的城市看客猎奇的对象。长期脱离荒野的生活和食物结构的改变，使这头原本高大健硕的驯鹿，很多天然的习性被根本性的改变，甚至降低了体内的雄性激素，“悄然失去了它角逐繁衍的本能”。如果说驯鹿牛仔裤的命运让人感到痛心，那么《狼血》中，因为害怕口蹄疫的传播而发生的对于牲畜成群的盲目屠杀，则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这些以“发展”“、建设”、“开发”等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所进行的，到底是对文明的建设，还是对文明的蹂躏？
黑鹤的动物文学系列作品，是一组关于荒野、生命与古老文化的赞歌，也是挽歌，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发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预警。需要说明的是，他绝非盲目排斥合理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更不是要人们掉回头去，重返原始、重返古代，而是提醒人类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无法再生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并让悠久古老的民族文化能够作为“未来到来时参考的记录”和“衡量环境改变的基准”(27)而代代传承，正如梭罗的名言“：荒野是对世界的保存。”面对当下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黑鹤提出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这样的范畴”(28)，坚守大地伦理和生态道德，是人类寻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留住这“最后的海洋“”最后的古代”的最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