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户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3)

　　（3） 调研的草场面积与农牧户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绒毛用羊主产区相继实施了禁牧、草畜平衡、轮牧等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现有的自有承包草场载畜量达到甚至超过临界值，导致养殖规模普遍受限。养殖方式与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说明随着养殖方式从全放养到半舍饲、舍饲的过度，养殖规模在逐渐扩大，可能的原因是，放养的饲养方式因四季粗饲资源丰歉不均，一般会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乏”现象，极端气候（ 如干旱、雪灾） 及粗放式管理不利于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半舍饲、全舍饲方式在养殖环境、饲养管理、疾病防控等方面更有利于规模化养殖，但中国绒毛用羊产业整体规模化养殖度偏低，导致该因素不显着。
　　
　　（4） 在农牧户个人禀赋特征中，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与假设不一致，原因是绒毛用羊养殖户的年龄普遍偏大，样本户中年龄在“ ≥50 ~ 60”的比例为65. 6%,“ < 30岁”的受访者仅占9%,此外年龄相对较大的养殖者经验和知识积累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调研显示，年龄这一影响因素对绒毛产业的发展有利有弊，特别是在畜牧业转型时期，合理的年龄结构对该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显得愈加重要。受教育程度与养殖规模显着正相关且与假设一致，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偏低使得农牧户对现代养殖技术学习和理解能力下降，缺乏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制约了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养殖年数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设不一致但显着，调研显示，绒毛用羊养殖户多为子承父业，养殖年龄跨度为20 ~ 71岁，年龄大且养殖年限长的农牧户一般思想较为保守僵化，且养殖精力有限从而抑制养殖规模，这与年龄因素的分析互为印证。家庭劳动力人口与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绒毛用羊的养殖以散户为主，家庭牧场、规模化养殖场等尚未占据很大比例，调研显示，“ ≤2”个劳动力的家庭比例为64:,随着未来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劳动力投入可能会成为显着的影响因素。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设不一致且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绒毛需求市场持续低迷，毛肉价格倒挂严重，持续走低的市场价格使农牧户多持观望态度，养羊比重越大的农牧户越不愿意扩大养殖规模，转产肉羊养殖甚至出现倒改现象成为该产业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是否担任村干部与养殖规模显着负相关，与假设一致，家中有村或村级以上干部的农牧户倾向于较小的养殖规模，原因是与普通养殖户相比，从事养羊业的机会成本越大，兼业化程度越高，导致其养殖规模较小。农牧民加入合作社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且不显着，与假设不一致，调研显示，目前已经成立的绒毛用羊专业化合作社普遍存在农牧户合作意识淡薄、组织运行不规范、职能发挥欠缺等问题，对养殖规模的影响有限。
　　
　　3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揭示诸多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研究要素之间具体数量关系的强有力手段。总体来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确定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从回归的显着性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主要因素做出具有可信度的判断，为绒毛用羊产业政策的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经验参考和决策依据。
　　
　　对于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由于受截面数据样本量和分析方法选取等因素限制，某些技术方法还需要继续检验和完善，结果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误差。本文认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1） 目前研究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方法较多，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法、灰色关联度法、模糊数学法等，定量分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具体的分析手段上，除常用的GMM、OLS等常规分析法外，有必要基于目前的软件技术，尝试运用多元离散模型或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当前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影响农牧养殖行为的因素，以此完善实证模型，让研究技术更好的为研究目的服务，使之更符合绒毛用羊产业发展的现实规律。
　　
　　（2）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更多值得拓展的空间，由于受时间、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限制，本研究选取的样本量较小，案例地地域相对集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牧户的基本行为特征，但并不能完全揭示各因素对农户行为带来的影响，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扩大调研范围，同时对现有农户进行跟踪调查，获取面板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影响农牧户养殖行为的因素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此外，在寻找和提炼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的主要因素上，可以通过与相关部门和专家的座谈和访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有重点的进行深层次的诱因发掘。
　　
　　4结论
　　
　　文中利用西部5省农牧户的调研数据，用GMM法对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 经济影响因素、政策影响因素、农牧户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对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均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影响因素中，单位养羊收益与成本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政策影响因素中，畜牧良种保护与补贴政策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在个人及家庭特征影响因素中，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对农牧户养殖规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养殖时长与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畜牧机械购置补贴、金融扶持政策、养殖方式及家庭劳动力人口等影响因素虽然不显着，但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有助于推动中国绒毛用羊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标准化规模养殖奖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及养羊业占家庭收入比重等因素对养殖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可能会成为制约该产业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应给与特别关注。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绒毛用羊主产区的养殖方式逐步由放养过渡到半舍饲、全舍饲，经营方式逐步由散户过度到标准化、规模化的家庭牧场，因饲草料供应紧缺造成的养殖成本持续上涨成为制约养殖规模的主要瓶颈，主产区应更注重饲草料供应体系的建设，积极筹建饲草料基地、饲草料储备及交易市场，同时引入大型饲草料加工企业，既可以集约化规模化生产降低养殖成本，亦可降低极端气候变化给农牧民带来的养殖风险。
　　
　　（2） 加大对绒毛用羊主产区和规模化的家庭牧场、养殖场的政策倾斜力度，提高与绒毛用羊养殖密切相关扶持政策的导向性和效能。提高畜牧良种补贴的覆盖范围、补贴标准和补贴品种，切实提高农牧民购买绒毛用羊良种的积极性； 完善畜牧机械购置补贴政策，推动试点的市场化改革，考虑地域差异和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放宽享受购机补贴政策的中小型牧业机械名录； 有序推进绒毛用羊草原畜牧业示范户、规模养殖小区、标准化示范场等建设活动； 在金融扶持方面，合理确定授信额度、放贷进度和回收期限以保证与牧业生产周期相匹配，创新“三权” 、农机具抵押、动产质押等农牧业企业担保范围与方式； 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方面，对优质饲草料种给与补贴并开展人工牧草示范种植，以提高草原环境承载力。
　　
　　（3） 政策的推进充分考虑绒毛用羊养殖户的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因人制宜，确保政策落实的指向性和精准性。绒毛用羊养殖户年龄老化、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市场意识淡薄，管理经验匮乏，应加强基层畜牧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特别是从品种改良、人工种草、饲料配比、疾病防控等方面给与农牧民技术支持和培训，并提供价格、质量、供需能方面的服务信息。此外，发展“合作社+农户”等形式的农牧民生产合作组织，规范合作社运行机制，将财政补助形式的资产如标准化养殖小区等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并给与贷款、技术扶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