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一个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领域，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下面是语用学论文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语用学论文第一篇：中美商业巨头道歉策略对比及语用分析
摘要：道歉可以视为为了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理性言语行为,即讲话人所期待的自我印象。说话人在道歉过程中实施不同的语用策略会产生不同的言后效果。基于中美商业巨头道歉语的真实语料分析,结合语用学中的“语力行为”“面子理论”和语力的预备条件及真诚条件强度,通过对比双方道歉语所采用的语用策略发现,美国商业巨头的道歉更具针对性,更易挽回公众信任。运用“语力行为”理论,有利于交际双方在言谈互动中构建一种协同关系。
关键词：道歉; 道歉语; 商业巨头; 语用分析; 语力行为;
A Pragmatic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Business Giants' Apology
ZHENG Xu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Apology can be regarded as a rational speech act for face-saving, which means self-image expected by the speaker. Different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apology adopted by the speaker will have different perlocutionary effect. Based on the authentic corpus analysis of apologies made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business giants, combined with the “illocutionary act”, “face theory” and the strength of preparation and sincerity conditions of illocutiona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apologies made by American business giants are more targeted and easier to restore public trus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illocutionary act”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ordi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cators.
一、引言
语用学界一般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诞生归功于牛津派分析哲学家J.L.Austin。言语行为的结果可以分为成功地以言行事和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成功地以言行事。Austin将造成这两种结果的原因归纳为三类,即发动不当、实施不当及运用不当[1]54。人们言谈中的言语行为都是一些所谓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 简称FTA),他们将“面子”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rown & Levinson, 1987)[2]。导致人们正面面子受损的FTA包括道歉,道歉话语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道歉话语有纯粹个人的,也有集体的,但是还存在一种道歉话语,它既是个人的,同时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尤其是公众人物的讲话。其“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识别社会地位或群体关系的概念,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承载了强烈的社会语境价值。商业巨头作为公众人物,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一言一行往往会涉及到公共利益。一个企业或公司立足的支撑点就是内部文化和公众信任,在其发展过程中若引起消费者的不信任,就需要商业巨头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公开道歉。
很多的言语行为在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都会威胁到各自的面子,而礼貌待人、礼貌会话可以降低面子受威胁的程度。道歉就是一种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即讲话人所期待的自我印象。道歉过程可能会涉及到忏悔、承认有错甚至是有罪,也可能涉及到说话人内心的恭维或是表面行为。道歉话语既显示了个人风范,又彰显了说话人所在企业或公司的形象,所属文化或某种意识形态现象。不同的道歉行为或不同的言语表达,给听者带来的情感冲击程度往往有很大的区别。
纵观近年来国内公众人物的道歉行为,可以发现大多道歉行为的言后效果不佳,并未改变公众的不满情绪,有的甚至彻底失去公众信任,在社会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势必会加深公众对权威人物以及国内企业的质疑,同时影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鉴于此,本文结合“语力行为”理论及其预备条件和真诚条件强度,以具有代表性的中美商业巨头道歉语为研究对象,探讨双方道歉语的异同,提出更加迎合国内大众心理的道歉方式,为近年来的道歉语提供一个合理的语用解释,以此重拾公众信任,促进企业长稳发展以及社会和谐。
二、语用学中对“道歉”行为的解释
话语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言语行为中的核心是语力行为(illocutionary act),语力行为是话语行为(utterance)的必然产物[1]61。作为话语行为的一种,“道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八版)中意为“表示歉意,认错”,语用学对“道歉”的解释主要基于Leech(1983)的“礼貌原则”,以及Brown和Levinson(1987)的“面子保全观”[3]。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表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点的符号系统。”(索绪尔,1985)由此可见,道歉自身是通过语言、文字或实际行动来表达人们弥补自身行为、维持人际关系的符号。道歉语言或道歉方式的重要性在人们的个人生活及整个社会发展中可见一斑。道歉的命题内容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言外之力标志、承认责任或接受指责的言语表达、辩解和说明、提供修复方案以及保证未来不犯此类错误(Harris. et al., 2016)。道歉行为的结果可以分为成功地以言行事和因某些原因不能成功地以言行事,Austin将造成这两种结果的原因归纳为三类,即发动不当、实施不当及运用不当[1]54。这三种原因对理解道歉话语背后隐含的意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认为,每一次语言交流,不管多么个人化或无关紧要,都负载着社会意义[4]。关于交际主体的关联性,语言关系总是符号和权力的关系,通过解析这种关系可以发现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商业巨头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话语交际也会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一件事情的发生,经过大众的口口相传,这样的言语行为就会成为“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5]47。潜在面子威胁行为指交际中可能对交际参与者造成面子威胁的行为,可能导致交际参与者产生礼貌或不礼貌评价的言语行为[5]46。说话人正面面子受损造成的结果包括道歉。作为维持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道歉可以视为是为了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理性的言语行为,即个人在公众面前期待的自我印象在遇事后的道歉不仅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更是推动自身付诸行动,重拾公众信任的途径。说话人在道歉过程中实施不同的语用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商业巨头的致歉不论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集体原因,其道歉的礼貌程度和真诚强度都会对大众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地域文化、生活环境及行为主体的不同,使得特定语境下中美商业巨头的道歉语差异很大。
三、所选语料具体情况分析
本文以商业巨头中国滴滴快车和美国Facebook为研究对象。滴滴出行是中国知名的一款打车平台,是深受用户喜爱的“打车”应用。美国Facebook是一个社会化网络站点,中文网名译为“脸谱”或“脸书 ”,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文中选取的研究对象主要基于滴滴和Facebook在遇事后的具体言语和行动,两者的道歉事件均发生在2018年。
滴滴的道歉行为主要源于乘客乘车遇害。在乐清女孩被杀害的第5天、21岁空姐被杀害115天之后,滴滴创始人程维和总裁柳青终于在8月25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道歉声明。这也是滴滴成立6年以来二人第一次对外公开道歉。道歉声明内容包括六段,总字数达859。Facebook的道歉行为源于用户个人信息被“窃取”,被质疑用于影响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重大政治事件,导致创始人扎克伯格(Zuckerberg)名声扫地,Facebook股价大幅下跌。扎克伯格于3月21日,事件发生的五天后买下九家报纸版面发布道歉信,在《观察家报》等在内的几家英国报纸的一整个版面刊登广告,以这种形式就“破坏信任”一事向用户道歉。同时,扎克伯格在其脸书发表道歉声明,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致歉,出席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听证会。Facebook的致歉内容包含五段,单词数共计162。
本研究主要选取双方道歉语的部分内容,就双方2018年的道歉行为所采用的策略进行语用分析。
四、中美商业巨头道歉策略对比及语用分析
1.基于预备条件及复调理论的道歉语对比
Searle(1975)基于从语力点(illocutionary point)到语力行为的实施方式,上承言语行为理论,下启语力逻辑理论,提出了决定语力行为性质的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1]61。而预备条件是语力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命题内容的前提,即说话人在施行语力行为时作为假设的前提条件,相当于语力的预设。就道歉而言,说话人要假设其命题内容对听话人有不利影响,而在做出承诺时,要假设自己的诺言是可以做到的,并对听话人有利。道歉语中的语力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听话人对命题内容的接受程度。作为语力行为的类别,断言和宣告行为指说话人对命题内容进行陈述或断言,对于这样的语力行为,很难判定其信息背后的真假,但是这种方式,可以让道歉者说明自己的不当行为是始料未及、情有可原的。道歉语中也可以运用语用学的复调理论(polyphony),这一理论起源于巴赫金(Bakhtine)的对话理论,后来慢慢演变成分析政治语篇话语的方法。讲话人在说话过程中,为了赢得听话人的信任,必须要考虑别人的观点,于是语篇中会用一些模糊词,给其他声音以表达空间,构建一个语篇共识。
在滴滴这封姗姗来迟的道歉声明中,首先提到“尽管在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的言语都苍白无力,我们还是要郑重地向受害者,向受害者家属,向所有人道歉。对不起,我们辜负了大家”;关于扎克伯格的道歉内容的标题和第一部分内容:“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your information. If we can't, we don't deserve it.”;“I want to share an update on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situation... I'm sorry we didn't do more at that time”。滴滴和Facebook虽然运营方式不同,但都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平台,当出现用户的极度质疑和不信任时,滴滴并没有立刻道歉。滴滴的不作为引起了公众的反感,直到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后,在舆论和政府的重压下滴滴CEO终于以书面形式致歉,但是其创始人程维一直未现身。
从开头的道歉内容来看,双方都使用道歉语“道歉”“对不起”“sorry”,体现说话人的礼貌和诚挚歉意。其次可以看出,双方的话语中都渗入了情感因素,滴滴道歉内容的“一切言语都苍白无力”,可以表明其内心的愧疚。与此相同,Facebook道歉语的标题中的“responsibility”“deserve”也体现说话人内心的懊悔、自责。
双方的道歉内容也都体现了语力的预备条件。滴滴提出的整顿措施,重点突出了安全和客服问题;最后说道,“虽然安全工作永无止境,虽然我们很难完全杜绝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平台做出不法之事,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网约车行业的犯罪率持续降低……,并再次郑重道歉。”讲话人假定安全和客服问题是公众最看重的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因此针对此问题做出相应许诺,这是语力的预设。扎克伯格在提到2014年的信息泄露事件时说道,“This was a breach of trust”,讲话人假设公众最关心的是信息安全问题,针对此关注点提出相应的修复方案。采用对症下药的道歉方式,可以快速缓和公众内心的愤慨,有助于重拾公众信任。
同时,为了维护整体形象,双方的道歉内容都在努力保全面子。滴滴的官方声明提到作案人经过平台的严格审核,暗指平台本身已经尽责,保证对每个入驻平台司机的审核都按照相应程序,声明审核程序的正规化、合法化,想以此挽回公众对滴滴的信任。在其官方道歉声明中提到“平台的客服电话太忙,无法短时间内核实来电人身份的真实性,不能将乘客和车主任何一方的个人信息给到警方之外的人”。将消息的未及时回复归咎于某一客服的过失,接着说“无论如何,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如何”四个字背后暗含滴滴不应负全责,以及公司如此之大,对于每个客服的具体管理不能面面俱到,通过微观描述保留平台面子。
以上提到的两种解释属于语言学中的弱暗示。弱暗示是从话语理解角度界定的,道歉信中的语言因某些特殊词汇的使用而暗含额外的、未表达出来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很容易获得听者的理解。这无疑抓住了公众可能会理解任何大型公司的管理都无法保证每个员工尽职尽责的心理,最后“尽最大努力”的表述会让听者感觉是一种无形的敷衍,虽然做出承诺,但承诺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缺乏明显的言后效果。可以说滴滴的情感渗透是积极道歉策略,但是设法回避问题根源,又体现其消极道歉策略。该套语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谦卑,获得被道歉者的认可,达到道歉的目的[6]。
关于扎克伯格道歉内容的标题,各报道媒体的翻译有所差异,大多数译为“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们的数据信息。如果我们未能保护好,那就证明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不值得”,也有的将最后一句增译为“不值得用户的信任”。通过不同的译法可以看出扎克伯格道歉所采用的策略。他既想要挽回公众的信任,又想要保全Facebook的脸面,因此用“it”来表示,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大众通过自我认知来定位其所指意义。意义并非都是直言的,扎卡伯格正是通过直言以隐含的意义表达出来,也就说明其中的会话含义是说话人有意向听话人传达的。说话人通过“we, it”将自己的声音与公众的内心声音相联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达到方式准则要求的清晰无歧义,但是通过这样的思维逆势,听话人会更易接受说话人的观点。与滴滴不同的是,扎克伯格提到的修复性措施“we'll remind you which apps you've given access to your information”看似简单,但更加具体,更具有针对性。
2.基于语力的真诚条件强度的道歉语对比
真诚条件是道歉人怀有悔恨愧疚的道歉态度,道歉态度真诚;根本条件是说话人有意识使自己的话语被看作是一个道歉,并且听话人能够感知到其道歉意图。真诚条件反映的是保证语力行为成功无缺的主观心态,所谓主观心态,就是在施行某一语力行为时,语力行为的命题内容所表达的说话人的心理状态[1]64。道歉语的真诚条件强度和讲话人的面子也息息相关。面子是个体的声望、尊严或努力维护的一种公众形象(Goffman, 1967)[7],在保留交际对方面子的同时,自己的面子往往会受到威胁,但是这样会让听话人进一步感觉到说话人的真诚强度。真诚条件反映的是保证语力行为成功无缺的主观心态,道歉语中指这一行为的命题内容所表达的道歉人的心理状态。
根据此语用学理论,可以看出滴滴和Facebook的致歉内容都包含讲话人的真诚态度,但是强弱程度却很明显。情感因素是贯穿人际语用学研究的一条主线[8],在道歉话语中将礼貌与情感相联系,可以有效安抚公众的不满情绪,产生正面效应。滴滴提到“逝去的生命”“六年前出发时的坚定,短短几年的狂奔来证明自己”,“让初心回归”,用“九死一生”总结了滴滴过去几年的发展的心路历程。这几句话都渗透了情感因素,但是正如《人民日报》所评,“道歉有无价值,关键在能否言出必行。如果表达变成表演,虚心变成虚晃一枪,道歉就会贬值”。道歉的真诚可以通过情感因素表达,但是听话人需要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性措施。不满足真诚条件的语力行为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说谎”或“心口不一”,真诚条件是语力行为成功无缺的必要条件[1]65。就说话人的主观心态而言,滴滴的陈述更为宏观,其内容并未提到发生案例的具体情况,用一句“逝去的生命”巧妙避过,强烈体现其对自身面子的维护。因此,可以判定滴滴道歉的真诚度并不高。在网络新闻互动语境下,网民直接向媒体提问,媒体-公众的虚拟面对面交际取代了以往传统的媒体单向信息传递式交际,人际社交特征逐渐增强[9]。但是真诚度却难以把握。
与此相比,扎克伯格的致歉在开始就说道,“You may have heard about a quiz app built by a university researcher that leaked Facebook data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2014. This was a breach of trust, and I'm sorry we didn't do more at that time”,提到2014年的信息泄露事件,表面上很可能让公众更加愤懑,但是另一方面表明Facebook这次对问题的重视和深刻反省。扎克伯格脸书的道歉中也提到,“I want to share an update on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situation.”表达直入主题,将事件用大写突出,更加显示其道歉的真诚,可以迎合大众的关注点。滴滴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程维和柳青的道歉声明发布前,对于三个月前空姐遇害发布的道歉声明已经删除。道歉语中全然没有提及此事,致使其语力的真诚条件强度大打折扣。
说话人道歉的言语行为或者语气,会改变听话人的认知或态度,甚至让听话人内心的愤怒消失。道歉速度也是真诚条件强度的写照。当出现用户的极度质疑和不信任时,滴滴并没有立刻道歉,而是事故再度发生后,在舆论和政府的重压下终于以书面形式致歉,创始人程维一直未现身公开致歉。Facebook的道歉策略有所不同,不仅道歉速度快,而且由一把手在公众、媒体面前多次致歉。而且,在此后长达10个小时的听证会上,扎克伯格一直在道歉,其宣读的文字版证词中,关键词就是“认错”,长达7页的证词中3次提到“mistake”一词。由此可见,Facebook道歉行为的真诚条件程度更高。
五、启示
1.道歉语的礼貌程度和言外之力
通过对中美商业巨头滴滴快车和Facebook道歉的真实语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双方都会使用道歉语来彰显说话者的诚恳和礼貌。中国商业巨头常用“深表歉意”“致歉”“道歉”;美国商业巨头常用“apologize”“sincere apology”“sorry”。这样的官方道歉,也是基于面子共建理论以及不同的语力行为,即交际双方在言谈互动中协同构建的一种关系过程,以此建构、维持人际关系和企业形象。
致歉者的话语要想有价值,必须要值得听话人通过认知来理解其话语含义。双方都会抓住语力的预备条件,即公众的关注点来表达言外之力,同时做出相应承诺以挽回公众信心。但是中国商业巨头往往为了保全面子,会做出相对宏观且针对性不强的承诺。在表达言外之力时,双方都会采用模糊表达。如上述扎克伯克的道歉语中使用代词“it”,滴滴的官方声明中则提到作案人的身份已经过平台的严格检验及客服的失误问题,暗指事故的发生有无法预测、不可控的个人原因。而且,可以发现受到中国“面子”文化的影响,中国商业巨头的道歉语中,习惯用某某事件、事故、已故者等词来代替具体的受害人或利益相关者,避免再次提及具体事件的当事人、经过、结果,即采用官话、套话来向公众表明歉意,以此保留自己的脸面、权力。
2.道歉方式和道歉速度
中国的企业或公司在出事后惯用官方声明,多由二把手出面道歉,遇事后的补救措施带有延迟性。道歉常常包含了说话人的断言,这样的宣告或陈述很难判定信息背后的真假,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道歉者说明自己的不当行为是始料未及、情有可原的。道歉内容常常避重就轻,没有抓住问题本质,提出具体修复方案,这也是道歉声明后没有重拾公众信心,反而让公众更加排斥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巨头道歉速度更快,大都由一把手或犯错主体直接致歉,多以当面道歉和书面道歉并用的形式。道歉语中详细阐述所发生的问题,并提供具体修复方案。由此表明,中国商业巨头道歉行为的真实条件强度远弱于美国商业巨头。
综上所述,关于道歉方式,说话人的现身说法,加上身体行为,会进一步缓和公众情绪,让听话人更易感受到其态度。单凭道歉信的道歉在真诚条件强度方面有所欠缺。关于道歉语,使用礼貌用词,言语中渗透说话者的主观情感,更易缓和大众内心的气愤。想要让听话人认为道歉的真诚度更高,道歉的命题内容应该聚焦公众关切,提出针对性修复措施,不能避重就轻,甚至回避问题。“面子”文化给国人带来了许多有利的东西,也带来了众多弊端,尤其是在被唤做注意力经济时代的现代社会,面子被一些人极端化、物欲化。中国商业巨头在保留自己的面子的同时,要学会“道歉”、敢于“道歉”、真诚“道歉”,这样才会在国内树立良好形象,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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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论文第二篇：不礼貌语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不礼貌的语用现象并强调了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不礼貌的定义、理论模型、相关研究等方面系统梳理和评析不礼貌的语用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为不礼貌学科地位的确立提供依据。
关键词：不礼貌; 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语用研究;
一、不礼貌的定义
作为语用学的传统课题之一，礼貌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对礼貌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基于方式准则和面子行为的经典描写模型到基于话语互动和人际关系的解释、应用模型的探索之路。虽然目前的礼貌理论或多或少涉及对不礼貌概念的界定，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仅局限于对礼貌行为的讨论，并没有专门针对不礼貌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仅仅借用解释礼貌交际的模式去描述和分析不礼貌是远远不够的。
什么是不礼貌?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不礼貌的策略性和工具性，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不礼貌涉及的人际问题，基于具体语境、话语和交际的动态发展，更新了不礼貌的定义。Culpeper将不礼貌视为“说话者实施面子攻击并导致社交崩溃的策略使用行为”[1];Culpeper et al．强调不礼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旨在攻击面子并会造成社交冲突与不和谐的交际策略”[2];Bousfield基于礼貌理论中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策略将不礼貌与礼貌对立起来，认为不礼貌是“说话者故意实施的无缘由的冲突性面子威胁行为”[3]。
随着不礼貌研究的关系转向，Culpeper将人际关系纳入对不礼貌的定义，更新了不礼貌的概念，将其视为“特定语境中发生的行为所抱持的否定态度”且强调“该行为及行为的实施者与不礼貌元语言相互关联”[4]393-438。Spencer-Oatey提出不礼貌是一种“评价性标签”，代表了“人们对言语和非行为社交得体性的主观判断”[5]。张玮、谢朝群将不礼貌定义的核心要素归纳为“意图”与“识别”，将不礼貌定义为“说话者有意为之且被听话人识别了的攻击对方面子/身份属性的交际行为”[6]。
二、不礼貌的理论模型
学者们在尝试构建不礼貌模型时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对经典礼貌理论的借用，且将不礼貌视为一种交际策略，就策略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了梳理。
虽然Culpeper(2005)结合了关系管理理论，引入语境化、文化具体化的面子概念，对早前的不礼貌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不礼貌策略包括:(1)直接性策略;(2)正面不礼貌策略;(3)负面不礼貌策略;(4)间接性策略;(5)抑制礼貌策略[7]。但是显然，这种分类仍然无法摆脱经典礼貌理论的影子。Bousfied指出该框架存在直接/间接不礼貌策略不平衡的问题并且忽视了交际中面子的动态性以及不同策略之间的关联与组合性，提出了新的修改方案，将不礼貌归纳为两类:直接性不礼貌和间接性不礼貌且后者包括讽刺策略和抑制礼貌策略[8]99-142。但是该模型仍局限于对不礼貌策略的定义和分类，未能为系统描述不礼貌交际提供有效的研究模式和参照路径，难以应付多元的不礼貌现象，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因交际模式、交际参与者关系的革新出现的新不礼貌现象。Culpeper(2011)再次强调了礼貌理论在对不礼貌现象的解释力方面存在缺陷，虽然人际关系模型能较好地解释部分(不)礼貌现象，但是某些不礼貌现象所涉及的权势、情绪、惯用语(如委婉语、禁忌语)等问题却未能在现存的礼貌理论中找到直接关联的对立体，即尚未证实是否存在能涵盖不礼貌问题的礼貌理论[4]。
对于面子威胁的回应在不礼貌研究中未受到足够的重视，Mitchell&Haugh呼吁从听话者的评价角度完善不礼貌的理论研究[9]。Culpeper et al．借鉴了会话分析方法，建立了不礼貌回应选择模式(如图1)，指出面对不礼貌行为，听话人通常有两种选择:回应或不回应，回应主要包括反驳和接受两种选择，反驳包括攻击型策略和防御型策略。攻击型策略主要指“以面子威胁来还击面子威胁”，防御型策略主要指“以面子维护还击面子威胁”及“以转移、阻止、管理面子威胁”[2]。同时，Culpeper et al．强调，攻击型策略也具有维护回应者面子的次要目的，防御型策略具有攻击不礼貌行为发起者面子的次要目的[2]。然而在该文中，作者将攻击型策略与不礼貌策略相等同，该思路有待实证研究进一步考察和验证，且作者仅对防御型策略进行了阐释，指出该策略主要包括否认、免责、退出冲突、虚伪认可，忽略面子攻击，贬低对方等，对攻击型策略探讨不足。
图1 不礼貌回应选择模式[2]
Bousfield聚焦具体语境下不礼貌话语的互动过程，分析了不礼貌话语不同阶段(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动态表现形式，构筑了更为完整的不礼貌回应模式，并将不礼貌回应与下一轮的冒犯性事件触发不礼貌联系起来，为分析不礼貌交际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研究框架[3]。Bousfield重点归纳了防御型反驳策略，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给予解释、请求、变换活动类型等策略，而攻击性策略的类型、特征、实践方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不礼貌的相关研究
早期不礼貌研究大多关注不礼貌话语的产生，忽视了受话人对不礼貌的回应问题，且往往将不礼貌视为一种策略，未能关注到不礼貌话语中涉及的人际问题。
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们将不礼貌话语与身份、权力、人际关系研究相结合，关注到不礼貌问题中涉及的社会心理倾向、社会心理动机，试图揭示不礼貌交际的内在动因并解释不礼貌交际语用理据和人际效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现有研究虽然在各类机构性话语中探讨了不礼貌现象，关注到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但是对经济领域的不礼貌交际考察不足，且缺乏对网络语境下的机构性话语进行深入探究。
国内学者集中关注冒犯性言语和冲突性话语等的研究，在人际关系管理语用观的框架下考察具体语境中不礼貌话语的言语攻击性与不合作性特征，分析涉及的语用策略，揭示说话者的语用动机和言语不礼貌产生的语用理据。也有学者关注到冲突话语中交际者的权势关系，考察冲突性话语的不同发展模式，探究不礼貌现象中的策略选择与权势关系的动态发展，或以身份为切入点探讨不礼貌用语的不和谐语用取向和人际效应，另有学者从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出发，考察会话冲突中的元语用话语在调解人际关系时的运作机制。现有研究多考察不礼貌的语言表现方式、语用策略类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等，但对不礼貌引发的回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语用阐释。
四、不礼貌研究评析
目前学界对不礼貌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且现有不礼貌研究多从说话人的角度分析不礼貌话语的结构、风格、策略特征，并剖析(不)礼貌策略的语用理据，对听话人回应关注不足，不礼貌回应模式对道歉策略的分类较模糊，未能完整呈现不礼貌的交际过程和交际效果。鉴于此，对于不礼貌及其回应模式的探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揭示不礼貌交际中涉及的话语实践模式、语用策略类型、语用动因和人际效应，丰富不礼貌的研究维度。
现有研究未能充分结合Web 2.0时代下的人际交往模式，无法从本质上分析网络交际中不礼貌交际的内在动因，缺少对网络媒体是否及如何影响语用机制及交际效果的探究。由于网络交际语境的开放性和交际者的多元、多向性使该语境下的交际模式“呈现出不同于面对面交际的直接性和复杂性”[10]，这种交际模式的变革也会更新人际互动中对权势、身份、关系的重新认知，打破传统的交际平衡，为人际交往模式带来新的挑战。而这种潜在的挑战为不礼貌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去挖掘其中的面子问题和礼貌规范等。
Web 2.0的主要特点在于将网络搭建为用户体验分享的交互平台并充分发挥这种集体智慧，因而所有的服务和技术皆因人与人的相互关联而不断改变。Reiter&Bou-Franch强调，网络交际语境下的不礼貌研究主要涉及两大问题:第一，将语言学框架与媒体理论相结合解释新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交际策略和人际效应;第二，考察数字化技术对不礼貌话语实践模式的重塑[11]661-687。
尼尔森最新发布的全球互联商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是当今全球公认的最大电子商务市场。遗憾的是，迄今鲜有针对中国网络购物环境下的用户交际语言使用的专门研究，国外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以旅游网站TripAdvisor为主要语料来源，涉及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后续研究可以从不礼貌视角考察中国电子商务交际中的关系问题，揭示该复杂、动态的职业语篇体裁特征，为建构中国特色电子商务交际中的礼貌观、关系观提供实证支撑。对电子商务语境下的不礼貌回应模式开展研究能够为虚拟商务社区中良好企业文化的打造提供建议，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控制和降低退货率，减少因退货带来的经济成本、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为创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做出贡献。同时，为打造更和谐的网络社区和新媒体平台提供新鲜的语言文化血液，减少网络环境中的语言冲突和人际纠纷，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现有的不礼貌语用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不断丰富和深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不礼貌研究仍然存在提升和完善的空间，如跨学科研究不足，不礼貌的变异和对比研究有待推进，且未来研究的趋势需要我们更关注以网络为平台的在线社区的多方动态交际，考察不礼貌及其回应的话语模式、语用策略、人际效应及语用理据，凸显关系作为独立维度在人际语用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为推动人际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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