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安全理论的兴起与演进探究

　　摘    要：　语言安全是全球语言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一。国内学界对语言安全概念内涵和理论体系的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历时角度爬梳语言安全理论的源与流,揭示语言安全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现象到语言与社会互动联系,再到语言社会学领域拓展的理论发展轨迹。语言安全理论的源流演进为语言安全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语言安全; 社会语言学; 语言社会学; 源流;

　　1. 引言

　　2020年《当代外语研究》第2期中,笔者论证了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安全价值,提出语言安全是全球语言治理中的核心命题之一。由于中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客观差异,国内对语言安全的概念界定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曾对国内语言安全研究分类与进展进行过综述与总结(参见沈骑 2014,2016,2020)。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存在语言与安全、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安全与安全语言、语言文字自身安全与语言使用安全等概念区别和指涉差异,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一时之间无法形成对语言安全的概念共识(如刘跃进 2011;张日培 2018;寇福明 2016;尹小荣 2017;宋晖、张文璇 2018;李生文 2014;彭爽 2014)。在对语言安全概念的源流有深入了解,并对相关理论脉络有深刻把握之前,纠结于概念层面的争论意义不大。语言安全理论基于大量的语言现象和实证调查,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几经变化,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本文拟从历时角度爬梳语言安全理论,阐明语言安全理论兴起、发展、变迁和应用的源流演进。

　　2. 语言安全理论之源

　　语言安全源于社会语言学调查中的一种语言现象,在这一理论从兴起到发展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形式语言到语言身份,再到语言地位的发展与变迁,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2.1、 形式语言(不)安全

　　从现有文献来看,语言安全理论之源是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调查。这一理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战结束之后,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美国,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造成了语言安全问题。1962年,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在第十三届乔治城大学语言学圆桌会议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语言不安全”(linguistic insecurity)的概念。豪根使用“schizoglossia”一词说明语言不安全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变体时产生的一种“语言病症”,即说话者由于同一语言存在的不同规范和形式,说话时往往有不安的心理,担心被他人笑话,导致对语言形式的重视甚于对说话具体内容的关注(Haugen 1962)。豪根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二战后美国英语作为标准语的地位被确立,致使当时大量的来自英属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们对自己英语的标准性产生怀疑,在界定和接受标准英语时无所适从,人们由此产生了较为普遍的语言不安全感觉。

　　豪根的发现引起了另一位语言学家的注意。此人就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教授。拉波夫对语言不安全现象进行了理论探索,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自己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之中。1966年,他在开展纽约城市语言的社会分层研究时,将语言不安全作为一个衡量说话者感知语言表达形式和规范语言形式差异的测量工具。为此,他设计了语言不安全指数,即Index of Linguistic Insecurity(ILI)来进行量化分析(Labov 2006)。根据他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与测量,拉波夫发现当地中下阶层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语言不安全程度最大,这一阶层人群中存在大量丰富的语言变异和语体差别状况,因而他们对自己语言形式是否符合语音或语法的标准,表现出极度不安、缺乏自信心,在说话时容易出现矫枉过正(Hypercorrectness)的现象(Labov 1978)。拉波夫的这一发现,明显是注意到了语言使用者对自己语言本体知识或是能力上的不安的心理,这是语言不安全产生的语言机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拉波夫提出的语言不安全概念仅仅是针对英语变体的一种语内现象(intralinguistic phenomenon)。同时,他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也只是为其研究微观语言变异寻求一个测量工具。拉波夫的这一研究在测量语言不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言不安全感可能源于人们对于不同语言、变体或是语体的语言声誉的判断(Escandell 2011)。正如拉波夫所言,人们在表达话语时呈现出来的矫枉过正、迟疑、紧张、自我纠正、语病的自我感知,乃至不同语体风格的摇摆不定,都与其在语言使用上的不安全感密切联系(Labov 2006)。根据两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语言(不)安全这一概念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随意杜撰,而是语言学家基于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才逐步提出的概念。因此,形式语言的不安全现象是语言安全理论的源头。
 

　　实证研究的开展是语言安全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1984年,北美加拿大学者在拉波夫研究基础上,研制了加拿大语言不安全指数量表(CLIL),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伯(Winnipeg)对80名成人分别以拉波夫量表(ILI)以及CLIL测量,发现受试者在讲英语时,这两个量表的测试分数高度相关,在社会阶层和性别差异方面均显示出中下阶层和女性的语言不安全程度更高(Owens & Baker 1984)。这一研究验证了拉波夫语言不安全理论的普遍性,说明语言不安全现象并不只是个案和特例。

　　2.2、 语言身份(不)安全

　　语言安全理论的延续与发展得益于跨语际语言不安全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在纽约对非英语的母语者调查研究发现,语言不安全已经成为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环境下的一个重要语言问题。他们发现在多语环境下,语言不安全往往以负面或是消极的“言语形象”(speech image)为特征,甚至会被类比成负面的“身体形象”(body image)(Bucci & Baxter 1984)。

　　在欧洲,比利时学者米歇尔·弗兰卡(Michel Francard)认为,语言不安全是说话者谋求自身语言合法性不成功的表现(Francard 1993)。他利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说话者语言不安全表征的描述,发现比利时法语区存在的语言不安全现象已经从语言本体进入到以语言身份为主的社会文化层面,成为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在对比利时法语区调查后,弗兰卡(Francard 1993:13)发现使用比利时法语变体的社会人群的语言不安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受到外部语言的影响,人们在语言文化上依附和从属于法国;第二,对自己语言实践和语言变体评价较低,认为其不具有语言合法性;第三,语言表征的模糊性导致说话者在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中不得不使用其法语变体,并对其赋予情感补偿策略;第四,在英语冲击下,对法语在世界语言市场中的发展前景表示悲观。”弗兰卡对语言不安全的描述表明,语言不安全是语言合法性形式和不合法形式之间冲突的结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的分析基础依然还是来自同一语言的语内研究(即法语),未能探讨在多语世界中语言接触过程中的语际关系。

　　2.3 、语言地位(不)安全

　　在拉波夫提出语言不安全的概念后,北美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主要限于形式语言层面和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态度调查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大西洋彼岸的法语学者从这一方面对语言安全理论进行了拓展。他们将语言不安全理论延伸到语言的社会功能层面。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者就是法国着名社会语言学家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他无疑是语言安全理论的重要开拓者。1999年,在法文专着《走向世界语言的生态学》(2006年英文版面世)一书中,他开启了对多语环境下语言不安全的系统研究。他基于前人理论研究和自己对非洲语言调查,总结提出三种语言不安全的类型:一是语言本体形式层面的语言不安全(或称为拉波夫式的语言不安全);第二种是语言地位层面的不安全,即说话者在与其他语言或变体比较时,对自己使用语言的地位形成负面评价的结果;第三种是语言身份的不安全,即当说话者发现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或是变体的时候,与其所处的语言社区或是社会群体的语言不同的时候,产生身份焦虑与不安(Calvet 2006)。值得注意的是,提出第二种和第三种语言不安全的类型之后,语言不安全理论大为拓展,从原来语内形式的语言研究,扩展到了语际,乃至多语环境,由此弥补了拉波夫理论仅限于语内交际的缺陷。同时,卡尔韦也将语言安全主体从个人层面延伸到集体和社会层面,深化了语言不安全理论的内涵,也为语言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卡尔韦将语言安全理论从语言本体提升到语言地位和语言身份,为这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应用空间。卡尔韦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语言安全理论从语言本体的语言学内部,一下子提升到语言的社会应用层面,使得语言安全与语言学以外的学科交叉成为可能。二是将语言安全主体从个人层面提升到族群和整个社会层面。主体的变化为语言安全问题社会化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3. 语言安全理论之流

　　20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语言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语言安全理论逐步延伸到语言社会学领域。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安全理论之所以流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是有其学科发展背景的,体现出社会语言学的宏观转向趋势。

　　3.1、 从社会语言学到语言社会学

　　20世纪50年代,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因其关注多语社会的语言变异现象,从传统理论语言学领域脱离出来,探索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语言社会学由美国学者乔舒亚·费什曼最早提出,作为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关注语言中的社会问题。1974年费什曼在德古意特出版社正式创立《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这是语言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学术阵地。费什曼曾经提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中年危机”,特别谈到了社会语言学必须以社会为中心进行转向的必要性,他提出应该通过语言问题研究社会的范式转换,关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他认为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只在社会环境下研究语言而不研究社会,似乎存在局限,而语言问题伴随着诸多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等多因素存在, 还应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Fishman 1991)。同时, 研究社会的学者从跨学科视角看待语言问题,例如从教育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维度审视语言作为社会行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建构的意义和作用。语言事实对他们认识社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要找到像语言这样普遍且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研究对象, 是很困难的(Fishman 1991)。因此,运用语言来研究社会的语言社会学便应运而生了。

　　3.2、 语言安全理论的领域拓展

　　语言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特征。语言安全不仅涉及语言学,也不局限于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地位与身份的研究。在经历社会语言学领域向语言社会学的转型之后,语言安全进入社会科学范畴。具体而言,语言安全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法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之中。

　　第一,法学领域。

　　语言安全问题引发了法律学者的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和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呼声日益高涨,少数族裔的语言安全问题开始受到不少法律专家和社会学者的关注。加拿大学者认为“语言的重要价值在于语言安全,而不是语言生存问题,语言除了具备交流的工具价值之外,也是身份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人群希望使用自己的语言,其部分原因就是要保护其在社会中的归属和认同感,这样的语言使用需要在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环境中方能实现。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安全就是在没有严重妨碍的情况下,拥有与同语言社会成员正常生活的机会”(Réaumé & Green 1989)。这一表述无疑将语言安全从个人语言使用的形式层面扩展到族群语言使用权利和语言身份认同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加拿大法律学者雷奥梅(Réaumé)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有不同语言群体,从法理上看,语言群体的存在构成了分享参与式产品,因此语言的使用、维护和发展都是一个集体性事业,这项事业的价值就存在于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之中,而不在于对个人有用的任何产品。她从法理角度提出语言安全对于个人、群体和国家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权利(Réaumé 1994)。

　　第二,政治学领域。

　　冷战结束之后,语言安全问题进入政治学研究者视线之中。1997年,国际关系领域着名的安全研究刊物《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刊发两篇文章讨论语言不安全问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哈立格(Harlig)博士分析了斯洛伐克在面对国家统一与欧洲整合过程中面临的语言问题。斯洛伐克在语言文字立法方面困难重重,民族矛盾和外部压力交织在一起,围绕着语言立法问题,引发了少数民族乃至整个社会对于语言不安全可能带来的矛盾与冲突(Harlig 1997)。这一期刊物的另一篇文章是对上文的一个回应,作者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博士,他认为传统的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都缺乏对语言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哈立格博士的论文有助于引起众多的政治学研究者关注语言安全问题(King 1997)。金在回应中明确指出在国际安全、国际关系乃至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充斥着大量的关于语言的隐喻性表述,如话语、文本、对话和政治的语言等,这些术语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专用语言。政治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研究也主要关注政治领域中的语言和象征方面的话题,或是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文件中的语言隐喻问题,研究者亟须关注政府、科学团体、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制定的语言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与规划背后的政治利益与政治结果的研究(King 1997)。金认为上述领域的研究者对语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anguage)关注明显不够,“这种研究兴趣的缺乏是令人震惊的”(King 1997:493)。

　　此外,金还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不同时期的语言文字立法和语言规划对于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作用与影响,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各民族各国家都需要审慎地对待并合理规划本国语言文字,处理好语言关系,缓和语言矛盾,从而避免出现以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为导火线的民族冲突(King 1997)。

　　第三,教育学领域。

　　不少学者从社区政治与教育政策角度反思语言安全问题。首先,加拿大政治学者尼克尔斯(Nichols)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语言多样性背景下,当地弱势语言总是在不断为了自身群体的语言安全而抗争。语言安全问题说到底并不仅仅是他们发动政治运动的目的(end),而更多是一种为了维护和保持自我行动与决断空间的手段(means),是“当地社区的一种政治”,这种出于语言安全的政治声音应当得到尊重与重视(Nichols 2006)。其次,美国学者马丁内斯(Martinez)和佩特鲁奇(Petrucci)利用拉波夫的语言不安全量表,对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继承语学习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的研究表明,受试的大学生在口语和写作方面表现出的语言不安全感,是与教育测试与课程设置体制密切相关,由此折射出当地教育机构存在严重的文化偏见,缺乏对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权利保障机制(Martinez & Petrucci 2004)。

　　此外,美国教育语言学研究者阿娜·赛利亚·曾特拉(Ana Celia Zentella)通过对拉美裔青少年人群的调查研究表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拉美裔族群由于自己语言在地位上受到英语和标准西班牙语的双重打压,对于自己的族群认同都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和不安,由此影响了拉美裔人群的集体认同(Zentella 2007)。可以说,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语言安全将是教育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问题。

　　4. 结语

　　上述语言安全理论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表明,语言安全问题经历了从社会语言学向语言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理论的应用价值与日俱增。但这并不代表立足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安全研究已经过时,也并不说明语言社会学范式会成为研究的主流。相反,我们认为两种研究路径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语言安全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强化,也都为基于语言安全的语言规划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语言安全理论从单一的社会语言变异现象,在多语社会中实现为语言与社会身份的互动,进而演化进入语言社会学范畴之中。这一理论流变揭示出语言安全作为一个真实世界的语言问题,需要从社会和政策层面予以应对和治理,这也意味着语言安全问题亟待从语言规划角度进行系统性研究。同时,语言安全理论也为语言安全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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