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视角论述《修辞学发凡》的优劣

　　引言

　　在 72 年前，陈望道先生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出版了一本标志性的语言学巨著，这部专著就是《修辞学发凡》( 下文简称《发凡》) 。这本书分别从修辞理论，消极修辞，积极修辞，修辞的文体风格，修辞学现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论述，共十二篇，理论详尽地形成了修辞学领域研究方法的标准。下面以现代的视角简单谈一下《发凡》的优劣及后人对它的发展。

　　一、《发凡》的成就

　　1． 第一次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关注。“修辞学的对象是修辞现象”“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多种表现方法，表 达 说 者 所 要 表 达 的 内 容 的 现象。”陈望道先生最早提出了有关修辞学研究对象的比较精准的定义，在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这一课题进行阐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的这一经典论述，引起了修辞学界针对这一课题的长达几十年的论证。

　　2． 修辞学的任务准确定义，“两大分野”说的开创。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即为“两大分野”。而积极修辞又被拆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为三十八格，每格又分为若干式，还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面面俱到地归纳; 辞趣，从修辞的意味、音调、形貌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描绘。建立了在我国修辞史上的一个有指导性的修辞体系。

　　3． 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观点。这一观点是贯穿《发凡》全书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原则。陈望道指出: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不应是仅仅的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这是陈望道先生对现代修辞学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超前性，比英国语言学家弗斯的语境理论还要略早一些。

　　陈先生在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修辞学学习的宝贵经验之后，对于汉语修辞现象进行了为期不短的刻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归纳总结，形成的自己的语境学说，这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语境跟辞格、语体的关系、语境对口语修辞、书面语修辞的功用以及心境作为语境的一个范畴对修辞发生的作用等等问题上，陈望道先生只是说出了一般的原则，它们的具体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去揭示。显然，我们应该从陈望道的到达点起步去创造更加丰富、更为完备的语境理论系统，把我国现代修辞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4． 体现了对交际修辞过程中听读者的关注。现代修辞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研究的中心由说写者向听读者的转移。在欧洲，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二千多年间，关于修辞的研究虽然不是完全不注意听读者的问题，但其基本倾向还是以说写者如何表达得好并取得好的表达效果为中心内容的。即使是对于辞格的研究，也往往会把它看成是强化说写者论点的手段。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由于受到逻辑实证主义对于修辞学的影响，修辞研究才转而向以听读者为中心的方向转移。中国的情况跟欧洲颇为相似。在陈望道先生《发凡》出版以前的二千多年里，虽然也有人注意到修辞过程里面的听读者，但这种思想始终是零散的，在理论上甚至可以说是不自觉的，因而修辞研究的重点内容也就始终放在说写者( 实际上主要是写作者) 的修辞上面。从学术上来指出听读者在修辞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的，是从陈望道先生第一个开始的。

　　5． 体现了“以语言为本位”的思想。陈望道先生将“修辞”解释为“调整修饰”，这一说法向传统的解释“修辞文饰”这种曾经的说法发起了攻击。他能够从语言学的方向来探索、讨论修辞学，也就是“以语言为本位”。所谓“以语言为本位”来探索修辞学，遵从陈望道的说法，“用的就是语言学的工具，把语言学的原理运用到研究写作上来。在语言学原理的理论建构下，着重对更多、更重要的现象的研究。”

　　6． 以与时俱进的观点从事修辞研究。作者书中一方面在“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这一篇中比较全面地研究和讨论了修辞现象的生长、灭亡、止落、与题旨和情境的各种各样等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在对修辞的本质、特征、任务和作用的描绘中，以及对于修辞系统的分类和概括，乃至全书的结语等各个环节，都始终运用了与时俱进这一原则。

　　7． 例证丰富。作者研究了相当多的语言文学作品，对古今语言文学作品中各种修辞手法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整合、对比、解读。在描绘中能够做到举例多样，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书中用来举为例证的，大多数都人们比较熟悉的语言材料，比较单纯，并且容易了解。单单修辞手法“借代”的讲述，材料有七十三种之多。可见作者花费了大量精力用来采集材料，为我所用。

　　8． 关注修辞过程的心理分析。修辞研究里的心理问题，是个既古老而新鲜的命题。在欧洲，研究修辞心理的传统在十六世纪时曾经一度中断，导致修辞学里的心理或感情问题被分离出去，变成了道德哲学家的研究话题。直到 18 世纪末，心理或感情问题才被重新纳入了修辞学的范畴。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心理学和修辞学得以传入，这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逐步建立起了促进作用。而陈望道先生的心境心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确立起来的。到 20 世纪五十———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修辞学里的心理传统也中断了，只有陈望道先生的《发凡》里有关于心理方面的分析。正因为如此，中国修辞学在80 年代开始走向复兴的时候，《发凡》给修辞学家供给了最丰富的理论营养，并且提供了包括心理分析在内的标准模式。

　　二、《发凡》的不足

　　1． 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研究不平衡。作者深入透彻地研究了积极修辞，特别是其中对于辞格的研究极为透彻，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对“两大分野之一的消极修辞，《发凡》归纳他的中心思想是明白，就是说在内在上要做到表意清晰，次序顺畅，在外在上要力求辞章平和、布局严谨。这样看来，在消极修辞领域，《发凡》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如同积极修辞那样的方法、功能、结构等领域，而只是指出了“要求”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一种不完美，那就是两种修辞方式关注的失衡。”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辞格重要，积极修辞很重要，而消极修辞则无足轻重。“陈望道明确了对修辞现象的条理清晰的结构，他的‘一分为二’的探究方向，明确而深刻，不过，每次他一分为二解析后都只重点研究一方面，而暂时放弃了对同一逻辑层次上相对的另一方面的研究。”

　　这就造成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在方法、功能、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研究，致使修辞手法研究失衡，使消极修辞方面的理论不够完整。这也是陈望道先生写作本书的不足之一。

　　2． 在静止的视角下分析各种修辞现象，对修辞现象的分析全部静态化。作者广泛搜集材料，不厌其烦地列举大量例子来解释某一种辞格，这固然会有例证充分的优点，却也在同时会让读者感到繁杂。作者对每一个辞格的结构、形式解释十分详尽，但却对这些修辞手法在具体动态中的运用很少论述。很少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使用何种修辞方式，对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使用哪一辞格，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我们不能使用哪一辞格方法等问题。例如“譬喻”，陈先生解释了它的构成、分类，列举了大量例句，却忽视了对它的动态运用的描述。这种静态化的分析加上对两大分野的命名，很容易让读者误解消极修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只重视积极修辞即可。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3． 陈望道先生及其《发凡》还存在许多具体细节方面的不足。现列举如下:a． 陈先生书中对其题旨情境的论述。在《发凡》中，陈先生指出“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和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和情境。”而我们以为，如果将题旨与情境分离而谈，那实际上是不够准确的说法。“题旨、情境是语言表达时彼此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每一个题旨的形成都要有相应的情境，并且，语言表达时，每一种情境都是为了表达一定的主旨”“作为运用语言时所采纳的手法( 包括积极修辞，消极修辞) 的选择，应当是由‘题旨、情境’共同主宰的，每一种修辞手法都必须一方面适应题旨，又适应情境。”

　　b． 具体修辞手法上的定义模糊，分类不清。例如陈先生在对第五个辞格“映衬”进行解释时，将其表述为“揭示出相对相反的事物来相应相衬的辞格。”如果说定义还可以让人勉强了解明白，那么陈先生对映衬的分类及解释则容易引起读者的混乱。他用“反映”和“对衬”来分类“映衬”。

　　将“反映”解释为“一件事物上两种辞格两个观点的映衬”，将“对称”解释为“一种辞格一个观点上两件事物的映衬”。

　　这两种解释绕来绕去，很难让人明白。都不若我们现在所学黄廖本《现代汉语》对“映衬”的定义及其“正衬反衬”的分类和解释更让人能清晰把握，易于接受。此外，“《发凡》中，将譬喻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

　　其中，没有清楚的说明明喻和隐喻的区别，明喻和隐喻中都有略式，并且两种略式的内容有重合的部分; 另外作者将讽喻与譬喻作为并列内容，而讽喻只是譬喻的一个分支，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作者对借代的分类，旁借和对代，分类标准模糊，增加了对借代理解的难度，在语言实际运用中价值不大。在这里，作者只是尽其所能明细分类，却忽视了读者的理解度和分类的实际价值。

　　c． 不作为辞格的位列辞格之中，某些单列辞格实该合并。《发凡》将积极修辞划分得相当细微，从材料、意境、词语、章句四个角度，共分四大类 38 个小类。但有些辞格划分得不是很合理。我们看来，陈先生细细分析的某些辞格，实际不该归入辞格。如“摹状”、“示现”、“呼告”、“感叹”、“节缩”、“省略”、“警策”、“转品”、“错综”、“倒装”、“跳脱”。其中“节缩”应归为词汇现象，“省略”、“转品”、“倒装”应归为语法现象，而“节缩”则应看做是一种造字方法。某些单列辞格应该归并，如“讽喻”该归入“比喻”，“避讳”、“婉转”与“折绕”应合并为“婉曲”比较恰当。还有的辞格出现了两可的情况，如“引用”、“设问”，视作辞格与否两可。

　　三、后人对《发凡》的继承与发展

　　本书的出版，掀起了修辞学在我国的长足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本书系统的、全面地研究了积极修辞的方法、功能、结构等多个方面，归纳性的阐释了消极修辞的有关理论。由此也造成了几十年来的修辞学届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厚此薄彼的局面。

　　20 世纪 80 年代，吴士文先生开始了对本书作者的消极修辞理论学说的学习和研究，并重新建构消极修辞的科学理论体系，力求从“方法”上入手进行消极修辞的研究。关于本书“两大分野”学说的探讨。

　　部分学者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甚至少部分学者将其全盘否定，不承认其价值。而包括吴士文在内的学者中的大部分人士则团结在一起，矢志不渝的坚持和发展着这个学说。在《应该继承和完善“两大分野”的修辞学说》一文中，他认为，作为修辞学一份珍贵的传承，“两大分野”学说“有它坚强的理论基础，有无懈可击的存在依据”，为了捍卫“两大分野”的科学地位，吴士文举出了九个观点，在论战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它合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合乎传统的文质之说”、“合乎客观事实”。他立场坚定地斥责质疑“三大分野”说、“五大分野”说，在他的眼里此类学说漏洞百出，无法与“两大分野”学说相提并论。但是，吴士文在“继承两大分野之实”的同时，即提出了“完善两大分野学说中两大分野之名”的问题。这就是给“消极”二字改名。因为“消极”、“积极”相辅相成，只改“消极”是行不通的，还要两个词一块修正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在经历的多次的斟酌之后，将其定名为“一般”和“特定”。

　　吴士文先生还为了与积极修辞的“辞格”和“辞趣”相对称，在消极修辞领域命名了“辞规”与“辞风”。他说: “这里所说的辞规，实质上是《修辞学发凡》中一部分‘消极修辞’的又一个名称。这倒不是我们想标新立异，是因为在和“辞格”对举时有这个需要。”他又说: “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矛盾的。……修辞现象也不例外。……没有辞格、辞趣，就没有辞规; 没有辞规，也就没有辞格和辞趣。”他认为“辞格可以转化为辞规”( 例如“节缩”、“感叹”、“省略”、“复迭”) ，“辞格与辞规同等重要”，诸如此类，极大地充实了修辞学的内涵、系统地构建修辞学的科学体系。

　　关于“辞风”的概念，吴士文说: “一般性修辞分出的‘辞规’可以同辞格对应，那么什么可以同‘辞趣’对应呢? 恐怕只有‘辞风’了。‘辞风’是一个暂定的名称。”

　　实际的内容包括“音节对称、字形清楚、标点正确”等一般性修辞方法。从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 吴士文从全部修辞现象出发，辩证地观照修辞学体系，不是关注修辞手法的个例，而是遵从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修辞观。

　　吴士文先生继承了陈望道先生的消极修辞思想，并充实壮大了这一学说，为今后的学者研究消极修辞指明了道路。今天的我们，应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把陈望道先生的辞格理论和吴士文先生的辞规理论作为参照，突破创新，力求使消极修辞得到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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