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设计

　　阅读推广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来已久，广受关注且发展迅速。美国、英国等国家甚至将阅读推广作为基本国策写进法律，给予不菲的财政经费支持，阅读活动由政府认可的统一的机构组织推进，各类社会团体广泛参与，活动深入持久且延续性强，覆盖社会受众广泛，推动国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围绕阅读及阅读推广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在西方形成科学、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指导并促进了本国阅读推广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推进，阅读推广的社会影响力显着。

　　随着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倡导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进一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出新要求。但现实中，阅读推广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阅读推广活动可持续性不足、活动效果难遂人愿，读者认同度低、活动参与率徘徊不前，严重影响了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性和长效性发展。国内现有相关理论研究大多流于实践层面，难以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理论研究深度有限、前瞻性滞后及实践指导性差强人意。因此，如何基于读者阅读需求科学有效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如何有效联合高校、图书馆、出版社、社会传媒、学协会以及民间机构等各类社会组织建立良性互动，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建立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如何通过图书馆的阅读活动来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国民综合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已经成为国内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

　　1国外相关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

　　1.1理论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阅读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理论研究主要围绕阅读行为、读者以及读物等方面进行，包括：（1）对阅读行为的研究。研究主要围绕阅读的本质，原理及其相关概念探讨，先后形成了从行为主义的阅读技能与训练、到真正的探究性学习以及以交互理论、图式理论和认知理论为主要代表的信息处理理论等一系列阅读行为研究理论[1].其中代表性的有Gough（1972）提出的阅读之"自下而上"（bottom-up）模式，主张阅读是一个以文字为起点、以理解为终点的简单过程；Goodman（1976）提出的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全新的"由上而下"（top-down）阅读模式，主张阅读是起始于选择、预见、检测，直到证实或修订的循环往复过程，读者依赖平素所积累知识、无须运用语篇的全部表层结构即就可理解全文；Rumelhart（1977）提出的交互式阅读模式（interactivemodel）代表着图式阅读理论的诞生，主张阅读是积极主动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之间不断进行交互转换的过程[1].（2）对读者的研究。读者研究主要包括读者阅读心理、阅读需求及行为规律研究等，读者研究是欧美国家进行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制定图书馆发展规划的主要依据。
　　
　　巴特勒（1933）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提出，应该将"科学地进行读者研究、关注图书馆与读者及周围环境的关系、研究读者心理和阅读需求"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2];美"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韦普尔斯（1931）在《人们想阅读什么》中提出，关注社区阅读群体及其阅读兴趣，真正弄清"人们想要阅读什么",首先必须研究读者和读者想要阅读的读物，厘清此问题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关键[3].（3）对读物等其他理论的研究。对读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读物外观、内容等与读者群体的契合度等影响阅读的外在因素方面。

　　除读物本身以外的相关研究还包括阅读时间、环境以及工具论等其他外在影响因素。

　　此外，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图书馆这一阅读推广主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有：（1）基于读者需求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形式创新的研究。如德国学者Hans-HeinoEwers关注数字时代阅读推广形式的有效性问题，提出阅读推广不能仅限于图书的推广，任何自由的阅读推广均应当毫无保留地接受目标读者群在休闲时间对阅读材料以及阅读媒介的选择权，应提供读者希望获得的多媒体、漫画等各种阅读方式，使读者成为可以按照个人爱好选择图书阅读的"自信的消费者"[1].（2）基于实践角度针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有效性的研究。如ColleenBoff等人（2007）通过对美国4所大专院校"校园阅读体验"的实证研究，提出图书馆有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4个建议：

　　成立推广委员会、确立学习目标、制定选书标准、创建推广网站[4].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既有单纯的理论研究，也有基于提高实践有效性的实践性探索；既有单纯基于图书馆角度展开的围绕读者心理和阅读行为的研究，也有基于读者角度展开的针对图书馆阅读活动有效性的研究。理论研究的丰富性和前瞻性推动了阅读推广实践的发展，也收获了阅读推广的广泛社会关注和国民阅读热情的持续高涨。

　　1.2实践进展

　　在实践层面上，西方发达国家阅读推广活动主要进展有：（1）多以政府为主导发起形式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72年定为"国际图书年"、1982年提出世界性阅读推广行动计划、将1995年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1998年，英国政府发起"国家阅读运动",提出"打造举国都是读书人"的口号并多次开展"读书年"活动。1997年美国克林顿总统掀起"阅读挑战"运动，并亲自作"美国阅读挑战行动报告".另外，德国、法国等其他欧美国家，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重视阅读并发起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以示阅读推广的国家战略地位。（2）政府提供有效的规划指导及法律政策保障。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阅读卓越法》[5];2003年英政府将阅读推广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写入政府报告《未来的框架》，成为国家阅读活动的纲领性文件；2012年俄罗斯出台的《民族阅读大纲》；1994年、2009年韩国先后出台《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读书文化振兴法》；2001年日本政府推出《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5年推出《文字印刷文化振兴法案》等[6],以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形式为国民的阅读活动提供统筹规划、保驾护航。（3）形成多元化的阅读推广模式。

　　在国外社会阅读推广的实践中，既可以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组织有序、分工合理的阅读推广管理模式：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书中心在全美阅读推广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和管理模式，也可以是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推动阅读推广深入开展的英国模式：如英国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中，政府财政资金助力、公共图书馆、商业公司、甚至慈善机构等合力开展多样化阅读推广活动。

　　2国内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
　　
　　2.1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阅读推广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1）有关阅读推广的意义、概念、机理等概论性质的研究：主要着作有胡继武的《现代阅读学》、曾祥芹的《阅读学新论》、范并思的《图书馆学与阅读研究》等[1].除概括性地对阅读及阅读推广进行原理简介以外，还提出将阅读与阅读推广视作现代图书馆学的主要领域及核心价值体现。

　　（2）关于阅读学的研究：曾祥芹、韩雪屏（1992）在《阅读学原理》首次提出了四体合一（阅读本体是阅读主体、客体和介体的辩证统一）学说，成为我国阅读理论重大突破[7];王龙的《阅读社会学初论》（1991）以社会学视角来研究阅读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及阅读与社会的关系；王余光（2007）则在《中国阅读文化史论》中，对古今中外的阅读文化和阅读历史进行了全面研究，堪称研究阅读历史、传承阅读文化的集大成之作[1].

　　（3）对阅读需求及阅读行为的研究：21世纪以来，读者的阅读需求及行为研究成为研究新宠，读什么、如何读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研究中，王余光、王波、徐雁、崔波等学者无疑为高影响力作者。王余光（2004,2011）认为阅读经典对人们形成系统性思维和良好表达能力有着重要作用[8-9];徐雁（2006）认为，信息时代需要多元化阅读，阅读目的在于开拓思维空间，培养批判精神，阅读创造新知[10];王波（2009）则认为古典哲学如斯多亚哲学着作对于心理疗愈的效果值得重视[11];崔波（2009）倡导大学生阅读文化经典以陶冶情操、提高母语运用能力，并呼吁大学通过实行公选课等方式促进大学生对文化经典的阅读[12].

　　（4）对读者阅读心理、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心理引领作用的研究：张必隐（2004）在其《阅读心理学》中，研究了动机和社会因素（主要为家庭和学校）对阅读的影响[13];王知津（2006）则基于读者需求研究了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阅读关怀角色定位及相关服务创新。提出基于人文精神的图书馆阅读关怀应贯穿阅读活动的前阅读阶段、阅读阶段和后阅读阶段，构成循环往复的过程[14];徐雁（2010,2013）提出了文学阅读的读疗沉疴、文学疗愈作用，主张基于好书的疗愈价值、从培养读者的文学阅读情意和重视发掘"文学好书"疗愈价值两个方面开展阅读推广，将阅读推广与阅读疗法结合起来[15-16];王波（2007）认为，在正确分析读者阅读心理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推荐阅读书目，可以成为对症下药的心理治疗处方，率先提出基于国情的"阅读疗法"新理念[17].

　　（5）对国外实践的经验及借鉴研究：刘亮（2011）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阅读推广活动的安排和计划，旨在使国内图书馆界全面了解阅读推广活动的世界现状和全球大局[18]；郎杰斌、吴蜀红（2011）重点介绍了美国阅读推广经验，揭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书中心在全美阅读推广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可供国内做管理模式参考[19];秦鸿（2011）研究了英国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中的政府财政资金助力、图书馆界联手商业公司和慈善机构合理开展多样化阅读推广活动的经验，为国内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活动以及灵活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借鉴[20];北京大学王波（2011）则全面总结了国外阅读推广发展状况和政府主导作用发挥、长效发展机制完善等经验[5],对帮助国内图书馆界客观、全面地认识阅读推广现状发挥了自查自诊、把脉开方、查遗补漏的效用。

　　（6）国内研究及实践现状的总结研究与反思：郑伟青（2012）系统调查了"211工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中，在组织部门、活动项目、面向对象以及活动届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成立学校阅读推广委员会以及区域性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共享等发展建议[21];郑章飞（2010）[22]、王波（2010,2011）[5,23]、崔波、岳修志（2010）[24]在对比国内外研究及实践进展的基础之上，分别总结、反思了国内阅读推广理论及实践研究中存在的长效机制欠缺、组织机构缺位等问题，并指出了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完善之策。其中，王波是对国内阅读推广发展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执牛耳者".王波（2011）前瞻性地指出建立阅读推广常设机构和建立阅读推广活动有效性研究评价体系是保证阅读推广长效发展的关键[5]
.同时，王波（2007）[17]、郑章飞（2010）[22]均探讨了阅读的疗愈效用并认为阅读疗法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实践。

　　此外，泰山医学院图书馆的宫梅玲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研究及实践的开拓性人物，她自2000年起潜心阅读疗法的实践尝试和理论钻研，在泰山医学院图书馆开设了我国高校第一个阅读治疗咨询室，将精神医学、心理疗法与阅读疗法配合使用，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和实施阅读疗法，取得显着成效，开辟了阅读疗法研究和实践的新视域，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图书阅读的心理疗愈作用的高度重视。她通过研究及实践总结，验证了阅读疗法课是高校推广普及阅读疗法、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有效形式的结论。宫梅玲的研究为社会变革环境下的图书馆功能内涵深化和服务外延扩展提供了新思路、新实践和新思考，为阅读推广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宫梅玲结合实践所开展的理论研究中，先后提出了高校图书治疗馆员应必备心理咨询资质[25]、应将阅读疗法纳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26]等理论，更难能可贵地将阅读疗愈的多年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先后开展了对大学生抑郁症、网络成瘾各类常见心理问题的对症文献配伍系列研究[27-29],这些研究成果成为类似医学处方签的书目疗愈处方，供同行广为借鉴参考，真正收获"读书愈人"的疗效。宫梅玲老师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以实践推动和完善理论研究的务实做法值得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借鉴和学习，为国内图书馆深入开展阅读治疗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2国内实践进展

　　在国内，自1997年"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以来，阅读日渐成为社会共识，围绕读书月、读书节、世界读书日等主题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大规模展开。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换届后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成为全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指导机构，指导各省市组织开展阅读活动。民间阅读活动的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对国民素质提升的急迫性引发了政府对阅读的高关注，2014年2月，中央财政对三联韬奋、先锋等优秀实体书店开展扶持试点；2014年11月，我国首个全民阅读地方性法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民阅读的决定》出台，将阅读公共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并正式将每年的4月23日设定为"江苏全民阅读日";在2015年3月刚刚闭幕的两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全民阅读"再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尽管国内阅读推广发展迅速，实现了公民平等阅读的权利，也使民众的综合素质得到了一定提高，但与国外阅读推广的推进程度和影响力相比，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1）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脚步，只关注阅读推广的政策、法案和活动现象，未对阅读推广活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充分学术论证，显得急功近利。

　　（2）对国际获得成功广受欢迎的阅读法案、阅读计划、阅读运动等推广活动经验研究总结不足，不利于指导国内实践和汲取先进的理念。

　　（3）对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趋势的研究欠缺。西方学界注重不断推出关于未来图书馆及读者需求的研究，以前瞻性地引领图书馆应时、应势而变。而这是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软肋。

　　（4）在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方面，存在不注重实效、停留在规模、数量等表面指标建设层面的问题，忽略绩效评价、协同效应及影响力分析等深层次考量，也缺乏配套长效保障机制，能够一时激励阅读，却难以获得读者长期认同感，发展可持续性欠缺。

　　（5）国家层面的阅读推广宏观规划和立法保障制度缺失，尚无权威的、统一的管理机构实施统筹规划和管理。

　　仅凭中国图书馆学会这一学协会组织依靠一己之力孤军奋战，难以承担统领全局重任。全国各地各馆以及其他各类机构在阅读推广中各自为政、协同乏力，阅读推广的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以至全国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形成国民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未成年人阅读状况不容乐观、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分布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等现状，亟须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积极引导和扶持[30].

　　3我国阅读推广长效发展的路径设计与选择

　　3.1加强阅读教育与指导，实现阅读指导与阅读推广并重

　　3.1.1建构多主体合作的阅读教育管理体系

　　阅读行为习惯的产生来源于持续的阅读教育，贯穿儿童启蒙教育、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整个教育阶段的多主体合作是阅读教育管理体系的核心。在该体系的建立中，首先，明确阅读教育在义务教育及大学教育中的目标定位，科学定位是提高阅读教育效率的关键；其次，处理好阅读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生管理的关系，建构一个由图书馆与学科组织、专业院系（教学部门）及学生管理机构密切合作的阅读教育管理体系；最后，将阅读教育相关课程真正纳入课程教学体系之内，通过完整的课程设置和延续性、连贯性的教学设计，真正激发对于自主阅读的自觉追求和渴望，将对阅读、对经典的推崇遗传渗透到每个个体的文化基因里，而非将阅读视作机械工程或者是可以计算的任务，培养终身阅读的文化氛围和习惯，此乃推进阅读和文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3.1.2多渠道开展阅读服务工作

　　有前期的阅读教育体系做铺垫，还需要有精心设计的阅读服务工作来促动。首先体现为阅读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公共图书馆、商业公司甚至慈善机构合力开展多样化阅读推广活动；其次，阅读服务应关注整个阅读活动链条，建立覆盖从活动起点的书目选择推送、阅读活动策划等直到活动终点的活动评鉴奖励、奖品配送、资金支持等完整的服务保障机制，为阅读推广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再次，完善的阅读服务还包括科学规划阅读活动，保持阅读推广活动规划的长期性、整体性，建立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防止因嘉年华式活动的"一阵风"所导致读者参与热情的"速冷"与"速热"所致阅读推广效果的递减。

　　3.1.3建立基于人文精神的阅读关怀，阅读指导与推广并重完整的阅读推广活动应该是一个包含前期阅读教育、中期阅读指导直至最终以阅读推广的显性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完整过程，各环节相辅相成。阅读指导有效性决定阅读推广的活动成效，阅读指导与推广并重。将阅读推广与指导纳入图书馆基本业务及深层次服务范围，发挥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资源主体的阅读推广引领和推进作用，培养图书馆自己的阅读学专家和阅读推广专家，保证活动与读者需求的切合度。同时，建立基于人文精神的阅读关怀，将阅读推广活动与读者需求的"前阅读关怀、阅读关怀、后阅读关怀"有机结合，通过科学的阅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真正基于读者阅读需求的循环往复的"守旧"与"创新"并存的阅读推广工程，追求图书馆阅读教育主体功能的价值实现。

　　3.2建立阅读推广网格化制度

　　构建"书香社会"阅读推广服务网络，以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主馆为中心、区（县）图书馆为支撑、社区图书/资料室为基础、辐射域内各公益性图书驿站/书吧以及商业性书店，形成相互依托、相互补充、分工有序、通力协作的社会阅读推广服务网格，配合主馆将阅读推广活动深入推入各社区、各位读者身边，并延续至国民整个生命阶段，改变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4月来5月走"的现状。

　　其中，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民间阅读社团、志愿者协会等社团的参与对阅读推广活动的长效推进作用不可小觑。

　　3.3扎实开展互联网时代读者阅读需求特性分析

　　结合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特性以及多媒介传播环境下各层次（包涵弱势群体）读者专业取向及阅读偏好特性，综合分析读者群阅读行为特性和选择性偏好，认真研究不同类型潜在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而有的放矢地设计阅读活动，加强主动推送和阅读引领，激发阅读兴趣，让阅读走入心灵。对读者需求进行分析是阅读活动取得良好效果的基本前提。

　　3.4建立、完善阅读推广法律保障制度。

　　建立阅读推广法律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宏观层面来研究，应由国家制定、出台有关阅读推广的法案，由政府立法保障阅读，对包括阅读推广常设管理机构、组织形式、参与机构、活动资金来源等进行统一规范和约束，确定政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责任主体，切实增加阅读活动的执行力。全民化的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定国家级的全民阅读条例来规范和保障各类阅读活动不但十分必要，且其法律化意义也很重大[30].将阅读推广立法、设立专门和统一的领导（指导）机构推动阅读，是建立阅读推广长效机制、保障可持续长效发展的关键所在。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即有葛剑雄等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31].2015年，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所草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已完成，预示着全民阅读法开启了进入立法程序的帷幕。

　　3.5政府设立专门机构，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阅读推广

　　一个充满活力的阅读推广体系应该是由包括政府、文化教育机构、民间社会团体、商业公司、企业等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政府在各方力量中，必然起到一个领导与协调作用。首先，政府层面应成立专门的阅读推广领导机构，负责制定切合实际的阅读发展纲要，形成国家长远战略。其次，由阅读推广领导机构协调、整合现有分散的阅读推广主体，统筹协调各地、各部门资源，形成协同合力，并实施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促进全民阅读。再次，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策划、组织各类阅读活动。为提高参与主体积极性，可考虑对于经营机构、企业组织等给予税收政策的倾斜或优惠。由多主体组织策划的阅读活动既可以是规模广泛、社会影响力显着、延续性持久的全国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也可以是针对特殊群体的阅读项目。可借鉴美国全民性的持续一年的"一书一城"阅读活动、英国针对儿童的"暑期阅读挑战计划"、德国针对代际沟通的"读书架起桥梁"等。社会各类主体的广泛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依靠政府单一资金投入导致的财政资金紧张、经费投入无法获得连续性保障等矛盾。

　　3.6规范阅读推广活动的监督及评价制度

　　规范阅读推广活动的监督及评价制度是保障阅读活动长效发展的关键。改变以往阅读推广活动中存在的重活动数量和规模，轻活动效果和读者反馈的现象，建立一套科学的、多点观测的监督及评估指标体系，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投入产出、服务效果、读者评价、活动质量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进行立体、全面的考察和评估和监督。初步设想如下：在阅读推广活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应基于活动主办方（图书馆）和活动受益方（读者）两个方面来综合考量，具体设计可参照关于图书馆的全面质量管理的ISO9000评估体系、关于读者满意度评价的LIBQUAL+评估体系、关于图书馆工作氛围和内部文化评价的Climate-QUAL（TM）评估体系等相关指标体系来进行。基于图书馆和基于读者的两个评价指标体系都完成后，再进行对接和整合，形成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该套评价指标体系可公示于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分会网站中，供医院图书馆委员会、军队院校图书馆委员会、党校图书馆委员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等11个分支机构自评使用。自评结果接受来自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监督。基本设想是，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下设立常设管理机构"阅读推广研究评价中心",负责监督、抽检11个分支机构对本系统各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自评报告，全面评价阅读活动开展及收效情况。

　　参考文献：
　　[1]李晓敏。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比较研究[D].洛阳：河南科技大学，2012.
　　[2]黄雪英。国外阅读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2,（4）：56-58.
　　[3]范凡。芝加哥学派的阅读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7,（2）：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