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如何在本土管理领域发现和提出新问题,WERNER讨论了3个方向:
①在跨国背景之下,研究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国际化过程、子公司关系、知识转移等;②针对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员工行为和管理实践的差异,提出和分析问题并做比较;③以北美之外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寻找研究问题的焦点。
TSUI认为现有的管理学研究针对后2类的研究发现仍然十分不足。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北美之外的其他情境,管理学研究影响力都还明显落后。
MEYER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学者们选择了西方广泛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并认为亚洲的管理学研究缺乏创新性。但这并不仅仅局限在亚洲,MARCH分析了北美和欧洲各自4种领先的期刊,发现在北美期刊中只有11.5%的作者、审稿人和参考文献不是来自北美;而在欧洲期刊中,来自北美的作者、审稿人和参考文献是37.4%,表明北美研究范式在欧洲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近年来,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企业的研究越来越多,这表明以中国为样本或在中国情境下开发管理理论在世界管理学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世界管理学研究领域向北美研究范式集中的“同质化倾向”使研究者忽视了新情境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该现状也驱使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TUSI呼吁“有经验的学者和新一代年轻学者能够共同合作,通过深入的情境化,提出更新颖的问题和理论构建来完成全新情境下的研究,发展多元化的研究视角”。随着学界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部分研究者却出现了针对新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开发的瓶颈,所创建的管理理论不但没有独特性,其对实践界的启发也越来越有限。
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者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针对管理研究的现实相关性,有学者提出管理学界需要“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另有学者提出中国管理学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成果严谨有余,却切题(符合研究情境要求)不足。一些学者围绕管理理论的独特性和普适性展开讨论,其中一个观点认为“如果将管理视为纯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本土管理学,正如不可能有中国物理学与中国化学一样”。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使其具备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其决定了30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特殊性,也带来了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曙光。在国际学术界,学者更多地讨论了情境化研究对揭示中国情境的独特性,以及创建基于中国情境的新理论的价值,然而,目前还仅仅局限于对中国情境的独特性的认知正在由消极逐渐转变为积极,从被动承认其合理性逐渐转变为主动揭示的阶段。
诚然,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管理理论研究、发现新问题、建构新理论有诸多问题,研究者忽略产生问题的真实情境抑或是脱离情境提出假想的研究问题都是“没能做正确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2个讨论前提:其一,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发现必须是建立在对中国情境的深刻洞察和解读之上;其二,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的解读乃至新理论创建必须是独特的。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①什么是中国情境?
②情境化的研究与理论创建有何关系?
③如何做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
1“中国情境”及其研究内涵
研究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展开,而情境的含义很宽泛,包括人、文化、环境、行为、组织;不同的制度、公司和个体层面是情境;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所有制状况也都是情境。
那么,什么是中国情境?为何要界定中国情境?围绕已有研究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在表1中列示了对这2个问题的理解。界定当中,这从制度层面对中国情境进行了解读。徐淑英等第一次对本土研究进行了解读,即,在研究模型中包括本土变量(如文化),并对比不同国家文化在概念上的差异;他们认为本土研究方法提出的理论比直接应用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LI等的研究指出,中国情境是暗示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制度情境,而这些变革影响了商业体系的演化、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雇佣结构、收入情况和社会公平。
关于为何要界定中国情境,JIA等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组织和管理研究非常合理和可行的情境”,学者们可以在中国情境下开发出新概念、重新定义旧概念、改变测量方式、重构变量间关系、找到现象后的新逻辑。
2 如何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情境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首先得到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关注。
ROUSSEAU等认为,组织行为研究中情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①组织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将模型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的应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②多样化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将会明显地改变员工组织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导致过去的理论不太适用于当代管理实践。鉴于此,她们鼓励学者们在组织研究领域更多地进行情境化研究,同时声称组织行为学期刊会更倾向于接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融入情境的研究。
情境化可以产生新洞见,从而鼓励开展基于特定情境的研究。
TSUI认为“特定情境”或者本土化的研究是最有助于全球知识库积累的研究,是超越现有理论边界的最高的情境化水平的研究。那么,如何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针对这个问题,JIA等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相关方法。他们对现有实证研究的“情境化”水平和情境化“维度”做了3个层次的划分(见表2),本文借鉴该分类来分析如何做情境化的管理理论研究。其中,情境化程度被分为3个层级:
①情境不敏感;②情境敏感;③情境特定。从第1级到第3级,体现了情境化程度(由低到高),以及在不同维度上的情境化水平的差异。
被许多管理学者所采纳的情境不敏感和情境敏感的方法,它们都是借用西方现存理论,并应用于中国情境中来解释新情境中的现象,这称之为“理论-借用”模式。“理论-借用”模式下的研究是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对此,WHETTEN等主张学者们应该从理论视角上“向已有文献回馈一些更好的东西”,这要求研究者至少要做到情境敏感。即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要摒弃情境不敏感的研究方法,把对特定情境的理解加进去,以带入新的理论或信息。
XIAO等采纳“系统借用”的方法,将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引入对中国4个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中,并分析网络结构的影响。笔者提倡JIA等的第3级情境化的研究方法,即基于情境特定的创造或介绍。这种研究大多是现象驱动的,是一种“深度”情境化的研究,其以情境中的现象作为出发点,在特定情境的隐含逻辑之下,从已有理论中获得启发,阐释对新现象的新的理论理解,这称之为“现象驱动”以及“理论-启发”式的研究。这种“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模式的研究更有可能产生理论创新,比如围绕该现象通过理论-启发模式提炼和总结新概念,并围绕该概念发展新的关系逻辑,等等。
这种研究并不少见,转型经济时期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和管理现象驱动了很多此类研究,它们对新情境下的新现象进行的全新解读对世界管理学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研究者们提出了中国企业的多种战略选择(关系网络、公司间关系、公-私混合的治理模式等)及其在应对制度约束中的重要性,这与西方文献中通过构建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围绕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有关所有权和产权变革的现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应对变化的制度环境时在创新性和先动性方面比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好,这是以所有制为情境的跨情境分析。此外,商业体系的变革、民营企业的涌现、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和雇佣结构的改变引发的员工职业流动性研究等,都是现象驱动的深度情境化的研究。
以上研究都是隐含在特定情境下的,相关理论的提出也是与情境紧密相关的。“情境”却是不断变化的,情境的发展变化凸显了“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范式的意义。笔者认为,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转型,管理学者在这个动态变化的情境中进行管理理论研究,所提炼的理论更应与情境变化紧密相关。
一个典型研究就是社会学界的市场转型理论。在管理学界,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逐渐深入,关系网络的演化(结构和功能的独特性或差异性)及其对企业成长和绩效影响的变化也创造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
3 情境化研究的渐进性过程
本文希望进一步拓展JIA等的研究结论,来讨论如何创建中国管理理论;并强调中国管理学研究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是建立在“深度”情境化基础上的,以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的研究范式为指导,历经新情境现象的概念化、拓展基于新概念的新机制、新关联,以及跨文化分析3个阶段,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新理论创造的3个关键环节以及新理论创造为导向的渐进式研究过程,见图1。
3.1 新情境现象的概念化
中国本土学者在保持对转型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最新理论前沿同样敏感的前提下,加上对中国特定情境下隐含逻辑的深入理解,使得提出全新概念或分类成为可能。在对中国情境中的现象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扎根理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
GLASER认为,研究者们可以“通过自己在收集数据过程中产生新概念”进行理论创新;并认为概念抽象于并超越时间、地点和人,因而“得出的概念假设适用于其他相关的、自然涌现的时间、地点和人,并可以通过与新数据作对比来修正”。与此相反,STRAUSS等认为,扎根理论的流程要求研究者必须要弄清案例所在的潜在情境,如时间、地点、人物、方式、结果、为了谁以及目的如何,否则会忽视情境的力量并阻碍进一步的概念化,因此必须非常小心和具体地把情境构建到理论中去。
本文采纳后者的观点,源于东西方文明长久的相对独立发展和有限沟通的历史造就了彼此之间的诸多不同。一些相关研究佐证包括:
①儒家人伦、中庸之道等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独特的管理特征;②中国很多有意义的独特现象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找到源头,如阴阳思维、中庸之道、人情关系、家长制领导等。笔者认为把差异的东西表现出来更有意义,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更能促进东西方的相互启发和沟通。
SMITH等通过研究32位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的理论研究过程,发现高质量、高影响力的研究是学者们对他们所研究的现象和现象所在的情境深入理解和研究的结果。这进一步呼应了笔者的观点。由于西方研究越发成熟,发现新的有意义并与现象紧密相关的“大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基于新情境的研究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远不限于仅对西方理论的修正,而更在于采集更本源的中国管理文化和智慧,建构新理论。此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经历高度动态变化的阶段,也为创建新理论提供了理想场所,基于中国情境提出情境特定的创造性全新概念是完全可行的。
创造情境特定的全新概念的研究有很多,这也成为了许多理论研究的起点。比如,在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脆弱、产权不够明晰且制度不确定性很高。
NEE由此分析了具有中国改革特征的“市场转型”概念,并提出了反映地方政府和其他集体所有制势力渗透到商业企业中这一现象的“本土社团主义”概念。
围绕针对中国情境中“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XIN等提出了“关系”的概念,并比较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关系重要性的不同认识,发现民营企业经营者比其他企业经营者更注重关系。
BOISOT等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了“网络资本主义”概念,阐述了中国从“采邑制”向“家族制”的演化路径与西方典型的从“采邑制”到“官僚制”再到市场的演化过程存在的显著不同。
可以看出,中国情境下由现象驱动而涌现出的理论具有更高的影响力,因为这样的理论有较高的新颖性和启发性。本文所讲的新颖性,是指发现新情境下的新现象并产生新理论;启发性,是指理论能够激发其他研究者的灵感,促进人们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现实更全面或深入的认识,以及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3.2 围绕新概念拓展新机制/新关联
围绕新概念建立或拓展新机制、新关联是对新现象所在的理论领域的进一步完善。围绕新现象的新概念、新机制被提出之后,很多后续的研究问题会被发现。比如,自“关系”概念被提出以后,学者们继续开发了多种机制,诸如基于关系的战略、当地依赖、优先关系、关联关系等,这些研究的开展逐渐架构和丰富了关系理论,并不断完善和促进了关系理论体系的形成。
3.3 开展跨文化分析
本土研究应该在跨文化研究之前完成,因为只有这样开展的跨文化研究才更有信心。跨文化比较并不仅仅是一个检验理论在不同情境下的普适性的过程,更是一个互相启发和理解的过程。
CHILD等的研究发现,中国和匈牙利同样处于经济改革和“市场转型”阶段,在两国经营的合资企业中本地管理者都表现出防御性的恭顺态度、尊重权威以及与高层保持良好的关系。另有学者发现,在中国“市场转型”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创业行为都受到政府的很多干涉,这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跨文化分析是中国本土研究与世界管理学界沟通和交融的重要一步。然而,现有的大部分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还不能把在中国得到的新概念和新机制引入其他情境进行跨文化比较。现实情况是更多的研究是将在西方开发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进行检验,然后进行中西比较。比如,CHEN通过样本对比了美国员工和中国员工在奖励分配方面的偏好,发现中国员工喜欢差异原则,美国员工喜欢平等原则;EARLEY发现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人在由内群体成员(同乡或校友等有共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中表现更好;TAN等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的不利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导向的战略,而美国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会采用前瞻的而非防守的策略,等等。这样的研究手法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本文提倡的从事深度情境化的现象驱动的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路径。
由于情境本身的宽泛性、多层次性、动态性以及独特性,植根于中国情境所开发的管理理论的普适性也需要在“情境的背景”之下讨论才有意义。在东西方情境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从事中国\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所得结论的普适性意义,即“高情境”(或“低情境”)背景下产生的理论能否在“低情境”(或“高情境”)下被直接借鉴或检验是值得商榷的。
情境化的研究意义在于:人们对世界某个局部的阐释会引发他人对世界其他局部的好奇,比如,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可以引发其他情境中的管理学者的共鸣或者好奇心,并通过碰撞启发相互的新思想。当然,在“特殊性”与“普适性”之间的徘徊仍然存在。比如,TSUI认为,在不同情境下开展更加多样性的研究可能造成不同情境间理论的“碎片化”,并影响知识的整合;但TSUI同时提出,相比而言,“同质化”对世界管理学知识的发展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更大。
4 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学研究的互动
致力于从事新理论创造为导向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管理学研究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它提供了与世界管理学知识的对话和互动空间。关于在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学研究互动过程中如何构建东西方情境中的对话,WHETTEN等提出了2种方式:
①使用熟悉的概念和方法描述新现象;②使用新的观察和新的研究机会来通告当前的观点。这2种方式都强调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从而使新情境下的研究与现存理论处在同一话语体系之下。本文进一步拓展了WHETTEN等的观点,借以提出中国本土研究与世界管理学界互动的“发现-解读-沟通”模式,见图2。
(1)发现发现新情境下的新现象。现象的发现需要洞察力,而洞察力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理论的启发作用。
(2)解读对中国情境下的现象作出阐释,即研究的主要过程。
(3)沟通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学研究的交流,并可以对西方情境或其他新兴经济体情境下以及自身的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在中国情境中对新现象的富有洞察力的发现是驱动深度的情境化研究的起点。解读和沟通的过程则是创造具有跨情境启发性理论的关键环节。研究过程中是否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能否以准确、恰当的表达来降低情境间沟通的困难,决定了理论是否具有良好的沟通性;而通过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则可以为更多研究问题的发现和更有效地开展研究提供启发。
中国本土研究者对中国情境进行深入理解、解读并向世界管理学界传递的一个成功例子是“关系”理论。“关系”这样一个从汉语中脱颖而出的表达方式能够在世界管理学研究中引发共鸣,不在于它是否在其他情境中“普适”,而在于它是鲜活的、生动的,是冲击了已有理论的惯性思维的,是极具东方色彩和逻辑的,这也是新概念所应体现的价值所在。
然而,由于本土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有限,以及国外研究者对中国情境的不熟悉,导致本土研究结论在得到主流范式认可方面仍面临合法性门槛。良好的沟通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解释我们的研究情境;另一方面,要仰仗科学的方法论。田志龙等认为,在探讨中国管理实践研究时必须借鉴国际规范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在对新情境下的独特现象进行解读时能够说服更多来自不同情境的学者的理解和认可。当然,为了更好地获得理解,在写作上,减少语义学上的偏差是必要的。在很好地表达出我们的研究结果之后,研究者则可以考虑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分析了。
5 结论
本文以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与西方已有理论相比存在独特性为前提,对如何有效地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做了讨论,但没有深入地探讨中国管理的本质属性、管理的来源和产生机制等元管理学相关内容,这都需要今后作更加深入的探索。另外,本文仅仅对英语世界里的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今后还应纳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问题展开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