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论文
摘 要：走向海外是中国逐渐崛起的必经之路, 亦是当下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增长点。从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何为海外民族志、中国海外研究的需求、中国海外研究的基础以及再议海外民族志五个方面对中山大学学科恢复三十余年以来的硕士、博士论文进行了综述, 以求从学科论文的角度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历程。
关键词：海外研究; 海外民族志; 中山大学;
一、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 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 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 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 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 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 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这是印刻在人类学研究脉络与传统最深处的烙印。从欧洲人类学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 就本质而言, 全球化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关键词, 贯穿于整个发展历程。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 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 尽管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 但他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 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 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 便是在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 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着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人类学发展至今一百五十年的学术脉络中, 尽管曾经有无数人批评人类学的殖民倾向, 人类学家与殖民地的“暧昧”关系以及曾经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历史为后人所诟病, 备受“东方学”与后现代人类学的批判, 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人类学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他者所作出的贡献, 也无人可以否认人类学总是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加多元的视野和思考维度。[1]“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 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 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 而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可以说, 从人类学真正诞生之日起, 它便带有了浓浓的异域色彩。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 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 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随着, 美国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海外研究到达高潮。也因此, 把全球划分为区域研究, 成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至今, 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 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 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 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2]这是因为西方的人类学发展历史与中国人类学存在一定的差异。正如前文所述, 西方人类学自诞生之日, 便带上了浓厚的异域色彩。而中国的人类学, 自从国外引进后, 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 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 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加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 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 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 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 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 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 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 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 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 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 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全球时代, 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 呈现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包容心态, 通过对海外社会文化的研究与了解, 达到自我的反思, 并促进全球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 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格局。
与欧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不同, 中国人类学自引进初始, 便与本土化的话语紧密相关。在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中, 救国图强成为人类学的研究与应用使命。中国的人类学, 在20世纪七八十年的时间里, 主要从事本土研究与家乡研究, 很少有海外异文化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当时, 人类学家处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与内忧外患的年代, 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将“救亡图存”作为学术研究的追求目标, 他们希望借助人类学对中国社区的研究, 寻找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途径与方式, 因此对海外异文化的研究则因为无法帮助解决国家与民族危机而被暂时“有的放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人口、各国商品的流动日趋频繁, 中国人类学最初强调本土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海外民族志写作的实践,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小高峰。[3]进入21世纪后, 中国人类学悄然发生变化, 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 以相关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期刊专栏增设为标志的海外民族志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呈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4]包括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的“海外民族志”团队, 云南大学何明的“东南亚民族志”团队等在内, 已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海外人类学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海外研究的迫切需求
谈到人类学总与民族志难以脱开关系, 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界最为常用的几个关键词之一, 通常情况下, 被理解为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文化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 并根据田野经验提出对某一时空下文化的见解。在笔者看来民族志是具备多重含义的。首先, 民族志应该是一个文本, 它是人类学家基于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工作所形成的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描述和分析。其次, 民族志还应该包含鲜明的研究主题和丰满的知识结构, 以及合适且深刻的理论对话点, 如此才构成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志。但是当民族志有了海外的前缀, 又应当如何理解呢?
迄今为止, 对于到底什么是海外民族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论调。所谓的海外民族志, 指的是一国的研究者到国外 (境外) 的具体社区中, 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后撰写的研究报告。[4]包智明对海外民族志有了较为完整的定义, 作为中国语境下的概念, 海外民族志是“处在中国的人类学”和“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 是中国人类学对于海外社会文化所进行的规范的民族志研究及其成果。[5]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经历了一个时间并不算短的历史发展过程, 研究过程本身和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有关当地社会文化的知识, 也已经表现出中国学术的独特关注, 如吴泽霖留美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费孝通的《美国与美国人》《初访美国》《重访英伦》、许?光的《宗族、种姓与社团》、乔健的《印第安人的颂歌》、田汝康的《沙捞越华人社区组织的调查报告》等。[6]也有的学者认为, 倘若我们不拘泥于“现代学术”, 那么, 相类的海外撰述, 其历史比我们想象的古老得多。[7]以上两种观点, 均认为所谓海外民族志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尽管积累不够丰富, 但是学界同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 海外民族志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尽管老一辈人类学人基本都拥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也有一些跨文化比较的论述, 但是他们的研究还不能算是海外民族志研究, 一是海外民族志研究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方向;二是他们调查的成果最终并不是以规范的民族志形式面世。[8]开展海外研究, 不仅有助于增强对其他社会与不同文化的理解, 也可以提高国内民众开展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基础和对话能力, 而且有助于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格局, 中国人将开始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 根据自己的价值和需要而开展地区研究, 在国际上从事以自己亲自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9]在这种论调之中, 海外民族志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本存在, 还是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是学科建设努力的目标。但在笔者看来, 海外民族志具体起点是在什么时段, 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如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 探讨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第一： 人类学走向海外是当下中国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的迅速崛起, 以及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 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 中国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 投身到海外广阔的市场之中。这不可避免的需要和异文化交流、碰撞。从法规到政策的不熟悉、不了解, 一方面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乃至影响大国形象。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 了解他者始终是人类学的第一要务, 在笔者看来, 这亦是人类学自身发展, 应用路径一个非常实用的取向。
第二：走向海外的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了解他者的同时, 让他者了解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资本、物流、人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着, 就目前趋势而言, 这种流动速度还有进一步增速的势头。全球化打破了原本的世界格局, 我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变小了, 原来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一个孤立、封闭的调查点已经消失在遥远的“桃花源”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 跨文化、多区域、多点的田野调查, 成为时代推动下的必然产物。更多的学者踏出国门了解、研究异文化也有助于在国际格局日益复杂的今天, 了解我们在全球体系之中所处的位置, 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化上的“他者”, 其实这也是学科发展对人类学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 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我们了解他者的过程, 其实也是对方反观我们的过程。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 既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 也利于我们反思以往在认识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偏见和误解。
第三：人类学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作为学科恢复、发展的必经阶段。如前所述,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在挫折之中艰难成长的, 这是一个曲折和充满反复的过程。在“文革”之后, 1981年中山大学才重新建立了人类学系, 期间经历了接近30年的断层。这中断的30年仅仅是在少数几所高校以民族学的面貌存在, 人类学学者流失严重。这阶段的人类学者更多的是参与到国家的民族识别计划之中, 除此, 由于国门关闭, 使得出国研究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学科重建的初期, 由于受到科研经费等客观因素的限制,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阻碍了中国人类学走出的步伐。但是, 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强盛, 对于教育的重视, 人类学走出国门进行田野研究也就成为可能。所以说, 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实际也是说明中国人类学在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海外研究, 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操作的层面上的到海外去调查研究。从某种程度而言, 全球化的时代, 疆界实际是处于一个不断流动的状态, “海外研究”的意义在这种全球流动之中实际是在一定程度被消解掉的。故而, 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尺度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去海外做研究的范围之内。不仅仅应该走向海外, 也应该关注到在中国的外国人, 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审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事、资源等。以广州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广州大约有三十万的黑人长期逗留, 对于这些黑人群体的研究, 其实已经迫在眉睫, 我们需要厘清其社会组织形式, 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 他们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弄清这些问题, 不仅能够辅助政府做好管理工作, 也对学术界的研究有巨大的贡献。所以, 我们是否应该将人类学的海外研究这一概念提高到知识论或是认识论的层面去理解呢?众所周知, 当下国际学术圈实际就是西方话语的学术圈, 我们使用其语言、遵守其规则, 就算是走出国门进行研究, 仍然是处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下的。所以, 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应该被打造成为一个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体系、认知论体系出发去理解海外。最后, 海外民族志的发展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个增强学术影响力, 也提供了一个世界学界接轨的契机和平台。学术研究所创造的影响力不能只局限于国内, 而应该跨出国门和更广泛的学术圈进行交流。对于海外民族志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推进的, 同时也为国际学术圈注入了新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 国际人类学界的话语一直是被欧美主流学者所垄断, 加之想在国际学术圈发声就必须遵守国际学界的规则, 使用他们的语言———英语, 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类学进入世界的步伐。这也致使有关某一时空下的文化、针对某一文化的讨论话语一直都被西方所把持。所以, 中国人类学者, 走出国门对异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 积极参与到国际问题的讨论之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对中国人类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提高我国学术地位有着重要作用。
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海外基础
正如前述, 我们很难确定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起点, 但如果划定一定的范围, 我们仍然可以从庞杂的研究成果中厘清一条线索。故本文以中山大学的硕、博毕业论文为例, 展示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基础。中大人类学系一直都鼓励学生跨越国别、走出国门进行田野工作。同时, 学校地处祖国“南大门”广州, 毗邻港澳地区, 靠近东南亚, 地理位置优越, 对外交往便利, 学术风气自由, 具备开展海外研究的天然优势。[10]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中大人类学系之所以能够较早开展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工作, 与中大老一辈人类学家的重视和努力以及所积淀下来的中大研究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中大历来重视对于区域文化圈的研究, 从最初的西南地区的研究调查, 到后来华南地区、珠三角流域的研究, 都体现了这一传统。在研究之中, 中大老一辈学人便指出岭南地区和港澳、东南亚地区一衣带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侨乡、桥村以及后来的华侨农场, 更是由于其与海外的密切联系而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些特殊的村落、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海外的镜像, 通过研究这些华侨农场去理解海外, 去考察海外华人、跨国网络对侨乡、华侨农场的人文景观、社会文化乃至生存心态所产生的影响, 并将之带入岭南文化区域等更大的社会范畴, 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变迁, 更是跨国网络的形成和作用, 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由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所形成的跨国网络是如何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乃至政治生活带来影响的。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之中, 中大人类学系也是较早开始教授跨文化比较、全球化、海外华人等课程的学校。在研究传统和日常教学的双重作用下, 学生自己有了研究海外、去海外研究的文化自觉。
从地域上进行划分, 中大人类学系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的香港、澳门等地区。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全面设置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四个分支的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不断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拓展研究领域, 在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宗教/民间信仰、社会性别、都市研究、文化遗产与考古等方面均有涉足。
(一) 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一直以来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头戏, 但是也正是因为人类学者太过重视某一小区域的研究, 而导致研究者成为“村落专家”,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 在人类学研究之中, 抛开了村落日常之中的琐事, 文本还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理论思考和现实意义。所以人类学者应该慢慢走出原本的“小社区”,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 将自己研究的村落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整体之中去考量、审视、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之所以积极开展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在笔者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诸位同仁看来, 人类学研究分为三个层次, 即微观村落研究、中观族群与区域研究和宏观跨文化比较研究。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 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 开展视野更为开阔的族群与区域研究, 是中国人类学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从事区域与族群文化研究的先驱, [10]研究地点主要分布于中国的澳门地区,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以及美国。
早在1997年,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孙九霞便前往澳门进行有关澳门族群与粤澳族群关系的研究, 并完成硕士论文《澳门的族群与粤澳族群关系研究》。该文系统地研究了澳门族群的构成及各族群的客观要素及主观要素, 其中重点分析“土生葡人”这一澳门最有特色的族群, 探索了影响澳门主体族群广东人和主导族群土生葡人之间关系的几个变量:族际通婚、宗教、族群认同;并发现族群间的权力差别是衡量族群关系的一种标志。最后, 以乾务为代表的广府人为例求解粤澳两地族群关系的新内涵。鉴于地缘和血缘的相近, 粤澳两地的族群关系十分密切, 并通过人口迁移、经济交往、文化渊源等方面表现出来。在2005年, 硕士研究生李居宁延续孙九霞的研究道路, 重返澳门展开了对于澳门土生葡人生存状况的研究, 完成论文《漂泊与扎根———澳门回归前后土生葡人族群生存状态研究》。该文重点讨论的是在澳门回归5年之际, 随着政权的易手, 那些曾经作为社会中心的澳门土生葡人, 如何选择和面对新的政治、经济格局, 该文对澳门土生葡人在回归前后所遭遇到的迷惘、困境以及他们应对的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描绘了一幅回归前后土生葡人生存状态的图景。而在澳门回归祖国之际, 硕士研究生杨慧萱通过对澳门华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和岁时习俗、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习俗等方面考察了华人习俗是如何在澳门这个曾经被葡萄牙人殖民四百多年的土地之上保留的。延续着杨慧萱对澳门华人习俗的思考路径, 郑妙思则是从舞醉龙这一习俗出发思考传统民俗是否可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命题。
在2007年, 博士郑月里便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哈吉马天英》, 该文以马天英为历史线索追溯其从外交官到传教士的身份转变, 并从历史的脉络之中透视出从1900~1982中国与马来西亚外交关系的改变, 并以此来反思中国的民族、族群理论。杨俊义则是以在越南的哈尼族为研究对象, 通过男女在家务的分工、宗教信仰、传统的祭祀礼节以及劳动生产等方面研究越南老街最典型的哈尼村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2011年, 李晶博士则是完成了其在日本的田野调查, 并撰写博士论文《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调查》。该文以日本仙台市秋保町马场村为研究对象, 以稻作为切入点, 以家和村为考察为对象, 在家和村理论框架下, 以内发的发展理论为基础, 观察和了解了秋保町马场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探讨了传统的地方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传统力量的作用。该文尽管是一篇村落民族志,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村落以小见大, 透视出稻作文化对整个日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正是在稻作文化 (传统文化) 这种固有文化的牵制力和外力相结合, 才是调适日本社会进程, 改变日本农村社会中的家和村的真正动力。现在日本社会将面临巨大挑战, 传统力量仍将是日本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2016年, 博士童莹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丁香贸易与社会关系———以印尼特尔纳特岛为中心的区域研究》。该文以1998年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改革运动之后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贸易为研究主题, 讨论“国家”与“市场”脉络并置下, 群岛区域内由丁香贸易型塑的阶层解构和社会关系。在这个资本流动的过程中, 华人充当了跨区域贸易的中介商, 是农民、商人、劳工, 乃至是财富拥有者———贵族、精英之间的润滑剂。通过对小岛屿与大世界的社会经济联系在不同时空脉络中的推演过程, 微观上展示了不同族群、身份、阶层群体是如何在贸易中获取资源, 争取有利的族群位置。从宏观的区域社会整理来看, 则可以观察到历史资源与社会关系的整合, 并不断通过扩张的全球化京城, 构筑了新的区域社会文化景观。
(二) 都市研究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自20世纪80年代, 美国学者顾定国将都市人类学引入中国, 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 就积极向他学习有关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与他合作开展田野调查研究, 成为最早接触、从事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人。[10]而都市人类学的全面开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中国人类学逐渐走出传统社区, 从简单社会转型开始了对于复杂的都市社区的研究。在海外民族志的范畴之下, 主要是有关日本的两篇民族志, 一是2007年陈竞完成的《日本的都市社区与公共性》;二是2011年姜娜完成的《日本酒的传承与社会记忆———以京都招德酒厂为中心》。
陈竞的《日本的都市社区与公共性》, 通过对日本城市社区中自发组织起来的市民活动团体的追踪调查和定量定性的研究, 围绕其社区整体建设进程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志愿者团体的形成与构建、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团活动中所体现的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地缘团体的联合和与行政部门的合作、居民社团的运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分析。姜娜的《日本酒的传承与社会记忆———以京都招德酒厂为中心》, 以一个半手工半机械化的日本酒酒厂———招德酒造株式会社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对包括该酒厂在内的日本关西地带的酿酒商、酿酒师、销售商、酒神神社等与酒相关的宗教设施、日本酒组织机构等围绕着日本酒展开的一系列行为的分析, 考察日本酒的社会记忆的建构与传承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日语“职人”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尝试探讨日本文化的精髓所在。
尚文鹏、申玲玲两位博士分别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16及2017年毕业的博士, 她们都选择了在美国波士顿进行田野调查。尚文鹏的博士论文《在家教育———波士顿非主流教育的人类学研究》特点鲜明, 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部分学生海外民族志不一样, 并没有选择海外华人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而是试图跨越华人这一族群, 进入到更加广阔的美国人群体之中, 故她选择了“在家教育”这一研究主题, 通过展现在家教育从生成到实践, 从动机到学习网络建立的过程, 试图揭示在晚期资本主义或第二现代性这一时代背景下, 个体、家庭是如何、为何要从学校教育体制之中抽离出来, 而选择重构的个性化教育, 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社会逻辑。该研究指出, 家庭教育本质是对“自由”精神的回归, 也反映出与国家主义的对抗, 是对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维护。从另外一方面而言, 反映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共同体需求之间的张力, 也寄托了美国中产阶级对于具有“自由”特点的生活品味的向往。申玲玲的博士论文《美国波士顿华人的宗教与社会整合———以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华人基督教教会为例》, 尽管其研究重点是关于华人教会的宗教实践, 但在更大程度上其研究核心问题是华人的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 故将申玲玲博士的论文放置在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之下。该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华人教会如何以基督教信仰为手段凝结来自不同政体、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的移民。该研究指出, 华人内部通过宗教信仰整合了来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华人移民, 使得华人认同超越了政治与文化的分化对立, 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其次, 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流动, 使得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的美国华人移民力量日益增加, 对政治力量的渴求、对话语权的诉求日益增加, 华人教会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与华人力量;再次, 尽管华人在美国难以摆脱少数族裔这一身份, 但也恰好是这一身份, 使得社会资源整合的过程中能够拥有更加强大的向心力。美国华人教会的出现及教会世俗功能的拓展, 也恰好为内心渴望接纳、融入的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尽可能契合美国主流社会运作规则的平台, 迎合了华人的内在需求。
(三) 宗教/民间信仰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之一, 长期以来都是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阵地。人类学所关注的是广义的宗教, 它既有可能是有正规教义和组织形式的制度性宗教, 也有可能是松散的民间组织, 它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信仰形式。同时, 由于宗教与社会控制、社会组织、象征体系、群体认同、社会关系网络、认知及心理认知模式密切相关, 因此宗教研究成为探讨象征符号、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的建构原理, 把握人类精神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有效工具。[11]也正是因为如此, 关于宗教的研究也是中大人类学系的学生最为热衷选择的题目之一。这些论文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澳门地区, 越南、马来西亚, 这对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周边国家、地区的社会运行逻辑、组织形式和文化多样性有深刻的意义。这其中包括了2008年霍志钊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单一”到“多元混融”———澳门土生葡人宗教信仰变迁趋势研究》;2011年吴云霞完成的博士论文《文化传承的隐形力量———越南的妇女生活与女神信仰》;2012年许嘉茵完成的硕士论文《巴哈伊的养成:澳门巴哈伊教的慈善理念与实践研究》;2017年马海龙完成的博士论文《宗教、族群与移民适应:马来西亚的中国穆斯林研究》。
霍志钊的《从“单一”到“多元混融”———澳门土生葡人宗教信仰变迁趋势研究》以澳门土生葡人为研究对象, 关注这个主要由葡人与华人组合体形成的特殊族群, 具有有别于葡人亦有别于华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事方式, 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土生文化。而在土生文化中, 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是甄别他们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正是着眼于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 探索当前土生葡人的信仰变迁趋势, 并进一步探究造成土生葡人宗教信仰的变迁背后的动力学因素, 借此揭示整个土生族群在澳门的未来前景。吴云霞的《文化传承的隐形力量———越南的妇女生活与女神信仰》则关注的是越南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中存在着数目众多的女性神灵, 在田野调查之中作者发现在越南神灵体系之中女性神灵往往具有更高的地位, 而且在民众心中, 女神的灵力较之于男神更高。作者试图通过宗教的视角去透视越南的现实社会, 通过对于宗教现象内在文化逻辑的解读, 去审视越南现实社会之中的家庭、经济、教育等问题。许嘉茵的硕士论文《巴哈伊的养成:澳门巴哈伊教的慈善理念与实践研究》则关注一个形成于19世纪, 但却是世界上扩张速度最快的宗教———巴哈伊教。该文通过对澳门巴哈伊教的发展、活动以及其慈善服务行为, 希望能探讨, 在巴哈伊教华人社区总部的澳门, 巴哈伊教作为一个典型的新兴世界性宗教, 为什么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 又是如何在澳门这样一个国际化都市里面开始它的慈善行为?在其中, 宗教理念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 如何从慈善活动中表现出来, 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宗教慈善的实践方式。马海龙博士的论文《宗教、族群与移民适应:马来西亚的中国穆斯林研究》基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考察了一群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迁移到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移民群体如何基于马来西亚的族群构成及政治经济背景, 协商、构建并利用其“中国穆斯林”族群身份认同, 来发展商业、建立社区与社团组织、开展族际互动、选择与传播学校教育, 并通过积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从而适应马来西亚社会的过程。该研究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宗教与族群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海外穆斯林生活图景;并揭示出宗教身份、华人身份如何影响了跨国移民群体的适应, 中国人与穆斯林的双重身份又是如何帮助他们构建与马来人、华人、中国家乡的社会网络与跨过网络, 并促进了家乡与马来西亚的商业发展。
(四) 文化遗产与考古
中山大学人类学最大的特色之一, 便是其沿袭美国人类学框架, 将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综合纳入人类学系的范畴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特色, 中山大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之中, 除却狭义的人类学作品, 还有考古以及文化遗产方面的作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同样始于20世纪, 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香港及澳门地区。早在1989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便在商志馥的带领下, 主持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工作。1994年, 考古专业学生丁家奎在导师商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环珠江口沙丘遗址研究———从香港、澳门、深圳、珠海沙丘遗址看人类对环境的适应》, 而在接下来的几年, 考古学持续对港澳地区投入研究力量, 并完成了一系列的学位论文, 其中有吴伟鸿的《香港考古发展史的论述与研究》 (1996) ;肖华的《香港、澳门地区出土饰浅论》 (2000) ;易西兵《香港新石器时代居址形态的初步研究》 (2001) ;赵月红《澳门路环岛史前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2008) 。需要说明的是, 在期间,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人一直在香港、澳门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 可以说, 以上这些学位论文是基于考古挖掘工作之上撰写的。在这14年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之中, 从考古的角度对香港、澳门历史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梳理, 而商先生的《香港考古论集》更是香港考古阶段性总结的重要着作。除了对于考古挖掘的重视, 也注重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 在2010年, 岑炽湘完成了其硕士论文《申遗四年后———澳门文化遗产问题再思考》, 该文梳理了“澳门历史城区”申遗的过程, 以申遗成功至今澳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推广教育、应用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不同的层面综合讨论澳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在保护、管理、应用和推广所面临的问题, 从而探究当中的原因、思考分析解决方法及设计执行的步骤。
四、结语
总之, 走向海外是当下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可以看到, 从人类学的源头来看, 人类学有海外研究的传统, 从马林诺斯基“科学民族志”时代以降至今, 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从未停止。从当下中国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形势而言, 中国人类学有迫切走向海外的需求, 这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必然, 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必由之路, 从“全球化”到“一带一路”, 实际都是一个双向了解, 互通有无、互相了解的过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美与共也只有建立在互相的了解基础之上才有其可能。而从中国当下人类学发展轨迹来看, 中国人类学亦有海外研究的基础。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自复办以来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海外研究为例, 不难发现其选题广泛, 涉及人类学的各分支领域;覆盖的空间辽阔, 从中国港澳延伸到了东南亚诸国、远东日本地区以及大洋彼岸的欧美国家。这些研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力求突破和创新, 已经逐渐形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注重田野的学术传统, 这为复兴之中的中国人类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上述的介绍, 我们不难看出, 中山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便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 开展了海外民族志的实践, 尽管在二十多年的实践历程之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 但是我们仍然可喜地看到, 中山大学人类学的研究地域已经从中国港澳地区慢慢拓展到了东南亚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在研究主题方面同样也从原本的一个个单一、不相关的研究, 慢慢有了对于某一话题展开研究的趋势。这些现象都充分显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人类学海外研究工作之中所作出的努力。
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 也许是一个信号, 可以预见, 关于世界的一级学科会越来越多。目前, 新建立的一级学科“世界史”, 虽然部分满足了中国向海外辐射的需求, 但无法取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当下研究以及整体性分析。长期以来, 人类学学科地位的不确定, 制约了人类学的发展。也许, 走向海外为人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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