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综合测评分析

　　摘    要：　从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环境状况、政府扶持力度3个方面构建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2012—2016年中国285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进行综合评价, 并运用自然断裂点法和Moran’s I指数法对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群地区, 以及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欠发达地区, 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从东向西绿色发展绩效逐渐降低的特征。Moran’s I指数测算结果表明, 中国区域的绿色发展绩效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集聚效应。根据对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的绩效测度分析, 提出了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推进区域绿色联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绿色发展绩效; 中国区域; 主成分分析; Moran’s I指数;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evaluationindex system for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gree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efforts. It adopts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pproach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2016, and usesthe natural fracture point method and Moran's I index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ons with high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o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ities inthe Bohai Bay area, Shandong Peninsul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with bet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generally shows the gradual decrease in th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The Moran's I index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s in China shows clear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formulate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green regional linkages.

　　Keyword：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China reg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oran's I Index;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来, 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十八大又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政策要求, 把绿色发展放在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十九大之后, “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的绿色理念被推上了新的高度, 2018年初召开的两会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宪法, 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此, 对中国区域进行绿色发展的绩效测度, 可以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把控, 对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绿色问题, 在绿色发展的内涵和机理方面, 国外学者普遍从资源的有限性、环境问题以及绿色经济增长等角度进行研究,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1]“循环经济”“绿色经济”[2]“绿色增长”等相关的概念。国内学者在研究绿色发展内涵的时候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胡鞍钢早先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绿色发展就是社会、经济、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3];齐建国等认为绿色发展的基础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 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4]。目前, 虽然国内外以及各界学者对绿色发展的内涵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但本质上都是从保护资源环境出发, 强调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 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 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的损耗。

　　在绿色发展的核算指标体系的构建中, 绿色指数、绿色增长监测指标体系、绿色增长监测指标体系、生态效率指标体系、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绿色城市指数 (GCI) 等的构建体现了国外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逐步完善并加以运用的过程[5]。2011年, 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联合提出了国内第一套绿色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 体系分为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大类一级指标。2013年李晓西等提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 他的指标体系分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两个层次[6]。

　　在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方法上, 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计量模型、PET模型和L-V模型等, 在投入和产出的指标设置上进行多样化的考虑[7]。此外还引入了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等方法[8]。熵权法的优点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权重, 再通过赋予不同指标以不同的权重来使结果更为合理, 但缺点是如何确定每一部分的权重往往权威性受到挑战。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 后续学者在运用熵权法来进行测度时, 就较为重视权重的确定问题, 通过不断的改良使之更具有权威性, 如主客观组合赋权法、德尔菲法等。灰色关联度法也较多地被运用, 并可与其他方法如熵权法组合使用。还有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 可以通过提取主因子的方法达到降维的目的, 且常用于与其他方法组合使用。

　　1、 模型与方法

　　绿色发展是经济、环境、政治和人文4个方面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从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环境状况以及政府扶持力度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并将人文环境因素计入绿色环境状况。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对2012—2016年中国285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情况进行测度及分析, 运用自然断裂点法进行聚类, 分析空间差异性和时空演化规律, 并运用Moran’s I指数来对中国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1.1、 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绿色发展绩效测度。第一步, 确定评价的指标体系, 选取可评价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相关指标, 指标间应具有较小的相关性。第二步, 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 利用matlab软件分别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是对绿色发展绩效发挥积极影响的指标。第三步, 对变量间相关关系进行检验, 特征根和累计贡献率等指标。第四步, 进一步确定确定主因子个数, 根据第三步中特征根和累计贡献率的计算结果, 本文通过累计贡献率达到80%的方式确定主因子个数。最后计算得分, 运用SPSS软件的计算得分功能, 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的综合得分。

　　其次, 运用空间全局自相关来分析中国区域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情况的空间相关性。全局自相关主要是用来探索某一属性值在整个区域内的空间分布状况, 最常用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为Moran’s I指数, I的取值介于[-1, 1]之间, I>0且接近1为空间正相关, 即存在空间集聚;I<0且接近-1为空间负相关, 表明空间事物是分散的;I=0表示空间呈随机分布。

　　1.2、 构建指标体系

　　研究从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环境状况、社会绿化程度3个方面, 设置了6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 构建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见表1) 。

　　表1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1.3、 数据来源

　　***总书记五大发展理念于2015年被首次提出, 因此我们将研究区间定为2012—2016年, 来考察中国区域在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前后两年内, 绿色发展绩效的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为2013—2017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全国31个省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局官网以及各部门相关网站上公示的数据, 对缺失的个别数据采取分析计算和插值法等方法进行补足。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得性和实践的连续性, 去掉了三沙市、海东市、儋州市、日喀则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城市, 最终选取了全国285个地区为研究对象。

　　2、 中国绿色发展绩效综合测度结果及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逐年对选取的指标和收集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价, 从而得出全国285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的综合评分。其中, 2016年排名前30的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情况

　　对5年来中国地级市绿色发展绩效情况进行分析可知, 深圳市、广州市、无锡市、杭州市、天津市、青岛市等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较高且5年来排名波动较小, 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生态环境良好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 (见表3) 。

　　表3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5年来排名前30城市分布情况

　　对5年来排名前30名且出现次数两次及以上的城市进行整理分析, 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以及中部地区, 其中以山东省、江苏省和广东省3个省份的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最高。

　　绿色经济发展方面, 排名靠前且排名波动较小的杭州市、宁波市、无锡市、深圳市等城市都属于经济较为发达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城市, 这为城市的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而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 由创新驱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循环发展, 从而推动了经济的绿色发展, 由此带来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提高。

　　从绿色人居环境方面来看, 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等地区代表性较为明显, 这些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使得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如绿地覆盖率和人口密度对衡量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有一定的权重, 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地域辽阔, 在人口密度、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方面较为突出, 因此在绿色发展绩效测度里排名较为靠前。

　　从社会绿化程度方面进行分析, 大部分城市愈加重视对绿色发展的建设。现阶段,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其对绿色发展的建设能力就越强, 对科教和环保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就越大, 因此社会绿化度相对就越大, 从而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天津市等经济的中心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在全国位于前列。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 其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着重放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之上, 对于绿色发展的扶持力度相对较小, 而环境治理方面又不突出, 因此, 这些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相对较差, 如陇南市、定西市、忻州市等偏远且经济较不发达的小城市。

　　对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情况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运用自然断裂点法对2012—2016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情况在地区上的分布进行了直观显示。结果表明, 中国区域的绿色发展绩效呈现从东向西逐渐减小的地域差异趋势, 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以及川渝地区;而绿色发展绩效相对较差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和甘肃省、陕西省的部分地区。对2012年、2014年、2016年的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地域上的呈现结果进行分析得知, 绿色发展绩效区域间的差异在逐年减小。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以及川渝地区。首先, 这些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理优势和自然环境优势;其次, 产业结构优良, 经济较为发达, 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大, 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再次,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绿色建设的投资力度也较大。而绿色发展绩效相对较差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和甘肃省、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一方面由于自然环境绿色化水平较差, 如甘肃和陕西地区;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工业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 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不够, 不能快速有效的改善环境状况, 从而绿色发展绩效在全国处于较差的水平。中国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从东到西逐渐降低的特征。

　　对比2012年和2016年中国城市间绿色发展的情况可以发现, 2012年, 中国城市间的绿色发展绩效差异较大。如深圳市、无锡市、杭州市等城市自身经济基础良好、产业结构优良、企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水平的重视度较高, 因此, 2012年的绿色发展绩效较高;而其他地区存在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度较弱, 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不高, 产业结构偏重第一、第二产业等问题, 因此绿色发展绩效较低。2013年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 ***总书记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大力推进。2015年1月,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陆续出台, 各地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力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含“绿色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 各地区更加重视自身的绿色发展绩效, 各地区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在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和绿色化程度, 将绿色发展的相关指标加入业绩考核之中。因此, 对2016年的全国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绩效进行综合测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2016年全国各地级市的绿色整体发展水平都有较大的提升, 城市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较为明显的是原来绿色发展绩效较为突出的地区, 它们的绿色发展绩效所呈现出的优势有所减小, 而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原来毗邻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地区的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得到较大的提升, 由此可进一步推测, 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可能存在一定的集聚效应。

　　进一步对2012—2016年每一年的绿色发展绩效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2年、2014年及2016年的Moran’s I指数如表4所示。

　　表4 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 I指数测算结果

　　运用空间探索分析法 (ESDA) 中的全局莫兰相关 (Global Moran’s I) 对中国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绩效测度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 以此来测量中国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绩效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具有一定的区域效应, 即绿色发展绩效较高或较低的地区是否在空间上集聚或地理上相邻。根据对中国各地级市绿色发展绩效测度的Moran’s I指数测算结果, 2012年、2014年、2016年这3年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144 713、0.139 683和0.157 042, 均大于0, 因此, 中国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绩效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集聚效应。也就是说, 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地区在空间上呈“优势”集聚, 而绿色发展绩效较低的地区在空间上呈“劣势”集聚。由于经济技术的进步可以提升绿色发展绩效, 而技术、创新、知识等在空间上往往呈现一种“空间溢出”效应, 如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经济较为发达且技术创新力度大, 其绿色发展绩效也较高, 而与之相邻的地区及城市受“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其提高自身绿色发展绩效的技术得到了提升, 这在地图上呈现一种向外毗邻扩散的现象。因此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某城市或城市群周边的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也相对较高, 但随距离递减, 这说明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环境状况、政府扶持力度3个方面出发构建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共选取了17个指标对中国区域285个地区进行测度分析, 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 以及经济不发达但生态保护良好的地区, 总体上呈现从东向西绿色发展绩效逐渐降低的特征。从2012—2016年绿色发展绩效测度的地区分布分析中可知, 随着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加大, 经济较为发达但绿色发展绩效不高的城市更加重视自身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的绿色化, 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环境治理达标率, 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因此, 绿色发展绩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与绿色发展绩效领先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而中国的绿色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集聚效应, 即绿色发展绩效高的城市与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城市相邻, 绿色发展绩效低的城市与绿色发展绩效较低的城市相邻, 总体而言, 中国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一种逐年向好且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绿色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由于各地区绿色发展绩效分布具有差异性, 因此, 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提高绿色发展绩效的绿色方案。工业化较为发达的城市同时会存在工业废气等排放量多的问题, 对这一类的城市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实现绿色生产, 从根源上减少污染的排放;二是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 引导城市企业向绿色创新方向发展。对经济发达的城市要采取提高生活垃圾治理达标率, 提升绿色人居环境水平等措施;对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 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 进一步加大对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绿色发展。同时, 由于各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集聚效应, 这一效应可以用于促进各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的全面提升。因此, 政府要推动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建立跨区域绿色发展联动机制, 引导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区域将技术创新等经验流向绿色发展绩效低的区域, 推进中国整体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德内拉·梅多斯, 乔根·兰德斯, 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M].李宝恒,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2] PEARCE, et al.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a Report[M].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1989.
　　[3] 胡鞍钢.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N].中国环境报, 2004-10-28.
　　[4]齐建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人类呼唤提升生命力的第四次技术革命[J].经济纵横, 2013 (1) :30-33.
　　[5] CUTTER S, BORUFF B J, SHIRLEY W L.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J]. Hazards, Vulner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2006:115-132.
　　[6]李晓西, 刘一萌, 宋涛.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6) :21-24.
　　[7] SARIB U R, EWINGC B. Energy. Consumption, Income,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2:97-105.
　　[8]张攀攀.基于熵权灰色关联分析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特区经济, 2015 (12) :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