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领导传播面临的挑战与能力构建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对内面临脱贫攻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繁重任务，对外要加强国际合作，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沟通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要加强领导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党和国家传播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领导传播能力; 媒体素养; 危机沟通; 领导特质;

　　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说到“领导”就会想到“上司”或某个具体的领导人。但完整意义上的领导（Leadership）不仅指一个人，更指一个集体、一个系统及其领导能力。着名领导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认为,“领导（Leadership）就是领导者带领追随者（Followers）和广大民众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和艺术”1。领导就是由领导机关、领导者、广大干部、人民群众、领导环境、领导文化及领导制度等要素组成一个复杂系统。

　　一、新时代中国领导传播面临挑战

　　领导与传播密不可分，二者互为一体。传播是传达领导意志，传递领导信息的方法，也是实现领导行为和领导目标的途径，有效的领导得益于有效的传播。没有传播，领导就失去了意义；没有好的传播，领导就会黯然失色。

　　（一）新时代的领导传播

　　领导传播学家黛博拉·巴内特认为，传播是意义（Meaning）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许多人之间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方式的传递。传统意义上，这种传播模式被称为“修辞情境”，主要是指传播者、信息和受众之间的“三角关系”。实际上，传播就是在具体环境和场景下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发生联系并产生意义的过程。着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认为，传播在本质上是信息传递者与接收者寻找共识并达成共识的过程。现实中的传播则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符号以及环境条件等的不同而更加复杂。

　　领导传播（Leadership Communication）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领导传播是一种有控制有目标的意义传递，领导者利用他们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资源去影响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或一个社区，与受众建立联系，以克服干扰，创造并传递一种指引、带领和激励他人采取行动的信息。2广义的领导传播泛指任何具有领导行为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者与管理者对下属或其他的组织、个人或群体施加影响，建立有效联系，进行沟通交流，寻找并达成共识，以提高领导效能，实现领导目标的过程和艺术。主要包括各类领导机构的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和领导干部的个人传播（Individual Communication）两大领域。新时代我国的领导传播包括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企业、事业单位、军队、社会团体等具有领导行为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干部的组织传播和个人传播。

　　（二）领导传播面临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尤其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引起的外部震动和不适，我国已有的领导传播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党和国家领导和发展的形势要求，正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亟待改革创新和完善。
 

 

　　第一，传播理念需要更新。领导传播不单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发号施令，还要广泛倾听民意和专家意见，注重双向和多向度的沟通交流，建立和完善各个领域的智库，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进行领导、管理和传播，以实现领导者与领导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良性互动以及共同发展。

　　第二，传播系统不完善。领导传播是由领导传播主体、对象、内容、领域、渠道、方法、模式、结构、文化、制度及效果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如果传播要素不全，传播系统不完善，领导与治理结构就不合理，领导传播就不科学，领导效能就不高，最后的领导效果可想而知。

　　第三，传播模式不科学。领导传播模式是指各类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的信息流动模式、权力运行模式和领导决策模式。目前，我国的领导传播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和权力运行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和权力监督。许多重大或重要的领导决策未能严格遵守中央规定的决策程序，领导决策中缺少应有的民意表达和智库咨询，决策之前调查研究和论证不足，领导效果不理想。

　　第四，传播文化不开放。领导传播文化是指领导传播关系各方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理念、文化氛围、社会风气、传播开放度与自由度等。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先进的传播文化，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积极开放的文化环境，以保证领导传播的时代性与先进性。如果我们只用旧的单向度的宣传思维和内部宣传习惯来指导新时代的领导传播，无法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我们的传播就难以与时俱进，就会因为缺少对新时代受众的细分而产生种种误解，甚至引发严重的沟通后果。当前的中美对立和中西方不和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第五，传播制度不健全。传播制度是指有关领导传播的法律规章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领导传播制度建设有了很大进步，尤其在政务公开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方面成绩突出。但是，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仍然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例如，领导机关组织传播中的民意表达、智库咨询仍然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定。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不愿说、不敢说和不会说等问题，社会承受能力较差，缺乏应有的文化宽容以及保护传播者权益的法律制度。

　　第六，传播能力跟不上。受数千年“敏于行，讷于言”和“酒香不怕巷子深”等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普遍内敛含蓄，不善于表达自己，也不善于传播自己单位、地区和国家。在西方控制全球话语的上百年间，中国一直是西方舆论和信息输出的被动接受者，中国的形象是被西方媒体“塑造”出来并带有严重误解和偏见的不真实的形象，有些甚至是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了的“形象”。近年来，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美国和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误解偏见、歪曲污蔑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此背景下，我们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组织传播能力与个体传播能力都亟待提高。新时代要采取得力措施，努力提高我国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情商与人际沟通能力，尤其是面向大众和面向世界的语言表达能力、非语言表达能力、危机沟通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能够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避免外界的误解猜忌，为我国的建设和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软实力”保障。

　　二、新时代中国领导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信息时代，说比不说好，早说比晚说好，自己说比别人说好”。随着传播技术发展和社会开放进步，领导与传播的关联日益紧密，二者的融合程度更高，提高领导传播能力已成当务之急。

　　（一）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

　　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把媒体素养定义为“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信息时所表现出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及思辨反应能力”。概括地说，媒体素养是公民具有的接触、选择、分析、评判媒体信息的能力；对媒体所处社会环境及条件的理解能力；对媒体信息的制造、生产与传播过程的认知能力；使用媒体为个人生活及社会服务等的能力。

　　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具体包括领导者对自己所处政治及社会环境的判断力、信息敏感度、对事物（事件）的甄别力；个人媒体使用习惯及其信息获取能力；学习借鉴媒体所传播信息的能力；运用媒体进行领导传播的能力；新媒体意识与融媒体传播能力；媒体素养的大众教育与普及程度等。具备了以上这些媒体素养，不仅能及时了解主流媒体的情况，准确判断形势和环境，有效监测舆情，能迅速做出反应，还可通过媒体学习必要的知识和经验，了解上级精神和各地领导实践，体察民情，进行科学的议程设置，做好本单位及个人的领导传播。

　　（二）领导干部的情商与人际沟通能力

　　情商通常是指情绪商数（Emotional Quotient），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意志、耐受力等方面的品质，是近年来心理学家提出的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包括了解自身情绪、管理好情绪、进行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当今社会情商日益重要，已成为领导者与管理者不可或缺的能力素质。由于领导干部身份和作用的特殊性，群众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情商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情商从本质上看不属于技术范畴，不能被误认为仅仅是一种技能和技巧。情商是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能力，属于价值范畴，真正的情商来源于自己的精神价值和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与责任及其有效表达的能力。只要一个领导干部对人民和社会心中有爱，发自肺腑，心中无私，敢于担当，他就会在与干部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在领导与传播实践中自然流露。

　　领导干部不同于一般人。他们肩负着领导和管理的使命与责任，具有影响和改变多人及社会的能力。因此，领导干部需要具备更高的情商和更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能克服内向性格及沟通障碍，带着对人民的大爱与责任，拿出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走进人民群众，坦率真诚地沟通交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接受智库咨询，成为受欢迎的领导者与管理者。

　　（三）领导干部的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表达（Verbal Communication）是指领导干部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和传播环境，发表讲话，演讲致辞，开会作报告，接受媒体采访，讲课，参加发布会，进行会见会谈等各种使用语言的领导传播活动。

　　语言表达是一门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语言表达有效性的四个原则”，即表达的可领会性(Understandable)、内容的真实性(Authentic)、言语的正当性(just)和传播的有效性(Effective)。为了保证语言表达的有效性，建议领导干部在传播中使用“橄榄型”三层信息结构：第一是概念层，用10%～20%权重阐述概念和基本观点，列出主要问题。第二是内容层，用60%～70%权重对概念和观点进行阐释，对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说明，用足够多的事例、故事和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第三是结论层，用10%～20%左右的权重总结观点，得出结论，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由于受传统“八股文”和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党八股”风气的双重影响，我国领导干部的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缺乏逻辑。无论长短的讲话，没有清晰的逻辑思路和框架，不能列出几个明确的观点或者问题。第二，普遍冗长。开头就是一大堆客套话与废话，“穿靴戴帽”太多，洋洋洒洒，无限漫谈，不知所终。第三，概念太多。讲话中不断重复大家熟悉的概念，缺少新颖有深度的思想观点，更缺乏支撑观点的案例或数据，无用或无效语言太多。第四，缺少事例。只讲概念，不讲故事，不会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难以打动人。第五，举措不足。讲话一味地陈述和表态，缺少认识问题的深度，更缺乏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和举措，泛泛而谈，空洞无物，整个讲话缺乏新意。如果能克服以上五点，我国领导干部的语言表达水平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领导干部的非语言表达能力

　　非语言表达（Non-verbal Communication）是指除语言之外其他符号和意义的表达，包括眼神、表情、动作、姿势（体态语言）、语音、语调、服饰、颜色、气味等广义符号的传播。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认为，非语言传播是一套精致的代码，未见诸文字，无人通晓，但人人都能意会。非语言符号以三种方式进入人类传播：第一，它所承载的信息不需要任何语言表达。第二，非语言符号能加强或拓展语言表达的信息。第三，语言和非语言渠道传播的信号表面上不协调，但其意义可能一致，例如滑稽表演等。3

　　20世纪60年代，加州大学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根据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传播效果公式”：一次传播效果中有声语言的重要性仅占7%，语音语调的重要性占38%，体态语言的重要性占55%。该公式表明，在传播沟通中语言的重要性仅占一小部分，而非语言传播却占93%的权重。由此可见，传播不仅仅是说话，而是一门综合表达艺术。

　　非语言传播是领导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现领导者的价值观念、态度、情感与魅力，还会增加传播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能够给人一种开放、自信、舒适的美感，是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非语言表达既属于价值范畴，需要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才能有效表达；同时也属于技术范畴，需要传播表达的艺术和长期的实践锻炼才能驾轻就熟，运用自如。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等原因，西方人在非语言传播能力上总体优于东方人。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总体表现得内敛、含蓄和低调，能够娴熟运用非语言表达的人不多，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严肃、拘谨、刻板，不够开朗和自信，也缺乏让人舒适的美感。非语言的表达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传播，尤其是对外传播中需要特别注意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五）领导干部的危机沟通能力

　　危机沟通是指在各种突发紧急状态下的传播与沟通，在我国主要指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是领导传播的重要内容。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按照以下三个阶段进行传播：第一，甄别事件，了解情况，迅速做出价值表态。即便是不了解详细情况，也应该对所发生的事件如何重视负责以及处置等表明态度和观点。第二，采取得力措施整改，尽快扭转危局。表态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置，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整改，这是危机传播的关键之一。第三，在妥善处置并充分报道后，集中精力传播正面信息，努力修复形象。这样，既公开了信息，也引导了舆论。突发事件的传播要注意“时、度、效”原则，做到及时、恰当、有效地传播。

　　突发事件传播有七个步骤：第一，迅速反应并及时报道。适应新媒体的传播环境和要求，迅速传播，引导舆论。第二，全力以赴救人，以抢救生命为优先选项。第三，重点做好危机管控，控制局势，把影响降到最低，防止次生危机发生。第四，调查问责。在调查清楚的基础上处理有明确责任的单位以及个人，给公众和社会一个交代。第五，进行相关领域的防范。对于突发事件相关领域采取连锁管控措施。例如，一个工地出问题，其他工地需要警示和整顿；一个领域出问题，相关的领域也要排查整顿。第六，做好善后及后续保障。如果已经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就积极面对，协商保险公司赔付，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第七，公众教育和反思。就此事认真反思，总结教训，以防后患。

　　如果能按照以上三个阶段和七个步骤进行具体操作，一般的突发公共事件都能够得到有效处置和控制，危机沟通也会做得比较到位。这样，舆论就会得到有效引导，危机最终便可控制化解。如果善于传播，还会“转危为机”。

　　（六）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是一种跨国界的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范畴。由于中外，尤其是中西方文化诞生环境、文化基因、历史经验、文化特点与性格不同，双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较大，中西方之间缺乏“共同经验范围”和共识。再加上中西方之间长期以来缺乏有效沟通，在许多领域缺少思想与价值共识，双方难以产生情感与价值共鸣，很容易发生误解、误判和矛盾冲突。这就给新时代中国的领导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带来了严峻挑战。

　　今后，中国在国际传播时要首先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注意对方的文化禁忌和文化敏感区域。在传播之前要认真研究传播对象，知己知彼，具备“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以确立传播定位，整合传播资源，做好议程设置，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即简单明了、逻辑清晰、大众语言、多举例子、多用数据、多讲故事，进行精准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时代，在西方媒体和西方话语已经影响并统治世界数百年、许多西方词汇概念已经约定俗成，甚至成为“公理”的环境下，要进行国际传播绝非易事。我们要改变传统思维习惯，摆脱革命年代政治宣传的路径依赖，与时俱进，了解对方，转换话语，构建新时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与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编码，有的放矢，精准传播，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三、抓住传播的本质，做好新时代的领导传播

　　着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指出：“传播是人们做的某种事情，传播本身没有生命，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唯有人们在传播关系中注入其中的信息。信息本身没有意义，唯有人们注入其中的意义。我们研究传播其实就是在研究人，在研究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怎样接受影响，怎样提供信息和接收信息，怎样传播知识并接受知识，怎样愉悦别人和被愉悦。要了解人类传播，就要了解人与人是如何建立联系的。”

　　传播在本质上是双方增进了解和共识，增强互信，加深感情的过程，以便在信任的基础上合作共赢。人类传播的本质就是协调和处理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导传播实际上就是在协调和处理领导机构之间、领导者之间、领导机构和领导者与领导对象、广大群众、不同的组织、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领导传播的宗旨是增进领导者与领导对象之间的认知和理解，增进感情，改善干群关系，增强领导者的公信力，以便发动群众，实现领导目标,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但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开展领导传播已成为当务之急。新的时代，我们要变革传播理念，开放传播文化，丰富传播内涵，改进传播模式，提高传播能力，完善传播制度，用更加开放、积极、科学、有效的传播协调和改善国内外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树立中国新型大国形象，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

　　注释

　　1[1]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导论[M].常健,孙海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2]BARRETT D.Leadership Communication[M].4th ed.New York:Mc Graw-Hill,2014.
　　3[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