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社会心理咨询态度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社会心理咨询态度的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及是否接受心理咨询经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心理咨询态度得分与不同文化背景（b=0.12,P=0.01）及是否接受过心理咨询（b=0.09,P<0.001）呈正相关。见表7.
3讨论
3.1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态度分析
本研究数据显示，广州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态度不积极，接纳度较低。由于目前国内这方面相关研究较少，缺少常模，因此，本研究只能进行内部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态度总分及社会成见容忍性、机构信任性、人际开放性维度得分低于样本均值。
得出上述研究结论的主要原因包括：（1）我国心理咨询发展比较晚，当前获取知识渠道有限，社会宣传不够普及[6-7],导致民众对心理咨询的认知程度有限，认识存在误区。（2）与我国民众的性格有关。中国人的传统性格比较隐忍，习惯把事情压抑在内心，这种性格特点影响民众的对外开放性[8].有研究显示，95.0%以上的城市居民认为在遇到心理困惑时会依次选择朋友、亲戚、父母，最后才是心理咨询师[9].（3）与社会心理咨询从业者的素质及民众对其的信任度有关。有学者研究发现，大部分民众对心理咨询服务抱着怀疑的态度，如认为有心理问题却不接受心理咨询的原因中，有18.0%的人认为此领域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不值得信任；在来访者中，有55.6%的人对咨询师说的话有所保留，其不讲真话的原因有44.4%的人认为咨询师不值得信任；对咨询师的指导，有66.7%的人会打折扣执行[2,6].
3.2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需求分析
温培源等[10]认为，在中国有1.9亿人一生中至少需要接受一次心理咨询。但本研究显示，44.4%的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需求程度低于均值。
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需求内容的前三位是物质滥用及上瘾、自我认识和人际交往。这可能是因为长期物质滥用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与经济稳定而受人们重视。此外，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发展和人际合作，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要一部分，人们都希望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避免认知偏差，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拥有和谐人际关系[11].
在不确定是否需要寻求社会心理咨询的前三位是精神分裂、恋爱婚姻和亲子关系，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有研究显示，近些年来访者咨询以严重心理问题为主[12].对于恋爱婚姻、亲子问题大多数人选择不确定，可能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好面子”性格有关，受“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束缚，觉得这些事情不该拿到家人之外讨论[7];同时国人家庭观念比较重，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生活质量和家庭氛围，又急切地想要去解决，在这种矛盾的想法下求助心理咨询就变得摇摆不定。
3.3收入、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专业心理咨询与社会心理咨询态度和需求的关系
不同收入水平的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需求总得分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有研究显示，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数量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城市越发达，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越多，反之，则越少[2].心理咨询机构的发展水平与教育水平（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高度相关。王凯等[13]研究显示，只有42.1%的居民能够接受收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半数以上的居民期望得到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说明高收入民众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了满足，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去关注心理健康，支付精神健康的费用。
不同婚姻状况的民众其需求得分从低到高排列是已婚和未婚。这可能与心理咨询的特点是专业教育和资格标准有关[4],因为已婚家庭有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在遇到问题时有更多的求助途径；同时也可能与已婚或婚姻美满的民众在生活或工作上比较成功，心身发展较成熟有关，所以对于未婚和离婚民众更需要获得社会心理咨询的帮助，需求度更高。
文化程度高的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接纳程度上均高于低文化程度者。江佩等[2]研究显示，文化层次越高，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越强，改变的动机强，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改变自我、完善自我。
接受过社会心理咨询的民众可能因较了解心理咨询的相关知识及服务流程，对咨询机构的信任度较高，能以较开放的态度面对自己的问题，进而对社会心理咨询有较高的需求度。有研究者专门对已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社区所取得的成效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居民在 接 受 服 务 后 心 理 健 康 程 度 均 有 了 较 明 显 的 提升[14],其中44.4%的人认为心理咨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说明社会心理咨询在改善民众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上有一定的效果，而这一结果会进一步促进民众对社会心理咨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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